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晓平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泰安，271000；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丁玲女性小说风景书写探析*①

郭晓平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泰安，271000；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丁玲不同阶段小说创作的风景书写，被丁玲“看”到的风景，不仅带有丁玲鲜明的主体意识，而且纠缠着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在她的女性小说中，两者之间缠绕、纠结、撕扯和冲撞，建构了丁玲笔下意蕴丰富的风景内涵。在风景书写的叙事手法上，丁玲善于设置一些“在场”和“不在场”的风景场域，通过穿梭在意识形态内外两种风景场域之间的运动和转换等变化机制，来表现这种主体性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拉力、分割和双倍想象”，展现其独特丰富的精神世界和主体性建构的心路历程。

丁玲；风景书写；女性小说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5.06.004

英国达勒姆大学地理系的麦克·克朗在他的著作《文化地理学》一书中引用斯瑞夫特的话说:“描写地区体验的文学意义以及写地区意义的文学体验均是文化生成和消亡过程中的一部分。它们并不因作者的意图开始或停止，不寄居在文章中，不局限于作品的创作和推广，也不因读者的类型和特性而开始或结束，它们是所有这一切或更多综合作用的结果。它们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空间被赋予意义的时刻。”②［英］迈克·克朗著，杨淑华、宋慧敏译:《文化地理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8页。风景作为空间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更是一种“装置”，被赋予了更多主体性的认识和想象。这也就是柄谷行人在分析日本现代小说的起源时所谈到的“风景的发现”理论③［日本］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2页。。循着这样的风景理念，有研究者在谈到上世纪40年代的农村小说时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家们更常使用的一个词是‘环境'，‘风景'或‘景物'从属于之。这正说明在摆脱古典文学风景描写范式的同时，现代文学凸显了人对自然（世界）的主体性地位。”④王力:《赵树理与中国40年代农村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0页。研究者进而对丁玲和赵树理在20世纪40年代的农村小说创作进行了比较。诚然，在对农村的认识上诸多作家都存在差异，但是，把风景作为一种主观意识的载体，却是一种共同的文学倾向。

麦克·克朗有关地理空间的赋值理论，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对自然的重塑作用，是一种“去自然化”的过程，凸显的是其“意识形态化”的一面。但是，主体性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在文化地理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某种机器和时间之中。这种存在总是具体的。”⑤Althusser，L.（1971）‘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notes towards an investigation）'，in Lein and Philosophy.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p155.换句话说，主体总是被意识形态“质询”或“招呼”。“只有在意识形态中或经由意识形态才存在意识形态，只有通过主体或者适合于主体，才有意识形态。”①［澳大利亚］埃尔斯佩思·普罗宾:《主题的空间必要性》，《文化地理学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28页。两者存在着建构与被建构的关系。主体范畴绝对重要，但同时又相当模糊。“我们可以自由承认我们的屈服；我们屈服于我们自己。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被允许忘记屈服于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系统的现实。”②［澳大利亚］埃尔斯佩思·普罗宾:《主题的空间必要性》，《文化地理学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29页。也就是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表达的“不是个体存在的真实关系，而是那些个体与他们生活于其间的真实状况的想象关系”③［澳大利亚］埃尔斯佩思·普罗宾:《主题的空间必要性》，《文化地理学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65页。。“在理念和意义的王国，人们能够以某种并非与现实情境完全一致的方式‘体验'自己。”④Hall，S.（1985）‘Signification，representation，ideology:Althusser and the post-structuralist debates'，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0（2）:91-114.从性别的角度来考量，德·劳里提斯则得出了“在女性主义内部，就是同时存在于性别意识形态之内和之外的主体，并且意识到双重拉力、分割和双倍想象”⑤De Lauretis，T.（1988）Technologies of Gender:Essays on Theory，Film and Fictio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p10.。“正是在这里（留白），一种不同的性别构成术语成为姿态性术语，并且在主体性和自我表征的层面产生影响:在日常生活和反抗的围观政治实践中，提供能动性和权力来源或赋奴性投入。”⑥De Lauretis，T.（1988）Technologies of Gender:Essays on Theory，Film and Fictio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p26.

考察丁玲不同阶段小说创作的风景书写，被丁玲“看”到的风景，也从来都是“去自然化”的，是被其主观认识“赋值”的。正如陈明所说:“有的朋友夸她会描写风景，实际上她不是写景，只是要写情，因为笔下有情，那景就好像活了。记得有位同志说哪里山水好，哪里风景好。她答道:‘风景再好不容易画，也无须写。一定要心中有山水。心中有了，才能画能写。'”⑦陈明:《丁玲及其创作——〈丁玲文集〉校后记》，《丁玲文集》（第6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77-678页。这心中的风景，当然是带有丁玲的主体性的，但是这种主体性的建构又总是带有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建构着丁玲笔下丰富的风景意蕴。这样的风景常常表现着主体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拉力、分割和双倍想象”⑧De Lauretis，T.（1988）Technologies of Gender:Essays on Theory，Film and Fictio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p10.的撕扯和冲撞，承载着丁玲“被允许忘记屈服于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系统的现实”⑨［澳大利亚］罗宾·朗赫斯特:《导言 主体性、空间和地方》，《文化地理学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29页。的生命痛感。它是时代的风云变迁，又是个人的孤寂辛酸；既是苦闷中彷徨无路的呐喊，又是被现实挤压的无奈和愤恨；它是自我与现实的不调和，更是自我与自我的不妥协。这样的风景，伴随着丁玲的文学创作，记录着作家矛盾、挣扎的人生。而这样的撕扯在丁玲的女性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在这里，我无意对丁玲风景的意义内涵多作分析，而更关心的是丁玲是如何将如此丰富复杂的关系编织到风景里，又是如何安放到了小说的整体建构中。仔细阅读丁玲的小说文本，我发现，在风景书写的叙事手法上，丁玲善于设置一些“在场”和“不在场”的风景场域，通过两种风景场域之间的运动和转换等变化机制，穿梭在意识形态内外，来展现独特丰富的精神世界和主体性建构的心路历程。“空间的关系性连同其开放性意味着空间常常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未预料性和不可预料性。于是，空间除了具有不确定结局外，也常常包含着某种‘混沌'元素（违背系统规定的元素）。这一‘混沌'来自于那些偶然并置、那些意外分离、那些地理结构中的矛盾性，确切地说，存在很多重要的路径在其中交织，有时还发生相互作用。空间，换句话说，被内在地‘干扰'了。”⑩Massey，D.‘Power-geometries and the politics of space-time'.Hetter Lecture 2，Department of Geography，University of Heidelberg，Germany，（1999a）p37.这种被“干扰”的空间在丁玲那里就是一些“在场”和“不在场”的风景场域。所谓“不在场”也就是“同现时时间不相干的和同在空间中的在场不相干的在场”①［法］布朗肖著，顾嘉琛译:《文学空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页。，即“绝对的环境”②［法］布朗肖著，顾嘉琛译:《文学空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页。，它与在场的风景场域既是排斥的又是统一的，既是静止的又是互相转化的。正是在这种由“在场”到“不在场”的运动和游移，丁玲将人物由外部现实的“在场”，推进到“时间和空间”的“不在场”；将环境的客观描写，推进到主观心理的细腻展现；同时两者的不断转换和转化，也将意识形态与作家的主体性联系起来，“通过空间加以表现、抵抗、规训和压迫”③［澳大利亚］罗宾·朗赫斯特:《导言 主体性、空间和地方》，《文化地理学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15页。，丁玲在“意识形态之内和之外”的穿梭，“飞蛾扑火，非死不止”④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文学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54页。，写尽了作家主体建构的艰难历程。

具体地说，这种风景机制把“在场”的风景书写，营造为主人公进入“不在场”的风景的触发机制，推动“在场”风景向“不在场”风景的运动和游移。而在“不在场”的“绝对环境”里，丁玲又常常以回忆、独白、幻想、沉思等主观化形式来呈现，突显的是女性对世界的认识、对自我的审视，对人生的思索，展现的是个体和性别主体意识建构的艰难。可以说，这种“绝对环境”营造的“心理场域”，“钻到人的心里面去”⑤丁玲:《答（开卷）记者问》，《丁玲全集》（第8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9页。，书写了女性灵魂里的风景。这些回荡在“心中的风景”里的声音，既是女性心底的呐喊，同时又是丁玲自己对生命的思索。

丁玲于1927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梦珂》登上文坛，进而又以惊世骇俗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给文坛好似“抛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⑥杜霞:《从革命女性到女性革命——丁玲创作对女性解放的探求》，《齐鲁学刊》2000年第5期。。接下来的《阿毛姑娘》、《在暑假中》，20世纪30年代的《韦护》、《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一）》、《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母亲》，40年代的《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甚至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杜晚香》等，丁玲始终都在关注着女性群体，展现着“心中的风景”。

梦珂：“走到凉台上去吹风”

到晚上吃面时，老太太看到那绿色的，新擀的菠菜面，便不住的念起故乡来。是的，酉阳的确不能和上海相比。酉阳有高到走不上去的峻山，云只能在山脚边荡来荡去，从山顶流下许多条溪水，又清，又亮，又甜，当水流到悬崖边时，便一直往下倒，一倒就是几十丈，白沫都溅到一二十尺，响声在对面山上也能听见。树呢，有多得数不清的呈三个人围拢不过来的古树。算来里面也可以修一所上海的一楼一底的房子了。⑦丁玲:《梦珂》，《丁玲文集》（第2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页。

梦珂“为了读书，为了想借此重振家声”，从乡村来到了上海。可是当匀珍的母亲怀念起家乡时，她也禁不住自己的思绪飘飞。

梦坷因此却涌起许多过去的景象。仿佛自己正穿着银灰竹布短衫，躲在岩洞里看《西厢》。一群男孩子，有时也夹些女孩在外边溪沟头捉螃蟹，等到天晚了，这许多泥泞的脚在洞外跑过去，她也就走出洞来，趁着暮色回去。⑧丁玲:《梦珂》，《丁玲文集》（第2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7页。

“回忆把我从以别种方式将我召回去的东西中解放出来，它赋予我自由地召唤它并按我现在的意愿拥有它的那种手段，从而使我获得解放。回忆是对过去的自由。”⑨［法］布朗肖著，顾嘉琛译:《文学空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2页。在这里，丁玲用回忆填满了梦珂“同现时时间不相干的和同在空间中的在场不相干的在场”，将乡村风景召唤为“不在场的在场”，并且成为一种“诱惑”，使得“在场”的都市风景成为了一种“不在场”，从而凸显了乡村社会自然风景的美好，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在这里，“在场”的现实感伤触发了“不在场”的温馨回忆；同时，两者作为两种文化空间，又呈现为一种价值对立的姿态，最终将“不在场”转化为“在场”。

接下来作者用了很长一段篇幅来描写梦珂对故乡的回忆。这种回忆是无意识的，甚至是本雅明所说的“非意愿性的”①张旭东:《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文序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22页。，它沉淀在了主人公记忆的深层。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使得梦珂陷入到深深的回忆中不能自拔呢？或者用法国莫里斯·布朗肖的话说，“诱惑”了年轻的梦珂的“不在场的在场”是什么呢？

在20世纪20年代，梦珂和无数青春少女一样，被历史大潮裹挟着卷入“由乡土到都市、由封建农村生活方式向资本主义生活区域的文化性迁移，又一代传统家庭之女怀着一腔青春反叛的热情离乡叛家来到大城市求职读书，进入都市青年女性之伍”②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8页。。她们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召，或者是向往新文化、新文明，或者是寻找新出路。但让梦珂们没有想到的是都市的学校生活充满恶浊的空气。她陷入了深深的失望中。这是她的第一次梦碎。匀珍妈对乡村的诉说，“诱惑”了梦珂，于是她“抛弃了世界，退缩到世界之内并将我们吸引到了那里，它不再将自己暴露在我们面前，然而却体现在某种同现时时间不相干的和同在空间中的在场不相干的在场中”③［法］布朗肖著，顾嘉琛译:《文学空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页。。这个“在场”在这里就是接下来的丁玲用大段文字描述的梦珂对故乡的回忆。那里有纯美的山水、纯净的自然，有温暖的人情和挚爱的亲情。这种回忆变成了一种“分裂的目光，它在使其成为可能的东西中找到了抵消它的力量，这力量并没使它中断也没使它停止，而是相反，阻止它终了，割断它同一切启始的关系，把它变成一种迷惘的、不熄灭也不照亮的中性微光，变成目光的自我封闭的圈子”④［法］布朗肖著，顾嘉琛译:《文学空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页。。于是，“我们便有了这种颠倒——孤独的本质的直接表达”⑤［法］布朗肖著，顾嘉琛译:《文学空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页。。可以说，丁玲在这里用梦珂“呆滞的目光”，映照出的不仅是对故乡怀念的镜像，更是在与现实分裂的空间和场景的描画中，刻画了一颗始终与现实错位和分裂的孤独的心灵。而正是这份“孤独的目光”，成为“诱惑”读者的艺术力量，随着作品的传播，“成为永恒的视觉幽灵的目光”⑥［法］布朗肖著，顾嘉琛译:《文学空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页。。

这种“同现时时间不相干的和同在空间中的在场不相干的在场”⑦［法］布朗肖著，顾嘉琛译:《文学空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页。，在《梦珂》里常常出现。每当主人公在现实当中遇到挫折时，丁玲总要设置一些风景场域。这些风景书写与其说是主人公看到的现实世界，不如说是她们在孤独当中寻求慰藉，在无助中寻找方向的迷茫心灵。它们“并不属于现实世界，而是属于诱惑人的、不确定的环境。可以说是绝对的环境”⑧［法］布朗肖著，顾嘉琛译:《文学空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页。。

梦坷觉得有点烦闷，把袍子脱下，走到凉台上去吹风。这是二十几日，月亮还没出来，织女星闪闪的在头上发出寒光。天河早已淡到不能揣拟出它的方向。清凉的风，一阵一阵飘起她的头发。沉寂的夜色，似乎又触着她那无来由的感动，头慢慢的低下去，手心紧紧的按着额头，身体无力的凭靠着石栏。⑨丁玲:《梦珂》，《丁玲文集》（第2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19页。

在这里，丁玲运用了一些感觉化的词汇，“寒”、“清凉”、“沉寂”等，营造出的依然是一种“诱惑人的、不确定的环境。可以说是绝对的环境”，这种环境促发了主人公“无来由的感动”，促使她由现实世界的烦躁沉入了自我世界的宁静。这种沉思也许是痛苦的，也许是艰难的，可是在“这个诱惑人的环境，在那里，所见到的东西捕获到了目光并使它变为不可终了的，在这环境里，目光凝成光亮，在那里这光亮是看不到的却始终在看着的眼睛的绝对闪光，因为这是镜中我们自己的目光，这个环境是最佳的吸引人、诱惑人之处:光亮，它也是深渊，那种人们深陷其中吸引人的，使人恐惧的光亮”①［法］布朗肖著，顾嘉琛译:《文学空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页。。这种“光亮”是梦珂们对未来美好希冀的“绝对闪光”，也是作家在人生求索中“自己的目光”。

然而她走错了，直走上后园的亭子才知道。于是她坐下来，亭子上灯光，刺着那哭后的眼睛，她走到亭子后面去。那里树丛中放有一张铁椅，她躺在那张她同表哥坐过的长椅上。眼望着上面，星星在繁密的叶子中灿烂着，潮湿的草香，从那蔷薇花，罂粟花……丛中透出。等梦坷感到冷时，椅背早已被露水湿透了。②丁玲:《梦珂》，《丁玲文集》（第2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页。

这又是丁玲设置的一个“同现时时间不相干的和同在空间中的在场不相干的在场”的风景书写。都市的求学梦破灭后的梦珂，在表哥的温情中找到了些许心灵的慰藉，她本想用美好的爱情作为自己人生的寄托，退回到家庭和婚姻中，但是却最终发现连同纯洁的感情不过是他们情场角逐游戏中的一个筹码。她再次在现实面前遭遇到梦碎的境遇。内心的慌乱和无助，使她竟然走错了路。“星空”、“花丛”、“铁椅”又构成了一个“绝对的环境”。这种环境与其说是现实的描写，不如说是丁玲煞费苦心设置的隐喻场域。丁玲选择了灿烂的星星，带刺的蔷薇和妖艳有毒的罂粟花。这些景物的选择，构成了一个充满浮华和虚伪的“肉欲的世界”。由这样的环境，梦珂又滑入了“不在场”的自我世界。“人在这沉默中得以忘怀和安宁。”③［法］布朗肖著，顾嘉琛译:《文学空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2页。当她从沉思中抬起头来时，虚伪浮华已经麻醉不了她，她有了对现实清醒的感觉，“她感到冷”。丁玲在这里的隐喻，赋予了景物特定的内涵，同时也给了读者足够的想象空间。

在这里，“在场”的现实和“不在场”的沉思，并没有像回忆性的“不在场”那种明显的触发机制，而是丁玲在“在场”的现实风景中可以制造的某种断裂和分割。主人公得以跳出“在场”场域，超脱自身，从而可以更清醒地反观“在场”。这样的两种身影的位移和闪回，构成了特定的场域，既有着“不在场”的个人主观的思索，又有着对“在场”的现实批判，最终实现了个体的焦虑与“时代的苦闷”的共同“在场”。

在《梦珂》中，丁玲设置的几处“同现时时间不相干的和同在空间中的在场不相干的在场”的风景书写，都是颇有深意的。这些风景书写，既是“在场的”现实世界境遇的隐喻书写，同时也是促使女性冷静思考的生发场，是“不在场”的“孤独的本质的直接表达”④［法］布朗肖著，顾嘉琛译:《文学空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页。。这份孤独，来自于梦珂们对现实的清醒理性的认识，安放的是与现实不调和、不妥协的灵魂。每当她们在现实面前碰壁，她们不自觉地就会陷入这种“同现时时间不相干的和同在空间中的在场不相干的在场”中。“它是位于形象之后的无限的深度，这是一种无生命的、不可操纵的、绝对在场的深度，虽然它并非是既定的，在这深度中，当物体远离它们的方向时，当它们在自身的形象中塌倒时，物体就深陷其中。”⑤［法］布朗肖著，顾嘉琛译:《文学空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风景书写成了主人公对理性思索、不断找寻人生方向的触发机制。从这样的风景中抬起头来的梦珂们，也许暂时还不清楚未来的出路，“铁屋子”依然在囚禁着她们，甚至她们还要承受清醒后无路可逃的恐惧，但是至少她们觉醒了，也就“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①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4页。。“不在场的在场”里充满“诱惑”的风景，也成了一种“认识的装置”，包含着梦珂们对社会的认识、对自我的认识，当然也包含作者丁玲艰难的求索。这种主体性认知也许还是模糊的、幼稚的，但是，她还是呼应了“五四”启蒙对人的主体性的追求。虽然梦醒了更是“彷徨于无地”。在这里，丁玲用“在场”和“不在场”的风景场域，“钻到了她们的灵魂里”，刻画了属于那个时代的女性“自己的目光”，灵魂里的声音。

莎菲：“今天又刮风！天还没亮，就被风刮醒了。”

今天又刮风！天还没亮，就被风刮醒了。伙计又跑进来生火炉。我知道，这是怎样都不能再睡得着了的，我也知道，不起来，便会头昏，睡在被窝里是太爱想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上去。医生说顶好能多睡，多吃，莫看书，莫想事，偏这就不能，夜晚总得到两三点才能睡着，天不亮又醒了。象这样刮风天，真不能不令人想到许多使人焦躁的事。并且一刮风，就不能出去玩，关在屋子里没有书看，还能做些什么？一个人能呆呆的坐着，等时间的过去吗？我是每天都在等着，挨着，只想这冬天快点过去，天气一暖和，我咳嗽总可好些，那时候，要回南便回南，要进学校便进学校，但这冬天可太长了。

太阳照到纸窗上时，我在煨第三次的牛奶。昨天煨了四次。次数虽煨得多，却不定是要吃，这只不过是一个人在刮风天为免除烦恼的养气法子。这固然可以混去一小点时间，但有时却又不能不令人更加生气，所以上星期整整的有七天没玩它，不过在没想出别的法子时，又不能不借重它来象一个老年人耐心着消磨时间。②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丁玲文集》（第2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5页。

“在五四时代及稍后的一段时问里，日记体、书信体小说的成批出现，成为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继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篇之作《狂人日记》之后，我们可以开列出一串长长的涉及此类创作的作家清单:庐隐、冰心、郁达夫、丁玲、冯沅君、郭沫若、沈从文、许饮文、张天翼、蒋光慈、章衣萍、茅盾……可以讲，19世纪（应为20世纪——引者注）二三十年代中国著名小说家中，大多都曾经尝试过书信体或日记体小说的创作。其中如庐隐、丁玲、冯沅君等更是以创作此类体裁的作品而成名，并名噪一时。”③泓峻:《从日记体、书信体小说看五四时代的一种写作伦理》，《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对于此种文学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它重塑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用极具主观性、隐私性的个体情感，实现了对普泛性、公共性的社会话语的言说”④罗晓静:《论“五四”日记体小说——一种非典型小说的形态和话语特征》，《华中师范人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还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叙事和话语策略，目的是为了“突出男权强势话语的重围，建构起女性自我的权威”⑤胡新华:《现代女性日记体小说的叙事与话语策略——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例》，《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更有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小说写作伦理，体现出的是一种建立在现代公民平等人格交往基础上的新的启蒙境界”⑥泓峻:《从日记体、书信体小说看五四时代的一种写作伦理》，《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但不管是哪种看法，都认识到日记体小说是一种言说和话语方式。其实也可以说，日记体是主人公或者作者的一种思索方式，是“当作家预感到他面临的危险的变幻时，日记便体现为一系列作家为认识自我而建立起的标记”，是“孤独所引起的恐惧和焦虑”⑦［法］布朗肖著，顾嘉琛译:《文学空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页。。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认为莎菲的日记是嘘嘘叨叨的诉说，不如说这是莎菲或者说是丁玲的一种思索方式，一种认知方式，一种灵魂拷问的方式。很显然，莎菲的拷问要比梦珂更深刻，也更痛苦。

但在拷问前，有一句话特别重要，这是整篇小说的首句，也是唯一一处有关风景的描写:“今天又刮风！”这完全只是一种天气的客观描写，但丁玲用这句话再次设置了“同现时时间不相干的和同在空间中的在场不相干的在场”。我“被这风刮醒了”，这“风”困住了我的行动，让我焦躁，使我烦恼。于是“我”开始絮絮叨叨一些生活中的细微小事。温几次牛奶，有几个鸡蛋，什么样的信纸……慢慢的，在絮絮叨叨地诉说里，多了思想，有了思考。一开始她以为“焦躁”、烦闷是风带来的，后来她认为是疾病带来的，后来又以为是性爱带来的，最后她才认识到是自我带来的。其实，这还是时代带来的。这一层层的认知，都是在丁玲设置的“绝对的环境”里展开。因此，与其说“风”让莎菲烦恼，不如说“风”给了莎菲拷问自我的空间；同时“风”把“在场”与“不在场”再次相连，从而也把“个人”与“时代”连接起来，“不在场”同时也构成对“在场”的追问。风景书写在这里再次成了一种触发机制，设置了对自我、对世界等主体性追问的空间。

阿毛：“湖面被雾气笼罩着，似一个无边的海洋”

《阿毛姑娘》是丁玲1928年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最早发表在《小说月报》。冯雪峰评价它“在说述一个贫农的女儿，对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的虚荣的幻灭的可怜的故事”①冯雪峰:《关于新小说的诞生》，《三八节有感——关于丁玲》，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77页。，而另外一些学者却指出“阿毛姑娘对城市生活的倾慕，未始不可以视为农民要改变白己生活命运的一种朦胧的觉醒。阿毛的悲剧，并非来自她的丈夫或婆婆，而是来自农村生活方式的落后和道德观念的陈腐”②袁良骏:《论丁玲的小说》，《三八节有感——关于丁玲》，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第119页。，更年轻的学者则从女性意识和城乡对立、现代化焦虑等方面来解读阿毛形象。其实无论哪种角度，都包含在作家营造的“在场”与“不在场”的两层空间里。一层是用浓郁的风景书写设定的乡村这一鲜明的空间和文化地域，而与之并存的是阿毛用幻想编织的“不在场”的城市空间。这“不在场”的空间幻想，成为一种强大的“诱惑”，承载着阿毛对都市文明的盲目幻想，对自己人生幸福的全部憧憬，同时也记录了她无路可走的无助，以及都市梦幻破灭后的绝望。

初冬的太阳，很温暖的照到这荒凉的山谷；阿毛家的茅屋也在这和煦的阳光中灿烂着。一清早，父亲（阿毛老爹）照例走到莱园去浇菜。但当他走回来时，看见在灶前正烧饭的阿毛，便说笑话一样，笑容里却显露出比平日更凄凉、更黯澹的脸：“哈，明天便归我自己来烧了。”

这声音在这颇空大的屋子里响着，是很沉重的压住阿毛的心了。于是阿毛又哭泣起来。③丁玲:《阿毛姑娘》，《丁玲文集》（第2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8页。

初冬的暖阳引起的不是对新生活的向往，却是对未来命运的惶恐。可是一旦走出狭小的山村，阿毛很快忘记了这一切。渐渐开阔的人生视野，让阿毛对一切都怀着憧憬，尤其是陌生而又充满神秘的都市。

一到夜晚，从远远的湖上，那天与水交界的地方，便灿烂着繁密的星星。金色的光映到湖水里，在细小的波纹上拖下长的一溜光，不住的闪耀着，象无数条有金鳞的蛇身在蜿蜒着。湖面静极了，天空很黑。那明亮的一排繁星，好象是一条钻石宝带，轻轻拢住在一个披满黑发的女仙的头上。阿毛是神往到那地方去了，她知道那就是城里，三姐去过的，阿招嫂也去过的，陆小二，她夫婿也去过的，所有人都去过。她不禁艳羡起所有的人来了。她悄悄的向陆小二吐露了这意思，还带着怯怯的心，怕得来的是无穷的失望。①丁玲:《阿毛姑娘》，《丁玲文集》（第2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5页。

她眺望都市，由眼前“在场”的灿烂繁星，陷入了对“不在场”都市的遐想。这遐想是美好的，但更是盲目的。

天气一暖和，山色由枯黄而渐渐铺上一层嫩绿，所有的树都在抽芽，游山的人一天多似一天了。来玩的，多半属于她邻居一流的人，这使得阿毛非常烦闷。纵然她懂得由于她的命生来不象那些人尊贵，然而为什么她们便该生来命不同，她们整天在享受一些什么样的福乐，这使阿毛日夜不安，并把整个心思放在这上面。②丁玲:《阿毛姑娘》，《丁玲文集》（第2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6页。

这憧憬伴随着春天的到来，越发让阿毛躁动不安。她也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但阿毛的希望却最终注定会失望。乡村的丈夫不懂得阿毛的心思，也无力给阿毛向往的生活；都市来的“高大”男人，在唤起阿毛所有的生命冲动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口气就跑上喜雨亭。山上一个人影也没有，鸟儿还安静的睡在窠里。湖面被雾气笼罩着，似一个无边的海洋。侧面宝石山的山尖，隐没在白的大气里。只山腰边的丛树间，还依稀辨出隐现着几所房屋。阿毛凝望着玛瑙山居的屋顶，她把所有能希望的力，都从这眼光中掷去。她确确实实在夜深时候，还听出他们传出户外的笑声，她断定那笑声中有一个声音是她所想慕的那高大男人。她等着他来。她在喜雨亭呆等了许久，而他竟不来。雾气看看快消尽了，白堤迷迷糊糊在风的波涛中显出残缺的影。她又向绝顶跑去。她似乎入了魔一样，总以为或者他已先上去了。及至跑过抱朴庐，又到炼丹台，还不见人影。她微带失望的心情，慢慢踱上初阳台。初阳台上冷寂寂的，无声的下着雾水，把阿毛的头发都弄湿了。这里除了十步以外都看不清，上，下，四周都团团围绕着象云一样的东西。风过处，从云的稀薄处可以隐约看出一块大地来，然而后面的那气体，又填实了这空处。阿毛头昏昏的，说不出那恐惧来，因为这很像有过几次的梦境，她看见那向她乱涌来的东西，她吓得无语的躲在石龛子里，动也不敢一动。正在这时，她仿佛看见那路上，正走来一个人影，极象她所想望的人，于是她又叫着跑下去，然而依然只有大气围绕着她。她苦恼极了，疲惫极了，却打着勇气从半山亭绕到赤壁庵。庵里蹿出两条大黄狗朝她乱吠，她才又转到喜雨亭。到喜雨亭时，白堤已显在灰色的湖水里，玛瑙山居的屋顶是更清晰的，被许多大树遮掩的矗立在那路旁的山嘴上。她看着那屋顶伤起心来，而且哭得很厉害，大声的抽咽着。③丁玲:《阿毛姑娘》，《丁玲文集》（第2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7页。

这漫天的大雾，作为“在场”的隐喻风景，写出了阿毛的现实处境和内心的惶恐，她既无法忍受现实的生活，又找不到通向都市文明的出路。

八月的一天，阿毛病还没有好，她依然起得非常早，院坝里还没有人影来往。头是异常的晕眩，她近来最容易发晕，大约是由于太少睡眠，太多思虑的缘故。但她还是毫不知道危险的一任这情状拖下去。譬如这早上，己有了很凉的风的早上，就不该穿着薄夹衣站在大柳树下，任那凉风去舞动那短发。她把眼睛放在那清澈的湖水上，心比湖水荡漾在更远的地方去了。看见天空中飞旋的鹰鸟，就希望自己也生出两片强有力的翅，向上飞去，飞到不可知的地方去，那地方充满着快乐和幸福。所以她常常无主的望着天，跟随那巨鹰翱翔。鹰一飞得太远了，眼力已不能寻出那踪迹，于是把那疲倦的眼皮阖下来，大声的叹着气。④丁玲:《阿毛姑娘》，《丁玲文集》（第2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3页。

阿毛在目睹了都市女人同样的悲苦的结局后，人生彻底绝望，最终自尽而死。“阿毛最终的自杀，表明了对中国社会城乡两大生活方式的双重失望，表明了她精神的生命已无所归属。”①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3页。“停滞的时间是死亡在场、来临而又不断来临的现实时间，犹如死亡在来临的同时使它通过其来临的那个时间变为无果的。停滞的现时是实现在场的不可能性，这种不可能性是现时的，如同超过整个现时，超过现时的影子——现时拥有并掩藏在自身的影子——的东西。”“当人去世之时，就是那种最贴近地显现出来的东西。”“在那里空间是留出空隙的眩晕。诱惑力便始于此。”②［法］布朗肖著，顾嘉琛译:《文学空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3-14页。这里，丁玲再次用“在场”的死亡，“停滞的时间”，展现了“不在场”的“最贴近的东西”，这种“在场”和“不在场”之间的“空隙”，充满了悲剧的巨大张力和冲击力，引起人们无尽的思索，而这种“绝对的环境”的“诱惑力便始于此”。

小说的风景书写大多都集中在“在场”的空间建构中。但这一个个“在场”的乡村风景的美丽，却丝毫没能引起主人公的审美感受，阿毛的视线总是由眼前越过，瞩目远方的都市。她接受了都市的想象力，却置身于乡村的现实中。这种“在场”与“不在场”的错位，正是阿毛精神分裂，生命无所归依的矛盾所在。两者构建着小说的两个文化空间，也承载着丁玲对女性孤独命运的深切思索和探寻。

“在场”和“不在场”的风景场域的书写，为丁玲前期的女性小说，建构了丰富的内涵空间。两者既是时代和个体的两极，同时两者之间的“运动”、“位移”，“对立”、“错位”，更呈现出时代对女性个体的威压，女性对时代的反抗，以及女性自身的“挣扎”。“在场”和“不在场”的风景场域书写，将时代的大环境和个体的小境遇、客观环境和主观心理很好地连结起来，将时代与女性，以及女性自身内部心理的复杂纠葛更深入地呈现出来。她们不断对抗着梦坷所遭受的“外在异化”的困境，还要抵抗着莎菲所面对的“内在异化”处境。“这不是一种浅薄的顾影自怜，而是发自对封建乡村死而不僵的宗法体系以及对于资本主义都市铁板一块的生活规范的双重拒斥和揭示。这孤独既是女性的反抗选择，又是20年代中国社会结构性的必然。”③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2页。它既有社会和时代面的展示，又有女性自身的深入思考。可以说，“在场”和“不在场”的风景场域的设置，把女性和时代紧紧相连。这样的风景机制设置，使得看似局限于小场域的女性悲喜，再也不是“浅薄的顾影自怜”④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22页，真正成为“负载着时代苦闷的”“叛逆的绝叫”⑤茅盾:《女作家丁玲》，《文艺月报》1933年第2号。。

但是随着丁玲的“转向”，这种风景场域的书写也在发生变化。

曼贞：“曼贞并不能忘记灵灵溪的。”

曼贞并不能忘记灵灵溪的。她想那里的太阳，那些在太阳里飞着的蝴蝶、蜻蜓，那些在太阳里蒸发出的草的气味，泥土的气味，那些在太阳里躲在树叶底下睡觉了的小鸟，灵灵溪里的小石，在阳光下，闪着五颜六色的花纹，它们唱得更热闹了，池子里的晴空，更显得清澈，蓝得可爱，可是更白得可爱呵！她更想着么妈，她在太阳底下，脸儿晒得一定更红了，额头上不住的沁出汗来，稀稀的银发，礴出几根在她的挑花的包头里，她的那些皱纹，只画上一层浑朴，她辛苦的操劳着，可是她快乐，好象她拿着了一个什么生命的柄，而且她拿得那样稳，一点也不放松的，她有着一种最纯洁的简单的心，使人觉得她简直象一个天真的小孩，然而却更能敬重她呵！这城里找不出象么妈的那么一副脸，一副神气，曼贞常常觉得寂寞，她也常想赶快能够见着她，听她谈一些家里琐碎的事。可是，曼贞却又愿意再留在城里，不怕这里有苦的生活等着她。她不愿再依照原来那种方式做人了，她实在想，而且要替自己开辟出一条路来，她要不管一切的讥笑和反对，她不愿再受人管辖，而要自己处理自己的生活了。么妈的来接，更使她有了最后的决心，她便在那晚正式和她有着新思想的兄弟来商量了。①丁玲:《母亲》，《丁玲文集》（第1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1页。

同样是由“在场”现实触发的对“不在场”的故乡的回忆，同样充满了对故乡自然和人情的留恋。封建家庭内部冷酷无情的气氛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唤起和触发了曼贞对灵灵溪恬静的乡野风光和么老妈等劳动人民的善良淳朴的留恋。但是，曼贞已没有了梦珂无路可走的焦虑和阿毛姑娘不知道“如何走”的绝望，她决心“要替自己开辟出一条路来”，“要自己处理自己的生活”。曼贞不仅有着改变自我的勇气，而且有着活出自我的信心和决然的行动力。在这里，“在场”的都市文明和文化成了“在场的不在场”，凸显的是“不在场”的个人主体性意志的坚定，真正成为了“不在场的在场”。正如茅盾先生所说，写出了“曼贞的思想转变”，“表现了‘前一代女性'怎样艰苦地在‘寂寞中挣扎'！”的“独特的异彩”②茅盾:《丁玲的〈母亲〉》，《文学》1933年第3期。。但我们也会感觉到，缺乏了《梦珂》中设置的“在场”与“不在场”的场域之间的运动和游移，少了《阿毛姑娘》的场域分裂，其艺术的真实性和形象转化的深度也似乎较前期女性形象有所减弱。

陆萍：“五更天特别冷”

《在医院中》是丁玲在1940年创作的一篇颇有争议的小说。小说一开篇就设置了这样一段风景书写:

十二月里的末尾，下过了第一场雪，小河大河都结了冰，风从收获了的山岗上吹来，刮着牲口圈篷顶上的苇杆，呜鸣地叫着，又迈步到沟底下去了。草丛里藏着的野雉，刷刷地整着翅子，钻进那些石缝或是土窟洞里去。白天的阳光，照射在那些夜晚冻了的牛马粪堆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几个无力的苍蝇在那里打旋。黄昏很快的就罩下来了，苍茫的，凉幽幽的从远远的山岗上，从刚刚可以看见的天际边，无声的，四面八方的靠近来，鸟鹊打着寒战，狗也夹紧了尾巴。人们都回到他们的家，那唯一的藏身的窑洞里去了。③丁玲:《在医院中》，《丁玲文集》（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3页。

这样的风景，毫无美感，充满了寒冷、阴郁的氛围。这样“在场”的风景场域笼罩全篇。

记挂着头天晚上黎涯送来的消息，等不到天亮她就醒了。五更天特别冷，被子薄，常常会冷醒的，一醒就不能再睡着。窗户纸透过一层薄光，把窑洞里的物件都照得很清楚。她用羡慕的眼光去看对面床上的张医生的老婆。她总象一个在白天玩得太疲倦了的孩子似的那末整夜喷着平匀的呼吸。她同她一样也有着最年轻的年龄，工作相当累，可是只有一觉好睡。她记得从前睡也容易醒，却醒的迷迷糊糊，翻过身，挡不着磕睡一下就又睡着了。然而现在睡不着，也很好。她凝视着淡白的窗纸而去想许多事，许多毫不重要的事，平日没有时间想这些，而想起这些事的时候，却是一种如何的享受啊！她想着南方的长着绿草的原野，想着那些溪流，村落，各种不知名的大树。想着家里的庭院，想着母亲和弟弟妹妹，家里屋顶上的炊烟还有么？屋还有么？人到何处去了？想着幼小时的伴侣，那些年轻人跑出来没有呢？听说有些人到了游击队……她梦想到有一天她回到那地方，呼吸那带着野花、草木气息的空气，被故乡的老人们拥抱着；她总希望还能看见母亲。她离家快三年了，她刚强了许多，但在什么秘密的地方，却仍需要母亲的爱抚啊！……

窗户外无声地飘着雪片，把昨天扫开的路又盖上了。催明的雄鸡，远近地啼着，一阵阵的号音，隐隐约约传来。①丁玲:《在医院中》，《丁玲文集》（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57-258页。

让陆萍感到寒冷的不仅是大雪和寒风，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由看到室友的呼呼大睡，联想起医院同事之间冷漠的人际关系，陆萍“触景伤情”触发了自己对家的回忆。黄子平认为这是“离家—探险—回家”的童话变奏，对家的想念、“对‘回家'的渴望正昭显了她在寒冷的陕北高原的医院中的‘历险性'”②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59页。。而贺桂梅则认为:“这一虚幻的只存在于夜晚的冥想中的空间，具有浓郁的对于情感匮乏的现实的‘补偿'性质。明丽的自然风光、家、母亲、亲人这些带有原始抚慰性的符码的出现，暗示着精神归属的渴求。”“‘家'可以作为革命者对革命政权的情感归属上的感性表达，医院环境的冷漠和陆萍思乡病的发作暗示着在情感上对革命以及革命组织的疏离。”③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这种“疏离”的孤独感，在丁玲以往的小说中都有。比如梦珂、莎菲、阿毛、曼贞，她们都不被周围的“庸众”所理解。“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群，正是这一代被‘弄清了脑子'和‘弄敏了感觉'的青年。他们的苦痛和幻灭较之其先辈带有更浓重的现代色彩，被当时的论者套上‘世纪末的病态'的标签加以分析。”④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70页。

小说中与家有关的回忆还有:

她没有动，雪片飞到她脸上。她发抖，牙齿碰着牙齿，头里边好象有东西猛力往外撞。不知道睡了好久，她听到很多人走到她身边，她意识到是把病人抬回去。她想天已经不早了，应该回去唾，但又想去看黎涯，假如黎涯有什么好歹，呵！她是那末的年轻呀！

冷风已经把她吹醒了，但仍被一种激动和虚弱主宰着。她飘飘摇摇在雪地上奔跑，风在她周围叫，黄昏压了下来，她满挂着泪水和雪水，她哭喊着：“就这末牺牲了么？她的妈妈一点也不知道呵！……”⑤丁玲:《在医院中》，《丁玲文集》（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1页。

与其说是风雪刺激着陆萍，使得她再次被冷风吹醒，不如说是“在场”的自然环境“呼应”了心里的“冰冷”，促使陆萍更深地进入到“不在场”的幻觉中。风在“叫”，黄昏“压下来”，这些都对她都造成了威压。同时这也是一种心理化的象征，象征着主人公与外在环境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既是“在场”的现实，同时经由“不在场”的心理折射，又被放大，是被“弄敏了”的现实。两者相互比照，互相折射，营造了陆萍内外交困的场域。

这样“不在场”的心理化风景场域通篇都存在:

感觉在身体的周围，有一种怕人的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照在那黑的土墙上，浮着一层凄惨的寂寞的光。人就像处在一个幽暗的，却是半透明的那末一个世界，与现世脱离了似的。⑥丁玲:《在医院中》，《丁玲文集》（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4-245页。

整篇小说都沉浸在这样寒冷、寂寞而艰涩的情调中。这是人物所处的“在场”的现实情境，也是“不在场”的人物心理空间的象征性呈现，两者隐含的冲突关系，清晰地显露出人物与环境的隔阂，“显示了一种对环境的‘过度反应'和‘自我防御'机制”，陆萍是“这个有机地组织起来的单位中的‘异质'”。由此贺桂梅认为:“在革命组织内单枪匹马与体制作战的陆萍真正陷于一种无路可走的困境中，她因此意识到，如果不迁就革命体制的需要，她将一无是处。从这一层面，我们也可以隐约窥见当时知识分子将自己纳入新制度的曲折心路。”①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

“在场”和“不在场”不仅显示着个人与环境的紧张关系，而且还显现着自我内心的矛盾、挣扎，以及自我对自我的说服过程的艰难。小说在一开篇就设置了一段风景描写，点出了陆萍面对的工作环境之艰苦。

那天，正是这时候，一个穿灰色棉军服的年轻女子，跟在一个披一件羊皮大衣的汉子后面，从沟底下的路上走来。这女子的身段很伶巧，穿着男子的衣服，就象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似的，她有意的做出一副高兴的神气，睁着两颗圆的黑的小眼，欣喜地探照荒凉的四周。②丁玲:《在医院中》，《丁玲文集》（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3页。

“在场”的风景明明是“荒凉”的，可是“不在场”的自我却偏要说服自己，而且要“有意作出一副高兴的神气”来迎合“在场”的环境。这是为什么？是什么使得陆萍要伪装自己？还是丁玲的经验使然？

从产科学校毕业，抱着“弃医从文”的启蒙梦想在抗大学习的陆萍，为了“党的需要”，必须“弃文从医”③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57页。，到医院去工作。小说后来用倒叙的手法，为我们讲述了陆萍来医院的过程，以及自己被迫接受组织决定时内心的一段心理搏斗:

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顾这铁箍么，这由她自愿套上来的？她只有去，但她却说只去一年。她打扫了心情，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伊里奇不说过吗？“不愉快只是生活的耻辱”，于是她到医院来了。④丁玲:《在医院中》，《丁玲文集》（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9页。

在这里，陆萍“要割断这一年来她所憧憬的光明前途，重回到旧有的生活”⑤丁玲:《在医院中》，《丁玲文集》（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9页。，无疑是痛苦的。但同时陆萍也知道，在组织决定和党的需要面前，她别无选择。因为这样的“铁箍”，是“由她自愿套上来的”，同样也是自己的选择。最后陆萍接受组织决定，说服自己“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的动因，与其说是组织的“铁箍”，不如说是陆萍对自我选择权利的尊重和维护，或者换句话说，是陆萍有意无意地用自我选择置换了硬邦邦的组织决定，从而造成服从自我的“假想”:这依然是我的自主和主动的选择，而不是组织。从中可见陆萍作为知识分子保有那份骄傲而又可怜的自尊，是多么的艰难。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开篇陆萍的“有意做出一副高兴的神气”的内心挣扎，也就可以理解在面对环境的艰苦和人际关系的冷漠时，陆萍“反应过度”的敏感和遭到冷遇倍感孤独中思乡的脆弱。“不在场”的风景场域，呈现出“在场”的自我说服和挣扎的艰难历程。

她不敢把太愉快的理想安置得太多，却也不敢把生活想得太坏，失望和颓丧都是她所怕的，所以不管遇着怎样的环境，她都好好的替它做一个宽容的恰当的解释。仅仅在这一下午，她就总是这末一副恍恍惚惚，却又装得很定心的样子。⑥丁玲:《在医院中》，《丁玲文集》（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4页。

她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耐心来不断地说服自己。“她总是拿出这末一副讨好的声音，可是并不显得卑屈，只见其轻松。”⑦丁玲:《在医院中》，《丁玲文集》（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4页。这是丁玲自欺欺人的假话，她和陆萍一样，“轻松”、“定心”是装出来的，其实内心里充满了“卑屈”。在这种自我的煎熬中，“不在场”的心理场域呈现了自我的分裂。一面是不断压制自我情绪，积极参与到医院的各项工作，试图在精神上取得某种对周围环境的压制性的“优越感”，进一步凸显自我的主动；一面是自我不被理解，不断遭到环境打压，严重缺乏自信，更加脆弱和敏感的内心。所有一切压制自我的努力宣告失败，所有“虚张声势”的自我掩饰、伪装和说服宣告失败，在这种内与外的撕扯中，陆萍近乎崩溃。她再也装不出“轻松”和“定心”，她对自我牺牲的价值感到茫然。当陆萍对斗争的意义感到怀疑时，她很自然地就对自我牺牲的对象“革命”产生的疑问，进而对自我的选择也产生了动摇:

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她踌躇着，她问她自己，是不是我对革命有了动摇呢。①丁玲:《在医院中》，《丁玲文集》（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2页。

这种自我的搏斗太痛苦，

旧有的神经衰弱症又来缠着她了，她每晚都失眠。②丁玲:《在医院中》，《丁玲文集》（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2页。

如果最初的选择出现了偏差，那么“出路又在哪里哪”？问题又回到了原点。莎菲们的“时代苦闷的创伤”再次复发。

是的，应该斗争呀！她该同谁斗争呢？同所有人吗？要是她不同他们斗争，便应该让开，便不应该在这里使人感到麻烦。那末，她该到什么地方去？她拚命的想站起来，四处走走，她寻找着刚来的这股心情。她成天锁紧了眉毛在窑洞里冥想。③丁玲:《在医院中》，《丁玲文集》（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2页。

当陆萍走投无路时，丁玲设置了一场“驱邪仪式”④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55页。。“没有脚的人”适时地出现了。黄子平认为这是“没有脚的人”作为组织的代言人，来给陆萍“驱邪”，最终“陆萍是‘成长'了，或者说‘治愈了'。”所以说这部小说是“一个自以为‘健康'的人物，力图治愈‘病态'的环境，却终于被环境所治愈的故事。”⑤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72页。但是，既然陆萍面对的是和“在场”环境的斗争，那么“没有脚的人”又为什么说陆萍是在“一种剧烈的自我的斗争环境里”呢？而且他还知道陆萍经历的自我斗争很残酷，“是不容易支持下去的”。如果说“没有脚的人”不是和陆萍有着同样经历，就是丁玲自己出现在小说中。换句话说，这是自我对自我的又一场说服。她首先肯定了自己的斗争方向，并且指出了斗争的残酷，同时又找寻到“出路”。改变与“在场”环境的斗争策略，多和伙夫等下层人交流，取得理解和支持。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又成了陆萍焕发斗志的力量源泉。革命的意义不是决定在“那几个人身上”，自我没有被他们认同并不能代表价值的虚无。这种意义是什么，可以追问。但是陆萍“真真的”是被“治愈”了，却是事实，“她真真的”有了“迎接春天的心情”。但不是因为组织的“驱邪”，而是自我斗争意义的又一次自主找寻和选择，也就是阿尔都塞所说的:“我们可以自由承认我们的屈服；我们屈服于我们自己。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被允许忘记屈服于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系统的现实。”⑥［澳大利亚］埃尔斯佩思·普罗宾:《主题的空间必要性》，《文化地理学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29页。也许有人难免会说这是阿Q的自欺欺人，但陆萍在那个时代里对自我尊严和自主选择权利的可怜坚持，还是带有着“五四”的启蒙精神，具有现代性的意味。其自我说服和挣扎的痛苦历程，也带有特定时代的知识分子精神斗争的缩影。

对此，贺桂梅也从丁玲的“斗争哲学”方面寻找过动因。她在对1941年9月丁玲留下的一篇散文《战斗是享受》分析后谈到:“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当时丁玲的生命哲学的体现。”并在引用海伦·斯诺对丁玲的印象描述后进一步指出:“丁玲所表现的这种强悍，大概可以看作革命者丁玲的一种基本品质，也是她把革命哲学内化为自身精神成分的表现。”“这种生命哲学使人与环境处于紧张的对抗关系中，并试图通过‘战斗'来改变既有环境，促成理想状况的到来。同时，理想本身的非现实性将使她难以安于既存现实，而始终处于为达到理想状态而与现实‘斗争'的动态过程之中。”因此，“革命者的斗争热情与革命政权本身将处于一种悖论情境”，而“丁玲对于革命政权的批判就成为‘革命内部的革命'，是以革命精神对于革命政权的批判”。尽管“革命内部的个人话语最终服从了革命话语”，但她同时也承认:“《在医院中》尽管是写于文艺座谈会之前的作品，但丁玲已经在进行一场类似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式的自我说服。因此，这篇小说就可以作为丁玲心路历程的一个象征性寓言。”①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

不管是革命话语“治愈了”个人话语，还是个人话语的自我说服，丁玲设置的“在场”和“不在场”的两个风景场域，很好地记录和呈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搏斗历程。韦恩·布斯在他的《小说修辞学》中谈到“作为朋友和向导的隐含作家”②［美］韦恩·布斯著，付礼军译:《小说修辞学》，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75-276页。。丁玲就是这样的作家。她擅长一步步地引领读者，从“在场”的现实环境走进“不在场”的心理空间，并在两者的运动碰撞和位移中，展现个人在时代中的挣扎，体会人物灵魂深处的悸动。尽管有人对这种风景场域书写的“现实性”提出过质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几天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丁玲在用“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营造一个消极、静止、落后的环境的同时，还极细致地指出两处有关“苍蝇”的“景物描写上的错误”③燎荧:《“人……在艰苦中生长”——评丁玲同志的〈在医院中〉》，《解放日报》1942年6月10日。。16年后，另一位批评家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证明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所描写的种种阴森恐怖的图景，似乎在延安住医院‘简直是受罪'的说法，无非是莎菲女士对读者的愚弄，无非是莎菲女士的扯谎”④张光年:《莎菲女士在延安——评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文艺报》1958年第2期。。这是在1958年对丁玲发起“再批判”时的一篇文章。诚然，小说中的景物描写的真实性问题也许值得探讨，但是对丁玲来说，追求灵魂的写作，刻画心中的风景，才是她一生中对于写作最真实的认同。正如她在给楼适夷的信中所说:“我这次校稿时，心中有很多感想，我的确觉得都没有什么意思，都不是可以留下来的作品。可是我同时又觉得我近年来的作品也并未超过过去，过去虽说不好，可是还有一点点敢于触到人的灵魂较深的地方，而现在的东西，却显得很表面。”⑤丁玲:《致搂适夷》，《丁玲全集》（第12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9页。穿越历史迷雾，那留存在人们记忆中的永远是在风雪中呼叫的身影，那是丁玲心中的风景，也是特定历史语境下最真实的风景。

我们同时也看到，“在场”与“不在场”的冲突，反映出知识分子与时代环境的矛盾，又何尝不是渴望认同的一种焦虑？“不在场”的内心挣扎，既是对自我主体意识的坚持，又是不被“在场”环境认同的一种焦虑，以及渴望被认同的一种焦躁。这些，都被丁玲纳入到了两种场域里。可是，过多地从人物内心出发，给予“不在场”太多的主观投射，也会带来视野狭窄、“一厢情愿”的弊端，对外部环境的认识方面，存在着单方面的主观感觉和臆断，视角过于单一，缺乏更客观的“在场”对“不在场”的自我的审视。其直接后果也许就是“弄敏了自己”，也“弄敏了环境”。与此同时，也会造成对自我定位的错位。陆萍们把自我的挣扎，放在了革命的前提之下，虽然中间有所恍惚但最终并没有游离出去。但是，从时代环境的角度考虑，陆萍们与环境的冲突和自我意识的坚持，难免带有对革命的挑战意味，因此，是否是“革命内部的革命”，可能还是陆萍们的“一厢情愿”。

杜晚香：“这就是春天，压不住，冻不垮，干不死的春天。”

春天来了，春风带着黄沙，在塬上飞驰；干燥的空气把仅有的一点水蒸气吸干了，地上裂开了缝，人们望着老天叹气。可是草却不声不响地从这个缝隙、那个缝隙钻了出来，一小片一小片的染绿了大地。树芽也慢慢伸长，灰色的、土色的山沟沟里，不断地传出汩汩的流水声音，一条细细的溪水寂寞地低低吟诵。那条间或走过一小群一小群牛羊的陡峭的山路，迤迤逦逦，高高低低。从路边乱石垒的短墙里，伸出一枝盛开的耀眼的红杏，惹得沟这边，沟那边，上坡下沟的人们，投过欣喜的眼光。呵！这就是春天，压不住，冻不垮，干不死的春天。万物总是这样倔强地迎着阳光抬起头来，挺起身躯，显示出它们生命的力量。①丁玲:《杜晚香》，《丁玲文集》（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0页。

杜晚香沿着陆萍留下的道路走来:

人是要经过千锤白炼而不消融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②丁玲:《在医院中》，《丁玲文集》（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5页。

在与“在场”的环境斗争中，陆萍懂得了只有自我的坚实和壮大才能在艰苦环境中得以生存，不被“消融”而成长为“有用”的斗争哲学。在《杜晚香》里，丁玲用了“春天”这样隐喻性的图景，呼应了新的时代语境和意识形态话语，用拟人化的笔法渲染了万物生命的顽强。在这里，“不在场”的个人，自觉地将自我融入了“在场”的春天景象里，成为“春天”里“压不住，冻不垮，干不死的一根小草”，成长为“在党的领导下，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按照党的要求，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③丁玲:《杜晚香》，《丁玲文集》（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6页。的模范党员。在这里，“在场”与“不在场”消弭了两者间的“压迫/反抗”关系，最终成为一体。自我也自觉融入到了环境中。

从此，梦珂、莎菲和陆萍们彻底被消失了，“不在场”与“在场”的风景场域的冲突也再难以寻觅。这不禁让我们再次想起阿尔都塞的话:“我们可以自由承认我们的屈服；我们屈服于我们自己。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被允许忘记屈服于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系统的现实。”④［澳大利亚］埃尔斯佩思·普罗宾:《主题的空间必要性》，《文化地理学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29页。穿梭在意识形态内外的具有“拉力”、“分割”和“想象”的充沛活力的风景也从此“屈服”了，不管它是“自由承认”还是“被允许”。

Exploration of Landscape Writing in Ding Ling's Female Novels

Guo Xiaopi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Mass Media，Taishan University，Taian Shandong，271021；School of Liberal Arts，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Shandong，250014）

Investigation of landscape writing at different stages of Ding Ling's fiction creation indicates that the landscape“seen”by her is not only tinted with her distinct subject consciousness，but is tangled with the profound impact of ideology.In her female novels，windings，tangles，clashes and collisions between the two constructs the richly implicated connotations of her landscape.As to the skills of the socalled landscape writing，she is good at setting a few“present”and/or“absent”scenery fields，in order to represent the“double tension，segmentation and double imagination”of subjectivity and ideology，and unfold an inward journey of the rich and unique spiritual world and the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movement and transformation and other mechanism of change shuttling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two scenery fields outside and inside of ideology.

Ding Ling；landscape Writing；female novels

I207.42

A

1001-5973（2015）06-0040-15

2015-08-26

郭晓平（1973— ），女，山东郓城人，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5YJA751010）和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点项目（14BWXJ0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李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