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春梅

(山东女子学院，山东济南　250300)



从乡土文明的逻辑出发论莫言小说的贞节观
——《丰乳肥臀》解读

程春梅

(山东女子学院，山东济南250300)

摘要：高密东北乡是莫言文学想象的落脚点，它自成体系，莫言通过创作大量文学作品赋予它超越现实的灵性和力量，它承载了莫言对乡土文明的全部情感，无论是热爱还是恼恨，是排拒还是眷恋。《丰乳肥臀》这个以母亲上官鲁氏为中心展开的家族故事是高密东北乡所有故事里最有份量的一个，它最能有代表性地阐释高密东北乡的乡土文明。在这里，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与生存本能、生育需求、爱情需求、性欲望狭路相逢，贞节观念便丧失了通常所具有的影响力。在莫言的小说中，高密东北乡的贞节观有着更为人性、更加现实的逻辑。

关键词：《丰乳肥臀》；贞节观；乡土文明

如果说现代文学时期沈从文的创作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自由恬美、自成一体的湘西水乡世界，那么当代文学中莫言的创作则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自由奔放、自成一体的高密东北乡这个乡村世界。高密东北乡是莫言文学想象的落脚点，这里是文明与野蛮的交叉地带，它按照自己的乡土逻辑去上演20世纪百年中国悲欢离合的各种剧目，《丰乳肥臀》这个以母亲上官鲁氏为中心展开的家族故事是高密东北乡所有故事里最有份量的一个，它最能有代表性地阐释高密东北乡的乡土文明。

贞节观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道德观念，在中国社会源远流长。“贞”是指夫在守节，“节”是指夫死守寡，国家为此还建立了贞节的奖罚制度，“贞节”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判定尺度，其影响力始终没有断绝，也因此与社会的性控制，与人们的生育观、婚姻观、爱情观纠结在一起，形成复杂的贞节观问题。莫言作为男性作家，从男性视角出发创作的作品在贞节观问题上也会有其自身的特点。

对女人的贞节要求是全世界各种文明都不能回避的一个事实，这个为男人的家族生育纯种的后代而特别给女性立下的规矩在人类社会已经顽强地存在了几千年，那种“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念至今仍然或隐或显地在施展其影响。比较而言，在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则有着更为人性、更为现实的乡土逻辑，它一面呈现着贫瘠愚昧不开化的景象，另一面却自由奔放，散发着旺盛的生命气息，视男女为大防的观念在这里难见信仰者，男女之间反而更多地保留着天然的性情。本文将通过对《丰乳肥臀》的解读来管窥莫言小说建立在乡土文明逻辑上的贞节观。

一、贞节观与生存本能的冲突

作为农民之子，又浸蕴着齐鲁文化的气息成长，乡土文明的种子已经深深扎根在莫言心里。承载了独特的乡土文明的高密东北乡，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1](P3)。它既藏污纳垢，又超凡脱俗，既被社会大潮所裹挟，又自成王国。在这里，生存本能会战胜羞耻心，与贞节相比有更大的力量。

在《丰乳肥臀》中，以上官鲁氏为中心的上官家族的故事很多都要直面生存困境，当丈夫和公公死去、婆婆发疯后，上官鲁氏一个人带着女儿们还有女儿们只管生不管养的外孙(女)们，在高密东北乡这片生养了她的土地上讨生活。活着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实在没有可吃的了，一家人随着讨粥的人群跑到县城寻找出路，母亲狠心把七姐上官求弟卖了。而四姐上官想弟为了给生病的母亲治病，为了救一家人的性命，自卖自身到妓院做了妓女。直到几十年后想弟带着一身的病痛回到家，积攒一生的财宝被夺走，还要被请进阶级教育展览馆满足公社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妓女的好奇心，接受批斗，最后被打成了脑震荡。而那个被卖给了外国女人的七姐后来改名乔其莎，尽管是医学院的校花右派，有知识有文化，但是在大饥荒中，在每天一两粮食的时代里，她既不相信政治也不相信科学，只相信食物。所以她会在拼命地吞咽着食物的同时任凭炊事员张麻子占有她的身体。不幸的是乔其莎因为吃多了张麻子给的豆饼饱胀而死。这个张麻子在饥饿的1960年里，以食物为钓饵，几乎把全场的女右派诱奸了一遍。贞节观念在生存本能面前苍白无力，“民以食为天”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莫言写出了这样的现实。他的小说创作践行了自己“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而不是“为老百姓写作”的观点，他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他说过，“你最好不要担当道德的评判者，你不要以为自己比人物更高明，你应该跟着你的人物的脚步走。……对与错，是由时间的也是由历史的观念决定的”[2](P32)。因为这样的创作态度，莫言给予他的人物最大的宽容与理解，在刻画人物的时候丝毫没有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在穷困的乡村世界，人们也有自己的生存之道，无论有知识还是没知识，生命的价值不是区区贞节可以评判的。

二、贞节观与生育观的冲突

人类社会为实现种族繁衍而建立了生育制度，而贞节制度的建立与不断强化部分也是为了实现优生的目的。对传统中国人来说，生育嫡系子孙这件事有着绝对的影响力，对女人的性控制也自不必言，要严守男女之大防，在中国传统社会对贞节的重视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种贞节观与生育观是共生的，是对女人毋庸置疑的基本要求。但是，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不同的文化背景，在对待贞节和生育的态度和方式上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虽然传统社会普遍地通过礼乐教化和贞节制度让贞节观念深入到社会的每个角落，但是在高密东北乡，自有其不一样的乡土文明的逻辑。当贞节观与生育观发生冲突的时候，贞节观就遁入无形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性的生育目的明确而重大，这是更深刻的乡土文明的逻辑。

小说《丰乳肥臀》虽然用了一个比较香艳的题目，却是莫言诚恳地献给母亲的一曲颂歌。歌颂母亲无私的厚爱，歌颂母亲直面现实的有力承当。莫言在多种场合强调过，男人是破坏者，女人是建设者。所以，当“母亲”鲁旋儿嫁给上官寿喜三年不生育，她姑姑带她查体知道不是她的原因之后，她就在姑姑的安排下开始了借种的历程。姑姑竟然不惜把自己的丈夫灌醉让他和侄女完成借种的任务。包括鲁旋儿的婆婆上官吕氏，也都是响当当的当家婆，守着懦弱无能的丈夫和儿子，独立承当着家庭的大事小事。这些有着地母一样坚强性格的女性系列，在《丰乳肥臀》中不断展现着炫目的异彩。

由于婆婆和丈夫求男丁心切，看到上官鲁氏生不出儿子就对她施加暴力，可是暴力催生了智慧和胆量，她在他们残酷的打骂中一次又一次地偷偷出去借种，来弟和招弟两个女儿是她跟姑父于大巴掌生的；三女儿领弟是在芦苇荡里跟一个外乡赊小鸭的怀上的；四女儿想弟来自与江湖郎中的交合；五女儿盼弟是母亲与卖肉为生的高大膘子所生的；六女儿念弟是与智通和尚所生的；七女儿求弟的出生是因为母亲被4个拖着大枪的败兵轮奸。为了生下孩子，生下上官家的男孩，上官鲁氏忍辱负重又勇敢叛逆。直至遇到马洛亚牧师，她才照耀着神眷的光辉，遭遇了一生的爱情和温暖，生下了一对有着金色头发的龙凤双胞胎。当然，这9个孩子都是上官家的姓，虽然没有生育能力，但上官寿喜是上官鲁氏唯一的丈夫。借种的历程并不平坦，可是颠着小脚的她义无反顾地去做了，她爱她生下的所有的孩子，也爱那些被女儿们扔给她的外孙(女)们，那是母亲的天性。

莫言带着母亲崇拜、生殖崇拜的心去写上官鲁氏，在高密东北乡这片乡村土地上，他下定决心不比作品的人物更高明，所以母亲的艰难和坚韧，母亲的挣扎和无奈，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就是这样一个私通惯犯，这样一个咬着牙应对灾难的女人，让我们认识了母亲的悲壮和伟大。时隔多年，最初那些批判莫言糟蹋母亲形象的人们应该偃息了。母亲的形象难道只有贞节才算伟大么？我们一定要把母亲美化得一尘不染才算尊敬母亲么？上官鲁氏是一位在乡村中生活的母亲，那些所谓贞节的规矩和说教在这里显得太浅薄了，这里遵循的是乡土文明的逻辑，是民间文化的价值观体现，母亲除了接受这样的命运挑战并进行这样的个性抗争，还能有怎样更伟大的表现么？莫言与他的人物是息息相通的，他只要去按照乡村生活的逻辑写，就必然写出这样隐忍、坚强的母亲来，所谓的贞节要求在母亲的概念里反而是苍白的。

三、贞节观与爱情的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里只有婚姻的合法性，爱情即是大逆不道的“淫”，是不贞节的，《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等等这些写爱情的经典都遭遇过禁书令，因为它们的流布会加重不贞节的危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是唯一被认可的婚姻缔结模式。爱情与私奔往往会结伴而行，这都是家族丑闻，总是令人羞于启齿的。但是对于高密东北乡的年轻女性而言，为了爱情而私奔，为了爱情而私通，这常常是她们义无反顾的选择，她们听从内心的呼唤，自由奔放而理直气壮。莫言曾在中篇小说《红高粱》中借女主人公戴凤莲临死之前对苍天的呼告表达了这种对人性之光追逐的赞美：“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1](P64)这个高密东北乡第一烈性女子，这个被称为“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的女人，一生按照自己的心愿去活，反抗父亲的包办婚姻，追求爱情，活得轰轰烈烈，传统贞节观的束缚对她来说毫无意义。

莫言在《丰乳肥臀》中也描写了上官家的女儿们自主选择爱人的历程。大女儿看上了先抗日后降日的鸟枪队司令沙月亮，就是这个鸟枪队的队员逼死了马洛亚牧师，轮奸了母亲，虽然母亲坚决反对，但大姐已经被自己的爱情迷住了，后来与沙月亮私奔，生下女儿沙枣花后送回家让母亲抚养。二姐则不顾母亲的反对，爱上了杀日本人的英雄司马库，不介意去做司马库的第四个小老婆，还硬是在紧要关头把司马库的老婆生的儿子司马粮塞给了母亲抚养，为司马家留下一条根。三姐爱上了会打鸟的鸟儿韩，在鸟儿韩被日本人抓走后自己发痴变成了鸟仙整日疯疯癫癫，后来跟大哑巴孙不言好上，生了一对双胞胎，可惜后来被炸死。五女儿爱上了抗日的爆炸大队的蒋立人(后来改名鲁立人)，就直接跟他混在一起，参加了爆炸大队，生了女儿鲁胜利也送回来让母亲抚养。这些女婿们各有其主，在中国的抗日、革命历史上你方唱罢我登场，一部中国现当代史的风云激荡都能在这里看到影子。母亲在这些倔强的为了爱情就算飞蛾扑火也在所不惜的女儿们面前无能为力，只能任由她们自己去选择，自己去承担她们的命运，何况她自己不也是如此么？她跟马洛亚牧师的爱情也让她的生活有了一点甜蜜，她不是也非常珍惜这份情意么？

莫言无论写母亲，还是写女儿们的生活命运，都是遵循着民间的乡土文明的逻辑去写，他笔下的人物很难用简单的好坏去划分，鱼目混杂、英雄狗蛋通通像生活本身一样真实。与莫言相似，沈从文笔下不少吊脚楼上的妓女与船上的水手之间的爱情故事，莫言在评价沈从文的时候，也是很看重沈从文创作中的民间立场和视角，“他写那些江边吊脚楼里的妓女，如果是知识分子立场，那就会丑化得很厉害。但沈从文却把她们写得有很多的可爱之处，因为他对这些妓女的看法与那些船上的水手对她们的看法是一样的。他也没有把她们写成节妇烈女，而是写出了她们在职业范围内的真情”[2](P33)。事实上，他们不是用知识分子的眼光去居高临下带着道德优越感写人物，而是遵循着民间的价值观，其作品中生机勃勃的乡土气息便扑面而来，既生动又真实。

四、贞节观与性欲望的冲突

贞节观与性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赋予性以道德意识，强调性的正当的生育功能，避而不谈对于女性来说也同样重要的性欢愉功能。传统社会女性不能表现性欲望，而很长时间里我们的文学传统也回避对性的阐述。王安忆曾经说过:“如果写人不写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不写性就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无法回避。”[3]所以她写了《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岗上的世纪》，特别从女性主体的角度去呈现了女性的性欲望的苏醒。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重新认识性欲望，从人性的角度去认识性、描写性。与凯特·米利特在她的《性政治》一书中分析4位男性作家文学作品来阐述性政治在文学中的反映相似，凯特·米利特把性问题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认为男女之事其本质内容是男人对女人的强权和支配观念。事实上，这种观念几乎在所有的男性作家那里都或隐或显地存在。莫言也是一个从不回避写性欲望的作家，但是，作为一名男性作家，莫言的写作似乎跟上面的都对不上号，即使有所相似，也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从乡村世界成长起来的莫言，在表达他的性观念和贞节观念的时候，显得与众不同。

莫言把自己称为“一个女性主义者”，认为女人比男人伟大，这在《丰乳肥臀》里表达得很明确。莫言笔下的女性，无论是《红高粱》中的戴凤莲、《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四十一炮》中的杨玉珍，还是《蛙》里的姑姑，每逢重大历史关头，总是表现得比男人坚强。莫言在自己从小生活的环境里也是有这样体会的，每当遇到重大问题，家庭生活里出现重大转折，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时，母亲和奶奶的表现，总比父亲和爷爷要坚强。莫言曾说：“为什么我的小说中会出现这么多的强大的女性形象，我想大概与我个人的经历有关。在我的青少年时期，中国社会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在那些饥饿和混乱的岁月里，我发现了男人的外强中干和脆弱，发现了女性的生存能力和坚强……女人较之男人，更能忍受困难。我想，这是一种母性的力量。”[4]莫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多次提到《丰乳肥臀》里面的上官金童，认为他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懦弱，而这是自己的精神自传，也是中国像他这样的一代人精神方面的一个弱点。所以，莫言有更足够的理由去赞美自由的女性的力量。

莫言的作品中有各种为了自由的性与爱而个性张扬的女性，《红高粱》中的我奶奶戴凤莲先是跟轿夫余占鳌在高粱地野合，后来就正式成为余占鳌的女人，但在余占鳌跟丫头恋儿混在一起后，她把他们赶走，自己则带着儿子跟土匪铁板会黑眼住在一起，直到于占鳌找来跟黑眼打一架，才重新回到他身边。《檀香刑》中的眉娘丈夫小甲是个性功能不太行的小屠夫，她爱上了干爹县太爷钱丁，得到了她想拥有的心灵安慰和肉体解放的对象，这也是一个敢爱敢恨、自由地拥有自己身体的女性。莫言曾经说：“我没有理由不赞美女性，因为女性是我们的奶奶、母亲、妻子、情人、女儿、密友。我的遗憾是我还没把她们写得更好一点。……《红树林》主要是写女人，当然是用男性的态度写女人。男性对女性的第一态度就是性爱，《红树林》中的主人公林岚，自然也就是为了性爱而生，为了性爱而死，她的一生都被性问题围困着，就像我为本书写的卷首语：‘在欲火如炽的红树森林里，烦躁不安的叙述，宛若一匹东奔西突的马驹’……”成长于乡土民间的莫言，把女性原始的生命力写得荡气回肠，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和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小说中的三姐鸟仙与哑巴孙不言之间的情欲描写，大姐与妹夫司马库、与鸟儿韩之间的情与欲的描写，都自由自在，体现着乡土民间的生命活力。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了莫言的男性作家的身份。莫言曾经说过，“我作品中的男性角色也不都是卑琐不堪，也有余占鳌、司马库那样的好汉子。……我从来不去考虑男女性别差异这种麻烦透顶的问题。我是男人，我在写作，写作并不能改变我的性别，我也从来不去试图用女性的态度看男人或是其他，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梅兰芳在舞台上男扮女装时，胡子也在同时生长。一个男人能够自如地扮演的角色——其实也不需扮演——只能是孙子、儿子、丈夫、情人、父亲、爷爷，或者是嫖客。”[5]所以，由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坦然自在的莫言，他无论怎样都不装着，不端着，他带着乡村的质朴为我们讲那些乡土故事，他很少让男人凌驾于女人之上，即使英雄如余占鳌、司马库，也都是有个泼辣勇敢的戴凤莲和二姐上官招弟与他们并驾齐驱。作为男性作家，他不回避自己的男性立场，也不回避自己与上官金童相类似的内心懦弱，他既能够毫不吝啬地赞美女性，却也不会超出他的经验范围。而这样坦率的写作态度，反而让他在更大意义上摆脱了凯特·米利特所强调过的男人创作中常见的男权支配观念，当然更不会有会被反女权者所诟病的女权强势现象。莫言坚守“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信念，从乡土文明的逻辑出发完成的创作，让我们看到了从性别平等意义上来说的更接近文学本真的创作方法，这是他对文学的独特贡献。

参考文献:

[1]莫言.莫言文集·红高粱家族[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杨守森，贺立华.莫言研究三十年(中)[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

[3]王安忆.王安忆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10.

[4]莫言.说吧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访谈对话集[M].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238.

[5]莫言.莫言文集·碎语文学[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4.

·女性文化视野下的莫言创作专题研究·

On the Chasteness Views in Mo Yan’s Novels in Light of Local Civiliza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BigBreastsandWideHips

CHENG Chun-mei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Jinan 250300,China)

Abstract:Northeast Township in Gaomi County, the fictional place in Mo Yan’s works, has its own system which is endowed with supernatural powers and loaded with the author’s strong emotions for local civilization, whether affection or hatred, resistance or attachment. 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 the family story centered on the mother Shangguan Lu matters most among all Northeast Township stories, which is most representative of the local civilization in this area. In this work, while the chasteness view “chasteness matters more than starvation” is in conflict with the desire for survival, fertility, love, and sex, it loses its original power. In Mo Yan’s novels, the chasteness views in Northeast Township is more humane and embodies more practical ethics.

Key words: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chasteness views; local civilization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838(2015)06-0073-05

作者简介：程春梅(1974—)，女，山东女子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女性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项目编号：13&ZD122)

收稿日期：2015-0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