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会通的当代审视*

2015-04-15阚红艳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年6期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

阚红艳1,2

(1.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安徽合肥 230036； 2.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合肥 230039)

[摘要]具有意识形态主导功能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并存构成了我国多种文化样态中的主流文化，两者的有效会通融合有着特殊的文化语境和方法原则。为了提高文化软实力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实现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文化现代化；文化软实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它不仅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社会道路选择，产生了巨大的政治效应，它也武装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头脑，在理论界不能不说是一门显学。同时还必须看到它已经成了一种典型的文化样态。具有意识形态主导功能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并存，构成了近现代中国一种特殊的文化图景。文化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但是不管是从文化哲学、文化人类学还是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去理解它，起码有两点认识是相通的。首先，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是民族性的存在。其次，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文化必然要受到时代的影响。因此，当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的关系时必须看到文化本身演化的内在逻辑，坚持理性和务实的原则。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会通的多元文化语境

文化是否具有普适性，当今世界的文化状态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一元文化论与多元文化论两类截然不同的观点。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当今世界上的民族文化最终都会走向西方化，被西方文化同化，变成一种同质的文化。不管是美国学者福山还是英国学者汤姆林森都是此类观点。但是也有许多著名的西方学者如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美国学者亨廷顿、德国学者哈拉尔德·米勒以及斯宾格勒都是坚持文化多元论观点的。只是他们对于多元文化之间是可以交融的还是隔绝的，是冲突的还是共存的具有一定的理论分歧。这些无疑形成了今天的多元文化语境。

历史证明各文化样态之间不是隔绝的而是可以交融的，不是冲突的而是共存的。不管是西方文化还是中国传统文化抑或其它民族的文化，文化本身表征着人本身的精神需求，它不仅仅是观念层面的宏大叙事，也渗透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所以各文化样态在日常生活之中就实现了对话和交融。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这一点是毋容置疑的，但是在相与激荡之中即实现了共存。

多元文化语境是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然产物。多元文化观念强调的是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文化多样性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并且将继续存在下去。构建多元文化社会的实质是为了保护和发展各民族自身的文化，同时又承认和促进异质文化间的互动交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正是异质文化之间交流互动的一个典型表现。可以发现异质文化交流互动是建立在文化本土化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逐渐实现了本土化，而不会永远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存在下去。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又存在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当前的两大文化形态将同时面临国际环境中强势文化的挑战。如何保持文化的差异性，丰富和发展本土文化以防范全球性文化均质化倾向和西方文化霸权，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都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有效应对。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是全盘西化派，还是“孔教派”、“国粹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派”以及现代新儒家，都是为了应对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问题。尽管各个派别观点纷呈，目标却是一致的，都力图探索一条有生命力的文化建设之路。随着文化生态越来越复杂，我们应对的主张也从早期的“中体西用 ”说发展到了“综合创新”说(张岱年)以至“马魂、中体、西用”(方克立) 说等等，这些提法都有创新之处，都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在全球化语境下，我们要自觉地对中国文化样态进行科学审视与全面观照。一定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融合，同时又不能无视西方文化的影响，真正做到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建设具有强大民族凝聚力与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会通的方法—坚持批判性原则

批判性和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法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等人类已有的思想成果基础上建成的。“‘批判’在德国哲学的语境中，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的著作中，从来都有否定和肯定、抛弃和保留、排斥和吸收等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1]其实批判性是苏格拉底之后西方哲学的一个主要特点。马克思主义不仅延续了这一传统，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批判理论体系和批判理论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法贯穿在哲学批判、资本批判、政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等一整套理论之中。从狭义的具体的文化理论批判的角度来讲，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思想主要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及工具理性霸权的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主要体现在批判自身及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对文化的批判，主要是对小农思想以及与此相关的等级思想和宗教思想意识的批判。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就以自由理性为武器对普鲁士专制政府维护宗教、压制人民自由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一切有悖于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传统文化内容，都应该受到批判。通过对宗教的批判，马克思发现了异化的根源在于现实世界，在于人本身。而现实世界就是现实的国家与社会，因此要批判和剖析现实的社会制度，实现人的解放。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化的过程是人类理性张扬的过程，是通过理性来展现人类主体性的历程。启蒙理性的初衷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人类自己的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理性变成了一种霸权，主体性的张扬反而导致了主体性的丧失。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是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文化。中国思想流派众多，各学派之间相互评判，甚至学派内部的观点也并非完全一致。在我国影响深远的儒家学说，孔子之后即分为八个小的分支，说明儒学自身也是不断充实和完善的过程。道家著作《庄子·天下》篇以“道术”为衡量批判标准，对先秦墨家、名家和道家等进行了批判，指出他们都是“一曲之士”，是“偏”不是“全”，依靠这些理论都无法达至“内圣外王之道”。再比如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其中的“不二”篇在批判总结百家之言的基础上，以“一”的理论论证了在社会现实中统一思想的重要性。指出“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2]468“一”就是“一家独尊”，“异”就是“百花齐放”，所以有力论证了在承认百家所长基础上树立主流思想文化的重要性。

西汉司马谈《论六家之要旨》对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批判，司马谈指出六家的学说都是为平治天下服务的，差别只在功用之多与少、施功之难与异、得功之省与费。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判教”理论就逐渐发展起来，“判教”实际就是对各宗派的品评或者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批判性至始至终都存在，这也是文化本身生生不息的内在根源。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要在坚持批判性的基础上融会贯通。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会通的现实考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文化的现代化绝不等于西方化。亨廷顿在总结了近现代以日本、土耳其和中国等几个典型的国家对西方和现代化的回应之后如此写道：“简言之，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观、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绌。”[3]57“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较多现代化和较少西方化”[3]P57亨廷顿看到了各民族文化自身的根基，以及各自走向现代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以中国为例，尽管当今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力不及西方文化，但是从历史上看她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面向未来她也具有不容低估的生命力。华夏文化曾经深深渗入到欧洲文明，无论是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政治制度还是经济贸易的发展，都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到了近代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文明的形成，建立在农耕社会基础之上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极大挑战但同时也受益匪浅。

文化的现代化绝不等同于西方化，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的曲折历程足可证明。西方有意识地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起初是通过传教士的工作进行的。近代对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比较大的是16世纪来华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82年他被派到澳门，为了有效传教他不仅学习了中文还了解了中国习俗。1583年他奉派进入广东省传教，此后久居中国。他总结前人传教的经验和教训，指出要想克服在中国传教难的问题，必须要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文化，适应中国人的习俗。他创立了一套“利玛窦规矩”，其中有一条就指出“所传天主教教义可用儒学经典诠释，成为‘儒化天主教’，祭祖祀孔与奉行教规并行不悖’”。[4]872此后进入中国的传教士如汤若望、邓玉涵和蒋友仁等人基本上都遵循“利玛窦规矩”和“学术传教”的原则。正因如此，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在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中初步形成了一股实学思潮，以徐光启、李之藻、梅文鼎等为代表。这些不同于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知识分子极其青睐西方的数学、天文、地理、医药等知识，无疑在中国以政治的和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文化中开启了带有“实用理性”色彩的脉路。但是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才真正认识到要想真正实现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除了“器物层面”以及“制度层面”的学习，更重要的还在于“心的层面”的转化，比如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和民族性格等，或者说必须切实实现人的现代化。

但是西方文化经历了现代性的辉煌之后正面临着现代性的危机，物化和异化，工具主义和技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会通的根本目标—提高文化软实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5]。文化软实力有两方面内涵，一是文化内部凝聚力，二是文化的外部吸引力。文化的凝聚作用来源于文化的价值观念的感召力、向心力、凝聚力。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对一个社会、一个群体或一个个人来说，文化是借助内聚力来维持身份认同的连续过程。”[6]36

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往往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正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文化吸引力是一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魅力，是对他国人民的吸引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会通正是要提升这种文化吸引力，提升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能力。

文化是民族的血液，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在当今世界，文化的作用更加显著，它关系到一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整合以及重建是我国文化领域的一项大工程，也是转型期必须要做的工程。多样的文化生态中必然要有主流文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地位不可动摇，同时我们又要使得在文化上可以和中国传统文化有效会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该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通是可能的更是必然的，但是这将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赵敦华.马克思的批判哲学和启蒙时代精神的精华[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5-14.

[2]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下)[M]//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2009.

[3][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4]马克垚.世界文明史(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09.

[6][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陈如松]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82(2015)06-0049-02

[作者简介]阚红艳(1978-),女，安徽宿州人，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安徽大学哲学系2013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