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红，李庆红

（1.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2.深圳前海好课在线教育科技公司，广东 深圳 518000）

公益基金和社会捐赠参与教育发展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李春红1，李庆红2

（1.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2.深圳前海好课在线教育科技公司，广东 深圳 518000）

公益基金和社会捐赠是世界各国推进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通过对西方国家先进经验的介绍分析，为提升指导中国公益基金和社会捐赠参与教育发展的热情和力度，提出了需要提升的六大环节，即社会文化、政府政策支持、多样形式、以项目为纽带、公开透明的运作机制、重视绩效评估等六个方面。

公益基金；社会捐赠；教育发展；国际比较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成为影响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加快社会建设，教育如何主动适应社会快速成长及其变化，已成为“十三五”亟需重视的时代课题。《2013年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数据显示，本年度教育捐赠达到275亿多元，年增长比例超过25%。如何营造更好地教育捐赠环境，如何更好的挖掘资源，如何更好地使用捐赠资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为此，亟需我们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

1 发达国家的社会文化因素为公益基金和社会捐赠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面对教育捐赠，有人将其归结于西方社会崇尚慈善捐赠、赎回原罪的基督教文化因素，这样的解释符合慈善捐赠的发展史。随著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进一步发展，社会财富迅速的增加和集中，西方慈善事业的支柱主要来自于很多实业资本家最终通过把大笔私人遗产捐赠而设立的公益基金会。“理性主义的福音主义”兴起后，济贫施药、养老育孤等社会保障体系逐渐由国家承接，公益基金逐步转向关注公众内在的精神需求，基督教的博爱思想、救世情怀与利他主义依然是西方社会捐助行为的核心精神动力，十九世纪兴起的私人捐助信托基金（慈善基金）转向关注公共生活，如教育、法律、宗教、科研等，以及二十世纪兴起的环保等领域。在美国这一点尤为明显，二十世纪60年代前期美国全国公益来源有八成来自个人捐赠，在公益开支近乎一半（51%），占比依次为教育（17%）、福利（14%）、保健（12%）、其他（8%）[1]。

美国企业界一直延续着关注教育、参与教育改革的传统，他们一直处在教育改革前台，是教育创新和变化最重要推动力量。企业不仅是教育的消费者，同时也提供新的人才培养需求和培育理念。出于人力资源短缺的担忧，1983年美国教育部发布《国家处在危险中》的报告，揭示了该国低质量的基础教育对国家安全所造成的危机。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美国企业意识到：如果教育不能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源，美国企业藉以发展乃至生存的基础将会荡然无存。最近20多年里，作为制衡教育利益集团的力量，美国企业界强力声援支持各州和全国的教育改革，其典型的表现是积极参与和组织了5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并在多次推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教育界的抵制态度，在1999 年的第三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时有改变，首次派代表参会。2001年，《不让一个儿童掉队》法案得到国会的通过，该法案通过前夕的11月在IBM总部专门召开第四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作最后的声援。

在美国一个名称为“ 企业圆桌会议”的NGO组织——成员公司占据着美国股票市场总值的三分之一份额，上缴联邦政府的收入税也占到美国所有公司上缴收入税的近三分之一，他们深度关注教育问题，以确保国家未来的劳动力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激活美国的潜力：为了创新计划的教育》的报告是该组织在教育问题上的一次能力体现。该报告2005年7月由“企业圆桌会议”联合其他14个企业组织共同提出，表达了“对美国在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中维护其科学和技术优势的能力的深深关切”，呼吁“ 为保持国家在21世纪的竞争力，必须培养未来创新所必需的技能娴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事实，美国在2006年评选出的近10年来影响美国教育的十大人物，比尔·盖茨雄居首位，却没有一位教育界人士[2]。

2 政府制定的优惠政策是发展公益基金和社会捐赠的重要助推器

为了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捐助教育事业，保证教育捐赠的合理运营和顺利开展，各国政府纷纷制定了相关的法规。如美国，为了鼓励企业、个人把财富捐赠给高等教育，制定了一系列免税的优惠政策。根据美国税法的规定，向非营利私立学校捐赠，个人捐赠依法享有经调整后50%的税金扣除额优惠；公司法人捐赠享有经调整后10%的税金扣除额优惠。如果当年超过上限而不能扣减的额数，可结转到今后5年中予以扣除。同时，遗产税对于促进美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很大作用。与所得税中所允许的扣除不同，从遗产税中扣除的慈善性遗产捐赠的数额没有任何限制。美国遗产税的税率为超额累进税率，遗产税的起征数是67.5万美元，税率从37%开始累进，最高税率为55%[3]。为了确保教育捐赠行为的任何环节都能做到有法可依，美国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法规，如《统一普通信托基金法》、《美国非营利法人示范法》、《美国慈善捐赠法》等，从而使高等教育捐赠活动可以更为规范地进行。

英国政府对设立教育基金的企业实行减税政策，仅征收15%的投资收入附加税，对投入教育的资金部分免收一般企业需缴纳的赢利所得税；个人对教育的捐赠或赞助，不仅不需要纳税，反而在他的资本源中免去资本增税。英国遗产税法规定，捐赠社会部分可以在一定幅度上抵消遗产税。

亚洲的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政府提出一比一募捐配套政策，大学每获得捐款1万元，政府将配套1万元。香港对捐赠教育和慈善事业也有明确的免税规定，只要是向经过登记的可免税账户捐赠，即可申请税务减免。

世界各国推出的税收和配套优惠政策，有利地推动了公益基金和社会捐赠参与教育的积极性。

3 公益基金和社会捐赠的多种形式和灵活机制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国外高等教育的社会捐赠之所以成为其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之一，是与其主动募集的意识与行动分不开的。许多大学建立了募集资金的机构，配备专职人员，保证募捐活动的专业化水平。在主动募捐方面，美国大学最为成功。2013年美国大学获得了338亿美元捐款，比上一年增长9%，创下历史新高。英国牛津大学为提高该校教育捐赠的水平，派遣专人去美国大学学习募捐经验，以期获得“筹资课程文凭”。美国的经验可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校长亲募。校长的职责之一就是宣传学校和联系目标捐赠者。二是形象经营。树立学校品牌，提升影响力，吸引社会捐赠。三是规范管理。设立捐赠管理委员会以及基金会等机构，对募集和捐赠基金进行科学管理。四是培育目标。借助校友关系寻求目标捐赠者，开发家长资源，以书信和拜访形式向校友和学生家长劝募，去富人居住区演讲，与社会知名人士建立私人联系，对各类目标对象做好调研和分析，以便确定适当的沟通方式。五是贴心服务。对于捐赠资金的使用，学校设计了教师基金、奖学金、设施基金、科研基金和非指定用途基金，捐赠者可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捐赠资金的用途，将捐赠人的利益和学校的利益结合起来。

国外高等教育捐赠开展较好的国家，教育捐赠来源趋于多元化，具体体现为捐赠主体多方化、捐赠类别多种化、捐赠方式多样化。如美国，高等教育募捐的主要对象有企业、富豪、杰出校友，也有普通民众和校友，捐赠主体不限，可谓来者不拒。募捐的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本州和美国，扩展到全世界。接受捐赠的类别多种多样，社会各界向高校捐赠的种类有现金、支票、银行汇票、有价证券、不动产、有形资产、无形资产、人寿保险、遗产等。在捐赠方式上可以即时捐赠和计划捐赠。即时捐赠的方式包括现金、支票、信用卡、有价证券、配套捐赠等；计划捐赠的方式包括遗赠、慈善节余信托、慈善年度捐赠、不动产、人身保险以及养老资产捐赠等[4]。

日本高等教育捐赠的形式也较为广泛，有公司捐赠、团体捐赠、个人捐赠、校友捐赠等。私立高等学校获得的捐赠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特别捐赠，即指定用途的捐赠，如为取得土地的捐赠、奖学金或作为奖学基金的捐赠等；二是一般捐赠，即不指定用途的捐赠。

4 以项目为纽带是带动公益基金和社会捐赠参与教育创新的重要策略

世界范围内来看，很多一流大学都在美国，而美国的很多大学都是私立的，同时这些私立的大学又大抵多是靠私人资本慈善捐助发起的。如哈佛捐赠遗风。1633年，哈佛诞生，也便是美国高等教育诞生，从此有“先有哈佛，后有美国”之说。剑桥学院名字叫作哈佛（J. Harvard）的年轻清教牧师，按遗嘱，他的一半财产共计719镑17先令2便士和约400册图书全部捐赠给了“剑桥学院”。这笔捐款几乎相当于麻塞诸塞议会拨款的两倍。为纪念哈佛先生的慷慨义举，麻塞诸塞议会遂于1639年3月3日将学院更名为“哈佛学院”（Harvard College）。此后捐资助学之风，不仅成为哈佛学院的传统，而且潜移默化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传统。霍布金斯大学的诞生于十九世纪早期，在美国东部鲍尔梯玛城有一大富翁霍布金斯，在七十岁时立下遗嘱，要将所有遗产350万美金分给医学院和大学作基金。便建成世界上第一所研究型大学——霍布金斯大学。斯坦佛大学奇迹，一个多世纪以前，当时斯坦福家族想把一亿多美元的天文数字的捐款赠给哈佛大学，条件是要求哈佛大学改名为斯坦佛大学，或者至少要把斯坦福挂在哈佛的名字后面。哈佛大学董事会则认为，世界上“先有哈佛，后有美国”，不可随便改名。斯坦福家族经过五年的精心策划和筹备后，一所融合了美国特有的崇尚个人奋斗、平等、务实的西部精神的现代大学——斯坦佛大学在1891年10月1日正式建成，这是一所完全由私人捐建的大学[5]。

5 公开透明是公益基金和社会捐赠参与教育创新必需的社会环境

国外高等教育捐赠资金的管理主要是通过成立基金会者或者类似机构加以实现的。高校教育基金会是依法成立的，通过基金的保值增值，服务于学校教学科研和设施建设的独立的非营利性法人组织，属于民间公益组织。国外多数高校都成立了基金会，统一管理和使用所获捐赠资金。高校教育捐赠基金的管理和运营最为成功的就是美国大学的基金会，达到了市场化和专业化的程度。美国高校基金会作为一个专门的组织机构，有自己的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和监督制度，并有十几名甚至上百名专兼职员工从事资金的筹集及管理工作。主要职责是制订募集计划和执行方案；接受捐赠资金和项目资金的发放；组织安排捐赠人活动；对潜在捐赠人的调研与信息搜集；制定捐赠制度；发行基金会刊物。为了使捐赠基金保值增值，基金会还对捐赠基金进行市场运作以获得收益。美国政府允许高校基金会的市场投资行为，所以高校基金会除了将基金存入银行获得利息，还聘用资深专业人员，对基金进行投资管理。通过投资上市股票、房地产等方式使捐赠基金保值增值[6]。截至2010年，美国高校教育基金会总资产达3000亿元，年投资回报率达11.9%。当然，基金会的财务状况实行公开、透明的制度，定期向公众公布财务报表，接受国税局和司法部门的监督。

6 重视绩效评估是公益基金和社会捐赠参与教育创新的重要发展趋势

绩效评估，可以准确有效地比较资金来源结构和运作效率状况，常见绩效评估往往是以指标体系形式出现的。在西方国家，最主要的绩效评估的指标为资金投资回报率和校友捐赠率。校友捐赠率也是评价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准。中国大学的校友捐赠率不高，平均还达不到5%，而美国不少名校校友捐赠率为30%～40%[7]，中国大学校友捐赠率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2010年，清华大学校友年度捐款率达30.7% ，率先达到国际水平，而普林斯顿大学为61%，哈佛大学为48%。美国资深募款专家和作家琼恩·福纳根（Joan Flangan）在《成功的募款》一书中指出，募款要成功，要从广大无限的社会大众中去辨识哪些是乐于捐助给组织的人。通常说来，大学筹款80%的款项来自20%的捐赠者，而在那些超大规模的筹款运动中，这个比例会更加不平衡。大额捐赠对于大学捐赠资金的筹措总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小额捐赠者的力量，他们有机会培养成为长期捐助者，成为组织财物长期的稳定力量。筹措主体在制定筹措计划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即对不同的筹措对象要制定不同的筹措目标、采取不同的筹措方法。对捐赠市场进行有效地细分，可以增加募款活动的针对性，提高募款效率。

教育社会化的潮流正在涌动，前所未有的中国教育改革举措纷纷出台，教育社会化多元化融合发展趋势已经出现，教育捐赠从扶贫型到向教育创新、培育创新人才和教育模式升级的发展型转换，把教育真正还给社会，才会有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精神成长和成为社会有用之才、还原教育真意的教育。所以，期待中国教育积极借鉴先进经验，形成更好的局面，产生更好的效益。

[1] Charitable giving to higher education stabilizes in2003：gift from alumni rebound after one-year decline[EB/OL]．http://www.rand.org/news/press.04/03.11.html-．

[2] Tapping America's Potential：The Education for Innovation Initiative,赵中建．全球教育展望[J]．2006（12）．

[3] Willam Gale, Joel Slemrod．Resurrecting the Estate Tax; Policy Briefing, The Broking Institution, June 2000.

[4] 陈旭．国外高等教育融资结构经验及启示[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9）．

[5] 张天，吴旦．哈佛大学捐赠基金的运作与启示[J]．世界教育信息，2007（12）．

[6] 彼得·德鲁克．非营利组织的管理[Managing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M]．吴振阳，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7]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教育组．美国一流大学的评价指标体系[J]．世界教育信息，2003（10）：4-7．

Comparative Study of Charity Foundation and Social Donation’s Participation i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LI Chunhong1, LI Qinghong2
（1. Shenzhen Polytechnic, Shenzhen, Guangdong 518055, China; 2. Shenzhen Qianhai Good Course Online Educational & Technical Co., Shenzhen, Guangdong 518000, China）

Charity foundation and social donation are driving forces in developing education worldwide. Through an analysis of western countries’ advanced experie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developing China’s education through the eager participation of charity foundation and social donation. Six aspects need to be improved, namely, social culture, government support, formal innovation, a transparent operational mechanism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harity foundation; social donatio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912.2

A

1672-0318（2015）06-0057-04

10.13899/j.cnki.szptxb.2015.06.011

2015-10-16

*项目来源：深圳市教育科学规划2014年度重大招标课题《鼓励公益基金及社会捐赠参与教育改革创新的政策研究》（项目编号zdzz4013）阶段性成果

李春红（1966-），女，浙江衢州人，硕士，研究员，主要研究教育国际化和职业技术教育。李庆红（1971-），男，陕西人，硕士，高级经济师，主要研究金融、人力资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