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勤禹 尹宝平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所，山东　青岛　266061）



抗战时期沦陷区慈善组织重构及其两难困境——以青岛为中心的考察

蔡勤禹 尹宝平

（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山东青岛266061）

摘 要：青岛沦陷前后慈善事业发展遇到了严重困难，许多组织出现人员流失，房产被占，经费中断，组织解散。伪青岛市政府建立之后，市内秩序逐步稳定，市内各类慈善组织和伪慈善组织开始重新注册或重新建立，形成了青岛沦陷时期的慈善局面。这些慈善组织分为三类：一类是原有的名称延续下来但进行了重组和再建，一类是新设立的，一类是第三国的宗教组织进行慈善活动。对沦陷区的慈善组织的评价需要从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两个维度来进行，才能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

关键词：抗战时期；沦陷区；慈善组织；民族主义；人道主义；青岛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许多地区沦陷，难民问题、失业问题等集中涌现，无论对于沦陷区还是非沦陷区都是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关于在国统区的难民救济问题，民国以来已经有不少研究。①民国时期关于战时救济就有许多著作出版：张秉辉：《抗战与救济事业》，商务印书馆1938年；庞京周：《抗战与救护工作》，商务印书馆1938年；陈端志：《抗战与社会救济》，商务印书馆1938年；张劲夫：《救济难民》，生活书店1938年；柯象峰：《社会救济》，正中书局1944年；等等。当代学者关于战时救济的有：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蔡勤禹：《国家、社会、与弱势群体——民国时期的社会救济》；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张建俅：《中国红十字会初期发展之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等。相对来说，对于沦陷区的救济问题，研究成果较少。青岛是1938年1月被日本占领的，战争使青岛原有的慈善系统受到破坏，一些慈善组织因为人员的离散而解散，还有一些组织勉强维持也失去了往日的生机，也有一些新的慈善组织得到日本驻青机关允许后成立。慈善组织面临着同日伪政府抗拒或合作的内心焦灼和矛盾，在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挣扎。

一、原有慈善组织重组与再造

青岛沦陷后，由于人员的逃难离散，原有的慈善组织被迫重建，有的名称犹在，但人已全非，如青岛救济院；有的名称和人都在，但其面临着民族主义困境，如青岛红卍字会。

1.青岛救济院重组

青岛救济院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青岛最大的官办民助慈善救济机构，在日本侵略青岛初期受到相当影响，救济院财产设备损失极重，卷宗器物均付之一空。救济院也迁往济南，而救济院院产仅余泰安路一号一处及荣成路楼房一处。其余育婴所、贷款所及济良所所址另加两处院产被日军查封。日伪青岛市政府成立后，“敌伪当局不但不予以协助，反以消耗机关不能生产为口实几被命令取缔”[1]。由于社会士绅反对，他们认为救济院系地方慈善机关，自应有地方人士设法维护，何况难民和贫民、流浪者多需要救济，这样在1938年冬救济院从济南迁回青岛，1938年12月1日，以“青岛特别市救济院”为名重新建立，地址位于台西纬四路，由伪社会局管理。[2]

新成立的青岛救济院由青岛特别市政公署聘请青岛市内公私团体领袖或公正士绅组织理事会筹设，即由本地士绅设立理事会来进行管理，后经社会局敦聘地方绅商名流20人为理事，并由理事推举正副理事长及常务理事等7人。[3]由地方士绅共同组织理事会为管理本院之最高机构。根据《青岛特别市救济院理事会组织规程》第三条规定,只有符合以下条件的人员才可应聘：甲、热心慈善事业或资助院务曾著劳绩者；乙、年助院费在四千元以上之团体代表；丙、一次捐助院费在五千元以上者。可以看出这些规定无形中提高了加入理事会的门槛，目标直指青岛工商阶层，最后聘任的理事长伪商会会长邹道臣、副理事长杨玉亭及常务理事李淑周均是当时沦陷期青岛商界重要人物。[4]。

新组建的青岛救济院初期简陋，房间少，只在救济院内设立4个部：育婴部、济良部、孤儿部和贷款部。随着局势安定，救济院逐渐扩大，1941年由李淑周担任院长，设组长4人，办事员、医师、教员、技师、管理员若干人。救济院“以慈幼、养老、恤产、扶贫、拯残、助寡、救危、济急为宗旨”，但是，“残老、恤嫠因限于院址及经费未能举办。”[5]实际救济院只办了6部，分别是：育婴部、孤儿部、济良所、贷款部、恤产部、施舍部。[6]上述各部为了节约空间，除习艺所外均缩小为附属于院内合在一院举办，不再像国民政府时期那样多所都有一个固定的处所举办，空间的缩小使救济人数缩减，战争使常态性慈善救济遭到极大伤害。根据救济院1945年的报告，该院自1938年12月重新建立到1945年8月底，在青岛沦陷期间，育婴部共收容334人；孤儿部共收容147名；济良部共收容59名；贷款部累计贷出277075元，借户7510户；恤产部共计救济产妇1420名。[7]施舍部在1939年施出棺木11具，1940年施出棺木20具，1941年施出61具，至1943年施出110具，1944年因物资匮乏停止施棺，施舍的其他物品包括菜品、高粱、开水、现金等。[3]残老部和恤嫠部限于经费和房屋缺少而没有举办。

2.青岛红卍字会重新注册

青岛红卍字会于1922年创办，强调内在修为和外在慈善，倡言“不论政治，不涉党派”。青岛沦陷后，青岛红卍字会虽然会长和主要负责人留了下来，还曾“率先协力，组织治安维持会协助工作”[8]，对于国民政府撤出青岛后的青岛市面混乱起到了维护作用。青岛红卍字会在青岛伪社会局重新注册后，其慈业有恒久慈业和临时慈业。恒久慈业包括设立平民小学、平民医疗和因利局；临时慈业包括各种赈济活动。

青岛红卍字会在青岛沦陷期间，继续开办平民治疗所、平民学校、设立因利局、举办冬赈、从事灾荒救济、援助外埠慈业等方面，为贫民和难民做了大量善事，这对于身处困境的慈善组织是难能可贵的。[9]（P196-208）1940年，青岛红卍字会建立恤养院。恤养院救济对象广泛，包括弃婴、孤儿、残废者、老羸、嫠妇等。1944年，恤养院改为慈济院，院长是杜润凡，副院长是毛先飜。慈济院以“清赤贫、拯饥苦”为己任，其内容要比恤养院更丰富，除恤养外，还施与教育，慈济院内设立育婴部、孤儿教养所部、孤儿习艺所部、平民学校部、平民治疗部、印书局、因利局部、恤嫠局部及卹产局部共8部。尤为值得一书的是，1943年冬，日军在胶东地区进行拉网式扫荡，将从胶东解放区掳来的一千名农民，集中囚禁在青岛市第一体育场，要从中找出抗日游击队员。时值寒冬 ，体育场内没吃没喝，再加上日军的折磨，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得知这一消息后，青岛红卍字会创始人丛良弼和会长贺善果等青岛红卍字会骨干，利用他们与青岛日伪关系，设法营救。最后，由丛良弼担保将600余人救出，其余400人死于非命。此后红卍字会筹集资金数万元，先后分三批将这些被解救出来的难胞安排到红卍字会设在鱼山路的会址，帮助他们治病，最后发给他们棉衣、路费，遣资回家。[10]（P235）

不过，对于青岛红卍字会的评价，需要权衡在沦陷区慈善组织所面临的困境及其生存之策。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纠葛始终困扰着这些组织，笔者没有看到更详实资料来下结论。但是，有学者对伪满时期的东北红卍字会的困扰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处于沦陷区的红卍字会面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对立，同时遭到双方的疑忌，在日本和伪政府的压力下，红卍字会失去自我伸张的权利，慈善成为日伪教化工具。[11]的确，在日伪统治时期，这种所谓的“不涉党派，不涉政治”超然立场是难于保持的，日伪政府之所以不取缔红卍字会还允许其重新注册开展活动，一方面是看到了其存在对其统治有益而无害，在青岛市混乱初期还组织治安维持会，维持城市秩序；另一方面是还可以利用它，将其纳入日伪管理体系，就像对伪满洲国的红卍字会一样，成为他们教化的工具，可以利用该组织通过救济贫民来达到安定社会目的。有学者研究沦陷时期南京的红卍字会后指出，而红卍字会为谋求合法存在，延续其活动，向日伪政府作出某些妥协，争取“政治合法性”。这种行善与作恶政府妥协的两面性，使其遭受国民政府质疑。[12]（P224-228）

3.青岛红十字会苦守与外埠救护

与红卍字会的丛良弻会长选择留守不同，青岛红十字会会长宋雨亭因不愿在日本统治下苟且偷生，又不愿受迫于日军的政治威胁作维持会会长，他舍去在青岛事业，辗转于掖县和上海等地；青岛红十字会的其他理事也多四散，在这种情况下，青岛红十字会难于为继。留下来的原青岛红十字发起人李涵清1938年2月重新发起成立红十字会并在伪社会局注册，根据1939年3月李涵清的信可以得到印证：“去岁二月间敝会在青岛成立，历经举办施医赠药发放赈粮棉衣诸善事宜，早已有口皆碑，颂声载道。”[13]李涵清继续苦撑红十字事业，作为一个国际影响的人道主义组织，其战争救护责任和人道主义立场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无论日军还是伪政府都许可其存在，该组织超越政治和宗教，所以其存在面对的政治问题要相对简单，尽管这个时期其物质来源困难很大。

在青岛沦陷期间，原青岛红十字会理事长程伯良领导着红十字救护队奔赴高密一带从事战地救护。根据程伯良1938年4月信中反映：“敝会遵照国际公约组织救护队，出发胶济路，分驻高密一带，实行救护并在高密三街设立临时医院免费施诊，尤因时局发生以来，附近各县公私医院均行停办，以致敝会高密医院异常忙迫，友军到高（密）对本会很爱护，亦有到院看病者，惟敝会经费向由会员及民众捐助，自此次战事发生以来，会员及负责委员等大多星散不通信息，以致敝队在高经费发生困难，而每日住院伤者及门诊有五六十名之多。”[14]在八年救护期间，救护队救护次数52次，救治军民约10万以上。[15]急救队在缺医缺药、经费严重不足的艰难环境下，为高密当地百姓进行防疫注射、施种牛痘等工作，直到战争结束才返回青岛。他们在外救死扶伤，极为辛勤，使残酷战争中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二、新设组织

在青岛沦陷期间，随着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变化，新成立了一些较为纯粹的慈善组织和带有一些慈善功能的政治性组织，反映了青岛在沦陷期间慈善事业的新特点。

1.青岛惠民社

青岛惠民社成立于1940年5月10日，由青岛市工商业者发起，会址设于市商会内。惠民社设立起因于当时“中国人之主食物面粉及其他杂粮，价格腾涨，市民生活，极蒙压迫，爰由本社廉卖面粉及其他杂粮，籍图抑制谷价，以安民生”。查其章程规定：“本社为使粮价平衡，调节民食为主旨之慈善团体，而非以营利为目的。本社业务以籴粜食粮为主”。[16]可见，惠民社不是免费赈济，而是在谷物价格廉价时收买、价格昂贵时廉卖方式，来平抑物价，以保民食之安定，与古代常平仓名异而实同。惠民社创始基金104万元，由青岛市商会出85.8万元、东镇商会出11.065万元和西镇商会出6.335万元共摊，会员数328名。该社初定设立期限6个月。惠民社理事长由青岛市商会会长邹道臣担任。[16]

惠民社成立后，在半年时间里进行了两次低价粜粮，第一次于1940年6月24日至8月4日，粜放面粉40246袋，比市价每袋便宜1元；同时又廉价卖与各团体人员及职工每人1包。另外，还将布袋破损之面粉及散装面粉廉价售予贫民，每袋比市价便宜2元，散装面粉每袋2角。第二次低价粜粮自10月7日至19日，粜出3558袋。[16]青岛惠民社成立初定以半年为存续期，由于社会需要又延展期限。至1941年11月，惠民社以低价粜放使市民受惠30万元，受益者逾18万户，[17]一定程度上缓解市民食粮价高之困苦。

2.伪青岛市红十字会

华北沦陷后，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40年2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成立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由伪内政部总长王揖唐任正会长，王克敏、日军喜多中将为名誉会长，江朝宗为名誉副会长。[18]一些省市伪政府支持成立地方红十字会，1942年3月，伪中华民国红十字会青岛特别市分会会长林德先在给青岛特别市市长赵琪的公函写到：“敝会向称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即墨分会，设立施药处于沧口，并附设第二慈善医院在案，前因青岛改为特别市，经总会颁布复称为青岛特别市红十字会分会，附发钤记一方，其文曰：中华民国红十字会青岛市分会图记。兹敬于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启用新钤记。”[19]伪红十字会在战争期间也从事了一些救护、防疫等工作。关于青岛市两个红十字会之间的关系问题，限于资料，无法来做进一步研究。

3.青岛中国妇人会

在青岛沦陷期间，有一种亲日组织，其宗旨和活动主要围绕着日本王道和所谓东亚主义展开，为了收获民心，也将慈善作为组织的一项职能，这类组织至少有两个，一个是青岛中国妇人会，一个是新民会。这两个组织并不是慈善组织，因从事一些慈善活动，为深入了解沦陷区日伪政治组织复杂性的一面，我们将其做一论述。

青岛中国妇人会于1938年3月10日发起，1939年3月正式成立。它在成立缘起时写到：“观我友邦日本自维新改革以还，国家组织均极完备。近年复有国防妇人会之产生，上自贵族妇女，下至平民女子，皆参与焉热心毅力，以国家为前提，奉公精神尤为世所罕见，遂至国家富强，洵非一手一足一朝一夕之故。凡欲强其国者，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必先使妇人修养其道德。自古以来世界各国莫不皆然，且家庭内之子女即国家之人民，一生之幸福，母教为根本。凡为人母者，对其子女之家庭教育必须专心致志，洵为第一重要任务也。返征我国妇女，实无献身社会，效力国家先例。溯自清政不修，民国成立后，始有妇女协会临时而生，但其性质迥然不同，所表现于社会者，大都为解除妇女个人之痛苦而已。青岛自党军撤退，日本友军惠然肯来绥静地方，宣抚班安抚人民，尽力维护指导，更于华北明朗化中，三月五日召集本市妇女大会于太平路市民大礼堂，全体同人，在赵夫人淑芳、姚夫人颖溪、史夫人松蘭领导之下成立青岛中国妇人会，步友邦日本妇人会之后尘，向中日亲善坦途急起直追，以达东亚永久和平之目的。”[20]上述赵夫人和姚夫人是指伪青岛市长赵琪夫人和伪社会局长姚从宾夫人。从该组织缘起的表述可以看到，青岛中国妇人会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传播日本王道和东亚共荣圈服务，是一个典型的为日伪服务机构，在其事业范围中除进行亲日宣抚、慰劳日伪军队、开设日语讲习班、中日妇人亲善会等工作外，在其组织宗旨中也宣传“对于慈善事业以母性爱为基础，而致抚恤之诚意”，因故也进行慈善救济事业。[21]该组织不是一个纯粹的慈善组织，有强烈亲日色彩，本文将其列入，是借以展示沦陷期间青岛民间组织多样性和特殊性。

中国妇人会在成立后2年间所做慈善工作主要有：1939年5月，给予台东镇小学校贫苦学生制服90套；8月，赈济胶州、即墨两县贫民1000元；11月，协助日华妇人会赈济台东镇、台西镇贫民10000人，各给小米1斤；12月，给予贫民棉衣5000套；年末，协助台西镇商会给与贫民16000余人冬赈款每人1元。1940年7月30日至8月4日，援助北京留香社剧团在市大礼堂募集慈善基金。另外，在每年的6月至9月，对贫穷的劳动者施茶施药。[21]青岛中国妇人会的这种慈善行为站在受助者角度来看，可以缓解一些他们的生存压力。不过，我们不能就此对这种施小惠而失大节的亲日组织抱理解与同情态度，在这一点上应与专门慈善组织做根本性区别。限于篇幅，青岛新民会不再论述。

从青岛中国妇人会的慈善行为就可以看到，带有极强的功利性，其不是以助人为目的而行善，而是以慈善为手段，通过对特定群体的救助来笼络人心，凝聚亲日倾向民众，达到其宣扬“新民主义”、教化王道思想目的。

三、从事慈善活动的宗教团体

这一时期，由于日伪政府对民间团体的严格的限制，对符合其条件的予以登记注册，其余予以取缔，尤其是中国民间团体，还有许多办公场所被日军占为军用，其所开展慈善活动在这段时期相对较少，不再加以详述，以下是在伪社会局1942 年5月登记注册的宗教团体及其从事善业一览表：

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对上述宗教组织所做慈善活动做一简单考察：

基督教信义会1899年由德国人和士谦牧师创立。在青岛沦陷期间，其慈善事业有的是战前就已存在，如位于城阳路5号的医院，每日诊疗人数约百余人；有的是在日本侵入青岛后开办，如在沧口设立粥厂，1940年度领粥人数千余人吧，并在即墨开办信义中学补习班。[22]

青岛宗教团体及其善业调查表

基督教信义会　以教友捐助维持　开办医院，设立粥厂，开办补习班端华浸信会　布道　教友捐助及学金　附设小学校灵恩会　布教　教友捐助　附设小学校及妇女学校附设中学补习班及信义小学，又在堂内附设诊疗所及在东门大街设信众会医院长老会朝鲜宣教会　布道　由朝鲜付　前曾设小学校救世军　布道及办理慈善事业　以信徒捐助为维持方法　设粥厂、暖棚、施茶及诊疗所鲁东信众会（即墨）　布道　以美国总会经纪费维持

青岛市档案馆藏：《团体调查表》，全宗号B38，案卷号3，目录号1476。

基督教浸信会是1922年由美国南方基督教浸信会设立。在青岛沦陷期间，其慈善主要有两项，一是办培基小学，有学生200人；二是赈济会员中贫穷者，1940年赈济粟300斤。[22]救世军起始于英国，1916年进入中国，1937年在青岛设立。救世军在北京设有总司令部，各地设分区部，分区部下设中队。救世军在青岛的慈善事业包括诸多方面：（1）施诊：每天中午开始，诊费1角，其他全免，颇受民众欢迎，每日诊疗50余人。1940年使13811病人受益。（2）施粥：设在台西镇，每年各季施行。1940年施粥44126人份。（3）施茶：每年夏季施与劳动者茶汤。1940年施茶3600壶。（4）办学：于台西镇设青材小学，不收学费，并免费发图书文具，学生约有50人。（5）救急难民。[22]

综上所述，青岛沦陷期间慈善事业相比战前已经萎缩。然而，仅存的或新建慈善组织在日军占领时期，仍在进行的慈善救助，不仅使被奴役的市民和逃青难获得一定救助，也使青岛慈善事业在艰难中得以延续，慈善组织在不利的环境下所做的工作，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某些日伪政治性组织也在打着慈善旗号从事一些慈善活动，其动机已经超出了以救危助困为目的慈善范畴，慈善成为它们获取政治目的的工具，我们必须对此类组织的本质有清醒地认识。

余论

对于沦陷区的慈善活动，我们必须从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两个维度来进行评价。从民族主义角度来说，抗击日本侵略是全民族一项正义的事业，因而，中国任何组织都负有这一使命。然而，在面对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我们必须考虑到组织的生存策略。在日伪统治区有大量的组织存在，有的坚持“三不原则”：“不向敌伪注册、不受敌伪津贴、不受敌伪干涉”，维护民族气节；①抗战爆发后，复旦大学迁至重庆。滞留上海的部分师生组成“上海补习部”，即坚持“三不原则”。有的虽向日伪注册，但不涉政治，不做助纣为孽之事，而以行善为己任，如青岛惠民社、青岛救济院等；有的则带有宗教背景而从事慈善的组织，如红卍字会，其面对日伪利诱和威逼而出现了民族主义动摇；有的以慈善之名而实为日军和军国主义呐喊的，如青岛中国妇人会；有的是纯粹宗教组织也从事一些慈善事业，如基督教和天主教等。对于上述几种类型的组织，我们要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需要明确地对亲日的、助纣为孽、为日军王道思想和军国主义助威呐喊的，需要给与否定和批判。而对于虽向日伪注册但其活动是以救助沦陷区多灾多难同胞为目标，接受日伪管理是生存的一种策略，对这些组织要抱同情地理解。如果抱着狭隘的民族主义，坚决不向日伪注册，试想那些没有逃难而仍在沦陷区生活的同胞，他们面临的灾难谁来救助？

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日本野蛮地侵略，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人道主义灾难。在这种灾难面前，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第三国的友人，都有义务来救济难民和其他弱势群体，减轻人道主义灾难造成的巨大危害。一个以救人活命为目的的慈善组织的存在会给这些受难者带来希望的曙光。因而，对于在日伪统治下的慈善组织来说，他们要开展活动，就需要与日伪政府进行交流和沟通，需要在日伪政权监督和指导下开展活动，但这种联系和领导是为了更好地开展救助活动，而不是诸如中国妇人会、新民会那样为虎作伥。我们应该对慈善组织在艰难环境下的建立和其开展活动给与肯定，因为他们不仅使最需要帮助的同胞得到了帮助，也使我们民族的血脉在艰难的环境下得到延续。

因此，对于沦陷区的慈善组织来说，我们要考量其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只从一个方面考察就会失之偏颇；若过于狭隘地考量，也会得出比较偏狭的结论，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是对日伪沦陷区这一特殊背景下慈善组织评价要把握的原则性问题。

参考文献：

[1]青岛市档案馆藏.青岛市救济院历经概况报告书[Z].全宗号B21,目录号5,案卷号215.

[2]青岛市档案馆藏.青岛特别市救济院沿革恢复经过[Z].全宗号B21,目录号5,案卷号192.

[3]青岛市档案馆藏.过去三年重要工作节略[Z].全宗号B21,目录号5,案卷号140.

[4]青岛市档案馆藏.青岛特别市救济院理事会组织规程[Z].全宗号B21,目录号5,案卷号117.

[5]青岛市档案馆藏.官公署名薄[Z].全宗号B21,目录号5,案卷号117.

[6]社会经济月报[J].第2卷第1期,1941年, 第39页.

[7]青岛市档案馆藏.救济院举办慈善范围及其现状表[Z].全宗号B0021,目录号001,案卷号00066.

[8]世界红卍字会青岛分会[J].社会经济月报.2卷第2期,1941年,第100页.

[9]蔡勤禹、张家惠.青岛慈善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10]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编.青岛市志·民政志[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11]孙江.救赎宗教的困境——伪满统治下的红卍字会[J].学术月刊,2013年第8期.

[12]高鹏程.红卍字会及其社会救助事业研究[M].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

[13]青岛市档案馆藏.关于在胶县设立办事处的函稿[Z].全宗号B0038,目录号003,案卷号01456.

[14]青岛市档案馆藏.关于青岛红十字救护队请求补助经费的呈文[Z].全宗号B23,目录号1,案卷号337.

[15]青岛市档案馆藏.中国红十字会光复区分会战时工作情形调查表[Z].全宗号A19,目录号1,案卷号532.

[16]青岛惠民社[J].社会经济月报,第2卷第2期,1941年3月.

[17]青岛市档案馆藏.青岛惠民社服务报告书（第二期）[Z].全宗号B0038,目录号003,案卷号01563.

[18]中国红十字会恢复成立,王揖唐任会长[N].青岛新民报,1940年2月29日.

[19]青岛市档案馆藏.中华民国红十字会青岛分会一九四二年三月启用新钤记[Z].全宗号B0023,目录号001,案卷号02337.

[20]青岛市档案馆藏.青岛中国妇人会缘起[Z].全宗号A0018,目录号001,案卷号00554.

[21]青岛中国妇人会[J].社会经济月报,第2卷第4期,1941年7月.

[22]青岛市第三国社会事业概要[J].社会经济月报,第2卷第6 期,1941年1月.

责任编辑：侯德彤

The Reconstruction and Dilemma of the Charity Organizations in Areas Occupied by Japan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 Case Study of Qingdao

CAI Qin-yu YIN Bao-ping
(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071, China )

Abstract:In January 1938, the development of charity in Qingdao before and after its fall met serious diffi culties: many organizations had been losing their employees, their offices had been occupied, their funds had been suspended, and some organizations had been dismisse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uppet government in Qingdao, the order in the city was gradually restored, and all kinds of charities and pseudo-charity organizations began to register again or were established. These charity organization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re-organized former charities; the newly established charities; charities of other countries. The evaluation of the charity organizations in the enemy occupied areas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nationalism and humanism.

Key words:period of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enemy occupied area; charity organization; nationalism; humanism; Qingdao

作者简介：蔡勤禹（1966-），河北邯郸人，历史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教授；尹宝平（1990-），山东日照人，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慈善通史”（11&ZD091）；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中国慈善组织公信力研究”（15BZS019）。

收稿日期：2015-09-30

中图分类号：K2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5）06-005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