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勇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875）

思想启蒙与《新青年》的文学立场*①

刘 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在《新青年》开启的强势文化生态中，中国文学迅速完成了自己的转型，“新文学”与“新青年”、“新文化”并肩而立，共同构成了20世纪最重要的三个关键词。百年已过，当我们再次关注这本杂志，会发现《新青年》一代同仁选择文学作为发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有其历史必然性，文学与启蒙的结合既受到了西方的影响，更是在深层次上与中国传统文学精神形成对接。思想启蒙促生了新文学的开始，深刻地影响着新文学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还能引起对当下文学的反思。

《新青年》；新文学；新文化；启蒙；传统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5.05.001

作为开启中国社会历史现代转型的第一刊物，《新青年》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对新旧文化的辨析与传承，对新思想、新伦理、新道德的关注和讨论，是其他任何一个刊物都不能比拟的。在《新青年》开启现代中国社会历史转型、营造强势的新的文化生态的同时，中国文学也迅速地完成了自己的转型。《新青年》把新文化与新文学不可分割地凝结在一起。《新青年》本身并不是一个文学刊物，但是五四新文学乃至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都与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在历史走过一个世纪之后，我们回望《新青年》，回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不能不重新面对这样的问题：《新青年》在开启中国社会历史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什么要推动现代文学的转型？它体现了《新青年》同仁什么样的深刻思考？它是以何种姿态介入新文学的建构的？它所开启的文学潮流对当时乃至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新青年》的文学姿态体现出中国新文学的哪些根本特性？尤其重要的是，当年《新青年》所赋予新文学的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在今天还有没有新的价值和意义？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究和思考，是我们今天回顾和纪念百年《新青年》及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应有之意。

一、启蒙之“径”：作为切入点的“文学革命”

作为一本综合性杂志，《新青年》为何会积极推动文学的现代转型呢？这是我们讨论《新青年》与新文学关系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新青年》创刊之初并不旨在建设一种新的文学，而是“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②《通信》，《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陈独秀试图将《青年杂志》打造成青年群体的精神导师，以实现启蒙民智的目的。从栏目的设置上，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的良苦用心：“政论”、“通信”、“读者论坛”、“大事记”和“文艺”这些栏目基本上都脱胎于当时在思想界颇有影响的《甲寅》杂志，体现的是对时事政治的密切关注；“文艺”只是作为丰富杂志内容的一种形式而存在于“报屁股”的位置，所占篇幅也很少，发表的只是翻译的外国作品和谢无量等人写的一些古体诗。《青年杂志》时期的陈独秀曾公然表示文学是“无用之用”的看法：“世界语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惟以习惯未成，未能应用于华美无用之文学，而于朴质之科学，未必不能达意也。”①《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可见，初期的《青年杂志》和当时政论时评类杂志并无两样，文学只是作为思想政论时评的一个附属品和点缀品而已。没有形成自己特色的《青年杂志》最终不仅销量惨淡，也没有产生实质上的影响。

随着陈独秀赴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青年杂志》改刊为《新青年》，该刊迎来了自己的重大转机。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鲁迅等一大批北大文科教授的参与，使得这个旨在思想启蒙的杂志选择了“文学革命”卷土重来。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新青年》重整旗鼓的手段，有一些因缘巧合，如热衷西方文学的胡适由于投稿《甲寅》而结识陈独秀，最终胡适与旨在“论政论学之文”②章士钊：《致胡适函》，《章士钊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369页。的《甲寅》渐渐越走越远，却与正愁为思想启蒙找不到出路的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上一拍即合；而事实上，更多的是存在着历史必然性。回首历史发展之路，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世界文学，文学的命运始终与政治思想变革紧密相连。稳定的社会环境会催生文艺作品数量的繁荣，然而文学的高度却往往诞生在动荡的时局之中。社会的动荡、战争的残酷会最大限度地唤起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到了晚清，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之下，爆发得更加强烈、更加集中、更加典型。其实，当时并没有那么多人真正喜欢文学，而是改造社会、拯救民族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使大家共同汇聚到文学的大旗之下。我们看到，“弃医从文”的绝不只是鲁迅一人，当时许多人都是放弃自己原先的专业转而“从文”的。胡适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的是农业果树专业，成仿吾在东京帝国大学学的是造兵工程专业，周作人在日本学习的是土木工程学，郭沫若在九州帝国大学学的是医科，洪深在美国学的是陶瓷，田汉在日本先学海军、后学教育。这一批知识分子最初出国学医、学造兵、学土木等是因为意识到了中国在医学、军事、建筑等方面落后于世界潮流，但是当他们真正走出国门，才猛然意识到如果国民的劣根性不改造，民众在思想上不觉醒，再先进的医学知识、军事技能、建筑理论都无法拯救中华民族。这些基本的事实说明，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文学才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陈独秀明确指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之文学。”③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傅斯年在谈到新文学和新思想关系的时候说：“真正的中华民国，必须建立在新思想的上面。新思想必须建立在新文学的里面。”④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改革》，《新潮》第1卷5号，1919年第5期。作为后来者的茅盾在阐述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关系时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中国自有文学运动，遂发生了新思潮新文学两个词，新文学要那新思潮做源泉，新思潮要借新文学做宣传。”⑤雁冰：《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改造》第3卷1号，1920年第9期。

因此，与其说“文学革命”是《新青年》精彩的“转身”，不如说是陈独秀等人终于为这场蓄谋已久的思想启蒙运动找到了最合适的切入点和最有力的抓手。这就决定了在《新青年》上所掀起的文学革命，是期望通过文学的力量达到智识启蒙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拯救深陷于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那么，在如此背景下开始的文学革命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

二、启蒙之“姿”：有用之用的文学

既然一代知识分子都选择文学来实现开启民智、实现启蒙的目的，那么一种什么样的文学才能担得起这个重任呢？晚清以来的文学要么是才子佳人的谈情说爱，要么就是市井闲徒的嬉笑怒骂，当时十分畅销的鸳鸯蝴蝶派杂志《礼拜六》在创刊号上就如此写道：“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悴一周，安闲此日，岂不快哉。”①《礼拜六出版赘言》，《礼拜六》1914年6月第1期。文学成了用以“安闲”，用来忘却“万虑”的消遣之物。更让《新青年》同仁们焦虑的是，这类杂志由于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销量十分畅销，在一般文学杂志能卖出“一两千份”②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0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1页。的情况下，《礼拜六》的最高销量为两万余册③参见《礼拜六》第46期，天生我虚刊首题词，曰“风行海内，每期达二万册以上，一般青年于休暇日，手此一编，如对良师。”。如果让此类家长里短、茶余饭后的消遣文学继续影响新一代青年，启蒙重任的实现更是遥遥无期。在《新青年》同仁看来，这种无用之用的消遣文学必须马上摒弃，一种全新的文学亟需马上建立。

这首先体现在《新青年》提倡的是一种现实功用的文学而非审美的文学。无论是陈独秀在“六要六不要”提出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④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还是胡适提出的“不作言之无物的文字”⑤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都体现出了一种明显的重“功用”的倾向。从《新青年》引进的小说类型上看，写实主义的题材居多。尤其是对易卜生的推崇，《新青年》第4卷6号不仅策划刊出“易卜生号”，而且胡适还专门撰写了《易卜生主义》一文以扩大影响力。但是，对于某些所谓审美性较强的作品，《新青年》则选择了漠视甚至是批判的态度。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提出著名论断：“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是‘非人的文学'。”⑥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在举例的时候，以下几类被归为“非人的文学”：“迷信的鬼神书类（《封神传》《西游记》等）”、“神仙书类（《绿野仙踪》等）”、“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强盗书类（《水浒》、《七侠五义》、《施公案》等）”⑦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即使在深受传统文学影响的周作人的眼里，《封神传》、《西游记》、《聊斋志异》这类题材虚幻、想象性较强的作品不仅被归为“非人的文学”，还被扣上了“妖怪鬼神”的帽子。

另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对于《狂人日记》的评价问题。《狂人日记》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现代白话文学的开山之作。近些年来有不少学者认为，陈衡哲在1917年6月发表的白话小说《一日》比1918年4月发表的《狂人日记》早了将近一年，从时间上来说，《一日》才是第一篇白话小说。但是，这部小说在当时却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力，《中国新文学大系》甚至没有将《一日》收入小说卷。由此可以看到，在以《新青年》引导的强势新文学舆论生态中，描写大学生日常生活的《一日》完全被以“封建礼教吃人”为主题的《狂人日记》的锋芒所遮蔽。而就创作意图而言，《狂人日记》的创作就是为“唤醒铁屋子里的人”的启蒙运动量身打造的“遵命文学”⑧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69页。，它所承载的意义自然要比陈衡哲在美留学期间写下的这篇习作大得多。

事实上，文学的功用性和审美性并非是完全对立的。拿《狂人日记》本身来说，它在艺术上也有很高的价值，但它之所以能够一出现就成为高峰，主要是取决于它的思想内涵和时代意义，而并非它的美学意义。历史的潮流来得过于凶猛，在暴风骤雨的现实面前，只有这种承载着沉重思考和唤醒力极强的作品，才能最猛烈地冲击黑暗的现实，才能最直接地给予民众以精神的启迪。

其次是《新青年》的激进性远远大于它的学理性。北京大学作为全国的最高学府，一方面给予《新青年》最深厚的学术支撑，另一方面却一改以往学院派老成持重、理性稳健的风格，使得《新青年》始终以激进和先锋的姿态冲击着当时的文坛和学界。虽然作为新旧之交的时代产物，《新青年》前几卷还保持着半文半白的表述方式，但这丝毫不影响《新青年》的先锋性。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表示：“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举‘文学革命'大旗。”①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秉持着这样的精神，《新青年》以极端的态度发起了对传统文学的猛烈攻击，大到“打孔家店”，小到“横行书写与标点”，《新青年》都呈现出一种金刚怒目式的批判姿态。鲁迅就曾将中西文化对立起来：“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阿波罗）。”②鲁迅：《随感录四十六》，《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吴稚晖更是公开号召要把线装书丢到茅厕里去。尤其是作为古文大家的北大教授钱玄同，竟然在《新青年》上发表公开信，把自己钻研多年的古典文学痛斥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③钱玄同：《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陈独秀欣喜地在这封信的复语中写道：“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④陈独秀：《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这一大批学院教授、古文大家的“叛变”，自然会让新文学阵营“浮一大白”，但是也同样引起了《新青年》与其他保守主义学者的战火。著名的双簧信引来了林纾的炮轰，关于东西文化和复辟问题、迷信问题，《新青年》曾与《东方杂志》、《灵学杂志》进行过激烈的论争，与《国故》、《学衡》的“白话文学运动”的论战更是长达几年。反对者的声音，并没有击退《新青年》，反而使它集聚更大的能量和更强的火力全力展开攻击。

第三是《新青年》重文学理论而轻作品创作。王晓明曾这样评价过五四新文学：“先有理论的倡导，后有创作的实践；不是后起的理论给已经存在的作品命名，而是理论先提出规范，作家再按照这些规范去创作。”⑤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上海文学》1993年第4期。新文学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得以转型，不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被“强行设计”出来的。我们看到《新青年》的主要版面都给了“建设一种什么样的文学”之类的讨论，而具体的文学作品发表得比较少。据统计，《新青年》由创刊到终止的10余年间，发表的创作小说仅有9篇，其中鲁迅一人就占了5篇。⑥鲍国华：《“寂寞”、“听将令”与“曲笔”——<新青年>视野中的狂人日记》，《汉语言文学研究》2015年第2期。这自然也和《新青年》“半路出家”的一众编辑有关系。他们本身都不从事文学专业，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新青年》不仅在作品的数量上差强人意，质量上也显得后劲不足。胡适发表的《蝴蝶》等诗作，虽有开一代风气之功，但就诗歌的自身价值来看还是有一定欠缺的。

《新青年》之所以能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发动机，就在于它源源不断地为新文化运动、新文学提供方方面面的理论支撑。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的“八事”、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提出的“三大主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等，都从理论上将新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阐释得非常明确、非常具体。在这些成熟而具体的理论指导下，白话诗歌、白话小说、白话散文以及白话戏剧才逐渐发展起来。就这样，新文学一边被这群大学教授系统的理论建构所引导，同时又突破了学院派的限制，自由而迅速地通过《新青年》这个平台传播给广大的读者，进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启蒙之“源”：西方理念的切入和传统精神的对接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者来说，“启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如何进行思想启蒙，特别是如何通过文学来进行思想启蒙，在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找不到可以借鉴的经验。“我国历史上的文学变革，为了获得发动的合法性，倡导者无一不以‘古'为依托，文学的革新往往以‘复古'的面目出现。”①黄勇生：《当进化成为公理：进化论思想对晚清文学改良的影响》，《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韩愈、柳宗元发起的古文运动，虽是号召文学新变，但却是以返回先秦文章去寻找文学变革的精神资源为依托，提倡的是“非先秦两汉之文不敢观”。但是到了《新青年》那里，残酷的现实证明，中国自身的文化资源已经无力支撑起复兴的历史责任，他们只有把目光投向先进的西方。西方的民主、科学、人权、自由、进化论等，不仅为他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也为中国的文学启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参照体系。据统计，自1915年《新青年》正式打出科学的旗帜以来，仅“科学”一词就出现了1913次。②金观涛、刘青峰：《“新青年”民主观念的演变》，《二十一世纪》1999年第12期。在这种主流话语中，西方文明的“光明”与传统文化的“黑暗”被极端地对立起来。

这样看来，《新青年》阵营对于新文学的定位，似乎就是以西方文化和文学为创作指南，全力去效法的。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去看《新青年》对于西方文学的介绍，就会发现，《新青年》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引入并不是系统的、严谨的。《新青年》同仁除了留美多年的胡适有相对较强的英文能力，“其他人的英文译说能力几近于零，更谈不上用英语去直接获取西方近现代文学的人文知识”③宋剑华：《五四文学精神资源新论》，《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他们对于西方文学的理解，实际上是比较粗浅的。而《新青年》致力于大量引进西方文学的目的，实际上也不在于让读者都能系统地理解西方文学，主要的是借西方文学这种“新”的力量来冲击国内腐朽、黑暗的文坛。至于这种“新”到底本质上是什么，它是如何发展、如何演变的，在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倡导者们看来，并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对西方的所谓种种的“新”的追根寻源，也并不是《新青年》的根本意图。当然，从客观层面来讲，想要对西方文化与文学有一个彻底的了解也很难实现。西方发展了几百年的各种形态的文化与文学在一时间涌入中国，“欧洲的复兴，普遍分为初盛晚三期……人才辈出，凡三百年。我国的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的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④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第10-11页。。这种“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的迫不及待，往往会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新青年》对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引入往往只能停留在空泛的概念层面，而于其精神本质无意也不可能有深入地理解。

西方对于文学本质的理解，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文学家、思想家、评论家提出各种见解，但是“游戏说”、“酒神精神”、“悲剧净化论”等重要理论使得审美成为西方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艺术品格，审美功能成为文学区别于哲学、历史等其他学科的重要因素。从这一点来看，五四新文学与西方文学是相差甚远的。《新青年》最初之所以要建设新文学就是要依靠文学的力量传递新的价值观，以达到启蒙民众、改造社会的目的，而非通过审美来洗涤人心。因此，这种强调文学的“功用”性，更大程度上还是承续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以文言志”、“文以载道”的深厚传统。

中国文学的主流，从来都不是纯文学的。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学，从来都和政治、社会、伦理甚至经济的发展紧密相关。即便是魏晋南北朝这样一个玄学风行的旷达的时代，也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将文心指向“君臣得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自古以来，得意之人靠做文章获得加官进爵的机会，失意之人以写文章针砭时事，抒发不平。因此，由于启蒙需要顺势而生的新文学，实际上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人“济世”“救民”的精神和民族忧患意识，《新青年》对于文学“教化意识”与“功利意识”的强调与中国传统“文以致用”的思想有着深刻的血肉联系。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一直秉承着西方科学的进化论精神的《新青年》，在向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学习过程中，并没有选择当时西方正在流行的“现代主义”，而是选择了已经“过时”的现实主义。对现实人生的关注，从来都是中华民族文学传统的重要一环。西方的“现实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在中国形成大势，主要是因为它与中国传统的民族性进行了本土性的经验对接，而当时在欧洲正流行的“现代主义”，却没有这种优势。

无论《新青年》在文化姿态上表现得多么“先锋”或“西化”，无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如何决绝，但它在对文学本质认识上实际延续的是传统文化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形成的惯性，不是《新青年》一时就能够轻易摆脱的。《新青年》与传统文学的关系，也绝非“全面反传统”几个字就能简单概括的。且不论《新青年》同仁们个个都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在他们新文学的创作中也时常流露出传统文学的价值取向，仅就胡适发表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的“白话诗八首”来看，其中的《月》（其一）“明月照我床，卧看不肯睡。窗上青藤影，随风舞娟媚”，我们就很难说这是一首纯粹的白话诗，它营造的意境和表达的情趣实在是与古典诗歌如出一辙。

综上可见，在《新青年》引领下的启蒙文学，依靠“西方”资源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没有对外来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借鉴，中国的文学不可能实现现代的转型；但是，中国传统文人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是促进这场启蒙运动的内在动因，中国古典文学的载道传统是《新青年》发动的这场启蒙运动得以与文学紧密结合的根本性因素。

四、启蒙之“流”：新文学的发展走向

《新青年》对于新文学所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个客观事实是，新文学在《新青年》绽放的时间是比较短暂的。随着文学革命的渐渐落潮，《新青年》也逐渐失去对新文学的关注。第7卷之后，《新青年》大量版面让位与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文章。从1920年9月8卷1号开始，《新青年》完全成为宣传社会主义运动的刊物。从1917年到1920年，风起云涌的文学革命在短短三年之后，随着陈独秀热衷社会与政治，胡适开始为传统文化“捉妖打怪”，钱玄同、刘半农埋首语言文字研究，而逐渐落幕。《新青年》在文学影响力上也被《新潮》、《少年中国》、《小说月报》、《创造季刊》、《晨报副刊》等后起者取代。但是，一个刊物的价值并不能以它存在时间的长短来评判，更重要的是看它的影响是否长远。《新青年》在历史转型的重要关口奠定了新文学的整体发展走向，它对新文学的建构深深影响着几十年、甚至是百年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

在《新青年》将白话文学、写实文学、易卜生问题剧等这些理念投放在公众领域之后，现实主义以其强大的社会批判性和冲击力，冲破了古典文学的壁垒，成为新文学的主潮。现实人生成为了文学表现的重点，一种“立诚的、新鲜的写实主义文学”风靡一时。这种以文化批判为指向的写实主义文学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流格调，并整整影响了之后一个世纪的文学发展。在“为人生”的文学大旗下，文学研究会把《新青年》提倡的这种写实主义理论变成了创作实践。茅盾、叶圣陶、许地山、郑振铎、冰心等人创作了大批的问题小说，这是新文学启蒙的直接结果。20年代乡土文学作家们对农村中野蛮、愚昧的陈规陋习的批判，展开了一幅乡土中国的文学图景，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宝贵收获。到了三四十年代以后，由于政治时局的不断变化，文学不再只是宽泛意义上社会生活的反映，而被集中到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实践上来，“左翼文学”、“抗战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等偏重文学的战斗作用，而以梁实秋为代表崇尚闲适的“雅舍小品”之类则遭到了压倒性的批判。在经过“文革”前后十几年的文学枯竭之后，新时期迎来了文学的复苏和繁荣，在一系列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对极左思潮的反思中，我们又可以追踪到《新青年》时期对现实的批判，对人生的反思。这些都构成了现代中国写实主义文学的谱系。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就是冰心的创作。人们常说，冰心这位世纪老人，她一生的创作可以用一个“爱”字来概括。其实，从五四起步的冰心，一生也没有放弃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五四时期她写过封建家长干涉子女婚姻的悲剧作品，80年代她写过年轻的子女干涉父母一代人自由恋爱的悲剧。同样是婚姻恋爱的悲剧，但是人物角色发生了变化。谁都能够看得清楚，这种变化只能说明悲剧的更加惨烈，只能说明封建思想意识在中国的根深蒂固。冰心的创作生动地表明了从五四、从《新青年》直到今天，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在中国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新青年》的角度讲，这体现了它的锐利而深邃的眼光；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来讲，这是我们至今仍然需要不断反思的沉重话题。也就是说，《新青年》开启的思想启蒙的重任至今还远远没有完成。

对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只有通过对“人”的改造才能找到根本的解决之道。“人的文学”是周作人在《新青年》上为新文学价值观的更新做出的巨大贡献。此后，崇尚个性解放，对个人的关注成了新文学的重要内容。一时间，以个人冲破家庭束缚的婚恋小说成为滥觞。据1921年沈雁冰的统计：“1921年4至6月当时的文坛的文学创作内容，其中描写农民生活的有8篇，描写城市劳动者生活的3篇，描写家庭生活的9篇，描写学校生活的5篇，描写一般社会生活的20篇左右，而描写男女恋爱的有70篇以上。”①朗损：《评四、五、六月的创作》，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2页。此类文学对“人”的关注建立在与封建包办婚姻对立的基础上，虽然数量多，但是基本都沦于“个人——家庭”的模式，对人性内在冲突的描写并不深入。随后创造社的异军突起是对这种“个人话语”的有力支撑。无论是郁达夫依靠一系列“零余者”形象创作出的自传体小说，还是郭沫若的“我的我要爆了”的呐喊，表达的都是一个时代对自我表现、自我解放的强烈呼声。但是，这种呼声随着创造社后期的转型而逐渐减弱。随着革命文学论争的开始以及左翼的成立，“革命的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②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2期，1928年2月15日。。“个人”的叙述话语逐渐也被集体宏大叙事所遮蔽。

这种重视个人话语、自我精神的文学样式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发展的命运多舛是必然的。因为从《新青年》开创的“人的文学”虽然强调个性解放，强调“立人”，但是这“立人”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立国”。“人”的文学之所以能被“民”的文学顺理成章地置换，就是因为从一开始《新青年》的文学启蒙就是面向大多数的“民”，而非少部分的“人”，再加之愈加严峻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现实，个人的话语、自我的表达自然要渐渐让位于集体的、主流的叙事。

当集体叙事占据主流话语权力时，就意味着文学革命已经逐渐被革命文学的浪潮所代替。两种文学形态更替的过渡期间，自然伴随两者之间的争论、诋毁甚至是谩骂，以至于后来不少研究者都将革命文学称为文学革命的“转向”和“反叛”。但实际上，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之间并非是简单的“转向”和“反叛”的关系；相反，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脉络的相通性。文学革命之所以被称之为“革命”，就在于它的爆发性和短暂性，它不可能成为一种常态，而革命文学则是综合了文学革命前期的理论建构和当时现实状况之后的必然结果。在《新青年》开创的话语生态中，新文学的诞生本来就是为启蒙所用，此时为了适应社会现实的变化，文学自然由承载着启蒙的目的转向了革命。由于参与文学的人越来越多，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文学也与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密切结合起来，“要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①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17日。，文学此时也被赋予更多的政治内涵和阶级意义。

闻一多曾说过：“理性铸成的成见是艺术的致命伤；诗人应该能超脱这一点。”②闻一多：《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闻一多全集》（第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4页。而作为一名诗人，闻一多本人就没有能够超脱这种“致命伤”，20世纪的中国文学也没能超脱这种“理性的成见”。事实上，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学就承载了太多文学之外的东西，比如政治，比如功名。现代以来的文学转型更是始终与国家危亡的命运一同沉浮，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容不得一丝喘息，风雨飘摇的政治时局也容不得它在审美、闲适的路上从容地走远。《新青年》开启的新文学传统，从一开始就背负着“启蒙”之重责。百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否能说，这启蒙的重任已经完成？国家的崛起、经济的飞速发展、生活的安稳让当下的中国已经和当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一个成熟的民族、国家在危亡时刻能够肩负起救国救民的担当固然重要，在安稳的生活状态中能够居安思危，保持反思的意识同样重要。审视当下，如今的中国人有多少还愿意从文学中思考人生、思考社会？当下的文学作品又有多少还因承载着思想启蒙而值得人们去思考和品味？这才是我们重新回望《新青年》文学姿态的价值，也是真正静下心来反思当下文学发展的意义所在。

Enlightenment and the Literary Standpoint of the New Youth

Liu Yong
（School of Liberal Arts，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100875）

In the powerful cultural ecology initiated by the New Youth，Chinese literature rapidly completed its own transformation.Standing side by side，the“New Literature”，“New Youth”and“New Culture”constituted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keywords of the 20th century.Now that one hundred years have passed，when we once more take notice of the Periodical，we will find that it is historically inevitable for the generation of associates of the New Youth to choose literature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And the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and enlightenment is at once a result of the Occidental impact，and a deep docking with the spiri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has accelerated the birth of the new literature，and borne a profound influence upon its development.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hat it will usher in a reflection of the present-day literature.

New Youth；New Literature；New Culture；enlightenment；traditional

I209.6

A

1001-5973（2015）05-0001-08

责任编辑：李宗刚

2015-08-11

刘勇（1958— ），男，江苏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长江学者，博士，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的谱系学研究”（14BZW13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