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 慧

（华中科技大学 中文系；湖北武汉，430074）

中国古典词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图谱*①

涂 慧

（华中科技大学 中文系；湖北武汉，430074）

中国古典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始于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20世纪英美政府对东亚研究的资助及学人在精神上或艺术上的危机，英语世界中国古典词的译介与研究发轫于英国，兴盛于北美，先后经历萌蘖期、勃兴期与深化期。就诠释路径而言，英语世界独特的西方研究理路与学术思潮，规训着现代西方汉学研究者的知识构型；借用西方主流思想与批评方法来重新诠释他者文化的做法，既照亮中国词人词作的新形象、新特点，也启发着国内学者在传统的词学领域开拓新的研究路径。就研究实践而言，部分汉学家通过研究中国词人词作，或应证、或扩大并部分修正了西方主流思想，从而扩展了主流思想的普遍性价值。英语世界汉学家的诠释路径和话语实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英语世界词学研究与西方主流思想保持的张力关系：既西学中用，又中研西补。

中国古典词；英语世界；接受；翻译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5.06.008

引言

18世纪上半叶，伴随小说《好逑传》、戏曲《赵氏孤儿》等叙事性文本在欧洲的译介与传播②葛桂录:《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44、49-50页。，西方逐渐兴起一股东方想象和汉学热。19世纪，在殖民扩张、经济刺激与文化想象的共同推动下，西方汉学开始迅速发展。由此，中国古典诗词开始从遮蔽走向彰显，经由译介融入西方文学。唐诗在西方的传播概貌与接受特点，已得到比较清晰的梳理；而中国古典词在西方英语世界的接受脉络，尚有待认真梳理与总结。作为国际词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唐宋词在日韩等东亚文化圈的传播得到明显重视和着力研究③相关研究成果可参阅:王水照:《日本的中国词学研究述评》，《学术月刊》1988年第11期；钱锡生:《梦路何由到海东——唐宋词在日本的传播和接受》，《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4期；王雅南:《论日本的唐宋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6年；等等。，但中国古典词在西方英语世界的接受则尚未得到整体关注和深入研究。虽然中国古典词之西传晚、范围窄、力量弱，但英语世界词学研究由于新方法、新视角和新理论的引入，也取得不俗成绩，具有明显的精英色彩和跨文化意蕴，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由此，考察英语世界中国古典词的接受状况，既可以把脉中国古代词人在异质文化语境中地位的差异及原因，也可以探讨古代词人如何被建构及被经典化与世界化。

那么，中国古典词在西方如何译介，怎样接受，特点如何，价值怎样呢？换言之，西方以何种的姿态和眼光，如何翻译和接受中国古典词作，体现出怎样的阶段特点和总体品性？这无疑成为一个值得认真梳理和细致分析的学理问题，在中国崛起和强调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当下，更是有着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诚如福柯所言:“从政治的多边性到‘物质文明'特有的缓慢性，分析的层次变得多种多样: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断裂，每一个层次都蕴含着自己特有的分割；人们越是接近最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①［法］米歇尔·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页。作为一种典型的跨语际文学现象，古典词在中国文化语境的认知与其在异质文化空间的跨文化接受之间，无疑有着明显的断裂和差异，有其自身的场域变迁和话语层叠的复杂谱系。其译介接受之旅，是在本土传统与外来思潮、民族诉求与先锋理念、反思西方与想象中国等悖论性因素中渐次生成和流变的，既折射着现代西方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事实，也反映着文学嬗变的结果与文化话语的重组。通过追根溯源的知识考掘方法，不仅可以正本清源，还原中国古典词在西方的译介接受过程，而且可以呈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中国古典诗歌在西方传播的基本态势和总体策略。

接受的萌蘖期

就背景而言，宋词西渐离不开英国政府的东亚资助计划，与20世纪上半叶被战火洗礼后西方的精神危机亦密不可分。就比较而言，宋词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以译介为主，始于1930年代的英国，比唐诗英译迟滞百年；就特点而言，宋词的英译以自由诗体为主，其文类特质被忽略。此时期的宋词英译力量薄弱，基本处于被遮蔽状态，长期得不到重视。

20世纪初，英国政府为助其东亚扩张，拨款在几所著名院校成立了中国学院与东方学院，吸引一批优秀学人涉足汉学研究，促使古诗、元曲与明清小说被大量翻译，但唐宋词译介一直被忽略。首位宋词英译者是英国的克拉拉·坎德林（Clara M.Candlin）女士，其译作《信风集:宋代诗词歌赋选译》（1933）是英国克莱默—宾（Launcelot Alfred Cranmer-Byng）主编的《东方智慧丛书》之一。该译文共译中国诗词79首，其中宋词60余首，涉及词人19人，基本涵盖宋代有影响的重要词人，可谓英语世界首部英译的宋代词集。虽然胡适在该书序言中介绍了词的音乐特征，但译者去掉所有的曲调名，而自度词意，冠之以题名，显然无意呈现词的文类特征。译文采用自由诗体译出，多将长句译为分行短句，使一些含蓄凝重的词变得洗练。整部译作简练流畅，没有注释与介绍，只用简短文字介绍作者生平。与1815年由英国马礼逊翻译出版的唐诗英译诗篇②江岚:《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6页。相比，宋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迟滞百年；与首部断代唐诗英译专著《英译唐诗选》（1919）相比，唐诗宋词英译则前后相距不远。

1937年，中国译者初大告的译集《中国词选》（Chinese Lyrics）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阿瑟·奎勒库奇（Arthur Quiller-Couch）在其序言中写道:“我强烈感觉到，学习中国诗歌——它是沉思性的、寻求自身的智慧，一定对我们这个混乱惊恐、战火弥漫的时代里的欧洲诗人是一剂良药。”③Ch'u，Ta-Kao.Chinese Lyr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7，P.12.可以说，《风信集》与《中国词选》的英译出版搭乘了欧洲战火的顺风车，与处于战火中民众的焦虑情绪关联密切，“艳词小曲”被精神焦虑的西方人当成治病良药。这种期待错位和定位失策，不仅使译作未能在西方文坛掀起波澜，也部分导致此后宋词英译未能得到重视。虽然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译著宏富，广涉博览，造诣深厚，但他直到1946年编译出版《中国诗集》时，才首次译出敦煌词《鹊踏枝》（叵耐灵鹊多瞒语）和李煜的《望江南》（多少恨）两首词作。博学的韦利之所以轻视“词”，原因主要有二:其一，词的韵律是其生命，而韵律难以翻译，“词是一种必须遵循具有严格语调与韵律的词牌的长短句”①Waley，Arthur.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London: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1920，P.17.；其二，词的内容陈腐，不值得翻译，“词的内容完全是陈腐的。词作很少被翻译，它也明显不适合翻译，因为它的全部价值在于韵律的抑扬顿挫”②Waley，Arthur.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London:Constable and Company Ltd，1920，P.17.。这种重实用、轻审美的看法和重唐诗、轻宋词的实践，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英国汉学界的共识，也使宋词英译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1940年代，仅英国诗人白英（Robert Payne）选编的《白驹集:古今中国诗选》（1947）译有李清照、辛弃疾、纳兰性德和岳飞四位词人的6首词作。这种低迷状态直到1965年才有所改变，中国古典词也逐渐从灰暗的幕后走向敞亮的前台。是年，迈根托斯（Dungan Mackintosh）与艾丽（Alan Ayling）合译的《中国历代词选》由英国Routledge公司出版。此乃英语世界第一部涵盖自唐至清历朝代表词人的词作专集，选取从李白到清代纳兰性德、左辅27位词人共73首词作。然而此时此刻，英语世界中国古典词的译介与研究重镇已转向北美。

简言之，由于阅读期待、学术兴趣、知识视界以及意识形态等原因，英国知识界对中国古典词的选择与传播主要以宋词为主，缺少对词体特征和修辞特质的自觉，译文策略和水平也有待提升。正是这种处于译介初始阶段的接受，形成1930—1950年间中国古典词在西方传播的萌蘖期，并为此后的勃兴和兴盛奠定基础。

接受的勃兴期

1950—1980年间，中国古典词得到系统译介与相继研究，由此形成词作接受的勃兴期。这既得力于美国政府的远东战略规划，也源于美国文坛脱离欧洲文化母体，寻求诗歌艺术革新的内在驱动。

为进一步了解在意识形态上对立的中、苏等远近东国家，二战后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鼓励美国青年学习外语③柳无忌:《柳无忌散文选——古稀话旧》，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第129页。。政府与各基金会广设奖学金与研究基金，鼓励学者们研究远近东文化④韩铁:《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39-142页。，由此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中国古典词大量而系统地英译:花间词人、李清照、冯延巳、李煜、韦庄等词作得到全面翻译，柳永、周邦彦的词作也被大量译介，辛弃疾、陆游、吴文英、苏轼、姜夔等词人的生平与艺术特色获得专门研究。1952年，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花间集研究》中，白思达翻译大量花间词作，其中24首被后来收入汉学家白之（Cyril Birch）编撰的《中国文学选集》（1965）中，译文通晓流畅，知识界反响良好。1982年，在美国学者福瑟克（Lois Fusek）翻译的《花间集》中，她不仅开掘出花间词的审美现代性特征，即超越性、自律性、重视人工技艺、想象力、多义性以及官能性；而且赋予词体结构形式一种现代意义，即词体结构形式并非与其内容无关，中国诗歌的结构形式是有意味的，影响诗词的内容与美感的生成。由此，她探索出一种新的译词法——结构对等翻译法，即可通过译文见出原词的结构形式，保证同一首词牌的译文在结构样式上相同。1988年，在译著《浣纱集:韦庄生平及词选》中，美国叶山教授（Yates，Robin D.S.）翻译韦庄诗110首，词55首。至此，花间词人词作基本全部译介至英语世界。维多利亚大学白润德（Daniel Joseph Bryant）教授在《南唐词人冯延巳与李煜》（1982）中，译有冯延巳《阳春集》中的54首词作，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的全部词作。至此，南唐三位著名词人词作也被译介至英语世界。此外，以研究中国诗歌与文学批评著称的哈佛大学汉学家海陶玮（James R.Hightower），以优美文笔译介出《周邦彦词》（《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77年第37卷）和《柳永词》（《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81年第41卷和1982年第 42卷），共译有周邦彦词17首、柳永词129首，是英语世界译介周邦彦、柳永词最多的译者。

随着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李清照词被大量翻译，反复译介。1956年，有“垮掉一代之父”之誉的美国现代诗人王红公（Kenneth Rexroth）在《中国诗百首》中率先译有李清照词7首。王红公并未受过正规中文训练，经由日文了解宋词的意象美，期望从中汲取艺术的灵感，故常使原文屈从于其艺术想象与美学趣味，译文诗意盎然，但有意改写误译情况多。1962年，华裔学者许芥昱（Kai-yu Hsu）在《李清照之词》（载《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第77卷）中，不仅译有李清照词17首，而且分析其艺术特点。1960年代中期以后，李清照成为英语世界最受欢迎、最受关注的中国词人，无论是词作翻译频率还是研究论文论著分量，其影响力超过中国其他古典词人。从1966—1989年间，美国先后出版四部李清照词全集:1966年，特怀恩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学翻译家胡品清译著的《李清照》（Li Ch'ing-chao）；1972年，王红公与台湾学者钟玲合译《李清照全集》，由新方向出版社推出；1984年，美国译者詹姆斯·克瑞（James Cryer）译出的《梅花:李清照词全集》由Carolina Wren出版社出版；1989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王椒升（Jiaosheng Wang）翻译的《李清照词全集》。

伴随英译词作在北美的出版传播，以词体起源研究为开端的北美词学得以兴起，出版了一系列论文、选集和专著。由此，词学逐渐走向正规化和学术化。1953年，美国汉学家白思达（Glen William Baxter）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16卷上发表《论词律起源》一文，探讨词兴起的背景与时间，认为长短句的词由可歌的绝句演变而来，并认为文人词的兴起才是词作为一种文类形成的标志。他还完成《〈钦定词谱〉书目提要》（《哈佛大学亚洲研究杂志》1951年第14卷）和《〈钦定词谱〉引得》（哈佛大学出版社，1956年），被誉为北美词学研究的开创者。随后，华裔学者陈士铨（Shih-chuan Chen）先后撰文《一些敦煌词的时间考察》（《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968年第2期）和《再论词之兴起》（《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970年第2期）进一步考证词的起源时间，驳斥胡适的词体起源观，认为词早在开元年间已经繁盛。陈士铨考证时没有区分曲调和词调，使其考证存有失误。哥伦比亚大学东方图书馆馆长魏玛莎（Marsha L. Wagner）的专著《莲舟:中国词在唐代俗文化中的起源》（1984）则从俗文化角度探寻词起源的民间文化因素。作者借鉴西方口头文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考察传统文化—时代背景—表演情境这三维语境如何影响了词体的诞生，以及通俗文化语境如何与精英创作相互影响。凡此种种，无不显示了北美词学译介之广、传播之盛和研究之深。

总之，1950—1980年代，中国古典词在西方英语学界的传播和研究明显深入，发展态势良好，表现出强烈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虽然宋词的西传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文本选择和学理研究上部分带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印痕，但古典词穿越意识形态的障碍和不同国界的阻隔，得到广大读者和学者的普遍喜爱，这充分说明其无穷的艺术魅力。

接受的深化期

1990年代以来，英语世界以系列选集建构起中国古典词人在英语世界的地位，尤其是李煜、李清照的经典化与世界化地位得到确认。从20世纪70年代起，新批评、语言学等西方文学批评方法便被广泛运用于词学研究，90年代以来文体研究、结构主义与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更进一步推进英语世界的词学研究，使英语世界词学研究呈现出科学化、逻辑化的特点。

1.新批评式细读法:1971年，华裔学者罗郁正（Irving Yucheng Lo）教授出版《辛弃疾》（1971）一书，向英语世界介绍了辛弃疾的生平经历，展示了作为隐士与艺术家的辛弃疾形象，探索其词作艺术世界里的悖论、智慧与用典。1974年，著名华裔汉学家刘若愚在其力作《北宋六大词家》中从措辞、句法、意象、典故、音律等微观层面细致剖析北宋六大词人的词作艺术风格。1990年，刘若愚的学生戴维·麦克劳（David R.Mccrow）在《17世纪中国词人研究》中选取清代六位重要词人为研究对象，从用辞、意象、句法、用典、音律等方面分析词人作品。其他如任教于丹尼森大学的连新达教授（Xinda Lian）的《疏野狂放:辛弃疾词里的自我表现》（1995）和加拿大华裔学者方秀洁（Grace S. Fong）的《吴文英与南宋词艺术》（1987）亦可归入此类。

2.文体特性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的文体研究在罗曼·雅各布逊等俄国形式主义者与弗莱、卡勒等欧洲结构主义理论家的推动下，获得新的发展。他们认为，个体词作与文类文体、作家风格和时代风习与文体形成、读者期待与文体形成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在文体批评风行的70年代，白之教授编撰了论文集《中国文学文类研究》，刘若愚的《词的文学性》一文便收入该集。而美国华裔学者孙康宜（Kang-I Sun Chang）也受其影响，萌发其博士论文选题，即后来出版的《词与文类研究》（1980），运用西方语言学、文体学、新批评等理论，围绕温庭筠、韦庄、柳永、苏轼等词人，从历时纵向与微观横向的层面探析宋词的流变轨迹。1987年，方秀洁在台北第五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上发表《宋词托喻解读里的语境化与文类符码》一文，后被收入《淡江评论》（1988-1989，第19卷）中。1990年6月，美国缅因州约克镇召开国际词学研讨会，与会者从文类角度讨论词体美学特质的有高友工（Yu-kung Kao）的《词体之美典》，林顺夫（Shuen-fu Lin）的《词体特性之形成》，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词之传统中“真”的问题》、施议对的《词体结构论简说》（中文稿）。2006年，美国汉学家田安（Anna M.Shields）出版力作《精制选集:〈花间集〉的文化语境与诗学实践》，在下编（第四至六章）中，即从文体角度细致分析了《花间集》文本在措词、造句、结构及叙事上的特点。

3.女性主义批评研究:女性主义思潮促使中国众多女诗人、词人的作品被译介，并开启西方学者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分析中国词人词作。1991年，叶嘉莹教授的系列论文《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花间集〉之含混与女性声音》综合运用西方符号学、女性主义等理论，对花间词作出耳目一新的阐释。方秀洁的系列论文《刻写情欲:朱彝尊〈静志居琴趣〉里的爱情词》、《宋词里的角色与面具》、《论词的性别化——她的形象与口吻》都是从性别角度考察宋词里的男性视角与女性形象。在性别研究的学术思潮里，孙康宜特别关注清代才女柳如是的创作。1989年，她在鲁特格斯大学召开的东亚人文学科研讨会上提交论文《柳如是与17世纪中国诗歌里的宫闱妇女》，在1990年缅因州国际词学研讨会上提交论文《柳如是对晚明词学中兴的贡献》，还发表《柳氏与徐灿:阴性风格还是女性主义》等文，其大量论文与研究专著《陈子龙柳如是诗词情缘》（1991）一起揭示了中国文学中独特的“文化男女双性”现象，通过虚构女性声音形成“性别面具”（gender mask）。孙康宜、方秀洁等学者将性别研究理论运用于词体研究时，提出男性凝视（male gaze）、男女声音置换（cross-voicing）、性别越界等一系列术语概念，指出中国诗歌尤其宋词里包含中国独特的艺术美学手法，即“面具美学”与“托喻美学”。通过研究明清女性创作，孙康宜重新发现中国古代女性的权力，质疑并试图纠正西方性别理论研究的偏颇。

4.文学社会学研究:部分汉学家从文学的生产、传播等外围角度考察宋词问题。美国宋代文学研究专家艾朗诺（Ronald Egan）发表《北宋词体的声誉问题》一文讨论宋词早期的声誉与接受状况，研究文人尊体之努力对词作风格的影响。萨进德（Stuart H.Sargent）发表《宋词的发展语境:交流技术、社会变迁与道德》一文，采用文学社会学的方法分析词作的生产、出版、流通与消费，探析印刷文化对词体风格的影响。从版本角度进行研究的还有白润德的《信息的不确定起源:南唐二主词的文本传统》等文。以上论文均收入余宝琳（Pauline Yu）主编的《宋词里的声音》（1994）一书中。

5.结构主义与原型批评:1978年，林顺夫的《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变——姜夔与南宋词》一书以“结构”分析贯穿始终，其结构研究其实是一种关系研究，讨论的主要是词作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词序与主词之间的关系；复现节奏与语义节奏都可以各自形成语义自足的动态平衡关系以及咏物词中抒情主体与描写对象之间的关系。柯素芝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性与超自然》（1985）一文中追溯中国文学中的神女原型主题，总结《临江仙》组词的深层结构规则。该文虽然角度新颖，不乏洞见，却用西方原型批评方法生搬硬套，分析多存谬误。任博克的《时间悖论:宋词中现在时与过去时的交融》（1995）一文直探宋词的原型结构及成因，认为宋词普遍存在由往昔回忆（过去）与当下感知（现在）汇合而形成的时间悖论结构。

6.文学选集与经典化:20世纪西方对文学经典的质疑，形成一股“经典修正”（canon transformation）的新浪潮。汉学界从选集角度考察词之经典化的文章正契合此思潮，如余宝琳溯源词体地位是如何提高的、词的美学传统如何形成等问题①Pauline Yu ed.Song Lyrics and the Canon:A Look at Anthologies of Tz'u.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4.70-103.，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林立（Lap lam）教授考量了选集对提升词体地位的作用②Lap lam.Elevation and Expurgation:Elite Strategies in Enhancing the Reputation of Ci.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2002，（24）:1-41.。60年代中后期以来，英语世界编撰了大量的综合型中国古诗词集，涉及中国古典词的选集也多达10多种，中国古代词人的经典化与世界化便逐渐在文学史、文学选集、个人词集的综合作用下形成。其中重要的选集有:白之选编的《中国文学选集》，美籍华裔学者柳无忌（Wu-chi Liu）与罗郁正（Irving Yucheng Lo）选编的《葵晔集》（1975），美国著名翻译家华兹生（Burton Watson）选译的《哥伦比亚中国诗选:从古代到13世纪》（1984），罗郁正与曾任教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舒威霖（William Schultz）教授编撰的英语世界第一部断代清代诗词选集《待麟集:清代诗词集》（1986），美国著名汉学家梅维恒（Victor Mair）教授编选的《哥伦比亚中国古代文学选集》（1994），朱莉·兰多（Julie Landau）选译的词集《春外集》（1994）及宇文所安选译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1996）等。选集体现编者/译者对不同作家地位与文学价值的认识。据统计，选集中被选频率与篇目最多的前三位词人是:李煜、苏轼与李清照。统计英语世界译者人数、译目数量、研究成果与选集篇数，则英语世界最受重视的词人分别是:李清照、李煜与苏轼。最终，仅有李清照与李煜两位词人入选梅纳德·麦克（Maynard Mack）主编的《诺顿世界文学选集》和戴维·达姆洛什（David Damrosh）主编的《朗文世界文学选集》，这意味着两位词人迈入世界文学经典大师的行列，实现由民族性词人到世界性诗人的转化过程。

接受特点分析

英语世界中国古典词作的翻译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北美。与东亚汉文化圈的日韩不同，英语世界不存在模拟中国古典词填词的传统，关注中国唐宋词也因此更晚。词的英译具有如下特点。

1.从文体遮蔽到词体重视:从最初坎德林、韦利等人将词译成自由诗体，到福瑟克、刘若愚等人探寻新的译词方式，可见出英语世界译词经历了从有意忽略到重视词的文类特征的变化过程。首先，对“词”的翻译多达10余种:poem、Tz'u、song lyric poetry，lyric meter form、song、ci poetry、Tz'u poetry、the poetry written in the‘Lyric Meter'，poems in irregular metre、lyrics in Tz'u Form.这体现了译者对词的本质属性的不同认识，“lyric”重视的是词的抒情性，“song”则强调词的音乐性，“poems in irregular metre”暗示长短句形式是词的本体特征，用“poem”称呼“词”，则表示译者根本无意区分诗与词的本质差异。在所有这些翻译中，“Tz'u poetry”现已广为词学研究者接受。其次，从不译词牌而自拟标题到积极探索词牌的翻译方式。英译词牌主要有音译法、意译法、直译法（逐字译）三种，但英语世界后来基本采用了“Tune+意译词牌”的方式，标明词的音乐本质属性。最后，为再现原词的结构形式，罗伊斯·福瑟克创造了词体“结构对等翻译法”，刘若愚则采用逐字对译法（word-for-word translation）加平仄标注法的形式来翻译，其做法是先用中文写出每首词，然后对每个字用中古音标注，每个字下面以英文逐字对译，接着，用与原文长度大致相当、符合英文规范的诗句翻译出来，有时他也会讲求韵律，但不以再现原文韵律为旨归，最后再对词进行平仄标注。唐安石（John，S.J.Turner）采用韵体诗进行翻译，十分重视词句的韵律，充分调动英文中的头韵、尾韵、行中韵等手段，以期翻译出原文的韵律美。C.H.科沃克（C.H.Kwock）与文森特·麦克休（Vincent Mchugh）则采用分行翻译法，希望译文能够让目的语读者感受原文的句法结构、意象、语义节奏等特点。从译文形态来看，有自由体散文诗，有自由体韵文诗，也有格律诗。

2.词人地位的异域嬗变及原因:英语世界的词人别集、译研论著、文学选集与文学史共同影响了英语世界中国词人的经典化过程。英语世界翻译了130多位中国古代词人的词作，覆盖面相当宽，其中约有20位词人受到重视，李煜、李清照词集都得到全面翻译，而且出现多个译本。经统计译者人数、译目篇数、研究成果与选集篇目四项数据，在英语世界最受欢迎与重视的十大词人依次为:李清照、李煜、苏轼、辛弃疾、韦庄、温庭筠、柳永、欧阳修、周邦彦、纳兰性德。而中国历代最受重视的宋代词人依次为:辛弃疾、苏轼、周邦彦、姜夔、秦观、柳永、欧阳修、吴文英、李清照、晏几道。①王兆鹏、刘尊明:《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可见，苏轼与辛弃疾是东西方异质文化语境中地位相对稳定的词人，都被给予相当重视。姜夔与秦观在本民族语境中地位突出，在异域文化中则影响力小；李煜、韦庄、温庭筠则在英语世界备受欢迎。经考察，英语世界的译者倾向于言浅意丰的词作，而过滤掉晦涩难懂的词人。

相比豪放派词人，英语世界更青睐婉约派词人作品，李清照、李煜等婉约抒情派词人受到热捧。影响词人在英语世界地位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文本的可译性，包含较少典故与语境信息的低语境文本更受译者欢迎。二是西方社会思潮与学术旨趣，女性词人受重视受到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三是词人身份经历与艺术创造的独特性。李煜的帝王身份与李清照的女性身份被汉学家们反复书写，以增强西人对异域古人的遐想。而两人的艺术独特性也被译者们广泛认可。如英国译者邓根·迈根托斯与艾伦·艾丽认为正是在沦为俘虏的阶段，李煜的词作获得一种痛楚感，造就了他不可被模仿的艺术风格。“擅长使用简单字，充分利用长短句的并置艺术以及极少运用典故，这使得他的词作风格独一无二，难以被模仿。”②Mackintosh，Dungan&Alan Ayling.A Collection of Chinese Lyric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5，P.29.四是词作本身蕴含的情感的普遍性，能够引起西方读者的情感共鸣。“大部分中国词作在书写生命中的快乐时生发出一股辛酸感，同时产生对青春、爱情与生命过早消逝的强烈痛楚感。”③Mackintosh，Dungan&Alan Ayling.A Collection of Chinese Lyric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5，P.12.特别是李煜，他的词作表现了人类“最鲜活、最深层的情感体验”④Mackintosh，Dungan&Alan Ayling.A Collection of Chinese Lyric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5，P.29.。此外，中国古典词的英译也存在重复性、不平衡性与非系统性等问题。英语世界译介中国古代词人多达百余人，然而，清代词人与女性词人大部分只有几首词作被译介，零散而不成系统，且重译现象严重。进行较大规模系统译介的不过十余人，而其中又以李清照、李煜词作的重译最多。从受关注的程度来看，历代词人中，仍然是宋代词人，尤其是北宋词人更受重视。相比于唐诗的译介，宋词在规模与经典译本的数量上都不及唐诗。从词论的翻译来看，西方学者较少关注，仅福瑟克翻译了欧阳炯的《花间集序》、宇文所安翻译了李清照的《词论》、涂经诒（Ching -i Tu）和李又安（Adele Austin Rickett）分别翻译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

3.词学研究的综合性与理论性:从译者身份来看，译者身份各异、译文面貌也各不相同。总体来看，诗人译作更具创造性，王红公等译者喜据其美学趣味窜改原文；学者译文更具学院派特点，译文尽力贴近原文，更严谨。本土汉学家倾向于归化翻译，而华裔汉学家倾向于异化翻译。从中国古典词的研究来看，英语世界的词学成果在数量与质量上都远不及大陆学者，但英语世界中国词学却不乏洞见，其研究路径与方法有助于开拓大陆词学的研究视域。英语世界的词学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从研究的侧重点与研究范围来看，中国词学偏重于基础研究，而日本词学与英语世界词学在词的综合研究上用力更多。20世纪中国词学在词作的汇编、辑佚，词集的校勘、笺注、评注，词人年谱的编撰，词论的收集整理，工具书、目录索引的汇编等基础性工作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在词史、词话史、词学批评史等史论综合研究方面也取得重大成果，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词史专著。虽然在艺术本体论方面的成果也有杨海明《唐宋词风格论》和《唐宋词美学》、邓乔彬的《唐宋词美学》等一些优秀论著，但相较于基础研究取得的成绩来说，词学的理论建树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20世纪日本词学在译介、词史、词学文献的考证、整理等方面也取得重要成绩，但日本词学研究的突出成绩在于运用新方法对词学进行综合研究，因此在综合研究与理论探讨方面用力颇多。①曹辛华:《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第472-473页。与日本汉学相类似的是，由于资料、语言等方面的限制，英语世界的词学研究也将重心放在综合研究上，较少进行考辨，而更多地将精力用于词史演变、词人评述等综合研究与理论探讨上，长于理论思辨与逻辑分析。

第二，相较中日词学，英语世界的词学体现了西方的学术理路，具有浓厚的方法论与理论色彩。日本词学与英语世界词学都有从文体学、文化诗学、现代语言学角度研究中国古典词的成果，但日本词学更重视实证研究，材料搜集扎实。“日本学者十分强调对材料的搜集、辨别和整理，尽可能全面地占有有关论题的第一手材料，并视作研究工作的基础。”②王水照、保苅佳昭编:《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前言第11页。英语世界词学研究更多地受西方文艺理论批评的影响，他们的研究不似中国文学作品的纯内容品鉴，往往将内容与形式研究结合起来，由形式探讨过渡到内容分析，将纵向历史研究与文本细读相结合。从研究成果来看，西方学者能够针对研究对象采用适合的研究方法，取得可观成绩。

概而言之，就接受历程而言，英语世界译介中国古典词始于1930年代，比最早被英译的唐诗迟滞约百年。20世纪西方民族的精神危机是宋词被译介至英语世界的契机。伴随着20世纪英美政府对东亚研究的资助及学人在精神上或艺术上的危机，英语世界中国古典词的译介与研究发轫于英国，兴盛于北美，先后经历萌蘖期、勃兴期与深化期。就诠释路径而言，英语世界独特的西方研究理路与学术思潮，规训着现代西方汉学研究者的知识构型；借用西方主流思想与批评方法来重新诠释他者文化的做法，既照亮中国词人词作的新形象、新特点，也启发着国内学者在传统的词学领域开拓新的研究路径。就研究实践而言，孙康宜等部分汉学家通过研究中国词人词作，或应证、或扩大并部分修正了西方主流思想，从而扩展了主流思想的普遍性价值。可见，英语世界汉学家的诠释路径和话语实践，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英语世界词学研究与西方主流思想保持的张力关系:既西学中用，又中研西补。

Recep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Tz'u Poetry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Tu Hu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entral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Wuhan Hubei，430079）

The Western nations'spiritual crisis in 20th Century is 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transl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Tz'u poetry，in the 1930s.Along with U.S.government funding for East Asian Studies and the American artists'desire for innovation in art literature and thought，the study on classical Chinese Tz'u poetry in English-speaking world began in the UK，and flourished in North America through the period of germination，of vigorous growth，and of flourishing and deepening.As to its interpretation，since the knowledge configuration of the Western sinologists is disciplined by the unique Western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academic trends，the way the culture of the other is re-interpreted with the Western mainstream ideas and critical methods does not only reveal new images and new features of Chinese Tz'u poetry and its poets，but inspires Chinese scholars to blaze a new trail in the traditional academic field of classical Chinese Tz'u poetry as well.And as to the practice of this research，some sinologists verify，or broaden and revise partly the Western mainstream thoughts through their researches on classical Chinese Tz'u poetry and poets，and thus enlarge their universal value.Thu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way of the interpretation and the practical methods employed by the sinologists of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reflect the sustained tension between the research on classical Chinese Tz'u poetry and the mainstream thoughts of the West.That is，the Western theories and methods are to be used in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while Chinese literary studies are to be complemented the Western theories.

Chinese Tz'u poetry；English-speaking world；reception；translation

I207.23

A

1001-5973（2015）06-0084-09

2015-09-29

涂慧（1982— ），女，湖北洪湖人，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讲师，博士。

①本文为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如何译介，怎样研究:中国古典词在英语世界”（2011LW019）和中央高校自主科研资助项目“中国古典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研究”（2012WQN04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孙昕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