朱江丽

摘要

通过构建城市产业-人口-空间发展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函数，计算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综合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整体水平以及耦合协调发展的时序特征和空间特征。从时序上看，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发展水平总体上在波动中演进，演进过程大致分为以产业为主导、以空间为主导到产业、空间与人口系统发展失调等三个阶段。从空间上看，长三角城市群由以上海为中心的空间格局逐步演进成为以上海为轴心，南京和杭州为两翼的高水平协调发展三角区域，但是由于空间发展过速，三角区域内高水平协调发展城市普遍存在产业与空间协调发展程度滞后的特征，而外围城市主要暴露出人口与空间协调发展程度滞后的问题。因此应该坚定以人为本的目标，促进产业集约高效发展，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推动城市人口、产业与空间协调发展。

关键词产业发展；人口发展；空间发展；耦合协调

中图分类号 F2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2-0075-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2010

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和战略支撑点，也是中国参与国际市场和国际竞争最前沿的板块。但是长期以来，在传统城镇化盲目求大求全的“摊大饼式”发展模式下，长三角城市群表现出城市产业、人口与空间增长规模与速度的失衡，严重妨害了经济效率，同时也造成了资源浪费。为了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这些问题，中央政府提出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的要求；那么，对于长三角城市群而言，发展新型城镇化的首要前提是明确城市产业、人口与空间的发展水平及其协调关系，通过量化问题以达到对症下药、解决问题的目标。

目前国内已有大量文献单纯从产业、人口或者空间角度对中国经济发展形势的分析，分别从产业结构失衡[1]，人口红利衰减[2]，空间土地利用失衡[3]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也有将产业、人口与空间两两结合，比如研究产业转型与人口老龄化问题[4]，产业升级与人口红利转变[5]，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不相匹配[6]等。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意识到产业、人口与空间是经济系统中最为重要的子系统，是经济运行的三元素，任一系统的发展都必须以其他两者作为基础，任一系统的滞后都会影响其他两者的进步，影响经济发展质量。因此，近几年出现了少量文献，分别选取三大都市圈、东北地区等局部地区数据研究分析经济、人口与空间协调发展问题[7-10]。还有一些学者将环境、资源、能源与生态问题也纳入到经济系统中，指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等要素是一个协调发展的复杂系统[11-14]。

从这些研究的发展来看，从经济、人口、资源等多种因素考察城市发展质量具有较大的进步性，但是具体如何科学量化与应用则是研究的难点，其中专门针对中国最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发展质量测评的应用研究也非常少。因此，本文借用物理学系统耦合协调性的研究方法，通过指标体系构建与熵权赋值法，利用长三角城市群1995-2012年城市相关数据，深入揭示长三角城市群城市产业、人口与空间协调程度以及发展模式，为具体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参考价值。

1指标体系与数据处理

1.1指标体系的设立

城市群是城市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城市是产业、人口、空间等子系统有机组合而形成的综合体。城市中产业、人口与空间的规模、发展速度以及协调程度，是影响城市乃至城市群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制定一套能够综合评价产业、人口与空间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是分析城市系统发展水平以及协调程度的首要前提。本文在遵循全面性、系统性、层次性与可量化性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参考文献资料中分析产业、人口与空间的常用指标，结合理论分析，确定反映产业、人口和空间发展的主要指标变量，初步构建指标体系。

在产业发展方面，人均GDP是反映城市产业发展水平最直接有效的指标，已有文献中普遍采用GDP指标来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产业结构与对外开放程度，也是影响地区产业经济质量的重要指标，分别采用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以及地区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占GDP的比重来表示。最后，还考虑到地区工业企业数量可以反映城市产业主体规模以及市场竞争程度，予以采用。在人口发展方面，分别选择城市年末常住人口数量、城市人口密度、城镇化率、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以及城市失业率等指标予以反映。年末常住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反映城市人口规模，城镇化率体现了城镇化水平，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和城市失业率反映出城市人口就业状况，就业越好，城市人口生活水平越高，社会越和谐。在空间发展方面，分别选择城市土地面积、城市建成区面积，城市绿化面积、城市道路铺装面积以及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规模等指标来描述。

1.2数据标准化和指标权重计算

本文采用1995-2012年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相关数据，主要来自于1995-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参考各个省市同期的统计年鉴。由于数据的量纲、数量级以及属性各有不同，下面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1.2.1初始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2.1耦合度模型

耦合是物理学的概念，用以表示2个或2个以上的系统紧密配合相互影响的作用关系。借用耦合度函数，可以揭示城市发展中产业、人口和空间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内在协同机制。耦合度函数表示为：

Ct=f（U1t）×f（U2t）×f（U3t）Π（f（Uit）+f（Ujt））1/3 （6）

其中，i，j=1，2，3；i≠j。Ct表示耦合度，取值在0-1之间。值越大，耦合度越好，说明系统之间有序配合，紧密相关。

2.2耦合协调度模型

使用耦合度函数的缺点是仅仅能够描述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的程度，但是无法确定系统是在较高的水平上相互促进，还是在较低的水平上紧密联系。因此，进一步引入耦合协调度函数，不仅能够反映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还能体现协调发展水平的阶段性。即：

Rt = （Ct×Tt）1/3 （7）

式中Rt表示耦合协调度，Tt表示综合评价指数，即：

Tt = αf（U1t）+βf（U2t）+γf（U3t） （8）

Rt值越大，反映了系统之间在高水平上相互协调。为了计算方便，令α=β=γ=1/3。按照耦合协调度的大小可以划分不同耦合协调发展阶段。设定耦合协调度在0.75以下（不含0.75），是低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0.75-0.85是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不含0.85），0.85及其以上是高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

3实证分析

3.1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发展的时序特征

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出在较大波动中提升的趋势（见图1）。按照发展趋势，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1995-2000年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振荡下滑；2001-2007年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大幅提升；2008-2012年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经历显著的下滑后快速回升。值得注意的是，长三角城市发展水平的波动固然受到国内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但同时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其综合发展水平在1998-2000年和2008-2009年的两次剧烈下滑，也正好是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结果。金融危机不但直接带来实际利用外资下降，而且对开放程度较高的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相反，2000年以来长三角城市群快速发展也主要得益于出口贸易大发展。出口开放程度的提高，对城市产业、人口和空间各系统发展都会发挥促进作用。因此，国际经济环境是导致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波动性演进的重要外因。

通过将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综合发展水平与城市产业、人口和空间发展水平进行对比分析（见图2），可以揭示出促进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以及系统协调演进的主要矛盾。直观上看，以1995-2012年长三角城市群城市

综合发展水平演变的三个阶段为标准，三大系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首先，在1995-2000年第一个阶段中，长三角城市群产业水平出现震荡下滑，尤其在1997年以后持续下降；同一阶段空间系统发展水平下滑幅度更大，人口系统发展水平却出现小幅上升，直到2000年出现大幅滑落；在这一阶段长三角城市群表现为以城市产业发展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其次，在2001-2007年第二个发展阶段中，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发展水平从低谷波动上升，同时空间系统发展水平出现更加强烈地反弹，表现出强劲上升趋势，人口发展水平也波动提升，但其波动频率与产业系统发展明显不同。在此阶段中长三角城市群逐步由以产业发展为先导向着以空间发展为先导的模式转变，而且在2004-2007年期间空间系统发展明显占据了城市发展模式的主导地位。最后，在2008-2012年第三阶段中，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发展水平经历短暂下滑后快速迅猛回升，但是人口与空间系统发展水平持续低迷，表现出产业与人口、空间系统发展失调的矛盾。

那么，下面利用系统耦合协调指标具体衡量长三角

城市群产业、人口与空间发展的协调关系。总体上看，1995-2012年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的综合耦合协调度基本上达到中级耦合协调水平，其变动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见图3）。一是1995-2000年间系统协调水平处于0.750-0.760之间，不过在2000年跌破0.750，呈现低级耦合协调水平；二是2001-2007年系统协调水平稳步上升，最高达0.770；三是2008-2012年系统协调水平经历陡然下降后持续回升，再次攀升至0.769。

具体来看，产业、人口与空间两两关系的协调发展变化（见图4）。三大系统的两两关系变动基本上与三者耦合协调度变动趋势一致。在第一阶段，在产业、人口与空间两两协调关系出现震荡下降的过程中，产业与空间耦合协调程度最低；在第二阶段产业、人口与空间两两协调关系普遍上扬过程中，人口与空间以及产业与空间的耦合协调程度优于产业与人口的耦合协调度；第三阶段中，产业与空间以及人口与空间的两两耦合协调度上升，空间与人口的耦合协调度在下降后持续低迷。

通过这三个阶段产业、人口与空间系统的表现可以发现，在第一阶段以产业为主导力量的城市发展模式中，在国内通货紧缩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共同冲击下，产业发展受阻，空间开发与拓展滞后，制约了系统综合协调发展水平。第二阶段凭借有利的国内外经济条件，在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下，长三角城市群形成了以空间开发拓展为先导力量的城市发展模式，空间与人口、空间与产业的两两协调关系大为提升；美中不足的是，人口系统发展相对滞后，尤其是城市产业系统与人口系统发展失调。这意味着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产业发展没有真正拉动人的发展，极可能是因为在对外开放过程中长三角地区产业低端化发展对劳动力低廉使用。长三角地区大量以加工生产和代工生产为主的中国出口贸易产业以低成本吸纳了大量进城务工人员，这些进城务工的农民群体不仅收入低微，而且迫于“户籍”限制，难以享受公平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成为城市生活的“隐形人”。他们为空间与产业发展提供“人口红利”的同时，也构成了城市协调发展与经济质量提升过程中的短板。在第三阶段中，在缓解国际经济危机冲击后，长三角城市群系统协调程度普遍上升，但是人口与空间的耦合协调度仍然处于低谷，成为制约城市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矛盾。从这种发展趋势上看，在当前城市经济发展面前，在刺激与促进产业复苏、释放产业发展潜力的同时，解决好城市人口与空间发展问题，形成良好的产业、人口与空间协调发展机制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3.2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特征

首先，从1995-2012年长三角城市群各个城市产业、人口与空间系统发展的总体情况看，上海“一枝独秀”的空间局面被逐渐打破，长三角城市群由以上海为中心的局面逐步向着以上海为中心，南京和杭州为两翼的空间形态演进（见图5）。1995年，上海城市发展综合水平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其次是南京与杭州，而且长三角城市群以南京为代表的江苏省域城市综合发展水平普遍高于以杭州为中心的浙江省域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然而，2012年上海城市发展综合水平虽然仍然保持着绝对优势，但是其与南京和杭州的差距缩小，南京与杭州城市发展水平逐步接近，江苏省内邻近上海的苏锡常地区发展迅速，尤其是苏州与无锡两地城市发展水平超过了南京，长三角城市群范围内江苏城市发展平均水平仍然优于浙江。

具体从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产业、人口与空间系统的发展来看，发现各个城市产业、人口与空间发展速度并不一致。在产业方面，从1995-2012年除了上海市产业发展得分明显下降，其他各城市产业进步明显。造成上海得分损失的原因在于上海工业企业数量从1995年的10551家下降到2012年的9772家，对外开放度也从0.14下降到0.05。而上海对外开放度下降始于1999年，即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工业企业数量下降开始于2010年，恰逢世界经济危机之后沿海制造业大量向内地转移。与上海产业调整相对的，是围绕着上海周围的苏州、无锡、嘉兴、杭州与宁波等地产业的迅猛崛起。这此消彼长的空间格局也正好体现了经济增长的“中心”与“外围”地区在外部冲击与内部经济调整过程中的地位变迁。在人口发展方面，在1995年到2012年期间长三角城市群仅有一半的城市人口发展取得进步，而上海、南京、苏州、常州、宁波等产业发达地区以及扬州、舟山和台州等外围地区城市人口发展得分均呈现负增长。而人口发展得分负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在城市空间拓展与城镇化过程中市区人口密度降低与失业率上升。最后在空间发展方面，1995年到2012年期间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杭州、湖州、嘉兴以及泰州等城市空间发展迅速，而其他8座城市空间发展得分不升反降。具体见图6-图8。

通过1995年和2012年长三角城市群城市耦合协调度的对比发现（图9-10），1995年长三角城市群除了舟山、台州、南通、湖州、嘉兴和泰州以外，其他城市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发展普遍达到中级水平，上海市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水平遥遥领先，南京、苏州和无锡紧随其后。2012年位于江苏省南部城市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水平整体提高，尤其是南通与泰州两市城市发展取得明显进步；而浙江省位于上海与杭州之间的嘉兴与湖州两地，包括杭州，城市发展迅速，而远离这一地带的台州与舟山发展缓慢，成为长三角城市群中尚未达到中级耦合协调水平的两座城市。从总体空间发展来看，通过十七年的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产业-人口-空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提高，形成了以上海为轴心，南京和杭州为两翼的高水平协调发展三角地带。

进一步统计长三角城市群城市产业、人口和空间耦合协调发展模式发现，从1995年到2012年城市系统协调发展模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见表2）。

1995年，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协调发展模式中存在三种情况，一是产业与空间协调度滞后型，以上海为代表；二是人口与空间系统协调度滞后型，以南通、湖州等为代表；最后是产业与人口协调度滞后型，比如宁波、扬州等。

2012年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协调发展只呈现出两种模式，即产业与空间协调度滞后型与人口与空间系统协调度滞后型，而且属于前者的城市综合协调程度都超过0.80，包

括上海、南京、无锡和杭州，属于高水平协调发展城市，而后者城市综合协调水平高下不均，既包括高水平协调发展城市苏州和常州，也包括系统处于初级耦合协调水平的台州、南通等地。事实上，2012年以来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呈现出的城市系统协调发展模式，无论是产业与空间协调度滞后型，还是人口与空间系统协调度滞后型，主要根源都在于城市空间扩张过快，导致产业发展与人口发展跟不上空间开发的速度。这一模式的弊端在于扭曲了产业、人口与空间的关系。城市空间系统是城市发展的载体，产业系统是城市发展的主导动力，人口发展是城市发展的最高目标，失去产业与人口支撑的空间系统过度扩展，既存在极大风险，又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宗旨。

4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4.1主要结论

第一，从时序上看，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发展总体上在波动中演进，其演进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5-2000年期间，以产业为主导力量的城市发展模式，但是受到国内通货紧缩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共同冲击，城市协调发展水平普遍下滑；第二阶段是2001-2007年期间，在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下长三角城市群形成了以空间开发拓展为先导力量的城市发展模式，但由于对农村劳动力的低廉使用致使他们成为城市生活的“隐形人”，造成城市人口发展普遍滞后；在第三阶段是2008-2012年，在国际经济危机冲击后长三角城市群快速恢复，系统协调程度普遍上升，但是人口与空间的耦合协调度仍然处于低谷，成为制约城市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矛盾。

第二，从空间上看，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耦合协调度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从1995年到2012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产业-人口-空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提高，长三角城市群内江苏城市综合协调程度优于浙江城市，整体空间格局由以上海为中心的空间格局逐步演进成为以上海为轴心，南京和杭州为两翼的高水平协调发展三角区域形态。从具体城市发展模式来看，三角区域内高水平协调发展城市主要呈现出产业与空间协调程度滞后的特征，而外围城市主要暴露出人口与空间协调程度滞后的问题。这两组矛盾的根本根源在于城市空间的过度开发，导致中心城市产业集聚效益下降，外围城市人口集聚规模不足，从而分别造成了产业与空间发展、人口与空间发展的不相适应。

4.2政策含义

虽然以空间发展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模式在一定阶段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城市发展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是随着城市产业、人口与空间不相适应性增强，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增多，城市发展模式应该采取调整，应该坚定以人为本的目标，促进产业集约高效发展，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推动城市人口、产业与空间协调发展。这是促进长三角城市群进一步升级发展，提升城市发展质量，真正成长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的必由之路。具体途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促进城市人口与产业协调发展，增强城市经济人口集聚能力。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基础上，促进长三角城市群统筹发展，加强城市间经济联系与产业协作，实现大中小城镇产业经济协调发展，着重提高中小城市经济人口集聚能力，为城市人口与产业协调发展提供驱动力；通过促进户籍制度改革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解决好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与生活的相关问题，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和常住人口在城镇有序落户，促进人口城镇化发展，为城市人口与产业协调发展提供制度支持。

二是促进城市产业与空间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目标。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应该把城市发展的主动权更多的交给市场决定，并为市场经济运行提供合理监管与全面服务，实现产业发展需求引致空间发展，空间集约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效益提升，形成城市产业与空间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鼓励产业主导和市场化运作的城市规划，创新城市空间设计，实现城市空间集约高效利用，促进城市产业绿色化、集约化、信息化、现代化和可持续性发展，形成城市产业与空间协调发展的创新机制。

三是促进城市人口与空间协调发展，遵从以人为本的发展宗旨。坚持人的发展是空间发展的最高宗旨，坚决避免牺牲人民的利益进行资本的空间生产，加快土地制度改革，形成以人为本的空间开发准则；坚持人性化是空间设计的最高原则，坚决避免过度奢侈浪费与反人性设计，加强为人民服务的公共空间建设，形成以人为本的空间设计理念。

（编辑：徐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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