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兴泽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聊城，252059）

毛泽东浪漫主义精神气质和审美倾向发微*①

石兴泽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聊城，252059）

毛泽东是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精神气质和审美倾向的政治家和诗人。他的精神气质和审美倾向源于湘楚山水及其文化传统的熏陶，源于以屈原、李白为代表的中国浪漫主义诗人诗作的阅读影响。他在浪漫主义精神气质作用下拆除了审美浪漫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的界限，并借助浪漫主义审美力量开展社会政治实践，在强力推进理想主义发展蓝图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却改变了五六十年代浪漫主义的尴尬处境，助推了浪漫主义向着革命政治层面急速发展。

浪漫主义；精神气质；审美倾向；发微；毛泽东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5.05.005

毛泽东诗词的浪漫主义风格源于毛泽东的浪漫主义精神气质。气质与遗传基因相关，但主体所接受的文化教育、生活工作环境以及学识、史识、胆识、身份和地位等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毛泽东的浪漫主义精神气质源于众多因素，而从考察其诗词创作的浪漫主义风格形成资源出发，本文所强调并将着重论述的是湘楚地域文化和中国浪漫主义诗词的熏陶作用。

一、毛泽东的浪漫主义精神气质与湘楚文化

毛泽东生于湖南。湖南给了他生命，也赋予他精神气质，是他生活和精神的故乡。他的浪漫主义精神气质与湘楚地理环境及其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湘楚大地，山高岭峻，江河纵横，充满神奇和神秘色彩。自然环境影响和制约着湘楚先民的生活命运，也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和幻想，他们在想象和幻想中感受和解释自然现象，征服和享用自然资源。尽管因生产力落后，认识和征服能力有限，但强悍而智慧的湘楚先民却常常将事实上的“臣服”变为想象和幻想中的“征服”。他们在想象和幻想中阅读和解释山水自然，创造了神秘奇异的审美世界。湘楚地理环境是湘楚先民浪漫主义精神气质的“物质”基础。从文化符码遗传上说，楚民的先祖是巫师祝融，其在帝喾身边司职火正，算是火神。即巫且火的职业习惯形成弱理性、纵情绪、善幻想、性豪放的心理基因，形成了怪异神奇、虚幻想象、个性奔放的浪漫主义精神气度。这种精神气度漶漫延续，形成富有地域色彩的楚民性格特征。楚民并非个个热情奔放，但与理性务实的齐鲁子民相比，确有深厚的豪放张狂的基础。正是凭借这种性格张力，原本疆域局促的楚国敢于问鼎中原，并且在楚庄王时代“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成就了一番霸业，跻身春秋五霸行列。虽然后来被秦国所灭，但在“卫国”战争中所表现的顽强意志和悲壮精神却是其他诸国所没有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以及近代“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言壮语，既是楚民爱国精神的体现，也是狂放性格的表现。事实上，敢于铤而走险、撼动大秦帝国的陈胜、吴广和项羽，皆为楚人。无论闾左贫民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还是西楚霸王项羽的悲歌长叹，都显示出豪放扩张的个性精神，表现出与楚国地理文化和“始祖”火神基因相关的气魄。毛泽东欣赏这种个性精神，并且在生活和工作的很多方面表现出这种个性精神。青年时代他“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人到老年还要“随心翻浪”、“坐地巡天”，抽倚天之剑将“莽昆仑”裁成三截，显示出豪迈霸气、勇敢挑战的性格特征，终其一生“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正如《毛泽东传》所说的那样：“毛泽东有一个强烈而鲜明的性格，凡是他认准要做的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谁也阻挡不了。”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湘楚特殊的地理历史所形成的文化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文学艺术领域，便是带有神鬼巫术及神秘奇幻色彩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形成和绵延。屈原是这种传统的汇集者和表现者，也是创造者和开拓者。《楚辞》具有浓厚的巫术文化色彩，很多地方是巫语的改写或者仿写。王逸《楚辞章句》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②洪兴祖：《楚辞补注》，南京：凤凰出版社，1964年，第48-49页。朱熹《楚辞集注·楚辞辩证》卷上说：“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闻矣。然计其间，或以阴巫下阳神，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亵慢淫荒，当有不可道者。”③转引自北塔：《论诗、史同源于巫》，《中华读书报》2013年8月10日。这就是说，楚文化具有巫术、神鬼文化内容和神秘奇幻的浪漫主义色彩。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有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等作品，带着亦神亦巫、亦虚亦幻的灵异色彩横空出世。

毛泽东的浪漫主义精神气质，如豪放旷达、傲岸无羁、英雄气概、意志超群等，无疑受湘楚地理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受包括神、鬼、巫、火文化在内的湘楚文化的影响。审美生活视阈则主要接受了以《楚辞》和李白诗歌为代表的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受屈原、李白人格精神和奇异幻想思维的影响。毛泽东博览群书，知识视野开阔，文学修养深厚。他欣赏浪漫主义不薄现实主义，倾向豪放派不疏远婉约派，充分肯定并高度评价《诗经》、《史记》、《红楼梦》这些现实主义创作的思想艺术成就，而对于屈原《楚辞》和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创作却更多一些情感心理上的亲近。从考察浪漫主义文学对其精神气质和审美意识有效影响的角度看，后者更为明显。屈原和李白这两位浪漫主义诗人，或者是楚文化的杰出代表，或者是再传“弟子”，他们对毛泽东浪漫主义精神气质的影响甚深。

二、毛泽东的浪漫主义精神气质与屈原

毛泽东与屈原生活的时间相隔两千年，社会政治经济变化巨大，但奇绝的自然地理文化环境却没有多大改变。地理文化环境对个体性格的锻造影响甚深，对于热心关注且敏于自然山水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毛泽东诞生于湘潭韶山，毗邻湘江；屈原诞生于秭归乐平，毗邻长江。他们的诞生地有异，但山水环绕的地理环境相似。屈原曾被流放至湖南沅湘一带，后殉国于洞庭湖，所写诗篇多涉及这些地方。屈原留下足迹和笔迹的地方，毛泽东不一定完全涉足，但很多是他熟悉并时常提念的。毛泽东和屈原“浸淫”于相同的地域文化，形成了相似的山水体验和审美心理，并因此缩短了时间和心理空间距离，密切了毛泽东对屈原的感情。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去苏联访问，在火车上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起屈原时，深情地说：“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是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他还自豪地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还是我的家乡。所以我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①［苏联］费德林著，周爱绮译：《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转引自龚国基：《诗家毛泽东》，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1、116页。。毛泽东为故乡出现屈原这位伟大诗人而感到自豪，并且直言自己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地理文化同一性符码打通了时间和空间、时代和个体的障碍，为毛泽东接受屈原精神及创作影响提供了极大便利。在精神气质上，他神接千古，追慕先贤，与屈原同袭一种精神气脉——浪漫主义精神气脉。

毛泽东幼读屈原，熟读屈原。阅读屈原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重要内容，伴随整个生命过程。且不说学生时期的读书生活——据载，长沙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曾工工整整地用小楷抄写屈原的《离骚》和《九歌》等作品；即使步入社会旅途之后，无论是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还是日理万机的和平建设时期，都把阅读屈原作为读书生活的重要内容。战争年代，他南征北战，东奔西走，随身所带书籍中总有屈原的作品。新中国成立后，他鞍马劳顿，日夜操劳，外出视察所带书籍，也少不了《楚辞》。毛泽东喜欢阅读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和明代陈第的《屈宋古音义》。这两部书他百读不倦，且精读细读，批注点评满篇，有时沉浸其中，流连忘返，达到入神忘我的程度。据说，他用红蓝铅笔对《离骚》中的很多诗句、段落作了密密麻麻的注记，还对《楚辞》中的某些问题作了学术层面的思考和探究。如1958年1月21日，他在南宁会议上作报告时说：“皇考是远祖，还是祖父，还是父亲？三后是楚国的三后，还是禹、汤、文，还是颛顼、帝喾、轩辕？兰是现在这样的兰，还是另外一种？”这都是《离骚》中争论较多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央和地方部分领导参加的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这些问题，说明他不单熟读《离骚》，而且关注和了解相关研究；虽然无暇参与学术研讨，但思考甚深，成为心中的“结”。而在该次会议上引用如“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等诗句，不管事先有无准备，也不管用以说明何种问题，都说明屈原在毛泽东思想意识中的显赫地位，说明毛泽东对屈原阅读之精细、理解之透彻以及所受影响之深刻。

毛泽东对屈原怀有崇敬的心情。推崇屈原，是毛泽东始终不变的情感态度；引用屈原诗句说明问题，是毛泽东娴熟的话语策略；播布屈原精神，则是毛泽东的浓厚兴趣。从青年时期的“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②诗句出自毛泽东的七言诗《送纵宇一郎东行》，作于1918年4月，当时毛泽东不满25岁。“纵宇一郎”系罗章龙。青年毛泽东以名字的繁体笔画数“二十八画生”写《征友启事》，罗章龙以“纵宇一郎”回应，二人结为好友。罗章龙诗赠毛泽东有“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的诗句；毛泽东写此诗送罗赴日留学，抒发“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的豪迈情怀，赞颂屈原和贾谊的精神和才气。到1972年赠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楚辞集注》，在其生命历程的各种生活中，无论是小范围的私人交流还是大范围的国内外活动，无论是友人间的随意交谈还是严肃的政治场合乃至国事外交活动中，他都曾熟练地引用屈原的诗句，播布屈原的精神品格。在诗词创作和文章写作中，他更是熟练地引用、活用、化用屈原诗句，借鉴《楚辞》的艺术表现方法，表现出鲜明的屈原式的浪漫主义精神。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说：“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千百年来，中国人民把他死的这天作为节日，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在这天吃粽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再去伤害屈原。”这是毛泽东向国外元首介绍中国民间纪念屈原的习俗；而在尼赫鲁访华结束即将回国时他又即兴吟咏屈原《九歌·少司命》里的诗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表达对尼赫鲁的友好之情。①龚国基：《诗家毛泽东》，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3页。1961年毛泽东特意找来南宋朱熹《楚辞集注》影印本，细细阅读，并创作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因对艾萧和椒兰的理解不同，对此诗的解释也存在分歧，但我所看重的是毛泽东对屈原“一跃冲向万里涛”英勇气概的咏赞和激赏。而任何咏赞激赏都含有自我表现的成分。

三、毛泽东的浪漫主义精神气质与李白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承袭并发展了楚民的浪漫主义精神创作《离骚》、《天问》等诗作，以神异飞扬的想象和吞吐大荒的气势打通自然人伦时空六序，表现出纵横宇宙、昂首问天的浪漫主义气魄和神秘奇谲的思维方式，不仅为中国审美创造开拓了广袤无垠的空间，而且影响广泛波及中国历史文化生活的众多领域。其浪漫精神激励着无数后来者，以至于千年之后，一个祖籍甘肃、出生碎叶、并非楚人的浪漫主义诗人竟“认祖归宗”以楚人自居，写下“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诗句，表现了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轻视和对于张扬个性的楚文化的心仪，这个诗人便是李白。如此审美取向，赢得毛泽东的欣赏。毛泽东诗词创作乃至浪漫主义精神气质与李白密切相关。

李白是才华横溢、热情奔放的浪漫主义诗人。他胸怀远大，气质高贵，常常借助诗歌创作表达挑战世俗、藐视权贵、追求自由的豪迈情怀。瑰丽的想象、奇异的幻想、恢弘的气势、汪洋恣肆的语言、愤世嫉俗的志向、救济苍生的抱负、强烈的反叛精神、贞不随俗的性格等成就了其浪漫主义创作特色，赢得与其气质相近的毛泽东的赞赏。在群星灿烂的唐朝诗人中，毛泽东最欣赏李白、李贺和李商隐。他曾明确地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②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268页。杜甫被视为诗圣，千百年来一直得到推崇，毛泽东却明确表示“不愿看”，既是审美个性执拗，也是个性气质彰显。李商隐属于婉约诗人，得到毛泽东赞赏是因为其诗情感真挚深切，凄婉感人，属于席勒所说的“感伤的诗”，是浪漫主义风格的别种表现——有豪放的浪漫主义，也有感伤的浪漫主义；没有完全豪放的浪漫主义诗人，也没有完全感伤的浪漫主义诗人。毛泽东欣赏李贺的想象奇诡，辞采艳丽，更欣赏他“踏天磨刀割紫云”的气魄和色彩浓烈、华丽奇绝的诗境——李贺是中唐时期浪漫主义诗人。在“三李”中，毛泽东最欣赏李白，欣赏他诗歌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更欣赏他高贵大气的人格精神。毛泽东与李白相距越千年，审美阅读中却时常产生强烈的思想共识和情感共鸣，可谓心有灵犀，精神相通。李白“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也应西北流”；毛泽东则“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们有相同的志向。毛泽东欣赏李白的《梁甫吟》。这是李白被佞臣谗言诋毁逐出长安后的愤懑之作，诗人借古喻今，以历史人物的命运遭际书写自己的境况，表达对统治者佞臣的愤怒情绪，也抒发了豪情万丈、壮心不已的情怀。“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转蓬”，对此，毛泽东凝眸沉吟，击节赞赏，还特地用铅笔划线标示出来，在审美欣赏中领略和享受这种超拔脱俗的志向和豪迈大气的情怀。

毛泽东欣赏李白的气节志向，也激赏他诗歌的表现艺术和浪漫主义风格，说“李白的诗豪放，想象力丰富，读了使人心旷神怡”③刘汉民：《毛泽东与李白作品》，《党史文汇》1999年第3期。，称其为“空前绝后的不朽艺术家”。他说：“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有人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不要管那些纷纭集讼，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他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①杨建业：《在毛泽东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他认为，“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②岸青、邵华：《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书法》，《瞭望》1983年第12期。。这是知音之言，触及李白诗歌的妙谛神韵。《梁甫吟》、《梦游天姥吟留别》、《下江陵》、《将进酒》、《鸣皋歌》等这些代表李白浪漫主义艺术成就、反映其艺术才华的作品，都是毛泽东所喜爱的。据说，他对《将进酒》赞叹再三，批注曰“好诗”。在“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等诗句旁也都划了着重线，有时反复吟咏，有时忘我沉思，有时划两、三个圈，以示特别欣赏。

阅读欣赏之外，他还喜欢书写。毛泽东是书法家，书写是深度欣赏，也是深情遣怀。他曾将书法作品赠政治局常委和他人，让别人欣赏和分享。1959年，毛泽东书写李白的《庐山谣》：“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河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他欣赏诗中气势恢弘的浪漫主义精神，也希望政治局的同志接受这种精神熏陶。这是对李白精神的播布，也是推动政治实践的策略。

四、毛泽东借助浪漫主义审美力量推动政治实践

毛泽东阅读屈原、李白，既是借诗怡情养性的审美活动，也是遣怀扬志的政治生活内容及其策略。他在审美过程中获得思想和情感力量，获得自由奔放的浪漫主义思维开发和精神影响，并将豪迈奔放的浪漫主义精神带到政治家的社会实践中去，借助于知识和审美的力量推动社会实践。

抛开学生时期的学习阅读不提，毛泽东走上社会政治舞台后集中阅读和播布屈原、李白是1958年前后。在繁忙的政治事务中见缝插针集中阅读播布，绝非偶然。此前，他以超凡的政治谋略取得“反右”斗争的胜利，稳定了政治局势，其情绪处于激昂亢奋状态。在这种情绪中阅读浪漫主义诗人诗作，更容易感应和感染屈原、李白热烈奔放的浪漫主义思想激情，感应和感染他们奇异瑰丽的浪漫主义想象和幻想。所以，他在阅读后竟情不自禁地连夜写信给江青，谈阅读情绪：“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这是1958年1月12日他写给江青的信。③转引自龙剑宇、胡国强：《毛泽东的诗词人生》，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43页。遍查毛泽东写给江青和其他人的信函，他很少这样流露个人情绪，可见其阅读《离骚》、与屈原交流时心情愉悦、精神振奋的情态和程度。也正是在浪漫主义亢奋情绪作用下，他激情燃烧，放胆想象，对现实作出了不切合实际的估计，对未来作出了远远超出实现能力的预设。他雄心勃勃，以浪漫主义的热烈想象设计出在极短的时间内超英赶美、国民经济飞速发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并借助浪漫主义知识和审美力量，激发全党全国人民的斗志，努力将浪漫主义想象变成现实。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此时的思维情绪活跃在政治和诗两个领域，但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政治，诗词阅读和创作只是他业余生活的极小部分，处于从属地位。究其实，他要通过创作抒发情怀，借助诗词创作和审美力量影响现实。但由此酿成历史错误，因为诗歌和政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而毛泽东的浪漫主义精神气质却有时贯通两域，融会彼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浪漫主义精神和审美想象强化了他的政治信心，给他坚持的胆略、意志、气魄和力量。在指导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和经济建设事业中，他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力排众议，独立坚持，强行推进，就像屈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矢志不渝、九死不悔那样，像李白虽然仕途屡屡受阻，但豪情始终不减、志向始终脱俗那样，他对自己设计的道路和制定的目标充满信心。他豪情万丈，意志坚强，大气磅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他的决心，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他的计划。在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坚持上颇有屈原的决绝和李白的洒脱。

毛泽东1958年发动大跃进的心理原因很多，而浪漫主义审美阅读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不是夸大浪漫主义的审美作用，也不是忽视国内外其他社会因素的作用，究其实，浪漫主义审美阅读是毛泽东思想情绪的助燃剂和助动力，甚至从精神气质上说是深厚的原动力。在紧张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毛泽东的审美阅读绝非消闲娱乐，是其获取知识力量和思想资源的重要途径，是他情绪发动和情感意志形成的重要方面，也是他政治生活和政治思考的重要部分，甚至还是他掌控形势、驾驭时代潮流、解决现实问题、强力推行个人意志的重要策略。正如陈晋在解读毛泽东1958年的心态时所披露的那样，当年，毛泽东所以希望人们读点文学，增加点文学修养，就是基于对当时在刘少奇、周恩来等务实派中央领导影响下所形成的反对冒进、切合实际、把握规律、科学规划、循序渐进、稳健发展的思想政治路线深感不满，觉得他们囿于现实、墨守成规、缺少朝气、陷入日常事务主义泥坑，忽视了劳动人民的创造精神，压制了劳动人民的政治热情，阻碍了社会发展步伐，是右倾保守、小脚女人的行为。对此，毛泽东感到不满，觉得思想政治空气过于沉闷，他要通过浪漫主义文学阅读，通过在他看来“两结合”典范的民歌创作，在沉寂滞后的思想政治天空掀起理想、激情、幻想、想象的劲风、狂风和龙卷风，彻底改变保守落后的思想现状，促进社会飞速发展。①陈晋：《毛泽东在1958年的文化心态》，《世纪风采》2013年第12期。事实上，他在南宁、成都会议上印发给与会者的诗词材料，他在报告中不厌其烦地拿屈原、李白说事，正是要借助这些浪漫主义诗人的奇异想象、知识资源和人格力量推动思想解放运动，推动经济生产大跃进，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总路线”。从毛泽东当时的心态和讲话的语言环境看，他并非在一般意义上播布屈原勇敢无畏、矢志不移、放言无忌的抗争精神，也不是简单的阐释屈原坚持真理、追求理想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是借屈原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变革现实的精神，借李白打破墨守成规、拘泥于现实的思想现状，以豪迈的英雄气概创造经济建设中的浪漫神话，谱写新的历史篇章。毛泽东以绝对的权力和恢弘的气势带领全国人民进入“人定胜天”的时代。他余兴未尽，创作七律《送瘟神》二首，抒发“红雨随心翻作浪”、“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浪漫主义情怀，迎接“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美好现实到来。但因其浪漫主义想象建立在对现实误读、对规律忽视的基础上，大跃进导致了大失误，六亿人民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

概而言之，毛泽东当年的那些空想、幻想的横空出世和强力推行的决绝源于湘楚文化浸淫的浪漫主义精神气质，源于屈原、李白挑战世俗、勇于坚持、豪迈大气的浪漫主义精神濡染的非凡的情感力量和意志力量，或者说这两种力量均源于毛泽东的审美心理的转化和发动。而这也深刻说明，审美浪漫主义与政治浪漫主义是迥然不同的两个领域。正像文学与政治，虽然有交叉重叠，也可以相互作用，但切不可混淆彼此的疆域界限和法则规律，既不能将政治浪漫主义移植于审美浪漫主义领域，也不能将审美浪漫主义移植于政治领域。政治是极其严肃的领域，动辄涉及国家民族前途，涉及苍生社稷命运，政治浪漫主义有时是十分危险的。毛泽东打通了政治和审美两个领域的界限，并将审美“法则”纳入政治生活领域，且强力推行，进而导致政治生活的浪漫化，其教训之深刻，远远超过将政治“法则”强行纳入审美生活领域。

五、毛泽东的审美倾向助推了 “革命”浪漫主义的发展

毛泽东的浪漫主义精神气质、审美倾向以及社会实践改变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浪漫主义的尴尬处境，并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浪漫主义发展。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话题。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专门思考诗学问题，也没有系统地阐述浪漫主义理论问题，但他的浪漫主义气质，他对浪漫主义的激赏和倚重，却在某些社会活动中鲜明地表现出来，在随意性的谈话交流、阅读批注和评点中表现出来。如1939年5月10日，他和朱德、刘少奇等参加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周年纪念活动，信手写下“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题词，并在大会上宣布：“我们的文艺创作要有抗日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在我们重点考察的1958年前后，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又提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问题，并且说“太写实了就不能写诗了”。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99页。可见，说是“两结合”，其实偏重浪漫主义。事实上，气质导致偏爱，偏爱强化了气质，毛泽东终其一生，都钟情于浪漫主义，推崇浪漫主义创作。成都会议之后，1958年3月30日，毛泽东乘船过三峡，还对同船的人说，“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意思”②王任重：《王任重日记》，1958年3月29、30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807页。，并引用宋玉《神女赋》中的诗句，说虽然“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③吴冷西：《回忆毛主席》，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66页。，称赞浪漫主义描写的艺术魅力和巨大影响。毛泽东的思维由自然山水而现实人生，由审美阅读而诗歌创作，由诗学倡导到政治经济实践，均表现出浪漫主义倾向。

这种审美倾向系精神气质使然，故持之以恒贯穿生命始终，并显示出超乎寻常的力量：跨越了思维疆域和层面，逾越了理论主张，动摇了哲学基础，改变了思想路向，也扭转了文学时局——他将浪漫主义从“无名”的尴尬处境中带进“有名”时代，让其享有与现实主义同等甚至比现实主义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尊崇现实主义、冷落浪漫主义的理论语境中，他直言“平平淡淡”没意思，喜欢浪漫主义，并且一反审美传统，旗帜鲜明地“抑杜扬李”，明确表示喜欢李白；在强调反映、重视再现的创作风气中，他却强调主体表现、重视虚构和虚幻；在众作家笔触向外、耕作工农兵生活的广阔天地、纷纷“写实”的创作环境中，他却贬抑“写实”，强调“写诗”，强调“言志”“抒怀”。他挑战世俗，贞不从众，其浪漫主义倾向格外强势。

毛泽东是唯物主义者，尊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这是他的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视唯心主义为最可恨的敌人，严厉批判。他采取得力措施，花费极大气力，甚至不惜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清除思想文化阵地上主观唯心主义势力及其残余，不留任何死角。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普及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时代，是唯物主义占领思想舆论阵地、唯心主义遭到清理的时代。即使不大认字的农民都知道主观唯心主义是错误思想，更不要说思想理论界。而浪漫主义重视主观，强调自我，尊重个性，这些大都属于主观唯心主义范畴，在思想文化领域没有位置，在文学艺术领域没有市场。如胡风的文艺主张——虽然胡风不是因主观唯心主义而受到批判，但在对他的批判中却包含着批判“主观战斗精神”的内容，并导致主观表现理论无容身之地。浪漫主义的很多内容与主观唯心主义密切相关，历史上许多浪漫主义作家、理论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信奉者和实践者。这是“两结合”之前浪漫主义理论得不到研究、创作得不到提倡的重要原因。在此理论语境中，身为唯物主义思想理论的倡导者，毛泽东却砥柱中流，推崇并大力提倡浪漫主义，为浪漫主义“正名分”，争地位，足见其浪漫主义精神气质及审美倾向的深厚和强势。

反对唯心主义之外，还有反对自由主义，也曾是阻碍浪漫主义发展的一大因素。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还曾经专门写文章分析自由主义的表现及其危害，旗帜鲜明地反对，并将这种反对付诸社会实践，致使自由主义成为面目可憎的思想意识，在很长的时间内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自由主义是浪漫主义的同盟军，没有自由主义的理论支持，没有自由表达的欲望和空间，创作恪守某种规范，哪里还有浪漫主义？雨果认为，“浪漫主义，其真正的定义不过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而已”①转引自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下），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620页。。梁实秋则说，“浪漫主义就是不守纪律的情感主义”②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268页。。雨果和梁实秋对浪漫主义的态度迥异，却用不同的语言揭示并强调了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这也从侧面透露了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学到5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这一长达30年的时间里，浪漫主义得不到正面提倡、处境尴尬的“玄机”。在强调革命纪律、反对自由主义的舆论环境里，在政治与文学纠缠难分且把文学问题视为政治问题、用政治斗争的办法处理文学问题的时代语境中，哪里还有自由表达、个性表现、叛逆精神、标新立异、独立创造的空间？但毛泽东，也只有毛泽东，敢于正面提倡浪漫主义，充分肯定浪漫主义张扬自我、执着主观、自由表现的主体精神，给浪漫主义以“有限度”的生存空间。“有限度”是说虽有毛泽东的大力提倡，虽然主观世界被革命话语充代，但作家们并没有真正获得自由表达个人兴趣和爱好的机会。

这是因为，毛泽东所提倡的浪漫主义，是符合其推崇的浪漫主义，是其圈定的框架之内的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内容丰富多彩，他不能容许与其思想意志不同的浪漫主义，如同不允许与其意志不同的思想路线和革命实践一样。政治生活中的“浪漫”、“自由”是这样，审美创作领域的“浪漫”、“自由”也是这样。因对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化理解和过分机械、过分恪守地贯彻执行，致使“两结合”后的文学天空依然得不到完美呈现，对浪漫主义的理解牢牢地限制在“革命”的框架之内。当时发表了许多谈“两结合”、谈浪漫主义的文章，但凡使用浪漫主义这个概念，必有前置词“革命”，用以标明文章所讨论的是“革命浪漫主义”及“革命”框架内的“两结合”问题。

毛泽东的思想和情感既是诗性的，也是理性的。他提倡浪漫主义，却反对浪漫主义的哲学基础——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反对浪漫主义的核心价值——表现自我和创作自由。他倾向于浪漫主义，给了浪漫主义“名分”，却设置了必要限定，进而导致“两结合”之后的浪漫主义文学只在革命政治层面上单向度发展。当然，这不全是他的事。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只是提出口号、指明方向。至于如何解释、怎样设计以及贯彻实践，自然另外有人去做，而许多问题恰恰出现在解释和实践过程中。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都是具有浪漫主义精神气质的政治家和诗人。他在诗学层面上，在审美生活中，在创作实践中，始终贯穿着浪漫主义精神。即使在某些时段的政治生活领域，也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这本身也是耐人寻味的浪漫主义文本，值得深入探究。

Exploration of Mao Zedong's Spiritual temperament and Aesthetic Tendency

Shi Xingz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Liaocheng University，Liaocheng Shandong，252059）

Mao Zedong is a politician and poet with distinct romantic spiritual temperament and aesthetic tendency.His spiritual temperament and aesthetic tendency were nurtured by the landscape of Hunan and Hubei provinces and their cultural tradition，derived from the reading impact of the representative Chinese romantic poets as Li Bai and Qu Yuan.Effected by his spiritual temperament，he dismantled the boundaries between aesthetic romanticism and political romanticism，and carried out his social and political practice with the help of the romantic aesthetic force.He therefore got rid of the embarrassing situation of romanticism during the 50s and the 60s of the last century，boost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omanticism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level of politics，no matter what historic disaster was brought about during the process to push forward the ideal blueprint of development.

Romanticism；spiritual temperament；aesthetic tendency；exploration；Mao zedong

A841

A

1001-5973（2015）05-0053-09

责任编辑：李宗刚

2015-07-14

石兴泽（1954— ），男，山东茌平人，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五六十年代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11BZW10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