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春雷 司马守卫

（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 300134）

“制定这样的法律是我们的耻辱”，[1](P611)柏拉图如是说。在柏拉图的法律思想中，刑法的制定实属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其原因在于，他致力于建立一个理想的“哲学王”国家，即便退而求其次要求实行“法治”，在这个由法律进行规范和引导的国家中，刑法的出现也是一种“下策”。刑法是针对“天生愚蠢”、“不愿接受法律的软化作用”的粗野之人所制定的。[1](P612)道德的感化以及法律的“说服性”作用对于这些顽固份子毫无效果，对付他们则只能诉诸刑法，根据犯罪的主观和客观要素认定他们犯罪行为危害性的大小，并对他们适用与其罪过相适应的刑罚方式，用刑罚这剂猛药来“治疗”罪犯生病的灵魂。[2](P150)柏拉图关于犯罪与刑罚的制度设想及理论基础主要体现在《法律篇》第九卷中，在这些规定中无处不体现着“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则。

一、犯罪的客观要素

遵循由外而内的认知顺序，柏拉图首先根据犯罪所侵害对象的重要程度，对各种犯罪行为依照其危害性的大小进行了分类和排序，由重到轻依次是：宗教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以及危害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

在柏拉图的整个政治法律思想中，“神明”这一看不见、摸不着的角色始终占据着极为特殊的地位，是柏拉图整个治国理论的支柱。柏拉图在论述其政治法律思想时，首先对希腊神话进行了伦理净化，因为在他之前的希腊诸神是人性善恶的综合体，神并非全知全能，而且神并不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