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静秦燕燕

（安阳学院人文管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河南安阳 455000）

“她”眼中的现代中国
——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述评

李 静秦燕燕

（安阳学院人文管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河南安阳 455000）

在《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一书中，周蕾结合自身的经历和相关理论，以一个“族裔化”女性观者的身份，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的文学展开了宏观解读。这一身份，使她能够同时对西方文化的霸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进行清醒的批判，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提供了另一条探索路径。

周蕾；女性；现代性；西方霸权；中国文学传统

对于初入文学研究门槛的人来说，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一书，由于其中充满了艰涩驳杂的前沿理论话语以及浓厚的批判文化政治的色彩，阅读起来，着实颇为吃力。在丰富得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观点和晦涩缠绕的字里行间，笔者以为，本书作者是以一个“族裔化”的女性观者的姿态，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所展开的宏观解读。“作为一名‘已西化’的中国女性”，周蕾本身的理论素养颇高，她所使用的理论工具包括精神分析、文本细读、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通俗文化理论以及族裔理论等。

西方的“霸权是在于语言、文学以及想象层面的生产”，而东方则“对于非语言以及利益导向的学科过度投入，因此往往不知不觉中便与西方之霸权共谋”。“想要挑战这般系统性的不对称情境”，周蕾的作法“便是突显出所谓谜样东方（Oriental inscrutability）的背后所存在的心理活动与挣扎。”[1](P5)

至于为何要从“妇女”的角度来质疑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除了作者自身的经验之外，周蕾引用了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琼·史考特（JoanW.Scott）的观点。史考特认为性别(gender)除了是“建立在两性可见差异上而形成之社会关系的构成元素”，同时也是“显示出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1](P81)。

在书的第一章中，周蕾藉由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拍摄的电影《末代皇帝》在中国观众之中获得了认同这一现象，分析阐释了西方文化对另类文化的阴性化过程。在运用西方关于视觉与影像的理论来分析这一电影时，周蕾也表现了自己的思考与超越，她延伸了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关于“影像即女人”与“影像即女性特质化空间”[2](P27)的诠释方式，认为摄影机的“凝视”这一动作表现的是男性特质，而被动地呈现在银幕上的影像则呈现出女性特质——被阴性化。在分析中国观众观看这一西方导演拍摄的关于中国历史的电影的心理机制时，周蕾藉由泰瑞莎·罗乐蒂（TeresadeLauretis）对“女性观者”的分析，发现了“女性观者”和“族裔观者”之间的相似性：女性观者陷于银幕上女性特质（中国）形象以及摄影镜头的男性特质（非中国）凝视之间，正与族裔观者（中国）在不同文化间的游移体会相同，这样的反应包含迷恋的心理与痛苦的历史体认。女性观者为银幕上之影像所召唤出来，却也为银幕上之影像所排拒；而族裔观者在跨文化的脉络中也摆荡在将她再现的凝视，以及被认为就是她的影像之间。如果将这一类比延伸到跨文化交流的领域，用之透视当代西方学界对“中国”研究的态度又可另有一番发现。

周蕾认为，当代西方的中国研究被一种“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观点所占据，汉学家们认为应该采用“中国的”方法论来研究与中国相关的文本，而排斥用“西方的”方法论。这看似是一种对中国文化的维护，其实却暴露了西方研究界对中国形象的形而上的定位与异化。因为，“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历史充满着与西方的破坏性接触”[1](P43)，真正的中国传统已难在现代中国寻觅踪影，而中国现代文学从内容、形式到情感体验，均受到西方强大的冲击与影响，其读者也是西化了的读者。如果此时汉学家仍一味地执迷于“纯正”的中国传统与中国方法，只能陷入形而上学的困境，重蹈将中国视为“永恒的停顿”[1](P12)的历史覆辙，也表露出西方文化将中国视为“他者”的内在本质：作为被西方“凝视”下的中国，它是个完全相异的存在，是静止的、阴性的。这样的研究方式“巩固且延续了让中国在世界文化之中遭受化约的‘异时主义’（allochronism）”[1](P48)，实际上仍是一种文化霸权。周蕾的努力，就是要打破困境，并提醒我们：作为一名研究者，不仅要认识到，经历了现代化的中国主体已然是西化了的主体；更要认识到，西方文化与理论霸权已成事实，弱势族裔的主体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必须使用与之相同的理论话语，为我所用，以对抗西方霸权的唯一性和排他性。或许，这也是周蕾在本书中旁征博引，不断使用各种理论的动因之一。

在开篇，作者表明的是自己独特的立场：在西方与东方的边缘地带，审视、质疑以往的传统与既成的规则。这一立场统摄全篇，也由此，她才能发出与以往不同的声音。而在之后的三章中，无论是对鸳鸯蝴蝶派作品的重新解读，对“五四”男性作家建构新的国族身份的行为的消解，还是对女作家笔下女性自我欲望及主体性的深入发掘，均是以对“五四”新文学的权威性地位和权威话语的质疑为基调的。

在普遍的认知里，“五四”运动在现代中国文学历史中代表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成为旧中国与新中国之间的历史分水岭。周蕾分析道，“五四”时期的“中国人民受到了爱国情绪的鼓舞，都亟欲诉诸科学与民主以求重新评断传统的价值，并且亟欲建立起一个‘新的’国族。在文学上，‘五四’一词代表了对于书写实践方式进行改革的呼吁”[1](P52)。与此同时，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贬低，甚至妖魔化，迫切地需要被启蒙。在五四新文学以“新的”“西方的”目标为导向建立自身的合法性时，它对“旧的”“传统的”文学势力展开了猛烈抨击。对以鸳鸯蝴蝶派（后文简称“鸳蝶派”以与周蕾书中对之称谓一致——笔者注）为代表的“旧派”小说的贬斥则是其中典型的一例。[2](P9)

直至周蕾写作本书的时期，中国大陆学界对于鸳蝶派的看法仍延续了“五四”以来的主流观点。在作者身处的欧美学界，则表现出以文学的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提升鸳蝶派作品地位的努力。前者以夏志清为代表，他努力引介徐枕亚的作品，认为它们延续了中国文学中“悠久的伤感—情欲传统”[1](P70)，所以类似的鸳蝶派作品必须被仔细挑出并重新安插进经典作品之列。后者则以林培瑞（E.Perry Link）为代表，他的《鸳鸯蝴蝶派：20世纪初期中国城市里的通俗小说》一书是英文世界里第一本关于鸳蝶派小说的研究专著，他将阅读通俗小说视为一种处理焦虑的运作模式[2](P77)，鸳蝶派小说也因之具有了疗救人心的社会功能。

但在周蕾看来，这两方面的努力都有其局限之处，并不能真正地除却自“五四”运动以来对鸳蝶派小说根深蒂固的成见。夏志清在确立《玉梨魂》为“感时忧国”传统的巅峰之作时，过分强调它的畅销是由于其本身“惊人的文学艺术性”，而极力否认它是“采用过往伤感的陈腔滥调来娱乐大众之商业产物”[1](P71)。这显然回避了通俗文学作品公认的娱乐价值。夏志清此举并非是要挽回那部受欢迎的文学作品，而是企图挽回那受到赞扬的文学传统本身。

林培瑞在其著作中援引了大量充分且不偏颇的历史资料，包括正面的以及负面的，试图以客观的姿态从社会实用角度挽救鸳蝶派的名声。但是，这种方式却隐含有“知识”的帝国主义倾向，即一个文化形式的特殊之处总是只能被驯化成“有用途之处”[1](P76)，才得以彰显其价值。这样的简单化处理必然遮蔽了其复杂、生动的其他面向。且林培瑞在讨论个别的作家作品时，使用了大量传统美学的批评词汇与方法，这似乎陷入了以文学的标准来讨论作品的非文学倾向的自我矛盾之中，其立论的说服力因之大打折扣。

周蕾认为，上述的批评皆忽略了女性的问题，而如果以女性议题作为突破点则可挖掘出看似“传统”的鸳蝶派文学中“颠覆传统”的一面。

无论对鸳蝶派文学的态度如何，对之的描述一律表示其中包括了多愁善感的故事内容，情节多围绕着才子佳人间无法获得完满的爱情而展开。在多数的例子中，这些故事描述的爱情关系并不“平衡对等”，女性所爱之人多由于远行、失散、身体虚弱或生病等因素而处于缺席状态，剧情独留女性的挣扎部分。而主流文学对之的攻击焦点也正在于此：它明显地带有封建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20世纪初，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文人失去了历时超过1000年的体制来确保其献身文学的正当性。“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抱负所向的帝国管道为国族主义的热望所取代。作为一个现代国族（nation），中国必须也拥有其国族文学——这样的文学因此不能够是艺术性的、封建的文学，而应该是社会的、国际性的文学”[1](P141)。

与鸳蝶派文本叙事的分裂效果不同，“五四”经典作家在其文本中表现的分裂无形中推翻了自身的国族建构计划。

首先，周蕾援引了捷克汉学家亚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Prusek）对于“五四”新文学的观点。他认为，新文学在兴趣方面与传统叙事文学相关联，且“五四”时期的小说承继了古典美学“事实描写的文人传统”[2](P145)。新文学作家们虽然以非抒情性的笔调书写，但是仍和其文学前辈一样地执迷于文学中哲学性与认知性的功能，其美学判断仍以古典美学的“实”与“虚”为标准。同时，周蕾透过浦安迪（Andrew Plaks）对中国叙事传统因强调真实性而偏重于“历史书写”的状况的分析[1](P146)，发掘出如此对于“现实”的执迷，能够解释隐含于中国现代性叙事中的困境。

接下来，作者对巴金的《家》、茅盾的《虹》和鲁迅的《祝福》中出现的主要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这些经典作家让其笔下的女性身体作为承载传统与现代冲突的载体，“但其潜在的台词却正表明，女性身体的能指阈限一再放大，就极有可能滑出‘革命’意义可掌握的范围之外，而构成对革命事业的威胁和颠覆。从鲁迅开始，对此般逸离启蒙和革命之外的身体表述焦虑，反复浮现。特别是在最擅‘新女性’形象塑造的茅盾身上，这种欲说还休的冲动悖论，更是清晰可鉴。”[3](P187-188)这般分裂的文本使其姿态昂扬的国族文学建构只能是苍白的语言，无法成为现实。以启蒙知识分子自居，俯视女性的男性作家也同样不能为其笔下的女性找到正确的出路。

在书的最后一章中，周蕾反读弗洛伊德的自虐理论，解构了“五四”男性作家“自我编织的性神话”[4](P167)。男性作家通常将母亲角色（包括祖国及母性化的女性）理想化，呈现出一种受虐与幻想的结构，且排斥了女性的复杂心理。反而在女作家笔下，母亲和女性的内心得以展开，肯定了自我的欲望与情感，表现了人性的深刻与情感的多重维度。

对照同时期中国大陆的女性文学研究状况，无论是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还是刘思谦老师的《“娜拉”言说》，都旨在揭露或控诉男性作家的父权意识对女性的压迫与残害，同时梳理从“五四”以来的女作家创作谱系。可以发现，本书不仅仅是一本有关于女性的纯理论和专业批评著作，在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发表种种富于想象力的洞察和批判性意见的同时，作者力图传达的思想已超越了文学论述本身。虽然作者的观点和论证决非无可非议，实际上也不乏争议，且被批评为“过度阐释”[5]。但是，抛开因意识形态认同、学术背景的差异等因素导致的理论与文本间的隔膜不提[6][7]，仅从这本书纵横捭阖的理论视野和开阔空灵的论述空间等方面看，可以认为，即使在这本书已出版了24年后的今天，它仍可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不仅是女性主义研究者）可资借鉴的一块他山之石。

[1][美]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前言[M].蔡青松，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余夏云.性别·身体·写作——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J].当代作家评论，2010(2).

[4]王德威.女性主义与西方汉学研究：从明清到当代的一些例证[J].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5(3).

[5]孙桂荣.经验的匮乏与阐释的过剩：评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0(4).

[6]陈惠芬.他山之石，何以攻玉：重读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笔记》（上）[J].上海文化，2011(2).

[7]陈惠芬.他山之石，何以攻玉：重读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笔记》（下）[J].上海文化，2011(3).

[责任编辑 王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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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0438（2015）12-0155-03

2015-09-06

李静（1983-），女，河南焦作人，河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2.秦燕燕（1986-），女，河南焦作人，河南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硕士，研究方向：外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