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超，郭风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陕西 杨凌 712100)



矫正与突围：宋明理学与中华文明的农史解读

刘 超，郭风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陕西 杨凌 712100)

中华文明以其绵延数千年而未曾中断的特点凸显于世界诸文明，而这一特点的形成无疑得益于其独特的思想、文化与制度的保障，宋明理学便是上述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着眼于中华文明发展与演进的宏观过程，以农业发展的独特视角对宋明理学进行审视，可以发现：程朱道学与陆王心学作为宋明理学的两大主流体系，从唐宋到宋明，两者交错形成并交错发展，与唐中期以来中国农业发展的路径大体相当。具体而言，程朱道学对唐以来基于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而从传统秩序中解放出来的独立个性加以矫正，而陆王心学则使上述这一独立个性得以突围，从而从整体上保障了中华文明在唐宋以来的可持续发展。

中华文明；宋明理学；农业历史；矫正；突围

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哲学史等诸多领域研究的重要对象，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此处不再赘言。传统中国以农立国，中华文明从其性质上来讲带有浓郁的农业文明色彩。农业生产成为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农业社会则是古代中国最为典型的社会形态。因而，从农业发展的角度解读古代中国的历史现象是具有充分合理性的。本文试图以农业历史为视角，分别审视宋明理学两大主流体系——程朱道学和陆王心学之所以形成的社会物质条件，进一步评价其对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历史作用。

一、唐宋时期农业发展与程朱道学的发育成熟

从农业发展的角度来看，由唐及宋，无论是农业生产力还是农业生产关系都获得了突破。在农业生产力方面，作为传统农业技术标志性成果的铁犁牛耕，在这一时期得到普遍性推广。铁犁牛耕技术虽早在先秦时期便已出现，但苦于牛耕的使用存在一个经济上的可行性的问题[1]，直到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人南迁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之后，才使得耕牛成本下降，最终使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能够承担铁犁牛耕的生产成本。到唐武后时张廷王圭便已认识到，《新唐书》卷118《张廷王圭传》记载其言，“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资在耕，耕所资在牛；牛废则耕废，耕废则食去，食去则民亡，民亡则何恃为君？”而且，“唐宋时期在灌钢技术推广基础上熟铁钢刃农具广泛使用”[2]，同样促成了铁犁牛耕技术在唐宋时期的普遍推广。总之，在唐宋时期基本完成了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与铁犁牛耕技术的结合，正如日本学者大泽正昭所说，唐宋时期是以一头牛牵引农具为主的“小规模大农法”的展开、确立期。[3]在农业生产关系领域，自唐中期以来，原本以儒家“均平思想”为指导的均田制逐渐难以为继，“土地私有制占据主导地位，官田也逐步以各种方式私有化”[4]，直至宋代，宋太祖在开国之初便开始推行“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以至于土地私有制取代了均田制时期的土地国有制。土地兼并甚至成为贯穿两宋时期始终的经济现象，“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景象在南宋时已经达到相当普遍的程度。唐宋时期土地私有化进程，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便是：封建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总体而言，技术进步带来的个性凸显和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带来的商品经济发展成为唐宋时期的农业发展与变迁的主要内容。

无论是个性凸显还是商品经济，都对以往的传统道德观提出了严重的冲击。从而在意识形态领域，“言利的思想主张日益抬头，一批思想家对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从中唐历北宋至南宋，言利思想与传统价值观的斗争一直贯穿始终，成为社会思想观念发展变化的一根主线。”[5]在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浙东地区，甚至出现了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派。然而，与这一现象相对，便是宋明理学中主流体系之一的“程朱道学”的逐渐萌发和发展成熟。这一历程从中唐时期便已开始，直到南宋初期朱熹时发展成熟。其主要目的则是构建一种形上本体的意识，将伦理道德逐渐提高到本体的地位，“从邵雍‘元会运势’的数推历史观、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宇宙生化论一直到张载的‘太虚即气’，则标志着儒家形上本体意识的初步形成；待到二程体贴出‘天理’并以‘性即理’规定理学的道德本体，也就表明佛教的形上超越意识、道家的宇宙根源意识与儒家的人伦世教关怀已经有机地熔为一炉了。”[6]从周邵到张程，基本完成了从宇宙论到伦理学由外而内的结合与转化，而到朱熹时，则开始了一种超自觉地对伦理学的积极构建，其“庞大体系的根本核心在于构建这样一个观念公式：应当(人事伦常)=必然(宇宙规律)。”[7]244进而，以禁欲主义的形式将人事伦常即伦理学提高到超道德的本体地位，从而构成了对上述个性凸显与商品经济背景下形成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等一系列所谓异端的行为再规范。以朱熹为标志，程朱道学体系在经历了从唐中期直至南宋的漫长时代而最终形成。而这一过程的背景，则以唐宋时期的农业发展与变化为其起点。

二、宋明时期农业变迁与陆王心学的形成发展

由宋及明，中国农业发展呈现出全新特点。其一，以游牧生产经营方式为主要特征的周边少数民族，开始了以农业化为开端的觉醒过程，纷纷建立政权与中原王朝进行对峙，两宋时期因广大宜牧区散失，导致农牧经营比例逐渐失调，以至于宋以来农区的牧产品需求必须借助经济手段加以满足。其二，农牧业经营比例的失调导致耕牛数量的急剧减少和耕牛成本的急剧上升，使得原本得以推广普及的铁犁牛耕技术因其经济上的不可行与事实上的不可能而淡出农业生产领域，取而代之的则是以劳力资本的投入而获得土地产值的增加。农业发展进入“技术淡出、劳力凸显”的时代。其三，在劳力成为农业产出最有效投入的背景之下，人口急剧增加导致了农地矛盾的凸显，人多地少的矛盾成为贯穿明以来中国古代农业历史的基本特征之一。其四，为解决人地矛盾的现实困境，高产农作物的引进和新农地的开辟成为主要方式，高产农作物上山入地使大片潜在农区消失殆尽，尤其是在整个明清时期，“人口急剧膨胀所形成的巨大压力转化成为农业垦殖扩张的强大促动力量，掀起了一次持续的农业垦殖浪潮。由于此前的宜农土地垦殖已趋向基本饱和，垦植扩张所向，主要是条件相对差、难度相对大的省际山区、江湖河海滩涂、沿边僻远地区等。”[8]最终使大片可能牧区转变为农区，以畜牧产品为主要对象的家庭养殖业变为以小动物、小家禽为主要对象的家庭饲养业或家庭副业，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农牧经营比例的失调。因此，单纯从农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上述特点使得农业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不可持续且不断恶化的恶性循环之中，中国传统农业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转移过剩的农业劳动力从而缓解人地矛盾，并弥补农业经济运行在劳动力转出中的损失，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诉求。

上述时代诉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应便是使被程朱道学加以排斥的个性自由与功利价值获得突围，陆王心学则成为意识形态突围的思想利器。

冯友兰讲，“朱子为道学中理学一派之最大人物，与朱子同时而在道学中另立心学一派者，为陆象山。”[9]298意即，在程朱道学体系发展成熟的阶段，与之有别的宋明理学另一主流体系——陆王心学体系也已出现，这一点与南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密切关系。然而，真正将陆王心学体系发展成熟，并使整个宋明理学出现瓦解趋势的则是王阳明。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宋明理学的两大主流体系——程朱道学与陆王心学在形成与发展的路径上呈现出背道而驰的色彩。如果说前者在于以整体性的“道”来构建一个强调规范、秩序、道德的农业社会，后者则在于以个体性的“心”来瓦解前者，并建立一个强调自由、激励、功利的商业社会；如果说程朱道学旨在将伦理学提高到超道德的本体地位以约束、规范社会个体的行为，那么陆王心学的最大特色便在于强调个体性的“‘心’的超越与感性”[7]254，即“以心即理”的命题来对抗程朱道学“性即理”的命题，将个体自由提高到本体地位。王阳明作为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成为历史上“通向思想解放的进步走道”[7]264-265。陆九渊的心学之所以能在南宋时期便有所发迹，也与两宋时期经济基础层面上的变迁不无关系。而王阳明心学体系的极大发展，则是源于上述经济发展的困境在当时已经呈现出难于逆转的态势。由于上述所有关于农业发展的变迁都始于宋而成于明，因此，可以理解为：陆王心学的形成与发展轨迹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的。

三、宋明理学对中华文明演进的贡献

上文中，着重解释了作为宋明理学两大主流体系的程朱道学与陆王心学的形成逻辑，即两者都是在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发展与变迁的过程中产生而交错发展的，有必要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那么，如何评价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成果，不妨引入一个更为宏观的概念——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以其绵延数千年而未曾中断的特点凸显于世界诸文明，而这一特点的形成无疑有其独特的思想、文化与制度的保障。传统中国以农立国，中华文明从其性质上来讲带有浓郁的农业文明色彩，在宋以前的各个历史阶段，基于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一系列优秀的、具有时代特点的制度与文化，具体而言：三代礼乐制度，确立了农业社会的道德约束与规范机制；春秋战国诸子学说，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思想理论基础；秦汉中央集权与郡县制度，确立了中华文明的体制与组织保障；隋唐科举制度，保障了中华文明的人才与学术需求。

而在唐宋以来，即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后期发展的时代，出现了宋明理学，对中华农业文明起到了矫正与突围的重要作用。首先，面对唐宋以来形成的区别于以往各个历史时代的新特点——基于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以程朱道学体系为代表的思想学说对其进行了批判与打击，从而保障了中华农业文明的稳定与持续发展；其次，在宋明时期中华农业文明在经济社会逐渐走向困境的时候，以陆王心学体系为代表的思想学说则对上述新特点加以维护与理论化，从而为中华农业文明在困境中突围提供了思想与理论的指导。虽即，无可否认具体的突破性发展由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特殊性而中断，但陆王心学作为一种思想指导的历史地位不应一笔抹杀。因此，矫正与突围，成为宋明理学对于中华农业文明发展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1]程念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牛耕[J].史林，2005，(6).

[2]李根蟠.论明清时期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制约——与战国秦汉和唐宋时期的比较[J].河北学刊，2003，(2).

[3]周生春.《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评介[J].中国农史，1998，(4).

[4]黄纯艳.经济制度变迁与唐宋变革[J].文史哲，2005，(1).

[5]林文勋.商品经济：唐宋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J].文史哲，2005，(1).

[6]丁为详.宋明理学形上本体意识的形成及其意义[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7]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8]张建民.明清农业垦殖论略[J].中国农史，1990，(4).

[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陈如松]

Correcting and Breaking—Neo-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Reading by Agricultural History

LIU Chao，GUO Feng-ping

(Chinese Agricultural History Institute, Northwest A & 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China)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with its rolling characteristics of uninterrupted,highlighted in the world civilizations.And the formation of this feature has its unique thought, culture and system as security.Neo-Confucianis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ecurity. Focuses on the macroscopic process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s unique angle of view to examine the Neo-Confucianism,can be found: Cheng &Zhu Neo-Confucianism and Lu & Wang’s theory of Mind, as two mainstream systems of Neo-Confucianism both staggered formation and staggered development.Their development path is roughly the same with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ince Mid—Tang dynasty.Specifically, Cheng & Zhu Neo-Confucianism corrected th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which libera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order, based on raising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ince Tang dynasty. Lu & Wang Neo-Confucianism makes this independence to break.Both guaranteed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ince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y.

Chinese civilization；Neo-Confucianism ；agricultural history；correcting；breaking

2015-02-31

刘超(1987-)，女，山东滕州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化史、园林文化； 郭风平(1958-)，男，陕西礼泉人，历史学硕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林业史、园林文化、中国森林文化。

F329

A

1007-9882(2015)02-005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