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婷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安徽 芜湖 241000)



试论党的创立时期中共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李文婷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安徽 芜湖 241000)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时期，非常重视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从中央层面进行部署，而且动员全党同志参与其中，并利用理论研究以及理论宣传等诸多方法，为提高党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绩效提供了一定的宝贵经验。

党的创立时期；中共党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就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全党进行思想教育。自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定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己任，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将马克思主义推向全党和全体人民之中。本文试就党的创立时期中共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体步骤作出探讨，以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之时，大多数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偏低，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很多党员由于受其他思潮影响，其思想觉悟普遍较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够深刻，这种情况后来直接导致了党组织内部出现分化。因此，在党成立以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提高全体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对全体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以便加强团结，提高全党的理论素养。

一、中央层面的部署与地方组织的落实相呼应

中共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要求全党上下加大力度宣传马克思主义，出版与之相关的刊物，各个地区根据自身的需要出版一些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宣传手册或者报纸、传单等，从而使更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激励他们投身到革命运动中来。《决议》指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在一切产业部门成立工人学校，成立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目的是为教育工人使其在实践中去实现共产党的思想。研究工作应分为几类：工人运动史，组织工厂工人的方法，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各国工人运动的现状。研究的成果应定期发表，应特别注意中国本国的工人运动问题”。[1] (P6-8)同时《决议》还针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在群众中仍有一定影响，针对党内一些同志中存在的自由主义现象，特别强调党的宣传工作必须加强组织纪律观念，遵循党的原则、方针、政策，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纪律性。

1922年7月，党的二大会议对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做出明确指示：“共产党是所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的组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有一定的党纲，是一个以打倒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为目的的无产阶级政党；工会是所有工人的组合，它要接受怎样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去奋斗的教育”。[1](P80)党的创立时期所颁布的这些关于理论教育以及宣传工作的指示，证明了在党建工作中，共产党十分重视利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提升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从而扩大共产党在社会各界的影响力。

党的地方组织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也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上海党组织在中央局通告发出的当月就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由陈望道担任书记。上海党的生活比较活跃，每星期举行一次会议，在会议中采用选取代表进行讲解，党员共同讨论的模式，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以及帝国主义论等相关内容进行讲解。1922年1月28日，上海地方组织采纳陈独秀的意见，发动党团员一百多人走上街头开展贺年活动，沿途一共散发六万张贺年帖。贺年帖正面印有“恭贺新年”，另一面印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进行阶级启蒙教育的“太平歌”。为配合实际斗争的需要，上海党组织还编写和印发了大量小册子、传单、评论，如揭露华盛顿会议、纪念马克思诞辰以及声援香港海员大罢工等，增强了宣传工作的战斗性。

北京党组织按照中共一大的纲领和中央局提出的发展党员的要求，在知识分子和工人中培养和吸收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特别注意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北京党组织的内外活动比较频繁，党内生活也能定期举行。1921年11月，邓中夏等19人发表启事，公开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阅读、研究、讨论和讲演等方式，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购置了60余种中外文书刊，既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也有国内的进步刊物，有外文基础的会员还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北京地委和青年团在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国际劳动节、五四运动三周年纪念日，编印小册子，散发传单，组织讲演，宣传和组织群众，积极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

为了进一步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骨干，湖南党组织的毛泽东、何叔衡等利用船山学社的旧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所宣传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型学校，该学校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学员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还以《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为教材进行专题研究，还把《向导》、《新青年》和《中国青年》等党团刊物列为课外必读刊物，并多次举办公开的马克思学说讲演会。1922年9月，为集中培养文化水平较低的革命青年，自修大学附设了补习学校。毛泽东任指导主任，夏明翰任教务主任。共接收了100多名学生，编成3个教学班。在这里教员们一方面致力于把学生教育好、带好的教育实践，一方面又致力于自身的进修和教育理论的研究。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普及教育取得很大成效，如曾在自修大学学习的夏明翰、毛泽民、蒋先云等后来都成为中共优秀干部。还有武汉、广州、济南等地区出席一大的代表返回原处后，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展开各项实际工作，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普及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二、理论的深入研究与实际运用相结合

党的创立时期，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不高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所能接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十分有限，当时与马列主义相关的读物非常缺乏。因此，在党成立以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组织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成为一项重要任务。而作为一个肩负历史重任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要有严密的具有坚强战斗力的组织，更要有鲜明的符合社会实际和人民愿望的革命纲领。这就需要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正确的革命纲领，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以及相关政策，进而对党员以及群众实施坚强的领导，把革命引向胜利。

1921年11月17日，北京党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有同志19人，筹集120元的购书经费，计划从四个方面开展理论研究：首先，将与马克思学说相关的外文资料以及书籍搜集并整理出来；其次，编辑并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再次，开展相关的讨论活动；最后举办相关的演说活动。为了研究马克思列宁的著作，研究会建立了一个共产主义图书室，起名为“亢慕义斋”。他们全面搜集马列主义的相关著作，并且还通过共产国际代表和苏俄驻中国使馆的帮助，搜集和收藏了共产国际出版的英、德、日、法等文字的书籍，其中有《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困》以及《共产主义原理》等。李大钊对该研究会寄予了厚望，希望这个研究会能够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培养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人”[2]( P42)。共产主义图书室的藏书，上面都盖有“亢慕义斋”的印章，这是我国早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十月革命经验的一批珍贵文献。

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向全国范围内的党组织发出了首份中央文件，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通告对近期党团组织的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宣传工作等作出了详细指示：“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1] (P26)与此同时，中央局在上海成立人民出版社，主要就是负责出版马列主义相关著作，该社的主要工作由李达负责。仅仅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该社先后出版《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劳农会之建设》等著作及“共产主义丛书”5种。[3](P92)中央在广东也建立了人民出版社，作为党的言论机关，1922年6月出版马克思全书2种、列宁全书5种、共产党丛书7种，还计划出版马列和俄共书籍12种。在这诸多的著作中，只有《共产党宣言》是重印陈望道的译本，其余的全部是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新译本。这些著作的出版，为成立初期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成为许多共产主义者的启蒙读本，提高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对于在党内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也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这些书散发全国各地党组织，对党员“思想上有很大影响”。[4] (P61)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思想武器，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并非现成的答案，它不能代替各国革命的具体纲领。各国党和人民必须从本国国情和革命各个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正确的纲领。1922年7月，党的“二大”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方面的思想，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明确规定了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奋斗目标，在我国近代史上首次将彻底地推翻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这一革命纲领提了出来。这个纲领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表达了中国人民的根本愿望，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斗争的方向。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的初步结合。这个结合虽是初步的，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为后来党继续深入地探索中国革命的独特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

综上可以看出，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不是偶然孤立的现象，而是党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对中国革命特点有了初步认识的结果。这表明党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实际运用相结合，尝试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科学的思想武器来为人民大众服务。

三、理论的广泛宣传与系统教育相并举

要想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和教育无疑是最有效的手段。开展这方面的教育，可以使马克思主义进入人们的头脑，成为影响和支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核心价值。所以，党成立后十分重视对党员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并通过多方举措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

首先非常注重理论刊物的出版发行工作。党的一大会议通过的首个决议就明确规定了刊物出版的原则性以及刊物内容的方向性。一大后，党中央把原有的《新青年》和《共产党》视为党的重要理论刊物继续进行出版，而且在内容上较之建党之前更为充实和富有战斗性。这两份刊物“销数很广，宣传亦很有力量”。[4](P61)1922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不久，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蔡和森、彭述之和瞿秋白先后担任主编。这份刊物有力地宣传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在革命斗争中起到了重要的舆论宣传和思想指导作用。

为了对广大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1922年1月，党创办了《先驱》半月刊。该刊的发刊词指出：“本刊的任务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因袭、奴性、偷惰和依赖的习惯而代之以反抗的创造的精神，使将来各种事业，都受着这种精神的支配而改变。我们的政治，以后就不至于这样黑暗，我们达到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社会——的道路，也就容易得多了。”[5] (P313)这份刊物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也刊登共产国际指示及党的决议，对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起了很大作用。

除了出版理论刊物，提高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之外，党还创办学校，对党员和青年学生进行集中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1922年春，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上海大学，各系均开设马克思学说课程，每周两个学时。1923年7月，瞿秋白担任上海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 他负责指导学校中共组织的工作，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党输送革命干部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瞿秋白负责主讲的课程，有“社会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即历史唯物主义)。这些课程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他是我党最早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上海大学强调理论要与实际相联系，学生在学习上要敢于创新，把课堂学习和业余活动相结合，并和社会活动打成一片。如瞿秋白在讲课时经常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把理论与当前的斗争实际相结合。学生都非常爱听他的课，其他系科的学生以及校外学生也常来旁听，把大教室挤得满满的。[6] (P121)经过这些理论的熏陶，莘莘学子的革命热情和蓬勃坚强的战斗精神被彻底激发出来，他们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斗争洪流中。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大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为了培养妇女运动的骨干，1922年2月，党在上海创办平民女校，主要吸收党的干部家属及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女青年入学，开设一般的文化课程，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陈独秀、李达等在该校任教，陈独秀在该校讲授社会学，向学生宣传社会科学、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此外，“张太雷、刘少奇等从苏俄回国后，也曾到校演讲，介绍俄国的革命和建设的状况，使学生耳目一新，鼓舞了他们追求真理，投身革命的热情”[7](P103)。这个学校培养了一批杰出的女干部，如王会悟、高君曼、丁玲等人。

总的来说，党成立初期，党内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提高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促使马克思主义向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传播。但是，这仅仅是一个起步。由于时代发展和理论认识的局限，当时的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深刻的理解，对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认识还有着明显的不足。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也处于比较零散的状态，尤其很少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如党的“二大”没有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而只是把无产阶级和农民摆在民主革命参加者的地位，起助手的作用。这个缺陷后来被陈独秀逐步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使党的事业遭到严重损失。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2]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4] 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 《先驱》发刊词(1922年1月15日) [Z]// 中共党史考资料(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 姚守中,马光仁,耿易.瞿秋白年谱长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7]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陈如松]

2015-02-12

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AHSK09-10D088)；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党的创立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2012SQRW018)”

李文婷(1978-)，女，安徽定远人，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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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9882(2015)02-002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