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新新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6）

论孙悟空形象之文人精神

赵新新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6）

受唐传奇无名氏《补江总白猿传》中白猿的影响，《西游记》中的孙悟空颇具文人气度。作者在取经故事中将孙悟空塑造成了道德的榜样，这源于他对古代文人典范的追求，是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对生命与价值做出的诗意的理解和表达。同时，孙悟空对自由的追求与庄子的“逍遥游”精神是一致的。

孙悟空；演变；文人精神

一、演变：始自精怪，兼具文质

《西游记》源于唐贞观元年玄奘和尚只身前往天竺取经的史实。孙悟空是保护唐僧完成取经事业的核心人物，学术界对这一形象的研究十分丰富。

猿猴故事古已有之，最早应见于《吕氏春秋·博志》，楚王令养由基射杀白猿取乐，表现了人类对猿猴的蔑视。魏晋志怪小说中的猿猴故事渐多，大致可以分为猿猴被人攻击、人杀猿猴遭报、猿猴以德报怨化解隔阂、猿猴与人媾和四大类，此时的猿猴逐渐成为小说主角。唐传奇中的猿猴形象更为丰富，情节也更为完整，分为猿猴对人的危害、猿猴对人的魅惑、猿猴偷盗人间女子、猿猴之间情深谊厚、猿猴与人夫妻恩爱、猿猴与人建立友情六类。此时，一方面猿猴的妖异色彩更为浓厚，对人的危害更为严重；另一方面，猿猴的人性得以展现，与人的关系也更为亲近。南宋时期《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出现的“白衣秀才猴行者”是猿猴形象首次出现在取经故事中。这位猴行者不仅是“妖”“精”，而且是一位文质彬彬、学识渊博的秀才。他知道过去未来的事情，法力无边，诚心保护唐僧前往西天取经。元代作为《西游记》成书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出现了《西游记评话》和杂剧《西游记》，冲淡了取经故事的宗教色彩，以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对《西游记》做出文化选择的规范。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白衣秀才猴行者”是猿猴形象向孙悟空形象演变的重要环节，这一形象在猿猴故事中也有据可依。唐传奇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中的白猿即为白衣秀才形象。他是“美髯丈夫”“白衣曳杖”，居住在“葱秀迥出”深溪环绕的山上，“嘉树列植，间以名花，其下绿芜，丰软如毯。清迥岑寂”。他本领高强，善变化，密室盗妇而人莫能知，剑术高超，一日能往返数千里；好读木简书，能预知未来。白猿身上不仅有作为猿的动物性，而且善变化、好美色、知未来，具妖性和神性。更重要的是，从白猿的外貌、居住环境，以及好读书的特点来看，他身上又被赋予了一定的文人特点。《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是猿猴形象不断发展演变的结果，他身上除了猴性和神性外，更多的是人性。孙悟空是花果山上仙石产卵、见风化作的石猴，他的降生反映的是婴儿的状态。其后，他在花果山获得同类爱戴，跟随菩提老祖学会一些本领和技能，但却对社会文化缺乏了解，没有等级观念，不服从权威。他向龙宫借宝、大闹幽冥，乃至最为精彩的大闹天宫，都对应的是现实人生中的青少年阶段。从两界山开始的七十四难中，孙悟空历经艰难险阻，与诸多妖魔鬼怪周旋，身心都得到了发展，也逐渐遵守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是中年阶段的反映。取经事业顺利完成后，孙悟空被封斗战胜佛，头上的金箍自然消失。这时孙悟空内心的私欲已被摒除，达到真正游刃有余的自由状态，与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老年状态相符。孙悟空虽然始自精怪，但经过磨炼最终成佛，反映的是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化过程。

二、立善：穷善己身，达济天下

取经故事是《西游记》的主体，这一部分，作者花大篇幅叙写孙悟空的道德，然而受读者接受的影响，孙悟空并不是标榜道德的形象，而是一个幽默的战斗者的形象。作者将孙悟空塑造成道德的榜样源于他对古代文人典范的追求，是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对生命与价值做出的诗意的理解和表达。

（一）学，然后知不足。儒家提倡外在行为与内在修养的一致和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文”是指人的行为要符合礼的规范；“质”则是人的品质要以义为本。重视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方面，要完成修身重任就必须注重学习，“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学习不仅要做到谦虚谨慎、不耻下问，而且必须持之以恒。孙悟空崇尚自由，想要跳出五行和轮回网，为此外出求仙访道。求仙访道对孙悟空而言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他自始至终都表现得极为执着。东胜神洲到西牛贺洲，“隔两重大海，一座南赡部洲”，孙悟空漂洋过海，用了“十数个年头”才到达。在跟随菩提祖师学艺时，他“与众师兄学言语礼貌，讲经论道，习字焚香，每日如此。闲时即扫地锄园，养花修树，寻柴燃火，挑水运浆”，由于孙悟空能够耐得住寂寞，持之以恒，加上有悟性，最终学得一身本领。

长期的取经过程使孙悟空达到高度自律。取经之初，他野性未退，遇到剪径强人，“一个个尽皆打死”，“剥了他的衣服，夺了他的盘缠”，从第二十二回起，他开始有了转变的迹象。这一回中，他见菩萨，是“端肃皈依参拜”；九十七回，让抢劫寇员外的强盗“一个个落草逃生而去”，与前面的剪径强人下场截然不同。这表明，斩妖除魔的过程实际上是他通过自省来完善人格的过程，而他在这一过程中也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

（二）恒，方能固其德。“立心勿恒，凶”，《周易·益卦》上九爻辞中的这句话是指在心中树立牢固正确的思想观念，并长期坚持、恒久不变，强调作为君子，不仅要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高尚的道德标准，而且要持之以恒、上下求索。孟子对这一思想有所发展，认为恒志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指出人心当如山坡之径，不常思考便会心窍堵塞，坚强的意志力对人的精神活动至关重要。荀子在此基础上，着重强调了恒心的重要性，“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要想有所成就必须锲而不舍、持之以恒。

《西游记》全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到七回，写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龙宫、冥府和天宫；八到十三回，交代取经缘由；十四到一百回，写唐僧师徒前往西天求取真经，最终修得正果。孙悟空是保唐僧完成取经的核心人物，在唐僧所经历的八十一难中，他参与的有七十四难。从东土大唐到西天，漫漫取经路，妖魔不断，困难重重。每每遇到妖魔鬼怪时，唐僧常常惊慌失措，被捉住时，又“满眼泪下”“泪落如雨”；猪八戒则张罗着要分行李散伙。与他们相比，孙悟空对取经事业非常执著。第四十一回，孙悟空遭红孩儿的三昧真火和烟熏后，“气塞胸膛咋舌冷，魂飞魄散丧残生”，几乎丧命。但当他意识到猪八戒走错路时，不顾伤痛，“咬着牙，忍着痛，捻着铁棒，走过涧”，到火云洞打探消息。同时，取经途中，师徒四人时常餐风露宿，但孙悟空却对恶劣环境视而不见。第二十三回，唐僧见天色已晚，问三个徒弟要往哪里安歇，孙悟空道：“出家人餐风宿水，卧月眠霜，随处是家。”

（三）任重道远，死而后已。“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儒家非常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修己的目的主要不是独善其身，而是通过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实现由内向外，由己向社会扩张的社会价值，即由修身扩展为齐家、治国、平天下”[1]。受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古代的文人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他们关注社会现实，自觉参与国家政治，把济世安民、治国平天下作为最崇高的理想追求。孙悟空有对功名的追求，第四回中，他被玉帝封为弼马温，当意识到这是“未入流”的末等时，他“忽喇的一声，把公案推倒，耳中取出宝贝，幌一幌，碗来粗细，一路解数，直打出御马监，径至南天门”，因为玉帝轻贤而返回到花果山，竖起“齐天大圣”的旗帜。

孙悟空崇尚自由，然而西天取经却带有强制色彩。他不去取经，就无法从五行山下脱身，永远不得自由；同时，取经没多久，孙悟空就戴上了象征社会约束力量的金箍，当他不服唐僧使唤时，默念紧箍咒便不敢再去行凶；同时，取经事业还带有戴罪立功的性质。然而，我们不能据此忽视孙悟空自身的主观意愿和内在动机。西天取经对孙悟空而言是带有报恩性质的，唐僧和观世音菩萨的解救之恩是他难以忘怀的；同时，孙悟空还是正义的化身，他把“取经一路上的扶正除邪看成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使命”[2]。孙悟空不仅兢兢业业地保护唐僧前往西天取经，而且在取经路上扶危济困，积极施救那些受迫害的人。在乌鸡国，他辨明正邪，为乌鸡国王报了冤仇；在车迟国，他主动解救那些受压迫的和尚；在陈家庄通天河又为民除害，除掉专吃童男童女的金鱼怪；在朱紫国，他治愈国王的“双鸟失群”之症，从麒麟山赛太岁手中解救出被抓的金圣皇后；凤仙郡“一连三载遇干旱，草子不生绝五谷”，他得知前因后果后，劝说郡侯“回心向善，趁早儿念佛看经”，以致“无一家一人不皈依善果，礼佛敬天”，玉帝闻言传旨布雨，“风云际会，甘雨滂沱”。正是因为孙悟空具有承担精神，西天取经才能超越赎罪性质，而他也成为取经集团的核心。

三、逍遥游：崇尚自由，超越个体

“逍遥游”是庄子生命理想和哲学思想的核心。他认为，个体不仅要从逼迫性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政治领域脱身而出，而且要消除“功”“名”意识，以“无己”根除“功”“名”之心，使其身心皆逍遥于祸患和压制。文人对外在限制感觉敏锐，面对生命短暂、个体的渺小与无力、社会秩序对人的压制，以及个体内心的矛盾，他们常常在文学作品中流露出不能主宰自我命运，无法超越现实的感慨。因而追求从根本上超越一切限制和束缚的生存状态成为大多数文人的理想。

花果山“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犹如世外桃源，衣食无忧，又无剥削压迫。但孙悟空并未满足于这样的生活，担心“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注天人之内”，为此他放弃花果山为王的生活，几经春秋，孤身远渡，想要求得长生不老。跟随菩提老祖学艺后，孙悟空掌握了一个筋斗云十万八千里的本领，此后，他向龙宫借宝，在地府销册，长生不死，获得对自身生命形式的主宰权。

在脱离了宇宙时空对自身的限制后，孙悟空开始面对权力和社会秩序的挑战。他见到玉帝时，不但“挺身在旁，且不朝礼”，而且目无尊卑，口称老孙，这都表现了他对封建等级观念和皇权的蔑视。即便是在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途中，他对玉帝、如来等神佛世界中的最高统治者也是不怎么恭顺有礼的。第三十三回写道他向玉帝借天，说：“若道半声不肯，即上凌霄殿，动起刀兵。”第七十七回，向佛祖求救时，骂如来是妖精的外甥。“对权势保持独立的态度是文人的一个内在的本质特征”[2]，中国古代的文人把道作为精神凭借，以“道”的承担者自居，“从道不从君”是精英文人的一贯立场。在孙悟空眼中，君主要制约于国家权位，是不自由的。因而，当他救活乌鸡国王并助其除妖复位后，国王想要将王位让给孙悟空时，他笑道：“老孙若肯要做皇帝，天下万国九州的皇帝都做遍了，只是我们做惯了和尚，是这般懒散，若做了皇帝，就要留头长发，黄昏不睡，无鼓不眠，听有边报，心神不安，见有灾荒，忧愁无奈。我们怎么弄得惯？”

儒、道两家皆立足于社会现实。“以儒家思想作平日的人格修养，将自己的整个生命转化，提升而为儒家道德理性的生命，以此与客观事物相感，必然而自然地觉得对人生、社会、政治有无限的悲心，有无限的责任”[3](P17)。“逍遥游”不是常态社会中的人生理想，而是个体面对黑暗社会的无奈之选。黑暗的社会现实虽然剥夺了庄子这一类文人实现理想的可能，但却使得他们从日常生活中脱离出来，以独立的人格和高远的精神坚守来对抗权力的束缚和压制。他们虽然有所退却，玩世不恭，但骨子里仍坚守着文人的操守。孙悟空形象正是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在儒、道两家思想影响下既对社会现实无限关切，又能做到自我超越的精神状态。

[1]王琪，孙学强.孔子修身观的现代启示[J].山东社会科学，2000(6).

[2]朱峰.孙悟空形象的文人精神论析[D].河北师范大学，2007.

[3]徐复观.儒道两家思想在文学中的人格修养问题[A].中国文学精神[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责任编辑 王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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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0438（2015）12-0028-03

2015-07-25

赵新新（1990-），女，山西洪洞人，广西民族大学2013级古代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