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瑶

（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合肥230061）

“我怎么变成这样？”
——浅析《三个高个子女人》中的“异化”世界

姚瑶

（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合肥230061）

爱德华·阿尔比是美国剧坛的常青树，是继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斯之后美国最杰出的剧作家。他三次获得普利策奖，分别是《微妙的平衡》（1967)、《海景》（1975)和《三个高个子女人》(1994)，以及托尼终身成就奖、终身成就先锋奖等。其中《三个高个子女人》则是阿尔比沉寂二十多年后的复出之作，一连获得了普利策奖、纽约剧评奖等五项大奖。与其早期创作的荒诞剧相比，阿尔比在该剧中更加侧重对人类“异化”命运的终极关怀。本文旨在剖析《三个高个子女人》中主人公“异化”的危机世界，具体分析其“异化”的根源，进而借此引起人类对自己未来的思考和探索。

《三个高个子女人》；爱德华·阿尔比；“异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荒诞派文学在西方应运而生。爱德华·阿尔比作为美国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一直致力于关怀人类的前途与命运。其1994年推出的新作《三个高个子女人》，一连获得了普利策奖、纽约剧评奖等五项大奖。该剧中，阿尔比采用了极为创新的艺术手法，将人物同时一分为三（即92岁的A，52岁的B和26岁的C），让过去的自我破镜而出，重新还原成真实的舞台形象，让她们同台对质。在争论的过程中，一个女性由美丽纯真“异化”为尖酸古怪的种种经历逐一向读者呈现出来。本文旨在剖析《三个高个子女人》中主人公“异化”的危机世界，具体分析其“异化”的根源，进而借此引起人类对自己未来的思考和探索。

1．自我“异化”的危机世界

“异化”（Alienation)一词源于拉丁语Alienatio，意为疏远、脱离、转化、他者化，主要指某者成为他者、某者将自己推诿于他者、某者把自己的东西移让给他者。异化是行为者自己做出而又异于自己的行为。[1]（P.27）《三个高个子女人》中，三个女人性格迥异：A专柜尖酸；B实际又功利；C纯真善良，对一切充满好奇。A、B、C实则为同一位女性，表现的却是她生命不同的阶段：垂暮、中年和青春。26岁的C在漫漫人生道路之中一步步“异化”为92岁的A。其“异化”特征主要显现于夫妻以及母子这些社会、家庭伦理关系之中。

1.1 夫妻关系的“商品化”

婚姻关系是人类社会文明中最基本的关系之一，也是家庭最基本的关系。正常的婚姻关系应“建立在浪漫的感情基础上”[2]（P.60）。《三个高个子女人》剧中，主人公在青年时代（即26岁的C）天真美丽，对爱情充满期待，时刻留意寻找自己的“梦中情人”，并希望收获一份真挚的感情。然而，她最终的选择令人出乎预料——嫁给一个身有残疾的矮个男人为妻。在被B和C一再追问当初为什么做出这种选择时，92岁的A坦诚道，他们的婚姻关系实则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她需要物质的满足，而他则渴望一位美丽的异性填充精神上的虚无。婚后，他们的夫妻关系一一被商品化，金钱被等同为感情，变成可以买卖的商品，夫妻双方最在乎的也只是对方的交换价值。丈夫不断送珠宝首饰来满足妻子的欲望，因为高挑美艳的妻子可以做为一张华丽的名片，使他在任何社交场所者备感荣耀。而妻子即使婚前就知晓与丈夫之间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感情，甚至无法体会正常的夫妻生活，她仍愿意拼命守住婚姻这一“长期协议”[3]（P.108），因为她并没有将丈夫视为独立的、有内在价值的人，而是当作为她提供财富的机器。此种相互利用基础上的婚姻关系一直持续到丈夫得癌症死亡为止。

1.2 母子关系“疏离化”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指父母子女间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父母的权利义务主要在于哺育、照顾未成年子女的生活，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保障其健康成长。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家庭伦理关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构成了一个特定的道德体系。“道理主体（父母）在面对这些义务时，几乎不能选择是否履行这些义务，而是必须接受这些义务”[4]（P.186）。因此，教育子女，关心子女的成长是父母应尽的义务，也是正常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必然体现。然而，《三个高个子女人》中的主人公即使身为人母后，她也仍然痴迷于对物质的追求。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她没有给孩子安慰和关怀，忽视她应当负有的责任和义务，无法扮演一位传统母亲的角色。儿子日渐成熟，与母亲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他们之间很少交谈，与母亲有关的任何事情儿子也从不发表意见。但当母亲偶然发现儿子竟然是“同性恋”并予以斥责时，儿子却冷冷说出母亲与马夫“偷情”一事来反诘她。母亲惊愕之余意识到：在成长与教育的问题上，母性身份长期缺失致使她早已疏离与儿子之间的关系；而且，她的所言所行也在很大程度上给儿子造成了某种困扰。自此，儿子选择离家出走，母子关系宣告破裂。

从天真浪漫的26岁到行为怪异、众叛亲离的92岁，阿尔比在《三个高个子女人中》生动而真实地揭示了一位女性“异化”的过程。

2.“异化”的根源

纵观《三个高个子女人》一剧，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缺乏温情、缺乏信任、冷漠隔离。这种“异化”现象并非一种纯粹的偶然，它的背后必然存在着使其出现的根源。

2.1 清教主义思想的精神压迫

作为美国主流宗教，清教主义思想对美国社会生活各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清教主义是清教徒的思想和他们所信仰的教义。清教徒信奉严格的宗教和道德原则，顺从地接受“命定论”、“原罪说”和“通过上帝的仁慈所带来的有限的救赎”等教义。他们具备循规蹈矩、勤奋、坚韧和自制的品质，但另一方面却排斥感情，极力压抑人的欲望，并谴责享受与娱乐。剧中主人公的母亲便是这样一位严苛的清教徒。

A：我母亲一直对我说这句话：别不懂规矩！她让我们把她放在我们面前的东西全都吃掉，她让我们懂得做一个成年人意味着什么。[3]（P.97）

A：她母亲让我们上床睡觉前把前天晚上穿的所有东西都洗干净，用手洗。她让我们做淑女。[3]（P.97）

C：一天两次去教堂。做很多祷告。[3]（P.97）

C：记着，别把它（贞洁）给出去，妈妈说，别把它轻易给出去。[3]（P. 104）

B：他们会因此不尊重你，别人会认为你是个放荡的女孩儿。那样你还能嫁给谁呢？[3]（P.104）

根据主人公在不同年龄阶段的回忆，母亲从小便用清教主义的苛刻来严格束缚她和妹妹的言行，而且还用清教主义的专制来强迫姐妹俩接受请教的信仰。剧中的主人公就是一直被这种无形的力量塑造和钳制的。母亲用具有强烈功利色彩的“淑女”形象诱惑幼小的主人公，而此时尚未形成自我概念的主人公则逐渐将这种外在的观念形象转化为内在欲望的对象，并把它与自己的未来自我紧密相连。她幻想凭借自身的勤奋与努力，成为一位名符其实的“淑女”，获得一段美满的爱情与婚姻，幸福地生活。然而，在遭受男友欺骗并目睹社会黑暗等一连串不幸后，她的梦想瞬间化为泡沫。“他们（父母、老师、所有其他人）对你撒谎，你逐渐长大，他们却极力去回避，去修饰，去躲避，去逃避。能说半真半假的话，说决不说出事实的真相。对‘美好的前途’，对我们必须期待的东西，也从不提供可选择的余地”[3]（P.108）。至此，主人公抛弃了爱情理想，撕裂了那副一直强加于身心却虚无飘渺的“淑女”面具，转而迷恋上真实且实在的物质生活，企图以此填补和掩盖精神上骤然的缺失。于是，她选择了一段有金钱保护却不幸福的婚姻，并时刻防守这“财富保障”被他人占有。主人公越是沉醉于物质世界，越是憎恨往日清教徒主义苛刻的思想钳制。因此，她不仅将年迈的母亲变成自己的敌人，而且也渐渐疏离了“妻子”与“母亲”的角色。在孤立于家庭的同时，主人公正逐步“异化”成一位完全背离纯真“淑女”形象的性格怪异的女性。

2.2 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教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化的工业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原先美国社会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导，这种生产方式以农作物为生产条件，人们奉行节俭、勤劳、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两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技的进步，工业突飞猛进发展。建立在大型机器和厂房基础上的工业化生产模式渗透到美国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工业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随之物质财富不断增多，社会价值观也出现了变化。人们开始推崇消费主义，物质上的享受高于精神上的追求。《三个高个子女人》剧中，主人公出身于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父亲给别人做家具，母亲在家务农。她从小既要帮母亲做家务，又要照顾妹妹，但她仍坚持刻苦学习。毕业后，她怀揣一份美好和善良来到大城市寻找工作，希望能拥有一份幸福的生活。然而，与简单质朴的农村生活相比，这里向她展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物欲横流的世界：高档华丽的舞会，富人们一掷千金的赛马场，琳琅满目的商业大厦等等。主人公周围的种种给予她强烈的讯息——物质享乐至上。在物质财富的冲击下，“人类的内在生态规律彻底失去了平衡，人们在‘物’的丰收中迷失了‘心’的意向”[5]（P.191）。于是，她也开始出入各式消费场所，并从中逐渐体验到消费所带来的刺激与快感。当已无法满足现有的物质生活时，她便企图依附于上流社会。因为上流社会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而此时某个男人的出现恰好实现了她的愿望。虽然他“个子矮小，只有一只眼睛，另一只是玻璃的”[3]（P.108），但是他家世显赫。主人公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内化为个人的价值观，认为自己就是商品，因此她选择丈夫的标准并不以爱情为前提，而是要选择一个在经济上有潜力的生产者。婚后，交换原则贯穿婚姻的始终，而金钱则在婚姻中起来决定性的作用。儿子的出生也并未给她带来片刻的幸福感，他只不过是婚姻中一个附加的产物而已，他存在的价值远远不及物质赋予她的快乐。主人公在物质世界里迷失了方向，并越走越远，与家人的关系也日益恶化。夫妻相互背叛，儿子离家出走，姐妹反目成仇。她日渐一日地与外界隔绝，在临终前说道：“我没有任何朋友了，他们大多都死了，没有死的也快死了，不是快死了已经搬走了或者我不会再见了。”[3]（P.98）

爱德华·阿尔比在《三个高个子女人》中塑造了一位由纯真善良逐步“异化”为怪异孤独的女性。上述分析表明，清教主义思想的压迫以及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教化导致了主人公的“异化”危机。精神的空虚和物质的迷失使她在孤独中不断“异化”，与家庭成员之间也逐渐产生隔阂，以至于晚年时终日生活在苦闷、彷徨和无助之中。阿尔比在该剧中表现出对人类“异化”命运的终极关怀，通过展现一位女性“异化”的一生来引起人类对自己未来的思考和探索。

［1］王海明．几个异化难题之我见[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5）．

［2］张生珍，金莉．当代美国戏剧中的家庭伦理关系探析[J].外国文学，2011，（5）．

［3］爱德华·阿尔比著，于海阔译．三个高个子女人[J].戏剧之家，2012，（12）．

［4］罗国杰．《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5］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M]．陈嘉映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6］Bigsby,C.W.E.Modern American Drama 1945-2000.Cambridge:CUP,2000.

I3/7

A

2095-7327（2015）-08-0174-02

姚瑶（1982—），女，安徽庐江人，就职于合肥师范学院大学英语教学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