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军华

五代乱世，“佛教终不能大发展；经典既失，人才亦稀，益陷于衰微矣”［1］(P243)。加之较有势力的后周历时50余年的破佛令影响，致使佛教重心向南方转移。时为南唐势力范围的江西抚州，由此迎来佛教的又一鼎盛期，其标志是 “法眼宗”的创建。

文益禅师（885—975）是南禅“五宗七家”的“法眼宗”创建者。目前，学界一般以为，“法眼宗”创建于金陵报恩禅院，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据本文考证，文益禅师在抚州崇寿院住持大约有30年之久，“法眼宗”的宗旨与主要禅学思想及弘法传嗣等均在此时完成，晚年才被南唐后主李瓂迎请至金陵报恩禅院，在圆寂于清凉寺后被谥为“大法眼禅师”。因此，金陵报恩禅院只是文益禅师弘法的重要道场。

一

文益禅师悟道及来抚州的记载，详见宋人释普济撰的《五灯会元》中“青原下八世”条之“罗汉琛禅师法嗣”：

金陵清凉院文益禅师，余杭鲁氏子，七岁依新定智通院全伟禅师落发，弱龄禀具于越州开元寺，属律匠希觉师，盛化于明州郧山育王寺，师往预听，……振锡南迈，抵福州参长庆，不大发明，后同绍修、法进三人欲出岭，过地藏院，……师窘无以对，即放包依席下求决择，近一月余日，……师於言下大悟。因议留止，进师等以江表丛林欲期历览，命师同往，至临川，州牧请住崇寿院。…………江南国主重师之道，迎住报恩禅院，署净慧禅师，……周显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国主亲加礼问。闰月五日，剃发澡身，告众，讫跏趺而逝，颜貌如生，寿七十有四。腊五，十四城下诸寺院具威仪，迎引公卿，李建勋以下素服，奉全身於江宁县丹阳，起塔，谥大法眼禅师，塔曰“无相”，后李主剏报慈院，命师门人囗觉言导师开法，再谥师大智藏大导师。［2］(卷十·青原下八世《罗汉琛禅师法嗣》)以上记载，为宋代高僧释普济所撰，内容可信度高。但其中并没有记载文益到抚州的具体时间，也没有说明“江南国主”迎请他住持金陵报恩禅院的具体时间。其他相关史料，均没有这方面的具体记载，但仍然可以从其他旁证材料，找到一些依据。

从上引文中得知，文益“弱龄”以后“振锡南迈”，到达福州地藏寺，然后抵达临川（抚州），按他的游方历程来计算，文益从“二十岁（弱龄）”禀具越州开元寺，然后前往明州育王寺预听，及在育王寺内旁览儒典，期间时隔应不会太长，且暂按三至五年估算；至“振锡南迈”，抵福州地藏寺，得桂琛禅师衣钵后，期间“进师（法进）等以江表丛林欲期历览”为由，继续南征直至临川，这一期间时隔也不会太长，也按三至五年估算。这样一来，按初步估算，文益到达临川住持崇寿院的时间，大约在后梁开平末至贞明年间（910—915），其时文益在25至30岁之间。笔者这种估算，在王荣国的研究中得到考证应验：“文益入闽在福州参谒慧棱与桂琛的时间应在梁开平末年至贞明年间。”［3］而文益得法后，曾一度“独于甘蔗洲卓庵”，后因法进等人之劝，才游方至临川，并受请住持崇寿院。时“甘蔗洲”在“侯官县”的“府城西北十五都江心”，五代时属福州辖地。［4］(P72)查阅中国历史年代可知，“梁开平末年至贞明年间”的年限，“梁开平末”指“后梁太祖朱晃”年号，为公元910年；“贞明”指“后梁末帝朱紮”年号，为公元915年。可知，时间在公元910至915年之间，其时，文益禅师已深得桂琛禅师“一切现成”的禅学精髓思想，这正是“法眼宗”的宗风核心思想。

接下来的问题是，文益禅师在抚州住持弘法时间有多长，“江南国主”迎请文益到金陵报恩禅院的具体时间为何时？

据宋代契嵩（1007—1072年）《传法正宗记》记载：“江南国主李氏，闻其（指文益）风遂请入都，使领清凉大伽蓝，……号为清凉之宗。”［5］(P51)契嵩禅师为宋真宗时代高僧，博通内典，且距文益圆寂时间不长，因此他的论说可信度高。按契嵩禅师说法，则文益初“入都”时在“金陵报恩禅院”，实则为暂时安顿，他在金陵报恩禅院的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后才正式延住皇家寺院清凉院道场。

其他史料均记载李瓂延请文益禅师 “住报恩院”，而不言“清凉院”。如《十国春秋》载：“元宗重其人（文益），延住报恩院。”［2］(《十国春秋》卷三十三)（“元宗名李景（瓂），字伯玉，烈祖长子。”［2］(《十国春秋》卷十六)）《十国春秋》为清人吴任臣编撰的纪传本史书，其时与南唐已久远，较之契嵩禅师记载，仍是契嵩所言更为可信。另据《五灯会元》载：“天台山德昭国师，……后唐同光中游方，……最后至临川谒法眼，法眼一见深器之。”［2］(卷十·青原下八世《罗汉琛禅师法嗣》)“后唐同光中”为后唐庄宗年号（923—926），可知此时的文益禅师仍住持抚州崇寿院，按年龄计算，文益禅师此时大约40岁。这则史料记载是可信的，也就是说，文益禅师离开抚州的时间，一定是在 “后唐同光中”（923—926）以后。

又，据《景德传灯录》载：“江南国主（李瓂）为郑王时，受心法于净慧之室。”［6］(三编子部《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文益法嗣)李瓂为“郑王”的时间，应是其父李昇称帝的升元元年（937）至“升（昇）元四年（940）八月（李瓂）立为皇太子”［2］(《十国春秋》卷十六)之间的事，就是在这三年之间，李瓂曾专程来到辖地抚州崇寿院受领“心法”。那么，有无可能正是此时李瓂“遂请入都”呢？笔者以为不可能，因为这里有一个基本礼仪常规问题。李瓂此时只是“郑王”身份，没有资格及能力延请禅师来京城弘法，最多只有建议的资格。只有在李瓂受禅帝位之后，或被确定为“太子”地位有了一定行政能力之后，延请高僧入京城弘法并“赐号”，才符合皇家帝制礼仪。由此推论，文益禅师离开抚州的时间，应该在李瓂入禅帝位之后，或者最早莫过于他被立为太子（储君）之后，而这个时间段，大约在李昇昇元四年（940）至李瓂保大元年（公元943年）之间。由此笔者有一个假设，文益在李瓂被立为皇太子（940）以后即“遂请入都”，然后暂住在报恩院，至他登基（943）后则迎请住持皇家清凉院。但这个假设，仍需要进一步证实。因为两者相距时间仅为三年，无论按哪个时间节点计算，文益禅师此时已有50多岁，且在抚州住持及弘法已经历时大约30年之久。

另外两则史料，能旁证文益禅师离开抚州至金陵的时间。

《十国春秋》载：“（保大元年，943年）夏四月，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勋罢为昭武节度使，镇抚州。”［2］(《十国春秋》卷十六)结合前引文，文益禅师圆寂时，有“李建勋以下公卿素服”的记载，且李建勋奉命将文益法体“奉全身至江宁丹阳”并“起塔”安置。按皇家丧葬祭仪礼节，具体操办文益丧礼的官吏身份，一是显示皇家规格威仪，一是熟悉文益禅师本人或为文益禅师关系密切者，而这两点都具备，就非李建勋莫属了。因为他曾镇守抚州，即“州牧”，曾是文益的直接主管地方官吏，后又回金陵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保大元年”（943）时李建勋被贬为抚州“州牧”时，文益仍在抚州，其时他已58岁，或者可以这样理解，李瓂禅位称帝（保大元年）以后，时李建勋镇守抚州为“州牧”期间，正是李建勋奉命具体负责迎请文益禅师至金陵。正因为如此，李建勋被南唐国主李瓂任命为具体操办文益禅师丧礼，就非常符合礼仪规范。反之亦然，文益禅师正是由李建勋在保大元年（943）夏四月之后被迎请“入都”的。

另一条较有力度的佐证，来自《十国春秋》卷三十三：“僧休复，北海王氏子也。幼出家，十九纳戒，烈祖创清凉道场，延居之。保大元年十月朔，致书辞。”［2］(《十国春秋》卷三十三)从这则史料可以看出，休复禅师的请辞，即与文益禅师“入都”有关，因为新皇帝登基，皇家清凉道场住持更替顺理成章，这便与前文“使领清凉大伽蓝”记载吻合。

综上，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文益禅师被延请“入都”的时间节点，应该是李瓂登基时的保大元年（943）夏四月之后至十月朔之前。时文益禅师58岁，在抚州住持和弘法的时间约达30年之久。

二

文益禅师生活的年代，正是唐末五代禅宗历史上“一花开五叶”的时期，先后出现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五家，文益创建的“法眼宗”是最后立宗的一个宗派，其三代祖师法眼文益（885—975）、天台德韶（891—972）、永明延寿（904—975）均是学修并重的高僧。

文益禅师曾于律宗高僧希觉门下修学，后嗣法于桂琛禅师且开悟，先后住持过抚州崇寿院、金陵报恩院、清凉寺三大道场，他的禅学思想主要见其经典 《宗门十规论》、《大法眼禅师颂》等，另有明人圆信、郭凝之辑录的《大法眼文益禅师语录》等。简而言之，文益创立的“法眼宗”禅学宗旨，即“般若无知”、“一切现成”。诚如吴言生所论：“（文益顿时开悟）这则悟道因缘，对文益禅学思想有很大影响，形成了 ‘般若无知’、‘一切现成’的法眼宗风。”［7］

又如前文，文益禅师离开抚州的具体时间是李景大保元年（943），因为只有他当上皇帝以后，才有行政权力将他从抚州道场迎请至京城（金陵），并住持皇家道场清凉院。文益禅师“入都”后，先暂住在金陵报恩院，至“十月朔”由于休复禅师请辞之后，再住持皇家清凉院。如此，则文益禅师在抚州住持与弘法长达30余年，“四远之僧求益者不减千计”的说法真实可信。文益禅师在抚州弘法长达30余年，期间他的禅学思想已经成熟和定型，其创建的“法眼宗”宗风“般若无知”、“一切现成”禅学精髓思想，即是在抚州禅学道场得以完成的。

吴言生说：“法眼宗强调万物有其原本的秩序，自然天然，眼触色成形，耳应声为响。眼色耳声，就是一切现成。”［7］诚如前引文，文益禅师的“一切现成”禅学宗风思想，直接来源于桂琛禅师的教诲，时桂琛禅师与文益问答，文益在“窘无以对”与“词穷理绝”的境地下，桂琛才不得不直接言明“若论佛法，一切现成”，文益才“於言下大悟”。这则记载，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文益的“一切现成”禅学思想，直接来源于桂琛的言传；第二，桂琛以“直言”方式传给文益的“一切现成”禅学思想，使文益“於言下开悟”，这种方式与禅学“拈花”或“棒打斥喝”传统教导方式不一致。换言之，文益禅师是直接接受了桂琛的“一切现成”禅学观点，是在被“灌输”之下才“开悟”的，这种“开悟”暂时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只是一种观念和理论的接受，文益禅师正是带着这种观念和禅学理论，来到抚州住持崇寿院，而这种观念和禅学理论的实践应验及完成，则是在抚州崇寿院30余年的修行与弘法实践中实现的。

“般若无知”一词，来源于东晋僧肇的《肇论·般若无知论》，“般若”指“圣智”，不同于凡人的认识“惑智”，它洞察一切，是最全面也是最高的智慧，是一种神秘的直观：“这种观照活动不需要经过任何感觉思维，不必借助任何言语、文字。与世俗之知认识现象界不同，般若观照的对象不是任何具体的客观事物，乃是无相的真谛。”［7］可知，文益禅师的“般若无知”禅学思想，是他从教义经典得来的。虽然“般若无知”禅学思想来源于经典，却被文益禅师借鉴于禅学问答式的实践，运用得浑然天成。杭州永明寺道潜禅师初到抚州拜谒文益禅师，文益问道潜有关《华严经》的“六相”问题：

一日净慧问曰：“子於参请外看什么经？”师曰：“看华严经。”净慧曰：“总别同异成坏六相，是何门摄属？”师对曰：“文在十地，品中据理，则世出世闲，一切法皆具六相。”（净慧）曰：“空还具六相也无？”师懵然无对。净慧曰：“子却问吾。”师乃问曰：“空还具六相也无？”净慧曰：“空。”师於是开悟。［6］(三编子部《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文益法嗣)这一史料记载，文益禅师把“六相”法门这等“无相”的“真谛”（圣智），通过“言语”之外的“玄外音”，即禅宗“拈花”式的教诲方式，完成了对道潜禅师的“心法”传授，这是“般若无知”的最高境界。由此可知，文益禅师住持抚州崇寿院期间，其法眼宗风“般若无知”禅学思想已经相当成熟且实践运用得浑然天成。另一个例证是，金陵报恩院法安慧济禅师，他曾“印心於法眼之室”，可谓文益禅师的“衣钵”弟子，“初住抚州曹山崇寿院，为第四代上堂，谓众曰：‘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渐次。’”［6］(三编子部《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文益法嗣)法安慧济禅师为文益住持抚州崇寿院的 “第四代上堂”，受心法于文益，后又追随文益到达“金陵报恩院”，他对“幻”、“离”、“觉”的认识，即是法眼宗“般若无知”禅学思想最高境界，已达“六相”即“空”的上乘（圣智）层面，可谓法眼宗的“真谛”。

以上两则史料记载，见证着文益禅师住持抚州崇寿院时期，其“法眼宗”禅学思想的成熟与实践的运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法眼宗”创建于抚州的学术观点，应该站得住脚。

又，文益禅师受桂琛禅师的“一切现成”禅学思想，启蒙于福州地藏寺，实际上也是成熟和实践运用于抚州崇寿院。

如“天台山德韶国师”在遍访国内50多位高僧以后，“最后至临川谒净慧禅师，净慧一见，深器之。师以遍涉丛林，亦倦於参问，但随众而已。一日，净慧上堂，有僧问‘如何是曹源一滴水？’净慧曰：‘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师於坐侧豁然开悟”［6］(三编子部《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文益法嗣)。可知，作为“法眼宗”第二代宗师的德韶禅师，正是文益的一句“是曹溪一滴水”的“拈花”式“玄言”，才得以“开悟”，而这句“是曹溪一滴水”的禅学思想基础，即是“一切现成”经典的实践运用结果，文益在《宗门十规论》中的“色相俱泯，触目菩提”禅学思想，“首先是注重对世俗之知予以彻底的清除。”“消附了知见后，山水自然呈现于观照主体，已不是外在的色相，而是其内在的真如佛性之美。”［7］如此，文益所言的“是曹源一滴水”，正是在“消除了知见后”的“内在的真如佛性之美”，而这种“山水自然呈现于观照主体”的“一切现成”禅学精髓，被德韶禅师悟得，所以，文益赞德韶偈语“通玄峰顶，不是人间。心外无法，满目青山”时有“即此一偈，可起吾宗”，也正是因为他“满目”皆是“曹源一滴水”的“佛心”。

如此，文益禅师在抚州崇寿院住持时，将“一切现成”的“法眼宗”宗风思想通过“是曹源一滴水”的“观照”方式传授给德韶，从而完成了“法眼宗”的创建并向第二代宗师的传承和延伸。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法眼宗”创建和完成于抚州崇寿院的学术观点，也是站得住脚的。文益禅师能在抚州住持间确立禅学思想（法眼宗），还在于他时任抚州崇寿院住持30余年的时间里，曾有“四方之僧”不减千人数的拜谒和弘法传扬，最为重要的是，时为“郑王”的南唐国主李瓂，曾专程到抚州“受心法于净慧之室”。而文益在被迎请至金陵清凉寺道场之后，“厥后微言欲绝，大梦谁醒，既传法而有归，亦同凡而示灭”［2］(《宋高僧传》卷十三·周金陵清凉文益传),即可知，“法眼宗”作为南禅宗派的确立及传扬，实际上完成于江西抚州崇寿院道场。

三

如上引文，文益禅师住持抚州崇寿院，“四方之僧”不减千人数前来拜谒，其中还有南唐国主李瓂、“法眼宗”第二代宗师德韶禅师等人。由此可知，文益禅师在抚州住持的弘法盛况，以及“法眼宗”传扬的繁盛。

据《景德传灯录》载，文益禅师的其他法嗣及相关高僧与抚州的契缘，金陵清凉文益禅师法嗣30人，其中江苏10人，江西10人，浙江6人，福建2人，洛阳1人，高丽国（朝鲜）1人。而江西10人中，其中洪州（南昌）5人，抚州2人，庐山（九江）2人，庐州（吉安）1人。而抚州的2位法嗣中，一位是“抚州黄山良匡禅师”，另一位是“抚州崇寿契稠禅师”。

现列举国内前来抚州拜谒文益禅师且后来也成为一代高僧的禅师名录，此见证着 “法眼宗”在抚州确立后的传扬和繁盛。

（一）德韶禅师

据《景德传灯录》载：“天台山德韶国师，处州龙泉人也，俗姓陈氏……十八纳戒於信州开元寺，后唐同光中，游方诣投子山，见大同禅师，乃发心之始，次谒龙牙遁和尚，……如是历参五十四，善知识，皆法缘未契，最后至临川谒净慧禅师……师於坐侧，豁然开悟。”［6］(三编子部《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文益法嗣)

德韶禅师在参历50多位高僧之后，最后至抚州拜谒文益禅师，才得契缘且成为法眼宗的法嗣传人，因此或可以这样说，“法眼宗”的第二代宗师德韶禅师，是从抚州禅学受益且领引一代宗师风范的。“他后来在天台山建立道场，被人们视为天台智者大师再来，曾被吴越王钱俶迎住杭州，尊为国师，还曾帮助天台宗从海外找回失佚的典籍。”［8］(P8)

（二）慧明禅师

据 《景德传灯录》载：“杭州报恩寺慧明禅师，姓蒋氏，幼出家，三学精练，志探玄旨，乃南游于闽越间，历诸禅会，莫契本心，后至临川谒净慧禅师。师资道合，寻回鄞水大梅山庵居。”［6］(三编子部《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文益法嗣)

（三）道潜禅师

据 《景德传灯录》载：“杭州永明寺道潜禅师，河中府人也，姓武氏，初诣临川，谒净慧禅师，一见异之，便容入室。一日，净慧问曰……师于是开悟。”［6］(三编子部《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文益法嗣)

（四）法安慧济禅师

据《景德传灯录》载：“金陵报恩院法安慧济禅师，太和人也，印心於法眼之室，初住抚州曹山崇寿院，为第四世上堂。”［6］(三编子部《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文益法嗣)

（五）契稠禅师

据 《景德传灯录》载：“抚州崇寿院契稠禅师，泉州人也，上堂升坐，……众中有未知者，便请相示，僧问净慧之灯亲然汝水，今日王侯请命，如何是净慧之灯？师曰：‘更请一问。’……师淳化三年示（灭）。”［6］(三编子部《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文益法嗣)

淳化三年（992）即北宋太宗年号，此时文益禅师圆寂已十七年。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言“净慧之灯亲然汝水”句，则知“法眼宗”创建于抚州崇寿院后，于南唐灭亡至北宋太宗年间已将道场中心转移至 “汝水”（指临川郡城内，即抚州府城）。

（六）绍崖禅师

据《景德传灯录》载：“杭州真身宝塔寺绍崖禅师，雍州人也，姓刘氏，七岁依高安禅师出家，十八进具于怀晖律师。暨游方，与天台韶国师同受记于临川。……师开宝四年七月示疾……寿七十三。”［6］(三编子部《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文益法嗣)

（七）文遂禅师

据《景德传灯录》载：“金陵报慈道场文遂导师，杭州人也，姓陆氏，……师问：‘僧从什么处来？’曰：‘抚州曹山来。’师曰：‘几程到此？’曰：‘七程。’师曰：‘行却许多山林溪涧，何者是汝自己？’曰：‘总是。’”［6］(三编子部《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文益法嗣)

（八）南唐后主李瓂

据《五灯会元》载：“江南国主为郑王时，受心法于净慧之室。暨净慧入灭，复尝问于师。”［2］(卷十·青原下八世《罗汉琛禅师法嗣》)

南唐后主李瓂受心法于净慧禅师，后又迎请至金陵，实际上把“法眼宗”推上南唐国家宗教层面的高度。

（九）其他高僧

据《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六记载：文益禅师法嗣名录中，还有“抚州覆船和尚”；另有“抚州龙济山绍修禅师法嗣一人见录”等史料记载。

据《景德传灯录》载：“庐山归宗寺第十四世慧诚禅师，扬州人也，姓崔氏，幼出家，於抚州明水院受具。”［6］(三编子部《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文益法嗣)抚州明水院，在抚州府城西约30里的青莲山，今临川区境内，当时明水院为汝水的一个法眼宗大道场。

又载：“抚州黄山良匡禅师，吉州人也，上堂谓众曰：‘高山顶上空蔬饭，无可祗待诸道者。唯有金刚眼睛，凭助汝发明真心。汝若会得，能破无明黑暗；汝若不会，真个不坏便起归。’”［2］(卷二十八《前集》)抚州黄山寺，在抚州府西南宜黄县境内，距曹山寺30余里，时为法眼宗的道场。

四

在上文中，言及时“法眼宗”在抚州的道场名有：崇寿院、黄山寺、龙济寺、明水院、汝水（寺院）等，现逐一细述。

（一）崇寿院

如前，“崇寿院”之名，初见文益禅师传记中有“至临川，州牧请住崇寿院”句。“崇寿院”究竟在抚州什么地方呢？一说就在抚州城内，笔者对此说持怀疑的主要原因是，明清以来的抚州府与临川县志中没有发现一点记载或痕迹；一说是在抚州宜黄县境内，因为北宋时道原撰的《景德传灯录》中，就有“金陵报恩院法安慧济禅师”曾“初住抚州曹山崇寿院”的记载，点明“崇寿院”就在“曹山”。显然，后一则说法符合历史真相。

曹山，在今抚州市宜黄县境内。“唐代后期，本寂禅师（840—901）从洞山（在今宜丰县）良价禅师门下学禅法后来到本县（宜黄）曹山，成为曹山寺第一代禅师。本寂继承与发扬其师法，著《解释洞山伍位显诀》，振作洞山家风，禅法大成，使良价禅师和他所创立的曹洞宗成为我国佛教禅宗五家之一。”［8］(P589)可知，从唐代后期本寂禅师在此“振作洞山家风、禅法大成”以来，“曹山”就成为南禅的重要道场。加上“曹山”地处偏僻，自然成为五代战乱时僧侣避乱与修行弘法的良好选择。抚州州牧请文益住持曹山崇寿院，或与曹山的禅学名望有关。有一点需要说明，南唐时尚没有“宜黄”县名，至北宋太祖“乾德五年（967）”时“李煜割崇仁三乡立宜黄场。开宝三年（970）煜以场为县”［9］(P53)。此史料仅言“临川崇寿院”或“抚州崇寿院”，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据《宜黄县志》载：“（曹山寺）座落在城南乡陈坊村西面1.5公里的曹山山中。唐咸通年间（860—874年），本寂禅师从洞山抵本县曹山，曹山居士王若一将何王观（后改称荷玉观）舍给本寂住持，香火颇盛。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荷玉观改称宝积寺。绍兴年间（1131—1162），因寺堂腐朽，重新修葺，游者甚多。明初遭兵燹，后重建法堂、大王殿、钟鼓楼。”［8］(P591)

（二）龙济寺

据《景德传灯录》载，“吉州清原山行思禅师”下有 “金陵清凉文益禅师法嗣三十三人”、“抚州龙济山绍修禅师法嗣一人”［6］(三编子部《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文益法嗣)等记载，此“绍修”即与“文益”、“法进”三人同出福州地藏寺者而来到抚州的禅师，时州牧请文益住持崇寿院，绍修抑或是州牧请住持龙济山寺。在文益被迎请至金陵以后，金陵净德道场达观禅师智筠曾游方“谒抚州龙济修山主，亲附久之”［6］(三编子部《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文益法嗣)。龙济寺因此可以视为“法眼宗”在抚州又一重要的道场。龙济寺在今抚州市崇仁县礼陂镇辖区内，距曹山北部20余里。

据《崇仁县志》载：“位于礼陂桥西北2.5公里的‘学士山’之巅，唐天祐元年（904）建，寺前有一大院。两侧各构僧舍一排，可容居百余人。舍后为正殿，殿内塑有各种佛像，颇为雄伟。寺后有古泉井，东侧山峰上有跑马场，场下有系马桩。寺周苍杉，绿竹繁茂，宽广约20亩，风景秀丽。相传，明代曾有儒士于此讲学，故以‘学士’为山名。”［10］(P773)

（三）黄山寺（五峰僧舍）

如前文《景德传灯录》载：“抚州黄山良匡禅师，吉州人也……方丈僧问：‘如何是黄山家风？’师曰：‘筑著汝皋孔。’”［6］(三编子部《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文益法嗣)可知，“抚州黄山寺”是法眼宗在抚州的又一重要道场。另见《抚州府志》载：“陈氏者，宜黄涂端友妻也，宋绍兴乙巳 （绍兴年间无 ‘乙巳’，或为‘乙卯’［1135］、‘乙丑’［1145］、‘丁巳’［1137］、‘己巳’［1149］之误），贼发，被驱入黄山寺。”［9］(P53)可知,南宋时宜黄境内“黄山寺”仍存在。甚至元代时期仍然保存着一定规模的寺院，以至于一位乡贤“陆子静”到此隐居:“（陆子静）延祐三年（1316），先生深入宜黄山中五峰僧舍（即黄山寺，图示画有五峰）以居，六越月修易纂言。”［2］(集部·别集类《吴文正集·附录》)

黄山寺在今抚州市宜黄县二都乡境内,最早在五代后梁时期建有禅寺。据《宜黄县志》载：“后梁乾化二年（912），月轮禅师从福建来到本县二都山前黄山峰，后建黄山寺。”［8］(P589)明代，宜黄乡贤仍称黄山寺为本县佛教三大祖庭之一，如罗仲《三禅院游记》中称：“吾宜之禅窟，甲于西江，宜之古刹三十有六，如曹、黄、石其最也。”［8］(P589)清代同治十年修的《宜黄县志》“疆域全图”中标注有“黄山”形状，即为“五峰状貌”，上画有“僧舍”简易标识，在“石巩源”之西、“霍源”之西北、“乐公山源”之南。［8］(P589)

（四）明水院

如前文，据《景德传灯录》载“文益法嗣”名录之下，由“慧诚禅师”“扬州人也，姓崔氏，幼出家，於抚州明水院受具”，“淳化四年孟夏月”“开法住持（庐山归化寺）”［6］(三编子部《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五·文益法嗣)则知，时“抚州明水院”为抚州境内又一法眼宗道场。

明嘉靖版《抚州府志》“本府疆域之图”中，即标注“明水”山形，在“仙桂峰”西侧。［9］(P104-105)清同治版《临川县志》区域地图中有专版标注“明水山图”，图中的山水与大规模寺院相当突出。［11］(P104)

明水寺今已毁，遗址在今抚州临川区温泉乡青莲山水库区域。

（五）汝水（寺院）

如前引文，多见国内禅师来抚州谒文益禅师的记载，其中有天台山德韶国师、杭州报恩寺慧明禅师、杭州永明寺道潜禅师等“至临川谒净慧禅师”的文字记录，甚至宋代出现“（虎僧）因游方临川崇寿院”［2］(卷四百三十三《太平广记》)的文字记载等。因此，一些学者认为抚州府城内也有一座“崇寿院”存在，时文益禅师住持抚州崇寿院即此。

如前文所述，笔者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但不排除文益禅师住持抚州崇寿院（宜黄曹山寺）期间，抚州府城内也有一座法眼宗道场的寺院，为文益时常延居或弘法之所。查阅现存明清时期的《抚州府志》与《临川县志》，终于发现一丝线索，如作为官府重要寺院之一的“天宁寺”，坐落在州府之侧、“文昌门”之旁，该寺为“五代时杨吴建，寺有一滴泉。咸丰六年毁”［11］(P1107)。其中提及“一滴泉”句，让人联想起文益禅师的“曹溪一滴水”名言。明嘉靖版《抚州府志》记载抚州府城“东隅”有“天宁寺”，也注明“有一滴泉”，且附录“注释”条云：“天宁寺诗（杨长孺）：法眼三泓井，曹源一滴泉；经乾林宇血，碑老径山禅；衲子非常释，丛林别是天；方诸多少泪，分洒汝江边。”［9］(P178-179)从这几则史料记载，至少可以判断，抚州府城内的“天宁寺”后成为文益禅师创立的“法眼宗”的重要场道之一。而前引文中有四方僧侣来“临川谒文益”的记载，其言“临川（抚州）”或“汝水（寺院）”或为“天宁寺”。

［1］蒋维乔.中国佛教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王荣国.文益禅师在闽参桂琛年代因由地点与卓庵处考辨［J］.世界宗教研究，2002，（1）.

［4］（明）黄仲昭.八闽通志（上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5］大正新修大藏经［M］.河北省佛教协会印行，2005.

［6］张元济.四部丛刊［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7］吴言生.论法眼宗对佛教经典的汲取［J］.宗教学研究，2002，（2）.

［8］徐禹谟.宜黄县志［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

［9］（明）徐良傅.抚州府志［M］.明嘉靖三十三年刊本.

［10］陈勋民.崇仁县志［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11］（清）童范俨.临川县志［M］.清同治九年重修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