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云

从日本大选看发达国家民主制困境

□ 张云

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地化悖论

2012年12月，安倍再度当选日本首相的原因在于日本民众认为“安倍经济学”能够带来工资增加和就业增加。从宏观的层面来说，日本面临如何在新的国际经济新形势下迎接全球化挑战，增强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让经济恢复活力。然而，仔细分析安倍过去两年的经济政策，可以看出更多的不是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而是政治本地化的反映。

“安倍经济学”有三支箭——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结构改革。在货币政策方面，日本银行总裁黑田采取了非正统的大量增加货币供应量和几乎全部购进日本政府国债的办法，保证了日本国债利率的低水平，同时带来了日元的贬值，前一个结果是维持了日本政府融资的低成本和股票价格上涨；第二个结果是日元汇率从两年前的1美元兑换80日元到现在120日元。

在财政政策方面，安倍在2013年度设立了10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用于公共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2014年度为5万亿日元，现在失业率是17年来的最低水平3.5%，在建筑业、医疗和物流方面出现了人手不足。上述两支箭看上去似乎达到了安倍所说的建设一个“强大日本”的目标，然而更加细微地审视则会得出复杂的结果。

从国际层面来看，“安倍经济学”尚未带来日本国际竞争力的增加，相反目前显示相反的结果。首先，由于日元贬值接近50%，日本的国际经济实力实际缩水。第二，由于宽松的财政政策和公共资金的投入，安倍政权成立后两年时间内，国家债务增加了41万亿日元。最大的问题在于社会保障不断膨胀。政府提出的基础财政支出要在2020年度实现盈余，但没有提出具体办法，很有可能2020年仍然有13万亿日元财政赤字。

如何从分配利益到分配痛苦

从过去两年的成绩表看，“安倍经济学”似乎仍然寄希望于日本经济高度增长时期的旧发展模式，来解决新的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似乎希望让人们回忆起过去日元汇率低，出口就会增加，就业扩大，收入增加的好日子，公共支出的增加会带来就业的增加和地方经济的振兴。上述做法体现了自民党在日本经济高度增长期采取的利益分配型民主主义，但现在看来传统办法似乎并不奏效，过去两年内日本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没有增加。

日本目前的问题不在于币值强弱，也不在于公司税多少，而在于如何真正提高国际竞争力，这需要提高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而目前潜在增长率几乎接近零，要改变这个状况就需要“安倍经济学”第三支箭：推进结构改革。结构改革方面虽然有不少的举措提出，但是似乎这支最重要的箭并未射出。70岁至74岁之间老人自己的医疗负担比率从10%增加到了20%，但是这些对于日本改善财政状况杯水车薪。

人口减少，老龄化的另一个可能解决方法是增加移民，但自民党的竞选大纲中写着“在不涉及移民政策前提下，从强化劳动力角度对于外国人才在日本更加容易活跃进行环境整备。”这说明移民的选项仍然没有被认真考虑。

“安倍经济学”的前面两支箭，继续大规模使用的余地已经很小，如果第三支箭不射好，日本的不确定性就会加大。如何向选民说明为什么要减少支出，如何减少，以及各项痛苦改革要求，从原来的利益分配向痛苦分配转变，这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必然结果，但遗憾的是日本的政治仍然处于本地化的状态，这就造成了发达民主主义的一个巨大困境。

与此同时，还需要防止政治家们把焦点从经济转向其他领域，例如外交问题。尽管谁都知道经济是最大焦点，但又是最难和最容易引发争议的焦点，所以政治家们可能会考虑使用外交民粹主义分散关注度，由于政治家在外交问题上并不会受到其他国家民众直接的选举制裁，反过来说，外交问题几乎可以是没有成本的选举对策。对于民众来说，则需要始终清楚政治家真正的大考在于经济考试，而不应轻易地把注意力从经济大考向对外问题转移。

高效的民主制需要高素质的选民人群，才能真正起到积极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作用，同时高素质的选民才会倒逼政治候选人提出高质的政策方案。发达国家民主制能否在经济低增长的情况下，说服选民政治要从原有的利益分配向痛苦分配转变，同时展示将来可能的利益分配蓝图，将关系到这些国家未来发展的潜力和持续性。

（摘自《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