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是与城市居民社会距离感不断缩小的过程，由于农民工先天制度地位的不足（短期内无法与城市居民获得制度上的平等待遇），所以通过提升农民工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来缩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感是提升农民工城市归属感最直接、最现实的选择，其中，城市生活体验①和社区活动参与是提升农民工社会地位和城市归属感的重要途径［1］。近年来，随着农民工收入的快速增长，其经济地位有所提升，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试图通过多元化的业余生活来丰富其精神世界、提升自我修养，他们对在城精神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但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以及企业对农民工业余生活的不重视造成了农民工“干活、吃饭、睡觉”的单调生活，农民工精神生活的匮乏不仅不利于农民工自身的生存发展，还会造成农民工在城生活体验好感度降低，不利于农民工城市归属感的建立和市民化意愿的提升。

已有文献多从成本—收益的视角来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从农民工就业环境、生活感受视角展开的研究并不多见。不少学者认为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是阻碍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项重要客观因素［2］，是农民工形成以及农民转变为农民工之后停滞于市民化阶段的根本原因［3］。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对二元户籍制度进行了渐进式改革，并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但户籍制度逐步放开后依旧有大量农民工“农转非”意愿不强［4］，因此，农民工是否市民化，并不只受户籍制度影响，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