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化与解殖民

2015-04-03王再兴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4期

王再兴

(怀化学院中文系，湖南怀化 418008)

当代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是另一面，困惑似乎也不少:从“阶级”和“路线”的斗争模式，到关注超越性的“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朱光潜)，再到对于阶层化“断裂”、“底层”的重新发现;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到肯定审美意义的“为文艺正名”(李子云)，再到作为理论资源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批判(汪晖)①甚至出现“为文艺再正名”的“重建文学的政治维度”的说法。参见尹传兰、刘锋杰:《“为文艺再正名”——新世纪“重建文学的政治维度”策略探析》，《文艺理论研究》2014年第2期。;从建构“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到新启蒙主义回归“‘人’的文学”，再到新世纪后重提“人民”/“人民性”文学，等等——当代文学的批评与研究，在迎来收获之时，仿佛发现自己仍然站在一片不太稳定的大陆上。对于特殊的“十七年文学”来说，情形就更为复杂和矛盾，不同研究者的话语往往难以通约，因而陷入紧张的对垒态势。但是“问题”却显得更加内转化和结构化，比如:“现代性”阐释在“十七年文学”研究中是否存在有效性的边界?左翼“革命”话语如何回应集体主义时代“个人”命运的话题?面对“舆论一律”的历史语境②“舆论一律”的说法最早见于胡风在1950年8月13日致张中晓信(自上海)。“人民日报”编辑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67 页。，“十七年文学”研究到底有没有可能真正做到“历史化”?“历史化”后我们的“决断”又将被安放在哪里?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疑问。针对这些疑问，“半殖民－解殖民”的考察视野，则呈现出特别的开放性与整合能力，或为“十七年文学”研究打开新的纵深空间。

一现代性·“历史化”·解殖民

由于20 世纪的特殊性，无论在自由主义者还是左翼学人那里，“现代性”都是研究“十七年文学”时自觉内化的观念。但是我们对于“现代性”观念的挪借，是否也存在部分需要再商榷的地方呢?“现代性”不仅源于西方，本身也处于持续变化的历史进程中，而且今天看来，这个进程其实呈现了一个市场经济、社会组织、文化精神、现代生活体验等多重印合的内含逻辑。17、18 世纪古典自由主义时代，自由市场的经济需要确认了“个人”主体，“个人”逐渐也在文化上被“发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发展，基于资本和人口流动的迁移性“陌生人社会”出现了，它是现代性经验开始广为个人感受的时期(即现代“市民社会”);这些多样性“个人”，同时期经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为现代社会“自由合理的劳动组织形式”，旧派的新教伦理也发展成为新式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1］;到了18、19 世纪，由于“个人”保持独立和个性的要求，现代城市发展出了与小镇、乡村生活对比深刻的“精神生活”［2］，等等。所以，所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景象，端赖“个人”主体、自由经济、社会科层形态、市民文化、流动与风险兼有的生活感等等共同孕育而促成。甚至“现代性”自身也是敞开的概念。这恐怕是我们研究“十七年文学”时，应该同时予以深思的问题:“现代性”是否可以切当地回应“十七年文学”研究中可能遭遇的诸多难题?比如，普通人的“个人”主体性在“十七年”时代是不是完整地存在①张博树认为，1949年以后的50 至60年代，中国社会一体化模式中的个体人格，仅具有“前主体(无个体)性”;并称“我们曾经在几千年的时间内蹒跚于此;至今，我们仍深深为主体世界的不发达所累。”张博树:《现代性与制度现代化》，南京:学林出版社，1998年，第139 页。这与一些“十七年文学”研究者常常未经严谨论证就直接讨论“新人”的“主体性”问题，显得非常不同。?“组织起来”的比较固化的集体主义经济［3］，能够很好地兼容多样性、强流动的“现代性”视野吗?城乡二元户籍制和后来的“大民主”，它们算不算得上是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形态?这种弱流动型的社会，人们的“现代性”生活感可能从何而来?(“现代性”作为一种体验，显然只能基于“个人”而产生;“集体”作为抽象的非生命体，应该说很难直接感知什么是“现代性”。后者在此恰恰是另一个关于“半殖民－解殖民”性的问题)在主流话语严密掌控的时期，市民文化能够自足地存在吗?看起来，答案也许都是否定的。我们会看到，《创业史》(1959)中预备党员梁生宝与县委副书记杨国华之间，其实并不是平等对话的个人主体，而是表现为不同等级的“党”的代言人在交流。《村歌》(1949)中“入了大伙”的秋收大队和大量没有及时分配的斗争“果实”(农民生产生活物资和组织形式的高度集中)，几乎必然地导致了个人与集体的剧烈矛盾。1953年春改霞到县城投考国棉三厂，被告知根据中央指示，以后招工要放弃公开招考的方式，首先照顾城市居民里考不上中学和没有职业的闺女，至于农村，以后仍“恢复有计划、有组织的输送”(《创业史》，1959)。《我们夫妇之间》(1950)里的工农干部张同志，从最初“立志要改造这城市”到后来渐渐融入城市的日常生活，小说关于“平凡生活”的描写，却遭遇了“作者简直是在‘独创’和提倡一种新的低级趣味”的严厉批判［4］，等等。“现代性”阐释范式的有效性边界问题，看来是需要我们保持一定的清醒的。

这样看来，“十七年文学”之于“现代性”批评的应用，也许同时需要落实到当时的微观历史语境中去吧——正是在这里，“历史化”的观念显现出了特别的重要性。这也是程光炜在《当代文学的“历史化”》(2011)一书中反复强调的文学史研究方法论。但是这一方法论，对于相当多的研究者来说，似乎并没有转化成内在自觉的追求。一方面，有论者批评说，“十七年文学”研究的遗憾之一，是研究者往往不是通过搜集到的史料还原出某种“发生及展开的‘历史过程’”，而是做拉平化的解读，“将它们共时性地安置在通向预定结论的道路上”［5］。结果，历史感就基本流失了，分析和讨论的有效性也因而被悬置。另一方面，关于“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可能有几个问题也值得引起讨论:首先，部分论者习惯以专业“合法性危机”的名义，隐性排斥文学批评和研究对其他相关人文社会学科同时期、同领域知识的适当征用。但是，“文学研究”到底是什么呢?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事实上不存在“某种仅仅源于文学并仅仅适用于文学的独立理论”;文学理论“都并非仅仅与‘文学’作品有关”，相反，“它们皆出现于人文研究的其他领域，并且都具有远远超出文学本身的意义。”［6］对于主流话语严格规训的“十七年”文学，这个话题的影响性恐怕更要大得多:所谓“舆论一律”(胡风)，或者说“一体化”(洪子诚)，即意味着当年印刷文本中的“事实”、话语和声口都可能高度近似，甚至如果不沿用其他的参照知识，一个研究者就会很难发现不同陈述之间是否暗藏着“裂隙”。目前相当多的“十七年文学”研究成果，史料偏于单薄，或者仅仅囿于文学领域的解喻性材料，结果，读后往往无法让人留下较深印象。这样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被程光炜批评为“铺天盖地且千篇一律”，是已经发生的“最最令人揪心的事情”［7］24，又有何奇怪呢?其次，“历史化”所趋向的“历史学”研究风格，自身也可能隐含着“充当一种未经批判便被接受的范式”的逻辑陷阱［8］，即易于将史料和有关诠释处理成一定“情节结构”的“故事”讲述(海登·怀特)。这也是为什么蔡翔批评说，“史料或多或少都会被各自的理论结构所‘征用’，个案将被夸大，并被用来证明自己是一个‘读史者’的身份。……每个人都能列举出一大摞的‘个案’，并以此臧否历史”［9］，其中的原因。所以，到底如何深入展开这个“历史化”，程光炜本人似乎也存有一点点犹疑②程光炜:“你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都把我难住了。我这些年做事，反复考虑并一直努力的就是如何在个体历史经验与文学史研究之间建立一个相对适宜的平衡点的问题。……最后是否能够获得一种普遍化的历史认知方式和文学研究方式?这是迄今困扰我的最大问题。”《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4 页。。最后，话题还涉及“历史化”研究的一个深层问题:即需要一种指向未来或者美好生存的“决断”，来置放我们在历史化分析后的知识方向。如前所述，由于不同历史理论都可能找到自己的佐证材料，那么，科学化的历史统计数据分析以及跨学科史料之间的互文辩证关系，就是我们非常期待的。它们最终会导向某种谨慎的知识“决断”。“决断”一词虽然带有施密特意味的嫌疑，但是它的积极意义显然也应该被我们部分地接纳。

那么，“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决断”将置放在何处才算得上较为安妥呢?这正是一个伴随着中国文学半殖民性而来的“解殖民”视野才可能解决的问题。李永东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上的殖民性，重获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能够通过国家权力和制度加以抹除，而文化、文学对殖民性的迎合与抵抗，则是一个重复往返、筛选甄别的系统结构和长期过程”，由此，“半殖民性”成为“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基本特性”，“半殖民与解殖民构成了近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张力”［10］。至今，透过“中国梦”等的相关表述，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解殖民的氤氲之意。“半殖民－解殖民”视野看来与“历史化”观念有着许多可以彼此沟通的内涵，毋宁说“历史化”就是“半殖民－解殖民”的前提和路径。但是“半殖民－解殖民”视野所具有的精神性(超越历史“故事”的实证主义)、开放性以及暗含“决断”之意等特点，依然使其别有深意。“所谓‘解殖民’，就是拆解、消解、消融、抹去殖民化的不良影响，解构殖民宰制话语和西方中心主义”，重建民族国家和个人的主体性;“解殖民”策略，因此“隐含了重组去殖后的现代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10］。例如，正是在“半殖民－解殖民”的阐释架构下，作为“十七年文学”生成背景的毛泽东时代，其受到争议的“反现代的现代性”(李杨、汪晖)内涵反而可能表现出另一种意义上的逻辑整全性:20 世纪40、50年代，由于特殊的“半殖民”历史语境，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等之后，非自由市场的公有制经济确立了;同时期认同的，是竹内好《新颖的赵树理文学》(1953)中“通过抛弃自己和自己所处的世界，而获得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并在那世界中得到了自由的自己”的“集团(民族、国民)的典型”人物，它与西方文学里的“个人英雄”并不相同［11］;而赵树理笔下的“三里湾”这样的乡村，作为被想象建构的“集体”社会，已经初步具备了农民“脱域”和“再嵌入”的现代性特征，虽然它也具有很多的局限性［12］。相同时期，“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毛泽东，1942)，以及“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周扬，1944)，成为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统摄精神，并因而产生了1950 至1970年代对于文学艺术的激进主义批判①如，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人民日报》1967年5月28日;彭真:《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64年8月1日;柯庆施:《大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红旗》1964年第15期，等等。;一种包括女性“飒爽英姿”在内的“健康”美学，和“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世界革命”思想也在传播当中。这一整套多重印合的内含逻辑，显然有着与前述西方“现代性”非常近似但是方向各异的理路。因而，左翼学人关于“十七年”和“文革”的“反现代的现代性”观念，首先并不是被判定为正确或者错误的问题，也不是由原先的另类“现代性”辩护，直接走向“反现代性”批判的问题，而是毛的时代因此应该被给予一种历史化的“瞭解之同情”，即对带有“决断”之意的“解殖民”化历程的理解问题。倒不一定是毛泽东本人对于这一整套社会主义规划，没有足够的预知性②以农业为例，1961－1962年，安徽、广西、甘肃、贵州、湖南、河北等许多地区再度出现包产到户风潮(即“单干风”)。引人注意的是，毛泽东对于搞“单干”可能迅速导致的“阶级分化”景象表示了深深的忧虑。1961年9月邯郸谈话会后毛泽东构想着将农业经济核算单位最后下放到生产队一级，这已经达到了他本人所能同意的关于当时人民公社政策调整的最后底线。毛泽东:《关于解决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中央常委等的信》(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565 页。。这也是“十七年文学”首先应该得到恰当尊重的理由。另一方面，如果单纯以“反现代的现代性”观念来展开具体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则可能仍有许多逻辑和史实的空白，是需要填充完成的。

二 “个人”:作为范式和“知识”的焦虑之一

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些微观概念的使用，有时也是需要谨慎加以考虑的，因为其中容易出现类似于“片面的深刻性，深刻的片面性”这样的问题。其中，“十七年文学”研究中的“个人”，就是一个十分值得讨论的概念。作为新文学源头的“五四”，其最大贡献，按照郁达夫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的说法，就是对于“个人”的发现③郁达夫:“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郁达夫:《＜散文二集＞导言》，鲁迅等:《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1917－192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2 页。。但是这个“个人”，在20 世纪20年代后期发生了变化。以殷夫的诗歌为例，抒情者由最初的“我”，转而出现了与工农声气相通的“大群”和“我们”(《别了，哥哥》《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我们》，1929)。甚至当时有一本杂志，名字就叫作《我们》④《我们》(创刊号)，上海晓山书店1928年5月20日出版，为综合性文艺期刊。主要撰稿人有杜国庠、洪灵菲、李初梨、钱杏邨、蒋光慈等。。因而在左翼那里，“个人”的概念逐渐被集体意义的“我们”、“大群”/“群”、“阶级”等所覆盖。其后，核心的“个人”视角主要是被自由主义传统保留了下来，直到1949年后这一传统的实际隐匿。

20 世纪80年代，由于“文革”后特殊的政治、历史语境，重叙一个“80年代的‘五四’”(程光炜)逐渐衍为主流，被再叙述的“五四”因此成为文学史的隐形认识“装置”。董之林批评说，正是在80年代“以强调个人和个性的启蒙话语为依据”的元叙述下，“十七年文学”才被裁定为没有什么文学价值，进而被逐出了文学讲堂;这是现代性在“全人类”名义下的“另一种粗暴，另一种粗糙”［13］。但是一方面，启蒙主义者乐意使用“个人”、“人性”这样的语汇，90年代甚至有人直接将“欲望”(或者“快感”)暗指为“个人”的主要内容，并将其作为批评的逻辑。这其中已经隐含了齐泽克之谓“快感的非历史内核”⑤齐泽克讨论过“为什么快感是非历史的”话题。〔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幻想的瘟疫》，胡雨谭、叶肖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6－64 页。，以及平庸化的危险。另一方面，安德鲁·海伍德指出，“任何方法论个人主义都有一个缺陷，它既是非社会的，又是非历史的”;它“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行为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以及从一个历史时期到另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各不相同的。如果经验和社会环境塑造了人性，那么个人就应该被视为社会的产物，而不是正好相反。”［14］客观来说，就20 世纪中国文学来看，数次“人性、人道主义”思潮中的“个人”，如果细加推究，都带有下述方面的含混:在最初经济的、政治的压抑前提存在的时候，虽说可以起到一定的解放作用，但是随着压抑模式的消失，这一概念的“有效性”疑问就会马上浮现出来。我们将如何回答，为什么赵树理的《杨老太爷》、韶华的《北大荒的故事》、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柳青的《创业史》等，都写到了贫苦农民在稍有富余之后就想着买地和雇工?为什么《邪不压正》《暴风骤雨》《创业史》《三里湾》，都写到了部分干部趁土改之际分得好地甚至多分浮财?为什么黎老东、傅老刚的铁木情谊难于再继续下去(《铁木前传》，1956)?为什么双眉做了秋收大队长就有了明显的官僚作风，县妇救会干部王同志的“欲望”形式在匿名状态下竟然得以幸存了下来(《村歌·上下篇》，1949)?——难道我们忘记了，这些人当初不正是以“人”的名义被“解放”叙述的吗?自然，将他们从压抑模式解放出来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他们制造新一轮的压抑模式。倘若如此，“人”、生命、尊严等价值，又将落脚在何处?所以有批评称，新自由主义的“十七年文学”研究，“进入新世纪以后成就平平”，新出成果陷于大面积重复，“已不能提供新的问题空间”了［15］，应该说并不奇怪。

另一方面，正如董之林、程光炜等所言，“知识”的整理，也理应包括对“知识者”自身观念的整理。“80年代对‘十七年’文学的否定，恰恰缺乏对主体(自身的)思维方式的反省，进而重复了‘十七年’至‘文革’以来的‘大批判’思路，尽管批判者说法上有所不同。”［13］事实上，“十七年”时期知识分子自由发声的空间虽然极度逼仄，但是自由、效率、差别等趋向于“个人”的观念，却以隐匿状态存在着。1955年后，实行了工资制;1956年的工资改革对知识分子尤其重视，他们的待遇相当优厚。有的论者甚至认为，当时“党已为新的专家阶级的出现创造了条件”［16］。同时期，作家稿酬制度虽经几度修改，大体上仍以“过高”或“偏高”标准持续到了“文革”爆发。结果，作家由于兼有工资和稿酬，成为引人注目的“五六十年代的高收入者”［17］。张均也评价说，“可惜，与低下阶层‘同甘共苦’很难成为知识分子的追求”，“故作家在‘食利’道路上继续前进，流失道义资源是必然的。”①张均:《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研究(1949－197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6 页。“新稿酬制度使作家频频创造经济神话。《红旗谱》、《播火记》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和百花文艺出版社同时印行，作者梁斌在圈内被称为‘十万富翁’。”这个“10 万元稿酬”作为例子之一，根据著者的历史化测算，当年“相当于一名普通职工不吃不喝200年的全部收入”，或者“一个农民不吃不喝2018年的全部收入”，堪称让人震惊。同书，第33－34 页。在此后的约半个世纪里，基本上鲜能看到有当事知识分子对此有所表达和自省。1957－1958年的“反右”，1966－1976年的“文革”，1955－1979年的“上山下乡”，知识分子遭受过极大的苦难，这些毋庸讳言;问题是，同时期包括农民和工人在内的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在他们多数人的回忆里却是处于更低位，甚至阙如的(尤其是前两者)。这包括著名学者季羡林《牛棚杂忆》的生活回忆，等等。乃至1980年代浮现出的“新意识形态”，它再一次表明，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命运共享感，在整体意义上重新开始萌生消退的迹象［18］。福柯曾经指证了“知识”和“权力”的密切关系，当自由主义专注于与“个人”捆绑在一起的发展、创造、效率等“知识”时，本应考虑的一般民众的出路又在哪里呢?

与自由话语不一样，在左翼的观念内，“个人”一直是与“集体”关系特别紧张的概念。这种左翼传统由来已久，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朱德的“投降说”和毛泽东的“改造说”，可为明显的代表。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团体”(集体)与“个人”，甚至被夸张成一种类似于与“敌人”之间的关系，如《朱德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1949年4月18日)就是如此。整个1949－1966年间，相当多的作品其实都在讲述关于“个人”的故事，如《孙老大单干》(马烽，1954)、《三年早知道》(马烽，1957)、《宋老大进城》(西戎，1955)，特别是赵树理1962年的《互作鉴定》，1964年的《卖烟叶》等等。这些作品都带有一种内蕴的蔡翔所谓“辩论”的风格，持续地宣谕对于“个人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左翼同道者似乎有个矛盾的现象，就是常常会不自觉地遗忘掉这个“个人”在自己身上的表现，但实际上，它却自始至终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或许这也是有传统的，如1949年柳亚子之迁居“圆满超出意外”的颐和园益寿堂，1955年巴金在上海特批分得花园式别墅，后来也未见他们在作品中表示过“牢骚”和“我控诉”。虽说其中分别有后续捐赠与支付房租等情节，显然当时大多数低级别的人困窘的差别化分房状况，并不在他们的关注之内［19］。在“十七年文学”中，个人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56年前，虽然像《山乡巨变》(1957)、《创业史》(1959)中叙写的那样，集体生产其实积极性相当低，引发了大规模的怠工景观②如《山乡巨变·续篇》开始前三节，就用了40 来页的篇幅(占续篇全本八分之一)，描述了高级社社员们排工、窝工、乱丢农具等惊人现象。《周立波文集》(第三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第345－385 页。，但是由于农业粮食产量大致处于上升时期③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7 页。新中国成立后粮食出现第一次减产，是在1956年。，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趋于完成，国家在“组织－改造”过程中威权强大，人民整体上又比较贫困，所以虽然有后来的“闹社”，或者毛泽东所谓“群众闹事”的风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一种深度的对于“集体”观念的焦虑，可能还尚未到来。到了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一方面出现了工资改革、“专家阶级”等导致的经济差异，一方面城乡之间户籍制出现了身份区隔，而社会主义理论“按劳分配”的原则一度被更多地强调(“按劳取酬”必然导致“个人”的差异)。其结果，在城市和知识界出现了分层社会。由于国家对于农村工作领导的“下派”干部方式，城市或者官员的生活，其实接续起了农村空间，如《创业史》中的陶宽、杨国华、王亚梅等，与农民的生活区别相当巨大;而且干部中间也出现了住房、着装、食物等区别形式①如陶宽书记有着棉门帘、弹簧圈椅、钢炭炉、玻璃柜、咖啡糖等，在当时堪称奢华的办公室(居然还带卧室)，杨国华副书记狐皮领的大氅和《创业史》里唯一写到的毛衣，以及他们在城里生活的白净安逸的妻子和儿女们(后王亚梅暂时下到基层工作);此外，还有那些穿棉制服、戴棉制帽，在小说中基本没有参加体力劳动的区乡以上的干部。他们的生活与农民和本地基层干部之间的区别，是极为醒目的。。农民自身的教育、收入等状况，同样出现了差异:如果说，《创业史》中改霞凭着“文化”去考工厂，被管制的富农姚士杰和富裕中农郭世富等仍然能够增产粮食，这些在思想或者制度上基本能够被予以规训;《艳阳天》(1964)中积极追逐个人前途和贪图个人享受的会计马立本，以及赋有热爱劳动和“勤俭持家”美德的中农们，显然使作者面临了阐释的困难。思想或者制度的规训，在此演变成了更趋暴烈和焦灼的“阶级斗争”模式。这说明，在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差异型社会出现了，齐平化的“集体主义”将面临深刻危机。结果，思想、文艺、“个人”都出现了相当复杂的景观。看来，在左翼革命思想高涨的年代，并不是忽略“个人”或者对它保持长久的压抑，“集体”就会取得对于“个人”的全面胜利。最终，植根于历史逻辑本身的“个人”仍然会浮出历史地表，并在差异型社会里演出各种剧目。这就是唐小兵称之为“日常生活的焦虑”的更真实的意义。对此，文学怎样来应对?赵树理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的作品和创作谈，坚持批评个人主义，而且赵本人从来没有否定过集体主义。但是一些作品也显露了意义的纠结，比如，他在1959年的《老定额》里对于单纯依赖“革命精神”就有了暧昧的存疑。这些显示了，左翼长久以来所理解的“个人”概念，其实内里也带有某些深层的困惑性。

麻烦的问题还在于，左翼对于“个人”的批评，由于历史中尚有上述问题遗留而未予以回应，结果，他们对于个人主义的批判，竟然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效果历史”:1980年代，包括左翼在内的知识界为改革事业呼吁，推动宏大(理想)话语的抒情和建构，结果，到了1990年代，改革事业发展了，社会思想却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知识界和批评话语也被放逐到了社会的边缘。事实上，当年的知识者们对此可能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才会有“人文精神危机的大讨论”。张承志、张炜、余华等人也都在他们的创作里，显露了前后矛盾②如，张炜称“有时我甚至想，与其这样，还不如再贫穷一点，那样大家也不会被坏人气成这样。大家都没有安全感，拥挤、掠夺、盗窃，坏人横行无忌。”张炜:《文学是生命的呼吸》，《作家》1994年第4期。。而张贤亮、王蒙，当年的左翼意识的表达者，前者后半生的个人商业道路和逝后留下的争议话题，后者的《躲避崇高》和三传本《王蒙自传》中的自得性及相对主义表述，如何与当年他们各自的“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和“少年布尔什维克”的激情形成互文印证?这些或许都说明，左翼对于个人主义的批评和压抑，其实并没有从深层次上解决问题。其结果是，该来的，仍旧还会到来——“个人”照样还是“不在场的在场者”。左翼的“个人”观念与“集体”话语之间，其间性关系问题仍然有待于回答。

三 “解殖民”文学史观的整合性及其可能

有论者认为，在福柯和萨义德之后，我们已经不能简单地坚持文学文本的超越性了，“文学文本纠缠于世界”;同时，中国现代性的难堪就在于“如果借助西方现代性视域就可能导致被殖民化”［20］。因此，如何处理好世界性与民族性、现代性与在地性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半殖民－解殖民”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学的视野，一方面秉承了“大历史”的宏大叙事，延续了解放、平等、民主、正义等理念。另一方面，依照汤妮·贝萝“殖民现代性”的说法，也可以使批评“从‘大历史’转到‘小历史’，从上层文化转向下层、次层文化，从政治、经济转向文化、心态、认同、家庭、社会、两性关系等领域”［21］。“半殖民－解殖民”实际也超越了后现代主义通常认为“现代性”的缺陷只是一个语言或者风格的问题［22］，从而隐含了某种批评立场的“决断”之意。张武军批评说，“学界在运用民族国家理论进行文学阐释时都几乎毫无例外的指向现代性。实际上，从西方与中国的历史进程来考察，不是现代性理论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建立，恰恰相反，是在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我们才概括出了被称为现代的内容。”［23］所以，要考察中国文学包括“现代性”在内的诸问题，首先应该关注民族国家和人民生活的独特性与具体历史。如果前文的讨论不失某些合理性，我们会发现，“半殖民－解殖民”的观念，在“十七年文学”研究中或可促成一些新的意义。

从实际来看，“半殖民－解殖民”史观，有可能克服“十七年文学”研究中某些概念分治、歧义、矛盾等带来的复杂问题。例如，与“十七年文学”起源相关的1947－1948年的暴力“土改”，在文学里如何叙述，一直是个疑难的话题。除了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1946)有所涉及，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48)、周立波的《暴风骤雨》(1948)等作品中，都大体保持了沉默或者做了适度改写。这种逻辑向后延续到了《山乡巨变》《创业史》和《艳阳天》。问题是，如果文学研究要想取得严谨意义上的与“历史”对话的有效性，那么这种仅仅保持沉默或者改写，也是不够的。很多研究文学“土改”叙述暴力“正当性”的论者，并没有注意到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比较和平化的土改，如台湾地区1950年代的土改，以及我国当年暴力土改的思想，翻版到邻邦所引起的同样惊人的历史景观［24］。问题不在于革命暴力“正当性”本身，而是在于如何在当时“半殖民－解殖民”的具体语境下，历史化地将“人”的命运思辨包括进去，在此基础上来论述这个革命暴力“正当性”的两难困境，才可能是更合适的。同样，1950年代后期定型的户籍制，形塑了“十七年文学”中许多与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命运相关的抒写，像《韩梅梅》(1954)中回乡毕业生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改造话题，《创业史》(1959)中改霞犹豫于待在农村还是出去“考工厂”的话题(有论者称之为“改霞的问题”)，直到路遥《人生》(1982)中高加林的“出路”和困境话题，等等。但是在社会学层面，孙立平批评说，从理论上看这一时期正是我国最好的城市化良机，却被遗憾地错过了［25］77－79。诸如此类的问题，文学研究怎能偏执于一己的狭窄之见，而在语境上并不取得与其他学科“知识”的互文辩证关系呢?如果坚持这样，是否会影响文学研究话语对于社会和历史的阐释有效性?此外，“十七年文学”研究如果业已内化了“现代性”的视野，也仍然需要面对一些概念歧义的问题。如孙立平在《断裂——20 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中以北京中关村、石景山，以及广袤的农村为例，描述了现代性影响下不同的社会空间和现代时间问题:“在社会的不同部分当中，几乎是完全不同时代的东西，共存在我们的社会里”［25］6－14。事实上这个“断裂”型的社会，1950 至1960年代，正是其制度性的发生时期。那么，如果我们只是大而化之地使用“现代性”的概念，我们的研讨将如何来收纳这个现代性影响下同时并存的不同社会空间和现代时间?不仅如此，“十七年文学”研究还存在如何处理概念反向自身的矛盾性问题，如知识分子与工农的思想关系、文化改造与“健康”美学，等等。这些杂乱、分治、歧义而又零散的概念，恐怕只能在“半殖民－解殖民”框架下，才可能获得大视野的整合。

另一方面，“半殖民－解殖民”史观，也可能给“十七年文学”研究带来某些概念的新的意义空间，如“解放”、“个人”、“文化殖民”，等等。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时期，农民的“解放”很自然地被理解成农民的土地问题和“翻身”问题。1920年代后期亦生《论农民的解放》一文，正是将“农民解放的要求”理解成“在经济上要求减轻租谷，减轻利息，及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在政治上要求乡村的地方自治，反对一班万恶的土豪劣绅把持乡村政权，鱼肉百姓”，和“使农业生产的方法进步，生产力增高”等三个非常具体的方面［26］。“十七年”时期，上述中国农民的“土地还家”、穷人“翻身”的愿望，在新的人民国家，都已经在事实上得到了实现。新作物品种和新耕作方法也在实验当中。但是同时期，基于新的历史实践，“解放”问题也可能悄然诞生了某些新的、纠结的想象，它们形成了对于“新生活”的诸多理解差异。这涉及了对“解放”做何阐释的问题。事实上，在阿伦特和吉登斯那里，“解放”并不只是简单地等同于暴力革命(“翻身”)的胜利，它的真正意义是指向人的对自由之境的渴望。这一渴望遭遇到了“剥削、不平等和压迫”等三大敌人①在阿伦特的《论革命》中，“解放”一词在意思上更多地暗含了解放所意味的自由状态:“解放”并不直接意味着“自由”;对于自由的渴望，更超出狭义“解放”的意义之上。〔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8 页。同样，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提到了“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的概念。吉登斯把“解放政治”定义为“一种力图将个体和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他反复表明:“解放政治所关心的是减少或是消灭剥削、不平等和压迫。”〔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47－248 页，第249 页。:这三大敌人只有第一个，即“剥削”，才是通常被讲述成历史的和革命(翻身)的;而第二个和第三个敌人则更有可能是社会的、文化的，乃至精神的，在“半殖民－解殖民”的泛语境下，它们仍然可能以隐蔽的姿态存在于革命之后的状态之中。应该说，正是在这个新的逻辑上，农民“解放”的意义超出了上述亦生等人的朴素理解，因而重新成为“十七年文学”当中所包含的，今天我们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这涉及许多方面。比如说，“十七年文学”里的“个人”，他们的尊严、平等和幸福，如何在“实在界”得到更具体化的讨论?一个现代性发达的大写“集体”，原则上显然需要安排好“个人”在其中的位置;同时，大写“集体”也需要处理好“个人”与“集体”两者之间转换和流动的关系。否则这个无以抑止、同时又正是“集体”构成元素的“个人”，最终可能反过来产生对“集体”的损害和扭曲。在“十七年文学”研究的范畴内，这正是左翼话语需要认真地予以回应的问题。“十七年”时期我国内部工农业结构关系基本上借鉴苏联模式，一方面这是“半殖民－解殖民”历史语境下不得已的选择，它先在地决定了“十七年文学”中农民和农村的基本境遇，如合作化、统购统销、城乡二元户籍制、社教运动，等等。这些正是《山乡巨变》(1957)、《“锻炼锻炼”》(1958)、《创业史》(1959)、《张满贞》(1961)等小说里农民的日常生活，及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生产关系。另一方面，其中高昂的思想斗争和对民族形式、民间情感等的挪借，其实并没有使得当年的“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和体力劳动差别)真正潜隐起来。它们也将在未来1980年代的文学中强劲地反弹，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呈现出当年列宁式“内部殖民主义”带来的发展差别问题，甚至在身份和文化上体现出深刻的城乡区隔，形成有的讨论者严肃批评的“内部东方主义”(internal orientalism)和“文化殖民”(蔡翔、王晓明)的话题。

程光炜曾经批评说，“我们没有想到自己实际是在一种被规训的知识，例如‘个人’、‘自由’、‘民主’、‘五四’、‘鲁迅’、‘纯文学’、‘浪漫’、‘理想’等等中思考问题，做工作，寻找研究‘十七年文学’的角度;也没想到，我们并没有站在自己的历史感受和生存经验中想问题，没有从自己对独特的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观察中发展出一套更能针对‘十七年’历史语境的知识，并通过它来整体性地反省‘十七年文学’的问题。”［7］38－39这给予了我们许多有益的提示。“半殖民－解殖民”作为“一种研究思路、方法和框架，也是一种文学史观”，“具有整合和区分的优势”［10］，既可以重建弱者反抗的“主体”性，也可以促成民族国家独立品格的形成;既可以用于阐释经济发展主义的语境前提，又可以重释“个人”与“集体”历史化的共生模式;既能用来讲述“革命”的正当性，也可以用来研讨新的文化创制的合法性。简言之，在警惕文化相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前提下，“殖民”语境没有过去，“解殖民”的努力就仍然需要。

四余论:历史感和“去哪儿”

由此，“十七年文学”研究如何既在“大历史”又在“小历史”两个层面上，同时互文性地回到当年的具体语境，是至关重要的。萨义德曾借福柯的话语理论称，言语绝不仅仅是把冲突和统治体系语词化，它本身就是斗争和冲突的对象。这正是“十七年文学”的文本、材料、现象、话语等，与现实和历史相联系的根本内容。其中，“民族自卑感、历史悲情叙事和文化矛盾心理”［27］，以及中国在全球化和现代性处境中的“位置”，固然构成了这种历史感的宏大内容的一面;而另一面，诸如平等、自由、尊严、幸福等概念，我们在研究工作中也不应该仅仅只在终极性层面使用它们，而是需要同时落实到与“集体”相对的微观“个人”身上去，并且从政治、经济、文化、心态、认同、家庭、社会、两性关系等层面，作为“过程”来加以呈现和讨论。因为它们作为终极性价值语词时，在自由和左翼两种立场那里，其实含义区别甚微。同时，历史化的任何研讨，最后也不应该导致我们迷失在实证主义的“事实”丛林里面，泰勒和霍耐特曾经不约而同提到的那个“好生活”，应该成为我们严谨的历史化讨论后的知识“决断”方向。正是这三个层面的意义上，决定了“十七年文学”研究工作中，同时注重历史感、过程性和决断态度的“半殖民－解殖民”观念，值得期待。在如今世界性的帝国语境下，如贾振勇所称，其“会通”功能，也让人翘望。萨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说，“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提升生命”，“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而产生的非强制性的知识。”［28］在“集体”和“个人”同时并举而不偏废的前提下，它正应该成为我们“十七年文学”研究工作的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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