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必武

在《叙事理论教学》（2010）一书的“导论”中，三位主编开门见山地指出：“过去二十年见证了对叙事兴趣的爆炸式增长。”［1］(P1)对此，鲜明的例证是“对故事和故事讲述的分析已经成为从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传播研究、历史和哲学到认知和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媒介研究、人工智能、医学、商学以及法律等多个学科领域的主要论题”。［1］(P1)伴随这一大规模“叙事转向”的是叙事学自身的“后经典转向”，即“经典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已经让位给多种类型的‘后经典’方法，包括女性主义方法、伦理方法、认知方法、跨媒介方法以及叙事研究的其它框架等”。［1］(P2)可见，后经典叙事学的一大显著特征在于其复数多元性。不过，与学界对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关系的热切讨论相比，对不同派别的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相互关系的探讨似乎存有不足。欣喜的是，这一问题已经开始引起学界的重视。论及叙事学的未来发展，詹姆斯·费伦说：“我期待能对不同叙事研究方法之间的一致性和不一致性有更多的考察。一方面，叙事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认知方法、女性主义方法、非自然方法、修辞方法、心理叙事学方法、后殖民方法等——是这个领域健康发展的象征，但另一方面我也担心各种方法过于平行发展，导致它们对彼此之间的关系不够了解。辨识不同方法之间的共同点和根本差异将会有助于在整体上廓清这个领域的研究和批评现状。”［2］(P184)

毫不夸张地说，叙事学在过去20年的繁荣和发展主要归功于后经典叙事学的崛起，尤其是后经典叙事学在新世纪之后的迅猛发展。按照扬·阿尔贝和莫妮卡·弗鲁德尼克等人的说法，当下后经典叙事学已经进入了其发展的第二阶段。［3］(P5)那么，不同阶段的后经典叙事学又具有哪些任务和目标呢？戴维·赫尔曼认为：“如果后经典叙事学的第一阶段在于引入结构主义理论之外的思想，重新评价经典模式的可能性与局限，那么在第二阶段就出现了新的挑战。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加强女性主义、跨媒介、认知以及其它各种后经典方法之间更为紧密的 对 话”。［4］(P274)在《后经 典 叙事 学 的 第 二 阶 段：命题与动向》（2012）一文中，笔者主要分析了后经典叙事学在第二阶段所彰显出的若干动向，如叙事学新流派的不断涌现，对叙事学研究跨学科路径的重访与反思，叙事学研究的“历时转向”，叙事学研究的“跨国界转向”，对叙事学家个人学术思想的研究，后经典叙事学流派之间的交叉整合。［5］(P33-42)本文以修辞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为主要考察对象，重点从三个层面探讨后经典叙事学在第二阶段的交叉整合之势，即不同后经典叙事学派展开对话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不同后经典叙事学派的基本概念与理论原则、不同后经典叙事学派之间的现有对话与批评。前一个层面主要涉及不同的后经典叙事学流派之间为什么需要对话的问题；后两个层面主要涉及怎么对话以及当前对话的现状等问题。

一、理论的“喧哗”和“杂多”：对话之必要与可能

与经典叙事学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领航科学”的单一范式相左，后经典叙事学不是一元的理论派别，而是多种不同理论派别的杂合体。具体说来，后经典叙事学的多元性和复数性突出表现在方法和媒介两个层面。在方法上，在后经典阶段，叙事学从其他学科中引入了诸多新的研究方法，即其他学科进入叙事学领域，如女性主义方法、修辞方法、认知方法、后殖民主义方法、语料库语言学方法等，随之诞生了修辞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后殖民主义叙事学、语料库叙事学；在媒介层面上，在后经典阶段，叙事学逐渐超越了传统的文学叙事（尤其是小说叙事的范畴），表现出跨学科和跨文类的态势，即叙事学进入其他学科领域，如法律研究、音乐研究、电影研究、口头叙事研究、绘本叙事研究、数字叙事研究、戏剧研究、诗歌研究等，随之诞生了法律叙事学、音乐叙事学、电影叙事学、自然叙事学、绘本叙事学、数字叙事学、戏剧叙事学、诗歌叙事学等多个门类和派别。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新方法的不断引入以及叙事学向其他学科领域的加速渗透，后经典叙事学的复数性将会表现得愈加突出。

迄今为止，对后经典叙事学的不同分支做出较为详细归类和整理的当属德国知名叙事学家安斯加尔·纽宁。在题为《一门叙事学，还是多门叙事学？》(2003)文章中，纽宁不仅详细比较了结构主义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的差异，而且将后经典叙事学主要归纳为八大派别，而每个学派又有多种不同的分支与代表人物。［6］(P249-251)纽宁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不仅列出了后经典叙事学的具体派别，而且还指出了这些派别的代表人物，使其研究具有学术谱系史的性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对这些后经典叙事学派进行了初步的比较和分析。纽宁指出，“鉴于这些叙事学派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尽管所有的新方法都同样关注叙事，但它们理论意识的阐释程度和构成理论假设的清晰程度存有很大的不同；第二，上面列出的某些新方法要明显地比其它方法更为平等，即更加趋向于叙事学论题”。［6］(P256)

毋庸讳言，鉴于理论基础和研究对象的不同，不同后经典叙事学派之间会不可避免地存有一定的差异性。当然，对不同后经典叙事学派之间相互关系的考察并非后经典叙事学在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赫尔曼指出：后经典叙事学的当下“任务不再像结构主义者那样，吸纳新的概念和方法用于叙事研究。相反，它现在有着更大的目标，即要重新审视叙事研究的范围和目的，而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在于思考一系列方法之间是如何相互联系的”。［4］(P274)赫尔曼的论点得到了阿尔贝和弗鲁德尼克的高度认同。在评介后经典叙事学的多元性和复数性时，他们指出：在后经典叙事学的第二发展阶段，叙事学家们需要考虑叙事学在语境上和主题上的曲折变化如何能够以成熟的方式同结构主义的核心联系起来？这并不是说要把所有的方法和模式都统一为一个整体，而是努力整合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多重方法，发现它们之间的“重合性”与“冲突性”。［3］(P5)毫无疑问，叙事学的基本概念理当属于结构主义核心的范畴，这不仅是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发生联系的基石，同时也使得不同后经典叙事学派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

阿尔贝和弗鲁德尼克把“持续多元”视作为后经典叙事学在第二发展阶段的特征之一。［3］(P23)所谓的“持续多元”一方面是指叙事学的研究对象继续多元化，另一方面是指研究同一个叙事学问题时，对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用阿尔贝和弗鲁德尼克的话来说，“当代叙事学家们的研究对象要比二十年前更为多样，在研究同一个问题时，他们诉诸于整合了诸多大不相同的研究方法，将他们的研究置于非常丰富的语境主义框架中”。［3］(P23)为了更深入地分析叙事现象，解决叙事学问题，得出更富洞见的结论，不同后经典叙事学流派之间的对话就成为必须，而其主导原则和核心概念则是它们展开对话的起点与基础。

二、主导原则和核心概念：对话之起点与基础

赫尔曼强调说：当下叙事理论“已经到了一个对故事研究的方法和目标进行开放式、有活力的争论阶段，这种争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这是叙事学领域研究活动的一个基本构成部分”。［7］(P218)既然在后经典叙事学的第二发展阶段，不同后经典叙事学派之间需要加强对话和沟通，那么它们应该如何进行沟通和交流呢？在赫尔曼看来，“叙事理论家可以首先并置新方法对于叙事现象的描述（叙述、视角、人物等），接着检验这些描述的重合面，然后再探讨在哪些不重合的描述面上，这些新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互为补充，由此绘制各种后经典方法之间相互关系的图式”。［4］(P274)在笔者看来，对叙事学核心概念的界定和审视不仅是讨论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相互关系的前提，而且也是后经典叙事学派之间展开对话的起点和基础。

在异彩纷呈的后经典叙事学阵营，修辞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和非自然叙事学无疑是当下西方学界最为活跃的四个流派。在西方叙事学界，就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而言，费伦、拉宾诺维茨是修辞叙事学的代表人物，赫尔曼是认知叙事学的代表人物，罗宾·沃霍尔是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代表人物，布莱恩·理查森是非自然叙事学的代表人物。让这些声名显赫的叙事理论家畅谈自己的理论观点，并与其他学者展开对话，进而探讨不同的后经典叙事学派之间的相互关系，无疑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和较强的说服力。这也正是《叙事理论：核心概念与批评对话》（2012）一书所采取的做法。在下文中，笔者试图以该书为参照，重点以费伦、拉宾诺维茨、赫尔曼、沃霍尔、理查森等叙事学家之于作者、叙述者、叙述、时间、情节、进程、空间、场景、视角、人物、接受与读者、叙事价值和美学价值等诸多叙事学基本概念的阐述为考察对象，旨在廓清修辞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认知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等后经典叙事学派的主导原则和核心概念，从而揭示它们的批评立场和理论旨趣。

第一，叙事作为修辞——修辞叙事学。作为一个主要的后经典叙事学派，修辞叙事学自身包含多个不同的分支，如以梅尔·斯滕伯格为代表的功能型修辞叙事学、以理查德·沃尔什为代表的基于认知语用学的修辞叙事学、以迈克尔·卡恩斯为代表的基于言语行为理论的修辞叙事学，但是目前影响最大的当属以费伦为首的第三代“芝加哥学派”。根据费伦和拉宾诺维茨的论点，叙事不是对象而是一种“修辞行为”(rhetorical act)。修辞叙事学关于叙事的经典定义是：“某人为某个目的在某种场合下向某人讲述某事。”［8］(P8)

费伦和拉宾诺维茨认为，修辞叙事学有六条主导原则。第一，把叙事自身看作是一个事件，是讲述者向听众传递的有目的的多维度交际行为。第二，在阐释叙事的时候，修辞叙事学所持的是“事后”(posteriori)立场而不是“事前”(priori)立场，即修辞叙事学家试图去理解和评价叙事所做的不同事情以及做这些事情的不同方式，而不去规定叙事总要做什么或叙事怎样做什么。第三，在解释叙事效果的时候，修辞叙事学辨识作者代理、文本现象与读者反应之间的循环反馈关系。第四，修辞叙事学家把叙事进程，即文本动力和读者动力的整合看作是作者实现目的的主要手段，因此修辞叙事学家通过研究叙事进程来发现作品产生效果的洞见。第五，就虚构叙事作品而言，修辞叙事学认为在修辞交流中主要存在三种类型的读者：真实读者、“作者的读者”和叙事读者。第六，读者对叙事的不同构成部分产生三种不同类型的兴趣、做出三种不同的反应，即把人物视为真人、把叙事世界视作真实世界的摹仿性反应，关注人物概念功能和叙事的文化、意识形态、哲学和伦理的主题性反应，以及把人物和叙事作为艺术建构的虚构性反应。［7］(P3-8)

在修辞叙事学的术语体系中，“隐含作者”是最为关键的一个。尽管隐含作者自被提出以来就争议不断，但费伦始终是该概念的忠实维护者和坚守者。他不仅为隐含作者提供新的定义，而且将其从虚构叙事文本移入非虚构叙事文本中，极大地拓展了隐含作者的适用范畴。譬如，费伦把隐含作者重新界定为“一个真实作者的‘流水线版本’，是真实作者能力、特征、态度、信仰、价值，以及其它属性的真实子集或虚构子集”。［9］(P45)

近期，他还论述了“隐含作者”概念之于非虚构叙事中“不可靠叙述”的判断和理解，并以两部传记作品《奇想之年》以及《潜水钟与蝴蝶》为例，进行了文本分析。［10］(P119-137)面对学界对隐含作者掀起的新一轮质疑与解构浪潮，费伦和拉宾诺维茨提出了关于隐含作者有效性的四条理由：（1）它承认叙事创作不可避免地是一种自我再现的行为；（2）它为讨论意图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方式，修辞方法的目的不是为了确定真实作者的意图，而是为了解释一个具体文本为何是以这种面貌出现而不是其他面貌出现的意图系统；（3）它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我们经常发现同一个真实作者在不同文本中会有不同的版本；（4）它为讨论那些作者身份不明的文本提供了一种方法。［7］(P31-33)

第二，叙事作为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质疑后，逐渐发展成为当下后经典叙事学阵营中的一支重要派别。根据《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的解释：“女性主义叙事学系统地研究故事与话语，关注其中的性别差异，聚焦于作者的性别、‘作者的读者’的性别、真实读者的性别、叙述者或受述者的性别。无论是女性主义叙事理论还是女性主义叙事批评实践，都介入性别中立的叙事模型，对具体的叙事文本做出具有性别意识的解读。”［11］(P161)

除苏珊·兰瑟、露丝·佩奇外，沃霍尔无疑是当下西方学界最为出众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在沃霍尔看来，“女性主义叙事学起初只是聚焦于文化建构的性别之于叙事文本的形式和接受的影响，现已扩展为多个女性主义叙事学，它们将种族、性、民族、阶级、种族地位和性别纳入文本分析中”。［7］(P9)就此而言，女性主义叙事学充分考虑阶级、种族、民族、性与性别等要素，把批判基于社会建构身份的所有压迫的叙事表征作为自己的批评使命。女性主义叙事学尤为关注叙事之于性别建构的作用，按照沃霍尔的说法：“我们越是能够理解叙事在性别建构上的作用，我们就越能改变性别范式在世界上的压迫方式”。［7］(P13)与费伦和拉宾诺维茨关注隐含作者相比，沃霍尔似乎更加关注真实作者和真实读者。她认为，作者和读者的身份、经历和社会文化历史语境对于解读叙事之于性别政治的介入方式都很重要。

第三，叙事作为世界建构——认知叙事学。认知叙事学是认知科学与叙事学相结合的产物，进入新世纪之后在西方叙事学界发展势头猛进。与其他认知叙事学家相比，赫尔曼聚焦于“叙事与心理之间的关系”。为了探究故事与心理之间的接面，赫尔曼主要诉诸“叙事世界建构”的理论框架。在他看来，所谓的世界建构主要是叙事经验的标志，是故事和故事讲述的基本功能，也构成了叙事研究的起点。叙事世界建构所研究的就是“故事讲述者如何通过使用不同种类的象征系统（书面的或口头的语言、静态的或动态的图像、文字与图像的结合等），激发阐释者介入共同创造叙事世界或故事世界的过程，无论它们是否是想象的或自足的虚构世界或是关于非虚构叙述讲述的那些可能虚假的世界”。［7］(P15)

实际上，在赫尔曼看来，叙事世界建构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的推断：即讲述行为激起什么类型的世界的推断，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行为的推断。赫尔曼试图引入心理语言学、话语分析和其他相关领域的成果来刻画叙事理解的过程，认为对故事的介入包括把话语线索映射到心理塑造世界的何时(WHEN)、何事(WHAT)、何地(WHERE)、何人(WHO)、如何(HOW)以及为何(WHY)等维度上，这些维度之间的互动可以解释故事的结构、再现功能与总体作用。［7］(P17)这些维度也成了赫尔曼探讨作者、叙述者、读者、叙事时间、叙事空间的重要参照。赫尔曼建议废除包含“隐含作者”和“隐含读者”的叙述交际模式，代之以新的CAPA模式。这一模式包含阐释“语境”(Contexts)、在这些语境中实施的故事讲述“行动”(Actions)、实施讲述行为和阐释行为的“人”(Persons)、停止把交际意图和其他意图“归属”(Ascriptions)为叙事行为的执行者。

第四，反摹仿的叙事——非自然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是近年来西方叙事学界迅速崛起的一支后经典叙事学派。有学者宣称：“近年来，非自然叙事学已经发展成为叙事理论中一个最激动人心的新范式，是继认知叙事学诞生之后的一个最重要的新方法”。［12］(P1)尽管非自然叙事学家们对非自然叙事的理解和界定并不一致，但在理查森看来，非自然叙事主要指的是反摹仿叙事。理查森认为，摹仿叙事通常努力掩盖其建构性，使其看起来和非虚构叙事一样；反摹仿叙事则蔑视它们的虚构性，打破了摹仿叙事竭力维系的本体论界限。事实上，“反摹仿叙事理论试图为那些拒绝遵循普通故事讲述规约（或口头的‘自然叙事’）或叙事再现的摹仿（现实主义）形式的作品提供一个概念框架”。［7］(P22)叙事学基本概念和术语无疑是建构叙事学理论框架的必要基础，鉴于当下所建构的叙事理论都以摹仿叙事为基础，因此“对反摹仿叙事的关注就要求我们扩展或重构叙事理论的基本类型”。［7］(P24)

理查森试图开辟叙事研究的另一类型即“反摹仿”或“非自然”故事的研究。其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叙述者与叙述的研究，尤其是第二人称叙述、第一人称复数叙述、多人称叙述等非常规叙述形式；第二，对叙述时间的研究，揭示出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的非自然时间形式，如那些双重的、不确定的、倒退的、冲突的时间；第三，与读者反应理论相关的，包括多人的、分裂的、对称的读者，尤其是包含在文本中的那些多个隐含读者，分散或对立的读者。［2］(P212)

综上，我们不难发现不同流派的后经典叙事学家在叙事理论的基本框架、叙事的理解和叙事学核心概念上不乏共同之处，但是他们之间也存有很大的差异性。实际上，第二阶段的后经典叙事学的重要任务就是审视和描述这些后经典叙事学派之间的差异性和重合性，探讨他们之间的互补性，从而使读者在解读叙事文本的时候，可以综合运用这些方法，得出更为科学和丰富的结论。如果说《叙事理论：核心概念与批评对话》集中展呈了不同后经典叙事学派对叙事学基本概念的理解，那么该书的最大亮点则在于后经典叙事理论家之间的对话与争鸣。

三、重叠·差异·互补：批评对话的范例评析

西方叙事学家们认为：在诸多关于叙事理论的问题中，有两个问题首当其冲：一是“什么是叙事理论？”二是“研究叙事的不同方法之间有何关系？”实际上，一个叙事学家对叙事理论的界定会影响其自身之于叙事研究方法之间关系的理解，而叙事学家们彼此之间的对话是回答这两个问题的最佳方式。［7］(Pix)费伦等叙事学家正是通过对彼此的理论做出回应这一方式，来探讨他们之间的差异性与互补性。

第一，修辞叙事学之于女性主义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和非自然叙事学的评价与批评。在对其他后经典叙事学派做出回应时，费伦和拉宾诺维茨陈述了他们的三条回应原则：事后原则；多元主义原则；答案有优有劣的原则。基于前两条原则，费伦和拉宾诺维茨主要讨论了他们与其他后经典叙事学家们之间在理论上的差异性、重叠性和互补性；基于第三条原则，他们阐述了修辞叙事学之于其他叙事学家的批判。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费伦和拉宾诺维茨对四种后经典叙事学的概括和总结。他们认为沃霍尔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赫尔曼的认知叙事学、费伦和拉宾诺维茨的修辞叙事学基本上是“作为X的叙事”(Narrative as X)的叙事研究方法：即叙事作为女性政治的场所，叙事作为世界建构，叙事作为修辞。这些叙事研究的理论建构与阐释实践的基础是“叙事是什么以及叙事做什么”(What narrative isand does)。与上述三种后经典叙事学分支不同的是，理查森的非自然叙事学是“关于X的理论”(Theory of X)，这里的X指的是“反摹仿叙事”,即聚焦于叙事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种类型。［7］(P186)与沃霍尔将性别、阶级等放置于叙事分析的中心地位相比，费伦和拉宾诺维茨认为性别只处于某些具体作品修辞设计的中心，而不是普遍叙事本质的中心。

修辞叙事学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的批评原则是事后性质的，而沃霍尔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则是事前性质的。他们对赫尔曼的认知叙事学也同样做出了中肯的评价，认为赫尔曼的认知叙事学存在双向交流的模式，即心智科学可以阐明叙事，而叙事也可以阐明心智的某些方面。赫尔曼的方法不在于提供原创性的阐释，而是辨识构成世界建构的阐释过程的基本逻辑。就此而言，修辞叙事学与认知叙事学是相通的。不过，赫尔曼的研究方法过于关注描述性诗学，没有介入文本的阐释挑战和评价挑战。

理查森的非自然叙事学与修辞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的不同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尽管理查森丰富了我们对叙事中那些被忽略的反摹仿方面的知识，不过他关于叙事的概念相对松散，譬如理查森借用了修辞叙事学的文本动力，但同时又撇开了读者动力；第二个方面是尽管理查森在借用修辞叙事学的三维度人物观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互文性”维度，但他并没有讨论这一维度和其他三个维度是否相关或如何相关，不免存有缺憾。

第二，女性主义叙事学之于修辞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和非自然叙事学的评价与批评。在沃霍尔看来，女性主义叙事学与修辞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之间共性较多，而与认知叙事学之间的共性最少。她指出：女性主义叙事学和修辞叙事学都认为叙事不仅再现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际而且还构成了这种交际。两种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费伦和拉宾诺维茨等修辞叙事学家认为性别、性、种族和阶级对于真实交际只是偶然的，而实际情况是当读者捧起叙事文本开始阅读时真正的交际行为就已经发生了；女性主义叙事学认为这种交际行为是特定的，而且努力将其放置于社会历史语境的分析框架中。就反摹仿叙事而言，沃霍尔认为在很多现代与后现代实验性的叙事文本中，女性主义小说家和理论家在与性别相关的主题上，都把超越传统现实主义文类的写作行为视为颠覆性的，这与非自然叙事理论是相通的。尽管非自然叙事学家通常会分析叙事形式中的性别含义，但女性主义政治不是其讨论的中心议题。认知叙事学之所以与女性主义叙事学差异最大，其主要原因是认知叙事学聚焦于人类大脑的认知处理过程，重点关注人们的共性而不是差异。［7］(P10-11)沃霍尔认为赫尔曼的CAPA模式有忽略因身份地位而导致差异的危险，只要占据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物之间存有不同的权力关系，我们在文化理论史上就不能不顾及这些差异。

第三，认知叙事学之于修辞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和非自然叙事学的评价与批评。赫尔曼不赞同其他叙事学家的三个假设，即沃霍尔关于自己的叙事与心理的研究方法不能讨论文化和语境的问题的假设；理查森关于摹仿叙事与反摹仿叙事的区分并要求随之采用不同的研究框架的假设；费伦和拉宾诺维茨关于叙事交流图是刻画叙事作为作者与读者之间交际的最佳方式的假设。具体说来，就女性主义叙事学而言，赫尔曼提出这样的假设，即“凸显叙事与心理的方法不等同于对再现过程或大脑内容的内部聚焦，它不需要排除对文化差异、物质具身、情感介入或人们生产和阐释故事的社会语境和物理语境的任何其它方面”。［7］(P220)赫尔曼始终认为自己关于叙事世界建构的方法根植于具体的交际语境中，而且也被用来评价具体的社会事件和物质事件，考虑故事讲述形式在被文化嵌入范式所塑造的同时又塑造了这些文化嵌入范式。换言之，赫尔曼认为自己的认知研究方法并没有将性别、语境、文化等因素排除在外。就非自然叙事学而言，赫尔曼认为自己的研究方法可以被扩展至所有的叙事类型，而不局限于任何一个特殊的文类或亚文类，无论是现实主义小说还是实验主义的小说。

第四，非自然叙事学之于修辞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的评价与批评。理查森认为自己从事反摹仿叙事研究的目的“不在于提供一些另类的、少数的或后现代诗学，而在于展示一个完整全面的叙事理论应该是什么样子”。［7］(P236)故此，理查森认为费伦和拉宾诺维茨对叙事的摹仿性和主题性特征研究相对较为深入，而对叙事的虚构性特征的研究相对欠缺；尽管沃霍尔和他的研究都给主流叙事研究增加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维度，但是沃霍尔的研究过于强调对现实主义文本的分析，对先锋实验性质文本的分析显然不够；赫尔曼的研究绝对是最具有摹仿性质的，也是非常宽泛的诗学，但他“有过于泛化、简约，甚至丢掉了很多我们最看重叙事虚构作品价值的东西”。［7］(P237)在论述修辞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的人物观时，理查森认为：“一个关于人物的全面理论需要包括几个构成部分。任何一个单一的方法，无论是摹仿的，虚构的，或意识形态的，都必将是贫瘠的；我们需要在保留和分析反摹仿人物上做更多的研究。”［7］(P240)

不难发现，上述后经典叙事学家基本上都是以自己的理论立场来审视、评价或批判其他同行的观点。因此，除存在部分观点的一致性之外，各派学者在理论观点上的差异性自在意料之中。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不同叙事理论之间的共性与差异？笔者赞同赫尔曼的观点。他说：“当然，如果叙事理论的实践者之间没有很多一致的地方，那么就不会有一个连贯的、可被辨识的研究领域……我们各自的研究之间的对比也揭示出，叙事理论现在已经演进成一个真正的学术传统——不仅容纳关于什么是这个领域中的最佳实践以及这些实践该如何进一步发展的不同评价，同时也在这些评价中获得繁荣。”［7］(P219)所有的后经典叙事学派都共享一定的基本概念，尽管它们对基本概念的界定和理解在外延和内涵上存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这些概念是它们归属于叙事学这门学科的基础，也是它们之间得以展开对话的前提与可能。不同派别的后经典叙事学家在对彼此的不同观点做出回应时，都表现出对其他后经典叙事学派的赞赏和包容。他们在理论观点上的差异性显示出叙事学正在向多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彰显了叙事学的活力与繁荣，而他们对彼此的包容和欣赏也反映出其对不同派别后经典叙事学未来发展的期待，预示了这些不同派别的后经典叙事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指出的是，上述论者之间的对话与争鸣只是后经典叙事学第二阶段的一个起点，远未到达终点，尚有一系列开放的问题有待回答。

四、未完的对话，开放的问题

费伦和拉宾诺维茨声称：“作为修辞学家，我们看中对话的价值”。［7](P185)这实际上也是沃霍尔、赫尔曼和理查森等其他叙事理论家的共同心声。尽管以对话的方式来探讨叙事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并非费伦等人的首创，但是不同叙事理论家对彼此理论观点的评价和批判在叙事学史上尚属首次，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

首先，从宏观层面来说，对话有利于整个叙事学科的健康发展，可以共同应对和解决诸多开放式的问题。随着新的叙事现象不断涌现，以及研究语境的不断变化，叙事学家们不仅要继续深入探究已有的经典叙事现象和问题，同时还要重新审视、建构新的批评概念、理论模式来阐释新的叙事现象。

其次，从微观层面来说，对话有利于各个后经典叙事学流派的发展。一方面，具体的叙事学流派可以在对话中充分认识自身的不足。对话的结果非但没有让叙事理论家减弱各自的理论立场，反而强化了他们各自的研究，认识到自身过往研究中相对薄弱的地方，在彼此之间的理论关照中，发现各自的理论盲点。另一方面，具体的叙事学流派也可以澄清有关学科的误解。例如，赫尔曼就在对话中，通过提出假设的方式来澄清修辞叙事学家、女性主义叙事学家、非自然叙事学家对自己的误解，为自己的理论方法加以辩护。

从不同视角对叙事学理论和基本概念展开对话是当代叙事学发展和繁荣的一个表征，也是当下西方后经典叙事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未来的叙事学对话而言，笔者建议有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和参考。

第一，对话的范畴在广度上需要横向扩展。在《叙事理论：核心概念与批评对话》中，所有参与对话的学者都是来自美国的后经典叙事学家，所有探讨分析的文本都来自于英语文学作品。其中，在五位作者之中，有三位都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叙事学研究所”(Project Narrative)的核心成员。参与人员和研究对象的范畴均不够广阔。在叙事理论出现“跨国界转向”的当下，笔者建议未来的对话进一步打破疆界，期待更多的跨越学科、方法、地域、叙事传统、国界和地域的对话。

第二，对话的内容在深度上需要纵向推进。每支后经典叙事学都包含许多不同的分支和派别，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论取向。例如，就认知叙事学而言，鉴于认知科学自身包含了诸多学科，所以认知叙事学也包含了诸多不同研究取向的分支，如以弗鲁德尼克为代表人物的自然叙事学，以玛丽萨·博托卢西、彼得·迪克逊为代表的实验心理叙事学，以莉莎·尊希恩为代表的基于思维理论的认知叙事学，以玛丽—劳勒·瑞安基于人工智能和可然世界理论的认知叙事学，以及赫尔曼综合话语分析、心智哲学、认知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的认知叙事学等，不一而足。倘若这些不同取向的认知叙事学内部也展开不同程度的对话与争鸣，势必有助于认知叙事学朝着统一连贯的方向发展。

第三，对话的例证需要基于同一个叙事文本。为了展示不同流派和方法之间的差异，叙事学家在进行对话时应该对同一个叙事文本展开叙事分析。虽然《叙事理论：核心概念与批评对话》的作者们所倡导的都是理论与实践并举的做法，然而他们从事叙事批评实践时，所采用的叙事文本却各不相同。论及“隐含作者”之争的未来发展，兰瑟建议：“如果在未来的叙事学会议上让不同的理论家来讨论他们对同一个文本的阐释，可能是有用的。”[13］(P158)同理，倘若我们能够在未来让不同流派的叙事理论家对同一个叙事文本做出阐释和分析，将有助于展现出它们之间的重合性和差异性，拓展其互补空间。

以色列知名叙事学家施劳米什·里蒙—凯南在《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第二版新增加的那一章中，这样写道：“我已经改变了我的很多观点，我的研究已经朝着多个方向发展。但是我依然发现叙事学是一项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事业。我倾向于重新探究基本假设而不是基本概念（譬如时间、作者、不可靠性、同质/异质叙述），因为在游戏的最后阶段，这似乎对我而言更有趣和更激进。”[14］(P140)在里蒙—凯南的眼里，叙事学已然成为一项不可或缺的事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叙事学研究语境的变迁，以经典叙事学研究著称的里蒙—凯南坦言自己在这项事业中已经改变了之前的许多观点，其个人研究开始朝着多个方向发展，开始侧重于重新探究叙事学的基本假设。里蒙—凯南的坦诚令人钦佩，但是她所坚持的依旧是独语式的个人反思，缺乏与其他叙事学家之间的对话意识。实质上，在后经典叙事学的第二阶段，各派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对话要比里蒙—凯南所期待的对研究假设的重新审视更为有趣和激进，因为只有在对话中各种后经典叙事学派才会更进一步发现彼此之间的重合和差异，进而探究彼此之间整合互补的可能，也会由此带来整个叙事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

［1］Herman,David,Brian McHale and James Phelan.(eds.)Teaching Narrative Theory.New York: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2010.

［2］Bundgard,Peer F.,Henrik Skov Nielsen and Frederik Stjernfelt.(eds.)Narrative Theories and Poetics:5 Questions.Copenhagen:Automatic Press,2012.

［3］Alber,Jan,and Monika Flud ernik.Introduction.In Jan Alber and Monika Fludernik.(eds.)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Approaches and Analyses.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0.

[4]尚必武.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5]尚必武.后经典叙事学的第二阶段：命题与动向[J].当代外国文学,2012,(3).

[6]Nünning,Ansgar.Narratology or Narratologies?Taking Stock of Recent Developments,Critique and Modest Proposals for Future Usages of the Term.In Tom Kindt.(ed.)What Is Narratology?Questions and Answers Regarding the Status of a Theory.Berlin:de Gruyer,2003.

[7]Herman,David,James Phelan,Peter J.Rabinowitz,Brian Richardson,and Robyn Warhol.Narrative Theory:Core Concepts and Critical Debates.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2.

[8]Phelan,James.Narrative as Rhetoric:Technique,Audiences,Ethics,Ideology.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6.

[9]Phelan,James.Living to Tell about It:A Rhetoric and Ethics of Character Narratio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

[10]Phelan,James.The Implied Author,Deficient Narration,and Nonfiction Narrative:Or,What’s Off-Kilter in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andThe Diving Bell and the Butterfly?.Style 45.1(2011).

[11]Warhol,Robyn.Feminist Narratology.In David Herman,Manfred Jahn and Marie-Laure Ryan.(eds.)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London:Routledge,2005.

[12]Alber,Jan,Stefan Iversen,Henrik Skov Nielsen,and Brian Richardson.Introduction.In Jan Alber,Henrik Skov Nielsen and Brian Richardson.(eds.)A Poetics of Unnatural Narrative.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13.

[13]Lanser,Susan S.The Implied Author:An Agnostic Manifesto.Style45.1(2011)

[14]Rimmon-Kenan,Shlomith.Narrative Fiction:Contemporary Poetics.London:Routledge,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