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彤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24)

伊人独语 眼泪如歌
——论电影《红粉》的悲剧意识

郭彤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24)

作为第五代导演的李少红，经常在她的电影中贯穿着明显的悲剧意识。从电影《红粉》开始，李少红从女性的独特视角开始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女性命运往往是伴随着悲剧结局。电影《红粉》中悲剧意识主要是体现在女性命运的悲剧书写、悲剧意象的营造、戏中戏和话外音对女性命运的哭诉，导演从这三个方面来建构自己的悲剧意识，关注女性生存的困境。

李少红；《红粉》；女性；悲剧意识

第五代导演中，大多是男性导演如张艺谋、陈凯歌和田壮壮。李少红是第五代导演中少有的女性导演。她早期导演的电影如《银蛇谋杀案》《四十不惑》《血色清晨》并未从女性的视角去审视人性，《四十不惑》更是从男性的视角表现人生的困境。1994年《红粉》上映，李少红开始从她女性的独特视角关注边缘化的女性命运，之后的《恋爱中的宝贝》《绝对隐私》也延续了女性意识。《红粉》是处于李少红女性创作的摸索阶段，影片以客观平和的风格讲述两个女性的悲剧故事，为了凸显影片的悲剧意识，导演在意象和话外音上也加入悲剧元素，更像是对观众哭诉一段被历史遮蔽的女性故事。

一、女性爱情悲剧的书写

悲剧起源于古希腊，在西方，悲剧经历了古希腊命运悲剧、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易卜生的社会悲剧、异化为主的哲理悲剧。在中国没有形成完整的悲剧理论，对于悲剧的探讨，《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一书中，张法对“悲剧意识”的定义是“（一）悲剧意识把人类、文化的困境暴露出来。这种文化困境的暴露，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挑战。（二）同时，悲剧意识又把人类、文化的困境从形式上和情感上弥合起来。这种弥合也意味着对挑战的应战。”[1](P7)借鉴张法的观点，李少红在电影《红粉》中体现出人类的文化困境，她将视角转向特殊群体中的女性——妓女，展现她们无法走出困境的挣扎与无奈。

（一）“妓女”身份——悲剧之表征。朱光潜说:“悲剧满足于作为一个问题展示在人面前的那些痛苦的形象……”“换言之，悲剧不急于做出判断，却沉醉于审美观照之中。”[2](P212)电影《红粉》是改编自苏童的小说，描写1950年新的社会制度建立，解放军查封江南妓院的故事：翠云坊的妓女秋仪和小萼被带去教养院改造，离开翠云坊之后，两人的悲剧命运开始展开。

对秋仪来说，她的“身份”困境主要体现在三次“离开”，第一次是秋仪从教养院的窗户上跳下来，逃离了改造生活。家庭在秋仪的生命里是缺失的，离开翠云坊她无处可去，只能找她情感上的依靠——老浦，当老浦把秋仪带回自己家，老浦的母亲对秋仪的挑剔，迫使她再次离开，而老浦的态度则是“想在外面重新找个房子，和以前一样，更方便一些”。虽然被迫离开翠云坊，逃离教养院，但是“妓女”的标签还是无法摆脱，秋仪以为老浦会理解她，却不想在老浦眼里，她还是无法摆脱这样的身份，这又一次促成她的离开。影片里中秋仪把老浦的钞票撕掉，是她第一次对老浦失望。无处可去的她只能请求寺庙的尼姑收留她。和小说不同，电影中秋仪在离开老浦后怀孕了，当她因为父亲去世回家后，家里人因为她的身份不能接受她，她只好再次回到寺庙，但又一次被驱赶，这次驱赶使秋仪流产，寺庙也无法待下去，这促使她第三次离开。电影这一改编更加剧女性的悲剧，家庭不接受她的身份，对老浦从失望到绝望，寺庙更是不能接受她的身份，生活把她逼到了绝境。如果说第一次主动逃离改造是不愿改变自己原来的身份，后两次被驱逐则是她的妓女身份在新社会处处遭到排斥的表现，此时不是秋仪自己对身份要固守，而是社会不接受她，不管秋仪怎样努力去寻找自己的归宿，结果总是差强人意。最后她无路可走，只好嫁人。

小萼是与秋仪不同的命运，她和别的妓女一样被送到了教养院，接受改造，但是改造对她并未产生任何影响，不管新社会怎样变，小萼的思想还是坚信自己以前的生活是最好的，她从未想过要摆脱“妓女”的身份。主要体现在她与女干部的对话中，她对女干部的话并未理解，而且困惑，并不清楚为什么要改造，而且也不想明白，她只想自己过好生活就好，在她改造完之后，去扇子加工厂，领工资的时候和别人起冲突，她认为“什么干净的，钱就是钱”，她不管什么干净不干净，能花就好。后来和老浦结婚，老浦贪污事件，都是小萼以追求过好生活为目的选择的，在老浦走后，她把孩子交给秋仪，跟北方男人走了。影片从头到尾都塑造一个不想改变“妓女”身份好逸恶劳的小萼。

秋仪和小萼在新的社会不管是出于自己不愿摆脱原来的身份还是根本改变不了，这种身份的标签都是促使她们悲剧命运的一个因素，面对爱情，她们无法像普通人一样让社会接受，面对这样的困境，导演用她独特的女性视角，让人物自己选择自己的命运，对她们是哀其不幸，却无法给她们一个出路。

（二）性格缺陷——悲剧之根源。李少红说：“我就是要拍两个女人的个人化性格，性格造成她们的命运。社会因素的改变并不能真正解决她们的处境，以及她们真正的个人命运。”[3]同样是妓女，同样被社会所不接受，而造成秋仪和小萼悲剧命运的根源并不在于她们的“妓女”身份，而在于她们的性格。

影片中秋仪的形象是和杜十娘一样“贞烈”的女子，她们都是妓女，却对自己心爱的人忠贞不渝，但是正因为她过于刚烈过于理想化，才造成她从老浦家出走，影片中秋仪削发的情节更是体现她快意恩仇式的刚烈，当老浦回来找她时，说：“你要想结婚我们就结婚，你要干什么都可以，但你不能把头发剃掉。”如果秋仪听从老浦的话，跟他回家，可能结局会是另一个，但是她对老浦的绝望，特别是他说自己把头发给剃掉的时候，她只说了“你出去！”“你滚！”以致后来老浦跟小萼谈到秋仪时，老浦觉得自己颜面扫地。老浦结婚，秋仪表现的是宽容，老浦贪污，他们在狱中的对话，秋仪是深情的，以及抚养老浦的孩子这些行为，都是秋仪对老浦情义的表现。秋仪对老浦的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段不完满的感情里，除了老浦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秋仪太过于刚烈，导演加上秋仪和老浦狱中相会的场景，客观上是加强对这段感情的悲剧印象。

小萼是一个表面温柔顺从，但是骨子里却有很多针针刺刺的东西，过于自我。造成老浦最后去贪污的直接原因是小萼整日的歇斯底里和抱怨。影片的后面部分都是表现老浦结婚后，小萼的“挑剔”行为，没钱请保姆，老浦只好自己做饭，小萼不满，争吵后，老浦自己打自己或许能让小萼暂时的清醒，但是这种生活明显是过不下去的，小萼追求的是富裕享受的生活，此时的老浦也只是她满足自己生活需要的一个依靠，并不真心爱老浦，当满足不了自己欲望时，就和老浦闹矛盾。当她最后把孩子交给秋仪，跟别的男人离开，或许也是因为她还要追求自己所谓的“幸福”，不用自己劳动就可以获得的幸福。

两个不同性格的女性，在婚姻和爱情里都是悲剧的结局，一个太过刚烈，一个太过自我。历史在她们的命运面前，只是一个符号化的存在，并不能改变她们的生活，却无意地将她们推向了不幸，不过这不幸的根源是在于她们自身。

二、悲剧意境的营造

在很多文学作品中，经常用一些意象来渲染悲剧氛围，增强悲剧的情感，如秋雨、冬雪等自然风景，这些意象和主人公的悲剧命运相契合，有时甚至成为促使人物悲剧的符号。从场景的安排来看，在电影《红粉》中，李少红注重对悲剧氛围的营造，主要从两个方面，第一是将人物封闭在江南的小巷、“牢笼”似的天井楼厢、阁楼，增加人物之间的冲突，再加上江南独特的小桥流水、评弹渲染悲剧氛围。第二个是象征悲剧的“雨”和“伞”意象。

（一）阁楼意象。《红粉》中人物活动的空间是非常狭小的，教养院、小巷、天井式的楼厢，阁楼，导演将人物封闭在狭小的空间里，让他们各自展现自己的命运，这种方式给观众带来的是压抑的感觉，再加上影片朴实的风格，江南的风景传达出忧伤之感，都渲染一种悲剧的氛围。

比如小说中秋仪和小萼坐卡车被带走的，而在影片里，为了配合江南的气息，改成小船，秋仪跳卡车也被改编成从狭小的窗户跳下来，导演将这些历史符号置换成衬托人物命运的悲情符号，是对苏童小说中关于元历史的解构，突显人物的命运和感伤的情调。另外，在秋仪去老浦家，经常是被束缚在阁楼里，当她气愤的离开老浦家，影片则是用一段评弹来展现秋仪此刻的心情。

小萼和老浦的婚后生活也是被挤压在狭小的空间，影片中可以直观的感受到她活动的范围仅在一个楼道，房间内，偶尔去楼下晒衣服，打麻将，回来之后还引发和老浦的冲突。封闭的空间限制人物的自由，也增加了人物之间的矛盾。

另外在小萼和老浦结婚时，秋仪和小萼在离开翠云坊后第一次的见面，是被挤压在江南小巷中，秋仪本来打算道喜，却不知不觉说了不该说的话，狭小的空间让两人的姐妹之情岌岌可危，意味着她们之间的感情出现裂痕。

（二）“雨”“伞”意象。影片《红粉》中出现几次下雨场景，“伞”的意象总共出现了四次，这两个极具悲剧色彩的符号意象对人物的悲剧命运做了很好的铺垫，也反映了人物之间情感上的变化。

第一次下雨的场景是在影片的四十四分钟到四十七分钟之间，外面下着大雨，老浦站在寺庙门前敲门，开门的是秋仪，他不曾想到秋仪已削发，他说秋仪想结婚就结婚，但却埋怨她把头发给剃了，秋仪听到老浦这些话，反映更强烈，把老浦拒之门外。这是影片中下雨最大的一次，也是老浦和秋仪的冲突最激烈的一次，大雨暗示着两人关系的破裂，也是人物悲伤之情的外化。

“伞”的意象第一次出现在影片的七十四分钟，秋仪怀孕，寺庙的尼姑拒绝收留她，导致她流产，接着画面转到一个下着阴雨的小巷，老蒲打着雨伞手提点心盒走在僻静潮湿的小巷中。这里的伞和阴雨的天气，是对秋仪遭遇的一个暗示，而老浦手中的伞也带有一定的象征意味，他和秋仪的孩子没了，意味着他们最后一点关联的断裂。

“伞”第二次出现是在老浦和小萼婚礼之时，秋仪本来打算道喜，却不知为什么带了一把伞过来，并把伞送给小萼，“伞”意味着“散”，小萼觉得秋仪送伞是想让她跟老浦散，最后把伞扔在狭窄的小巷里。这里的“伞”其实是秋仪和老浦之间的爱情悲剧的象征。

第三次“伞”的意象是出现在秋仪去监狱看望老浦之时，从影片看出来当时有阳光，并未下雨，秋仪拿“伞”，此时既是意味着那段悲伤的感情也意味着她和老浦即将永久分离。

第四次秋仪打伞是在一个雨夜，老浦枪毙之后，她去老浦家看望小萼。此时伞是烘托老浦离去之后她们悲伤的心情，也意味着她们和老浦的这段悲剧的感情。

“雨”和“伞”的多次出现是对人物悲剧命运和人物悲伤心情的暗示，给影片增加了一份伤感的气息。

三、“技术”层面衬托悲剧

一部好的影片，在拍摄技术上必须能融入它的主题，以悲剧来看这部影片，除了在设置人物的命运和环境中导演自觉地流露出悲剧意识，影片中对于加入戏中戏——白毛女的部分和部分话外音的运用上直接表达人物的悲情或是悲愤。

（一）戏中戏的运用。李少红在接受采访时说过：“过去我们描写的女性,主要从政治和历史的作用出发,《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女篮五号》《舞台姐妹》这些影片都是把女人作为一个群体形象推出来,都是带着反封建、反压迫的政治意向,这种意向对于当时的政治要求是对的。我觉得我们应走出定势,去反映女人的个人存在价值,反映她的复杂的个性状态,而不只是为历史和社会而存在。我们这部片子的创作过程就是遵循人物原本的状态和面貌。”[4]而在影片59分钟时，出现一段《白毛女》的扮演，由老浦扮演黄世仁的桥段，从李少红导演的话可以看出，这里她安排的《白毛女》选段，除了是反抗政治压迫外，还有别的意义。

选段重点在于白毛女的对对自身命运的哭诉，其实可以看作是当小萼和老浦开始发生感情时，秋仪的一段哭诉。当“白毛女”哭诉向“黄世仁”（老浦）自己“穿的是破布烂草不遮身,吃的是庙里的供献山上的野果”，接下来的镜头就直接转向小萼，她表现出一种胆怯，此时的秋仪正是无路可走才祈求寺庙收留，和“白毛女”那段唱词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加入《白毛女》这一选段的目的，表面是在向地主阶级控诉，其实是侧面表现秋仪对老浦的一段哭诉自己悲惨的遭遇。

（二）话外音的运用。影片开始就是一个中年妇女讲述一段刚刚解放后的故事，这是暗示影片是一个关于女性回忆的故事，影片的背景音乐伴随她的讲述，给观众传达出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这种第三视角叙述是一个客观的视角，它既能推动故事情节，也间接通过人物命运的讲解和态度表现导演的情感趋向和悲剧意识，而且女性讲述女性，带有明显的个人化倾向。

“真没想到，转来转去，他们俩倒好起来了。你说秋仪多倒霉，就在这个时候，她爸爸又死了，这家也不是她自己的家，秋仪赶回去，一进门就跪下来哭，哭地嗓子都哑了，也不知道是哭她爸爸呢，还是哭她自己呢。”这段话外音既是对小萼和老浦的不满又对秋仪充满同情。

秋仪流产后，银幕上是老蒲打着雨伞手提点心盒走在僻静的潮湿的小巷中，话外音：“总算老尼姑发了慈悲，救了她这条命，秋仪的命是保住了，但还有什么意思呢，她什么也没有。”影片没有直接表现秋仪流产而是用话外音来解读，虽然没有直接表演出来更有感染力，但却表现出叙述者对秋仪的惋惜，对命运不公的感慨。

这种叙述带来的独特优美真实展现了女人，一个男人完全无法理解的狭隘。[5]导演用话外音来讲故事，对女性的个人悲剧只能在一声叹息中结局，女性的生存困境，只能让女性自己去突破。

四、结语

正如戴锦华评价的那样：“第五代导演中后起的、但无疑是其中佼佼者的李少红堪为代表”。[6]李少红导演在《红粉》中传达出她的女性悲剧意识，是对历史潮流中女性个人化的悲剧命运的书写，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她将女性意识和悲剧意识结合起来，对女性性格中的缺陷和弱点进行反思，并探寻女性这一群体该如何突破自身的性别束缚去追求幸福，但是追寻的结果都是以悲剧收场，正如秋仪和小萼的命运一样。作为第五代导演中少数的女性导演之一，李少红和其他男性导演相比，在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中有她独特的视角，男性导演在塑造女性悲剧命运时更多的带有功利性的因素，更注重外在的时代因素对女性悲剧命运造成的影响，如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更多地强调封建社会对于女性的伤害，不注重女性内心以及个人化的因素。李少红恰恰是以自己敏锐的眼光，以自己独特的女性体验来书写女性悲剧，从女性自身的因素作为切入口，把女性的悲剧命运娓娓道来，带有强烈的个人化色彩。因此对女性个人化命运的迫切关注，使她在第五代众多男导演的“女性电影”中独树一帜。但是女性这种悲剧命运该如何去改写，导演并未给我们寻找到出路，怎样解决女性所面临的困境，还值得我们思考。

[1]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2]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3]王富仁.由《红粉》所想到的[J].当代电影，1995（4）.

[4]张卫，应雄.走出定势与李少红谈李少红的电影创作[J].当代电影，1995（4）.

[5]谢晓霞，崔同科.女性视角、历史与镜像——李少红电影研究[J].当代文坛，2005（5）.

[6]戴锦华.不可见的女性：当代中国电影中的女性与女性的电影[J].当代电影，1994（11）.

[责任编辑 刘金荣]

Pretty Female Alone,Tears like a Song——On Tragic Consciousness of Film“Pretty”

Guo Tong
（NormalUniversity,Shijiazhuang,Hebei050024）

Li Shaohong,as the fifth generation of director often runs through in her film obviously tragic consciousness.Starting from themovie“Pretty”,Li Shaohong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survival state of the women from a unique perspective ofwomen.Women are often accompanied by destiny tragedy ending.In the film“Pretty”tragic consciousness ismainly embodied in the female destiny tragedy writing,image build and drama silliness and voice to cry about the fate ofwomen.

Li Shaohong;pretty female;tragedy consciousness

J905

A

2095-0438（2015）12-0089-04

2015-08-22

郭彤（1992-），女，山西运城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