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性外来务工人员抑郁焦虑状况的调查分析

2015-04-11郑开梅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5年6期

郑开梅

中国.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心理学教研室(天津) 300222 E-mail:kaimeizheng@163.com

外来务工人员是指不具备当地户口来自外省市的农村劳务人员。这是一个数量庞大［1］，地位特殊的群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一群体渐渐形成，不仅为国家建设做出了贡献，也为自己生活的改善寻求了出路。然而，他们从农村走入城市，在身份认同、寻找工作、环境适应等方面都面临考验，这诸多因素都影响着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目前，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李辉等［2］在对26 项研究所做的元分析显示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甚至比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更差。基于此这个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受到心理学工作者的关注。王素平［3］采用SCL－90 对深圳市女性劳务人员进行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结果各因子的均分都显著高于国内女性常模，抑郁、焦虑等是深圳市女性外来务工人员最严重的心理问题。詹劲基等［4］同样采用SCL－90 对深圳工厂的外来女性务工人员进行心理健康调查与全国常模比较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与当地女性务工人员比较抑郁、焦虑等因子分也偏高。潘忠德等［5］应用一般健康问卷(GHQ)及自编问卷对上海市虹梅街道的699名外来务工人员进行调查，结果发现，28.6%的外来务工人员可能有心理问题。孙爱国［6］、梁静等［7］各自对青岛的外来务工人员以SCL－90 为工具对其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调查，前者显示调查群体的人际敏感性、抑郁和恐怖因子高于全国常模;后者得出了外来务工人员SCL－90 中，躯体化、人际敏感、抑郁、精神病性、强迫、敌对和偏执因子分均高于本地务工人员，另外，梁静等［7］还通过自编心理需要问卷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心理需要做了调查，其结果以安全的需要为首选。刘晋洪等［8］对深圳市宝安区227名外来务工人员调查结果显示，SCL－90 总分、总均分、阳性项目数以及抑郁、焦虑、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它等6 个因子分均高于常模，SCL－90 筛选出阳性人数比率高达43.6%。纵观目前的研究多是对已有固定工作的外来务工人员所做的整群抽样调查，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中，还有一部分不是在固定单位进行工作，而是在某些固定或非固定区域等待别人来找自己进行打工，这部分人员虽然群体不大，但他们的情绪等心理因素同样需要关注;另外目前的研究多是从整体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研究，这样也会使界定单一情绪的效度降低。抑郁和焦虑是负性情绪中的基本成分，并与人的幸福感相关［9］，故本研究只对抑郁，焦虑两个特定情绪对在固定地点等活的男性外来务工人员进行调查访谈分析并与当地工人进行对照。以便更精确地把握外来务工人员的负性情绪特点，为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干预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研究组为2014年7－8月间来天津的外来务工人员60名，均为男性;其中安徽3人(5.0%)，河北4人(6.7%)，河南8人(13.3%)，湖北7人(11.7%)，湖南8人(13.3%)，山东12人(20.0%)，山西6人(10.0%)，四川12人(20.0%);已婚36人(60.0%)，未婚20人(33.3%)，离婚4人(6.7%);对照组为天津本地有正式工作的一线工人60名，均为男性。已婚52人(86.7%)，未婚8人(13.3%)，两组人员的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其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具可比性(t =1.332，-1.807;P ＞0.05)。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10］，进行抑郁和焦虑情绪的调查，自拟问卷进行人口学资料及其他情况调查。SDS 和SAS 由W K Zung 分别编制于1965 和1971年，两者各含有20 道题，每道题代表一个症状，按照发生频率均为4 级评分，20 个项目评定时依据的等级标准为正向题:没有或很少时间得1 分，少部分时间为2 分，相当多时间为3 分，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得4 分，若为反向题则得分顺序翻转，SDS 包含10道反向题，SAS 包含5 道，将20 个项目得分相加得到量表粗分，所得粗分乘以1.25 取整形成标准分。中国常模SDS 标准分的分界值为53，其中53～62分为轻度抑郁，63～72 分为中度抑郁，72 分以上为重度抑郁;SAS 标准分的分界值为50，其中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 分为中度焦虑，69 分以上为重度焦虑。自拟问卷由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人口学资料和两道问答题组成，后者包括“您目前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和“您目前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两道主观题，主要用于判定被试的心理需求。

1.2.2 调查方法于2014年7－8月，主要在3 个临时等活地点，以方便取样方式对来天津的男性外来务工人员进行调查，对弄不懂问卷内容的由调查者逐条念给被试并进行解释，让其独自作出评定，由调查者记录。同期以年龄和文化程度近似匹配天津本地有正式工作的一线工人60名采用同样方式进行调查。

1.3 统计处理

采用SPSS 19.0 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焦虑、抑郁标准分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 检验;阳性计数采用χ2检验;相关因素采用Pearson 相关分析，其他采用描述性统计。

2 结果

2.1 两组抑郁、焦虑状况

见表1。两组抑郁标准分相比，当地工人组略高于外来务工人员，但其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外来务工人员的焦虑标准分高于当地工人，且其差异具统计学意义。以SDS 划界分53 分和SAS 划界分50分筛选阳性，外来务工人员抑郁阳性检出率低于当地工人抑郁检出率，但其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外来务工人员焦虑阳性检出率远大于当地工人，且其差异具极显著统计学意义。

表1 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工人抑郁、焦虑的均值及阳性例数比较

2.2 抑郁、焦虑与年龄及受教育年限的关系

男性外来务工人员抑郁与年龄的相关(r =0.250，P=0.027)具统计学意义，抑郁、焦虑与受教育年限(r =-0.059，P = 0.327;r =-0.030，P =0.409)及焦虑与年龄(r=0.036，P =0.393)不具统计学意义。而在对当地工人的调查统计显示抑郁与受教育年限呈现正相关(r =0.249，P =0.028)且具统计学意义，抑郁与年龄的相关(r =-0.005，P =0.485)、焦虑与年龄的相关(r =0.159，P =0.113)和焦虑与受教育年限的相关(r=-0.029，P =0.413)均不具统计学意义。

2.3 外来务工人员面对的主要困难与需要

在对“您目前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的回答中，35人(58%)基本答案为“难找活或难找到满意的活”，13人(21%)答案" 工资太低"，6人次(10%)答案大意为“被人看不起”，6人次(10%)答案大意为“孤独，很难成为真正城里人”等。在回答“您目前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时，有45人(75%)的答案为“多挣钱”，5人次回答“多学技术”，4人次回答“当老板”，4人次“找好活”，2人次“搬到城市住”等。当地工人在回答相同问题时答案并不集中，尤其是对“您目前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时，答案非常分散，从“工资不够用”到“无处停车”显示了非常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在回答“您目前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时，有26人次(43%)选择加薪，为最高比例，其他答案较为分散，有人认为是健康，有人希望增加休息时间等。

3 讨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较之于当地有正式工作的工人，男性外来务工人员焦虑程度更高，阳性比例也较高。抑郁情绪总体与当地工人相似，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外来务工人员的抑郁情绪有增加趋势。本次调查访谈发现男性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的主要困难依然是就业，这与顾艳［11］的研究结果类似，这也构成了目前主要的应激因素，应激与心理健康有着密切关系［12］，是引发焦虑的不容忽视原因。农村居民外出务工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13］，因而，家庭对外出务工者怀有期待，尤其是受调查者均为男性，对家庭责任等的内在认知，又会强化这种焦虑。其次，调查主要在等活地点进行，由于这些外来务工者对现实缺乏掌控，只能被动等待，也加剧了焦虑的强度。再者，若将答案大意为“被人看不起”，和“孤独，很难成为真正城里人”等的人次合并就会有约20%的男性外来务工人员存在心理剥夺感，心理剥夺感是指“人们以周围的人作为参照群体进行比较，如果比较的结果是自己处于较低的地位，那么这种相对剥夺的感觉便由此而生”［14］，这种心理剥夺感的存在势必引发负性情绪;周亚平等［15］评估了城市化对中国都市生活中人们对外来务工人员态度的影响发现城市化水平越高，城市居民包容层次越低，因而推测其部分原因为感受到不被认同的身份，希望改变身份得到公平对待，而带来的焦虑，有研究［16］证实社会不公平感对焦虑等情绪具有相关性。本次调查结果还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外来务工人员的抑郁情绪增加，而对照组则没有显示与年龄的相关，如果说对愿望的追索在年龄尚较轻时会引发焦虑，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现变化难以实现时，可能会倾向于抑郁，这也再一次验证了习得性无助的理论。值得欣慰的是这次的调查未发现整体抑郁偏高现象。本调查还希望通过男性外来务工人员对目前最大愿望的回答初步了解他们的需要，75%的人员回答为多挣钱，虽然对照组回答相同意义的也为众答案之首，但也只占调查者的43%。人的行为由动机启动并维持，动机来源于需要，需要是由缺乏引发的，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努力行动，这是它积极的一面，但若满足需要的途径受阻即可引发焦虑等负性情绪。这也启示我们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焦虑等负性情绪不仅需要单纯的心理干预，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心理干预可能更加有效。

［1］廖传景，毛华配，宫本宏.城市农民工心理健康及群体差异调查研究－以浙江省温州市为例［J］.生态经济，2010(5):182-183

［2］李辉，王倩.关于农民心理健康状况的元分析［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18(10):1199-1202

［3］王素平.深圳市外来女劳务工心理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3，21(7):1032-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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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潘忠德，周荣山，沈文龙.上海市虹梅街道外来务工人员心理健康状况调查［J］.中国民康医学，2009，21(20):2590-2591，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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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梁静，王冠军.青岛市外来务工人员心理健康状况、心理需求、应对方式研究［J］.精神医学杂志，2012，25(1):18-20

［8］刘晋洪，张泉水，夏莉，等.深圳市外来务工人员心理健康状态分析［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15(7):64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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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郭念锋.心理咨询师［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24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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