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

在我的有生之年，77年了，我体会到了我国的仁人志士的英勇奋斗，体会到共产党的艰苦卓绝，体会到亿万人民的世世代代的愿望正在开始变成现实，也体会到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的代价。

我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邓小平与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迅猛发展。

我也体会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并非偶然：

一、中国人口太多，它常常会注意人际、人群、人与人的协调问题，胜过个人、个性、个体的自由发展问题。为了使一个人口处于爆炸状态的国家不至于发生大的互相砍杀的动乱，有时候它强调人生而有之的义务不下于强调人生而有之的权利。

二、在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从东周时期雄心勃勃的有志之士就走上了一条风险而又实惠的蹊径：组织的力量、政权的力量、武装实力、集体的力量、驭民的学问、让亿万百姓跟着自己走的本事，远远胜过个人的学识技能和创造发明。谁掌握了权，谁也就掌握了价值的解释与一切创造发明的资源与利益。庄子说，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他是说，夺得了诸侯的地位，也就夺得了给自身定义为仁义道德的模范的命名权。

三、中华文化的一大特点是规范人际关系、抑制恶性竞争。它一方面承认与提倡自强不息、精益求精，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不进则退，同时它更强调的是克己复礼、谦虚忍让。这造成了某些不利于科技与生产力发展的弊端，但也起过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四、长期以来，中国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不具备参与并进行自由竞争的起码实力，文盲与半文盲、体质与体能上的欠缺使得中国的百姓首先渴望的不是自由竞争，而是社会保障。至今有些青年到欧美留学，从一个什么事都有人管的社会进入到一个什么事都要自行做主的社会，他或她会感到十分茫然与失落。

五、没有有力的成熟的法制建设，就不可能实行更公开的民主与自由竞争。

发展是硬道理。但是发展绝对不可能自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分配不公正的问题、权力需要更好地监督的问题、教育问题、法制建设问题等等。

相反，发展带来了太多太多的新问题、新忧患、新挑战、新危险。尤其是一个是腐败，一个是动乱的危险，而且这二者是互为因果，互相推波助澜。第三个是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与煽惑。如果这二者一起兴风作浪，咱们够呛！

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文明幸福的中国。我们用不着老是与别人比GDP或者人均收入的数字。我们也无法用欧美的观点与“范例”来设计我们的体制，或者用我们的体制来衡量评估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我们的幸福在于我们的文明与我们的进展，我们的幸福在于我们的从容的自信而不是恒久的拼死拼活心态。我们的信心还在于我们的古老文化，我们是一个能够自我调整、自我修理、自我更新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有能力适应新情况新变化、大难不死、历久弥新的民族。

“社会主义”的定语提醒我们时时关注弱势群体、关注农民、关注百姓、关注贫富差别、关注城乡差别、关注民生与均富。我们的“中国特色”的定语，提醒我们珍惜传统，就更要汲取全世界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不急不躁，不麻木也不闭目塞听，不强不知以为知，更不动辄大吹大擂。我们将以更符合我们的古国大国身份的姿态从容有定地处理各种问题，回应各种挑战。

不搞假大空，也不动辄叫喊什么今是而昨非，总是用今天否定昨天。我们正视历史，是为了正视今天，我们肯定历史是为了沉稳前进，我们汲取教训是为了不犯相同的错误，我们不会靠痛心疾首、歇斯底里、夸大其词、装腔作势来哗众取宠，我们只能靠科学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智慧与品格吃饭，靠尊重前人、今人与后人吃饭，靠踏踏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地面上吃饭，靠民主与法制吃饭。

王蒙老矣，伟大祖国一定能够永葆青春、前途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