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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理论视域下《阳光下的葡萄干》中的矛盾性分析*

2015-04-15吕春媚,彭伊婷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年6期
关键词:矛盾性



空间理论视域下《阳光下的葡萄干》中的矛盾性分析*

吕春媚, 彭伊婷

(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摘要]著名非裔美国女作家洛林·汉斯贝利的剧作《阳光下的葡萄干》体现了丰富的空间特色,生动地反映了非裔美国人面临的多重矛盾。本文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基础,从社会空间、心理空间和物理空间三个方面分析《阳光下的葡萄干》中人物的生存空间与理想空间、种族内部和种族之间以及人物心理空间中所体现的矛盾性,从而揭示深受种族歧视和经济压迫的非裔美国人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生存空间,并探索在白人为主导的社会空间内非裔美国人新的生存出路。

[关键词]洛林·汉斯贝利;《阳光下的葡萄干》;空间理论;矛盾性

《阳光下的葡萄干》是著名非裔美国女剧作家洛林·汉斯贝利的代表作。该剧于1959年在百老汇首演后获得巨大成功,并于同年获得了纽约剧评家协会颁发的“年度最佳戏剧奖”,被视为“舞台现实主义的典范”[1] (P441-452)。此剧在百老汇上演了530场,还被改编为电影和歌舞剧,在美国剧坛产生过较大影响。对于这部剧,部分学者从女性主义角度解析剧中母亲、露丝和本尼斯三位女性人物,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种族歧视和黑人男性对女性的三重压迫[2](P107-111),还有学者则倾向于以社会视角研究剧中所反映的黑人美国梦、黑人文化、种族隔离等问题[3](P254)、[4](P121)。尽管学界对《阳光下的葡萄干》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却鲜有人从空间建构的角度对该剧进行分析。

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在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探讨了空间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他将空间形式分为:物理空间(自然、宇宙)、心理空间(包括逻辑思想与形式抽象和话语建构)和社会空间(体验的、生活的空间),并提出“空间是社会产品”的命题,以揭示空间的实际生产过程、空间的商品化、空间在实践中的表象功能。[5](P11、154、81、83)本文将主要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基础,从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三个方面分析《阳光下的葡萄干》的空间建构特色,着重探讨生活在美国社会的非裔美国人所面临的充满矛盾的生存空间。

一、物理空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物理空间源于人们对于空间的一种直观理解,是人们现实生活中可以感知的空间,是故事人物身处其中,言语、行动、思想的场所。《阳光下的葡萄干》中的物理空间不仅是剧中人物活动和情节发展的主要场所,而且蕴含了深刻的社会意义。它的破旧与衰败反映出整个非裔美国人生存空间境况,同时折射出无数个被社会环境所毁灭的美国梦。理想空间与现实空间形成的强烈反差揭示出非裔美国人为维系种族荣耀和实现家族梦想所做出的斗争与落后、贫困、低下的生存现状之间的深刻矛盾。

杨格家作为故事发生的唯一场所,是《阳光下的葡萄干》中的主要物理空间。“狭小、昏暗、破旧”贴切地概括了这个空间场所的整体状况。汉斯贝利通过讲究的舞台背景、象征性的道具和富有情绪渲染作用的灯光和音乐来营造这种空间效果。在舞台空间布置方面,剧作家极力构建了一个狭小、拥挤的舞台格局。该剧一开始就对杨格尔家房子进行了描述:

母亲丽娜(Lena)和本尼斯(Beneatha)住左边的卧室,沃尔特(Walter)和露丝(Ruth)住右边的卧室。而小特拉维斯(Travis)没有属于自己的房间,只拥有一张安放在中间客厅的改小的床。同时,房间内部中间凹进去的一小块用来做了厨房和餐厅。里面唯一的窗户提供了家庭所有的自然光线。[6](P12)

在这样狭小的空间内,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也随之被模糊化。人物缺乏隐私、自由,积攒的生活压力和不满得不到适当的宣泄和治愈,这间接导致了剧中紧张的家庭关系,并随时爆发的危机。同时,道具为压抑的物理空间和令人疲惫的氛围的塑造起到了铺助作用。房间里所有的家具都被反复翻新、清洗和使用。它们曾经拥有的典型特征在经历了几代人的长年使用后已经无法得以辨认,这使得物理空间弥漫着疲倦的气息。“在这拥挤的近乎发胀的空间内,充斥着久经风霜的道具。这揭露出隐藏在家庭中的无限绝望和强烈的不一致”[6](P11)。此外,灯光的渲染更是令剧中的物理空间如同死水一般毫无生气。在剧幕的开始,起居室里一片黑暗,露丝借助着窗户透出的微弱的光,摸索着,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清晨原本象征着光明与希望,可剧作家却刻意构建出一个昏暗、压抑的舞台空间。这就产生了一种空间与时间的对立,使得观众在这种矛盾对立中体会出其中包含的深刻意义。除了舞台背景、道具和灯光外,剧中的音乐使得剧中人物无需台词的辅助,便能充分表达出内心的挣扎、困扰和烦闷。当沃尔特和露丝讨论生存的艰辛和哀愁时,一首沉闷、压抑的布鲁斯传到了房间内。当露丝计划着不动声色地打掉肚中的婴儿来缓解家中的经济困境时,她同样听着忧伤的布鲁斯音乐。总之,在灵活的舞台布置、道具、灯光、音乐的共同作用下,杨格家“狭小、昏暗、破旧”的物理空间被鲜活地呈现出来。

对于剧作家塑造出来的物理空间,剧中人物并不是完全被动消极地接受,而是或多或少地发泄出他们对空间的诉求,这种诉求在剧中多处细节描写都有充分的体现。例如,“如果不考虑房间里那不可置否的矛盾,杨格家的起居室还算得上舒适和精致……。同时,我们可以看出,一家人曾经饱含着关心、爱意与希望挑选着这些家具,极力想把家布置得充满品位与荣耀。而这一点可能被家里的大多数人所遗忘”[6](P14)。露丝每一次出场无不忙碌于准备早餐、烫洗衣物、收拾房间等家庭琐事。而丽娜更是对“家庭”的经营与打理有着严格要求。她一出场就扮演着一个严厉母亲的角色,责怪着特拉维斯没有铺好床。在第二幕,丽娜甚至因为阿萨该(Asagai)的突然造访训斥本尼斯:“在乱成这样的时候,你究竟是邀请了谁来家里?你会因此失去你与生俱来的骄傲”[6](P32-33)。她极力想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以此来延续家族的光辉。这些都体现出杨格一家曾细心地经营着这个家,以至于物理空间内还残存着一种刻意营造的得体与温馨,暗示了杨格一家对创造更美好的生活,改变生存状况所做出的努力。

剧作家汉斯贝利甚至将这种对理想的诉求融合到空间主体的思想中,并通过空间主体传达出来。露丝和丽娜反复表达着她们对于所处空间的不满。例如,丽娜哀怨道:“孩子,你要知道我曾一直梦想拥着有一座房子和一个漂亮的花园。可是这都没有实现”[6](P75)。同样,露丝向沃尔特抱怨道:“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常谈论在特拉维斯出生时,我们要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住什么养的房子。现在所有的这些都离我们越来越远”[6](P124)。在露丝得知沃尔特可能会为了高额的赔偿金而放弃搬迁时,她甚至第一次反抗,希望能够搬出这个房子。本尼斯和特拉维斯对空间的诉求在剧中虽然没有直接的表露,但当丽娜宣布买房子时,特拉维斯迅速地回答一直想要一个房子。当露丝承认她怀孕了时,本尼斯告诫她这里没有任何多余的空间分给她肚中的婴儿,这些都体现出他们对现实空间的不满。此外,从丽娜的回忆中可以看到,杨格家几代都在为一个更加幸福、体面的家而努力。如果说杨格家是剧中现实空间的代表,象征着杨格家落后、贫困的生存现状,那么克莱伯恩公园便是理想空间的化身,是矛盾主体对空间诉求的结晶。

“空间向来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含某种意义”[5](P11)。通过对比和中和现实空间和梦想空间两个空间意象,汉斯贝利成功构建了一个“曾经充满着家族精神与骄傲,却经风霜侵蚀后犹如坟墓般的家庭空间”[7](P58)。此时,杨格家便成为了一个动态空间,不仅揭示出杨格一家在现实空间内的生存现状,同时蕴含了杨格一家过去几代人光荣与梦想,传达了他们对理想空间的追求。

二、 社会空间——种族内部与种族之间的矛盾

社会空间既不是一个框架,也不是一个被动的容器,它包纳了事物共时态的、并存不悖的、有序或无序的相互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产生。它是一系列运作过程的结果,所以不可能被降格为某一种单纯的客体[8] (P133-136)。这说明空间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阳光下的葡萄干》中的社会空间可以大致分为种族内部和种族之间两个主要的社会关系,展现出黑人种族内部的矛盾、冲突和大社会背景下黑、白种族间给予与接受,剥夺与被剥夺的不对等关系,从而呈现出战后非裔美国人动荡不安的社会空间。

在黑人家庭内部上,以杨格家为容器的空间内包含了三对主要的关系,即:夫妻关系、兄妹关系和母子(母女)关系。而这三对关系都因为缺乏交流而充斥着矛盾和冲突,这也使得整个家庭空间在剧幕一开始就面临着随时崩塌的危机。以沃尔特和露丝为代表的夫妻关系在各个方面都处于对立地位。夫妻间缺乏交流与沟通,两人的对话夹杂了露丝对生活的彻底绝望和沃尔特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慨与厌恶。昔日的忍耐与不满转换成恶毒的咒骂,两人的关系在家庭空间内也彻底失衡。相比之下,沃尔特兄妹间则严重缺乏理解和尊重。他们对各自的生活方式抱有不满,以一种刺猬般的方式相处。兄妹间的对话充满着挖苦和嘲讽。沃尔特责备本尼斯的打扮、高傲的态度和缺乏感恩的表现。本尼斯也报以言语的还击。他们的关系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兄妹间的口角”。随着剧情的深入,不难发现,兄妹间甚至互相怀着敌意、厌恶和憎恨。沃尔特不满本尼斯的医生梦,并认为她是自己处于(经济)困境的罪魁祸首。而本尼斯也认为沃尔特是个神经病,一个疯子。这种植根于心里的怨恨使得原本不和谐的家庭更是争吵不断。最终,在沃尔特连带本尼斯的学费全部亏损的情况下,两人潜伏性的失衡完全崩塌。本尼斯也彻底否认了她与沃尔特的兄妹关系。正如不断紧张的夫妻和兄妹关系,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的关系也愈发趋紧。丽娜被认为是家庭的“女统治者”,不仅干涉家庭其他人的生活习惯,而且甚至试图管制他们的精神世界。她一出场,就指责兄妹俩相处方式不当,抱怨特拉维斯没有整理床铺,责备露丝抚养孩子的方式,这都引起他人的反感。随后,她将她的强势渗透到他人的精神世界中,强迫本尼斯承认在妈妈的房子里还有上帝。最后她甚至自己承认“只要我还是这个房间的领导,一些想法在这里便绝对不允许存在”[6](P59)。这一切都体现出丽娜想在家庭内部空间内占领空间主导地位的想法,体现出家庭关系的不对等。

产生这样的“失衡”家庭关系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战后美国社会,资本主义得到了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传统的家庭观念逐渐被物欲所取代,价值观严重匮乏。资本主义将这种极度物质化的空间抽象化,并通过政治化和商品化将原始的、历史的、自然的和物质的集体空间淹没和殖民,使日常生活陷入空间的异化状态中[9](P21)。在物质化的现实下,社会现实将不再具有其现实性,它暗示了可怕的具体抽象(包括金钱、商品和交换)以及“纯洁”的形式:交流、语言、符号、对等、互惠、对比等等。因此,物质社会具有欺骗性和诱导性,它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空间里的人物。而金钱作为社会空间具体抽象的一种,无疑是种族空间内主要矛盾的导火线。可以说,整部剧的主要矛盾就是围绕着老沃尔特留下的财产展开的。

列斐伏尔认为,“一个住所蕴含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它居住了一个家庭——一个特别的家庭代表着一个特殊的国家、群体或者土地;它是一个特殊的地点的组成部分”[5](P154),《阳光下的葡萄干》揭示了黑人和白人在社会空间的不平等关系。在战后的芝加哥,虽然奴隶制的废除使黑人的生存境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种族歧视和隔离在当时美国社会仍普遍存在。整个城市充满了政治动荡,爆炸、游行、和袭击事件。在这种情况下,非裔美国人面临着诸多的压迫与不平等。种族歧视弥漫在黑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工作场所到私人住宅,几乎每一个空间都被贴上了种族隔离的标签。纵观全剧,社会空间的矛盾、对立、压迫主要反映在生活、就业、住房、教育等方面。在该剧一开始,沃尔特便反复提及《芝加哥论坛报》上读到的“白人昨天又引爆了炸弹”事件。然而这个话题却只得到露丝淡定、冷漠的回应,这就体现了这一类爆炸事件在当时的社会已经变得稀疏平常。邻居约翰逊(Johnson)的出场对深入理解丽娜这一人物和将整部剧的主题上升到世界层面有着重要意义。剧中,约翰逊对杨格一家做出了黑人家庭被“轰炸”的预言,预设了之后克莱伯恩公园欢迎委员会代表的到来。这就警醒了观众“搬家”是勇敢且危险的行为,暗示了舞台外空间的暴力行为和种族歧视。丽娜在克莱伯恩公园买下的名义上的“家”折射了他们在种族歧视盛行的芝加哥为了获得平等和身份认同所做出的心理和社会斗争[10](P556-578)。在工作方面,黑人只能拿着微薄的薪酬,做一些低贱的职业。在住房方面,黑人需要支付“足够用来买四栋房子”的昂贵房租,却只能住上一个“鼠窝”。同时,白人还百般阻扰非裔美国人融入他们的空间领域,进行变相的种族隔离。在这样的社会空间里,黑人家庭饱受身体和精神的折磨,他们的美国梦逐渐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所挫败。

《阳光下的葡萄干》中的社会空间呈现出种族内部和种族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性。在斗争与冲突不断的社会空间下,非裔美国人饱受经济剥削、精神折磨和种族迫害,他们的美国梦被无情地粉碎。同时,社会空间内矛盾性的鲜活刻画也为了解非裔美国人悲惨处境的社会根源提供了宝贵依据。

三、心理空间——本源文化与经验文化的矛盾

心理空间是人物心理意识活动所及的空间。它由若干领域或空间所组成,体现着个人在移动时间空间上的关系[11](P116)。心理空间的研究对象是虚构人物的精神世界,它是以观念的形式存在的,通过语言文学来表现,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结果。杨格一家人作为主要的戏剧人物,他们的内心世界便成为了本文心理空间所研究的重点。像其他空间一样,杨格一家的心理空间也呈现出其“矛盾性”。一方面,他们极力想要融入白人社会,获得主流社会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他们仍对非洲文化保留着强烈的依恋。黑人本土文化和美国经验文化在人物的心理空间中相互作用影响,却很难找到适当的平衡点。这两种文化间的矛盾导致剧中人物备受精神矛盾的折磨,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这样双重性矛盾的夹杂下,他们成了被异化、被边缘化了的社会“局外人”。

沃尔特是剧中双重意识的最极端的代表。他过分强调资本主义下美国梦的权利和财富,将金钱等同于生活,并希望以获得财富来实现白人社会的认可。这在他对儿子描述的美国梦蓝图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儿子,你或许现在还不懂。你爸爸现在正在做一笔交易……这笔交易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在你17岁的时候,我会在结束了一天的会议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秘书还老办错事情……将车子停放在路旁。穿的体面且不花哨。走上台阶,园丁一边修剪着篱笆一边跟我打招呼“晚上好,杨格先生”。“你好,杰弗逊”……世界上所有的好学校!我敢说,“儿子,今天是你十七岁的生日,决定好去哪个学校了么?不论你想去哪儿读书,你都可以去。不论你想成为什么,你都可以成功……我把整个世界交到你手上!”[6](P26)

这一段的描述对理解沃尔特的心理空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它呈现了一副完全白人化了的梦想蓝图。“沃尔特想要迈进这个等级化的社会,来实现他的梦想。其中他扮演着一个典型美国人化的男性形象——试图控制世界,让整个世界围绕着他运转。妻子、园丁、车、秘书——都是他物质宇宙的组成部分”[1](P441-452)。这也证实沃尔特渴望获得白人式的成功,得到白人社会的认可,极力推崇白人模式价值观的特点。在金钱的强烈欲望的驱使下,他试图与传统文化和历史割裂,甚至将自己看作“世界上最落后的名族”。但即便受物质社会的影响如此严重,沃尔特还残留着对黑人文化本能的依恋。他对黑人传统的特殊情感是通过音乐和舞蹈的媒介传达出来的。当听到熟悉的黑人音乐时,沃尔特不由自主地跟着音乐跳起了古老的民族舞蹈,精神飘回了遥远的黑人世界。伴随着充满象征意义的喊叫和本尼斯有节奏的回应,他将自己想象成一个伟大的首领。兄妹两人在喊叫与回应中完成了黑人民族最古老的仪式,重塑了黑人的心理空间。在舞蹈的最后,沃尔特以醉意中带着狂热的状态超越了家庭的界限,走向了整个黑人土地,将非裔美国人的斗争与全球非洲黑人的斗争交织在了一起。“黑人音乐至今仍是是整个黑人民族的精神遗产,是留给黑人的最伟大的礼物”[12](P663-664)。它是黑人在面对愉悦、希望、沮丧、伤痛等时的情感宣泄。整个音乐和舞蹈景象使观众强烈感受到了沃尔特并没有完全抛弃黑人文化。因此,在他听到熟悉的黑人音乐时,会产生一种精神的升华,达到最终心灵的治愈。

面对两种意识矛盾失衡所带来的身份迷失,非裔美国人只有通过恢复种族内部空间的团结和实现心理空间的杂糅才能重塑个人身份。家是黑人温暖和舒适的避难所,它不仅养育了他们的身体,而且还滋养了灵魂。家庭空间的和谐对治愈黑人的精神创伤起着重要的作用,它给予了空间主体面对困难的决心和动力。杨格一家中,黑人妇女对家庭的爱、包容和牺牲使得家庭内部成员迷失的心理空间不至于彻底崩溃。在剧尾时,尽管面临着来自物理空间的失望和不满以及社会空间的不公和压迫,杨格一家仍化解了种种矛盾,决心搬入克莱伯恩公园,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和维持民族骄傲而斗争。同时,汉斯贝利也暗示了非裔美国人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同时,应保留自身的文化身份,实现文化的杂糅。这种设想通过沃尔特拒绝高额的赔偿金,全家人最终搬进克莱伯恩公园的结局中体现出来。此时,杨格一家失去了象征物质社会的所有财产,而赔偿金无疑是处于经济岌岌可危下的杨格一家的救命稻草。但是,接受赔偿金则意味着放弃黑人民族的自尊,承认自己民族是劣等民族。这便引发两种矛盾着的意识在人物主体的心理空间内激烈的搏斗,而这种搏斗只有在舍弃一方的条件下才能得以平息。于是,沃尔特终于感悟到如果牺牲了黑人的骄傲和自尊,他也便无法存活,所以他最终拒绝了林德的赔偿金,与家人一起搬入了象征白人空间的克莱伯恩公园。他的决定不仅意味着他重拾个人的“男子特性”,同时代表了杨格一家为保留民族自豪和尊严,争取黑人机会、权利的平等所做的不懈努力。

《阳光下的葡萄干》通过多重空间的建构,为读者体会剧中的矛盾性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依据,分析了该剧中呈现的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进一步探索了非裔美国人所面临的生存环境矛盾、种族矛盾和心理矛盾,揭示出他们在白人主导的社会空间所遭受的身体和精神压迫。同时,剧作家在剧中为非裔美国人如何在矛盾丛生的社会空间内寻求身份认同和种族延续指出了新的出路——非裔美国人唯有在维系种族空间团结和保持心理空间协调的基础上,不断挣脱白人主导的社会空间,才能获得身份的认同,从而改善物理空间,最终获得理想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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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先颖.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理论评述 [D].黑龙江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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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Rubinstein, A. T. American Literature Root and Flower [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88.

[责任编辑:黄儒敏]

A Spat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naries in A Raisin in the Sun

LV Chun-mei,Peng Yi-ting

(English Department,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Dalian 116044,China)

Abstract:ARaisinintheSunwritten by the famous African American playwright Lorraine Hansberry demonstrates rich spatial features and reflects multiple binaries faced by African Americans vividl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pla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space, psychological space and physical space. It discusses the binaries existing between living space and dreaming space, intraracial space and interracial space, and the characters’ psychological space in order to reveal the binaries and conflicts in the living space of African Americans caused by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economic oppression and explore a new approach to African Americans’ empowerment in the White-dominated social space.

Key words:Spatial Theory;ARaisinintheSun;Space;Binaries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82(2015)06-0119-04

[作者简介]吕春媚(1976—),女,辽宁大连人,博士,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戏剧;彭伊婷(1991—),女,湖南岳阳人,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戏剧。

[基金项目]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奥古斯特·威尔逊戏剧空间研究”(15YJC752023);2015年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奥古斯特·威尔逊戏剧空间研究”(W2015096)

*[收稿日期]2015-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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