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登本，田丙坤

（陕西中医学院，陕西咸阳712046）

“扶阳抑阴”治法研究述评

Research review on the treatment of strenthening yang and inhabiting yin

张登本，田丙坤

（陕西中医学院，陕西咸阳712046）

扶阳抑阴治法是扶阳抑阴学派（火神派）的基本治病思路，其应用的基础可概括为阳主阴从的重阳观、阳虚渐增的体质观、“阳常不足，阴常有余”的病理观、阳虚阴盛的病势观和阳虚上浮、外越、下陷的阴火病机观，遣方用药尊崇仲景，温药扶阳，擅用附子。

扶阳抑阴法；阳主阴从；附子；治法

“扶阳抑阴学派”简称“扶阳派”，是“温补学派”的分支，但又有区别。“扶阳抑阴”治法是《伤寒论》基本的治病用药思路，但这一治法却是温补学派代表人物张介宾最早提出的（《类经附翼·医易义》），后来经过清代喻嘉言、黄元御等人的补充和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成熟的治病方法。自清末蜀医郑钦安成为“火神派”开山祖师之后，这一治法就成为该学派临床用药的基本立场。近十多年来，中医界风起云涌，使沉寂许久的中医理论研究产生了些许涟漪，也为其增加了一些活力，成为诸多学术流派中颇有鲜活生命力的一致新生力量和生力军。综合其研究现状，可以将“火神派”的学术立场概括为“扶阳抑阴”的治病思路，“阳主阴从”的阴阳观，阳虚逐渐增多的体质观，“阳常不足，阴常有余”的病理观，“阴盛阳虚”的病势观，“阳虚上浮、外越或下陷”的“阴火”病机观，擅长重用附桂姜的用药观。由于“扶阳派”是在临床实践之中发生和发展的，源于实践而又从属于实践，完全以东方文化背景下的生命科学为理论依据，又有其深厚扎实的临床基础，这就是其在近十多年来能够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所在。

笔者收集2013年12月之前关于“扶阳”治法的资料96份［1-96］，包括4次“扶阳”专题论坛文章62篇、1次专题研讨会文章7篇、期刊论文5篇、学位论文2篇、学会论文集文章8篇以及“扶阳”专著12部，研究发现其应用的基础可概括为阳主阴从的重阳观、阳虚渐增的体质观、“阳常不足，阴常有余”的病理观、阳虚阴盛的病势观和阳虚上浮、外越、下陷的阴火病机观，遣方用药尊崇仲景，温药扶阳，擅用附子。现报道如下。

1 阴阳理论是扶阳抑阴治法的理论基础，“重阳”理念是其源头

阴阳学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哲学基础，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中医理论发生及构建的文化基因，《黄帝内经》理论的构建和成书深受其影响。无论是温补学派还是“扶阳抑阴学派”乃至“火神派”，必然携带着浓郁的阴阳理论的印记。阴阳理论是在人类对太阳崇拜的生存大背景之下发生的，没有太阳崇拜也就没有阴阳理论的发生。这从“阴阳”的字形架构即可得出，有“日”则为“陽”，无“日”则为“霒”（或侌、隂）。也是刘安、董仲舒提出“阳为主，阴为从”以及《黄帝内经》重阳理念的重要依据。也是“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而上卫外者也”（《素问·生气通天论》）之所以用太阳取象类比的重要背景，在彰显“重阳”理念的同时蕴含了“阳气盛衰寿夭观念”［1］。可见，中医学中的“重阳”思想源于人类对太阳的崇拜是显而易见的，这自然也是“扶阳抑阴”流派的理论源头［1-2］。后人之所以有“为医者，要知保扶阳气为本……亦可保百余年寿矣”（《扁鹊心书》），“尝见多寿之人，无不慎节生冷，所以得全阳气”，“故凡欲保重生命者，尤当爱惜阳气”（《类经附翼·医易义》），以及“阴为体，阳为用，阳气在生理情况下是生命的动力，在病理情况下又是抗病的主力”［3］等论述，无不深受其影响。

仅就“扶阳”治法而言，是《黄帝内经》首创了“扶阳”思想［4］，有“阴病治阳”“热之而寒者取之阳”的治病法则，张仲景是践行“扶阳”治法的第一人（《伤寒论》）［1，5-8］。在王冰“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之后，周之干基于“人身以阳气为主”率先提出了“用药以扶阳为先”的用药思路（《慎斋遗书》）［2］。张介宾进一步提出，“圣人作《易》，至于消长之际，淑慝之分，则未尝不致其扶阳抑阴之意，非故恶夫阴也，亦畏其败坏阳德，而戕伐乎乾坤之生意耳。以故一阴之生，譬如一贼，履霜坚冰至，贵在谨乎微，此诚医学之纲领，生命之枢机也”（《类经附翼·医易义》）。此后，喻嘉言、黄元御［9］以及以“扶阳抑阴”治法见长的“火神派”代表人物郑钦安［10-16］、吴佩衡［17-21］、祝味菊［2，22-24］等，当前活跃在中医业界并在该领域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扶阳”学派的领军人物李可［25-37］、卢崇汉［22，28］、刘力红［14，26-27，36］、唐步祺［37］、张存悌［10，37］、吴荣祖［17，38］等，都是“扶阳”疗病方法的身体力行者和弘扬拓展者。

“扶阳”流派的学术源流的脉络是清晰的，可以概括为：太阳崇拜→阴阳理论→重阳理念→《内经》扶阳思想→仲景践行扶阳→“温补学派”（张介宾首先提出“扶阳抑阴”）→郑钦安“火神派”［1］。

2 “扶阳”学派的主要学术观点

2.1 以郑钦安为代表的“扶阳”学派［10，12，15，37，39-40］

2.1.1 阴阳为纲，判分万病 以阴阳为纲，判分万病，是其基本的学术立场。郑钦安认为，“万病总是在阴阳之中”（《医法圆通·郑序》。临证“但见舌青，满口津液，脉息无神，其人安静，唇口淡白，口不渴，即渴而喜热饮，二便自利者，即外现大热，身疼头痛，目肿，口疮，一切诸症，一概不究，用药专在这先天立极真种子上治之，百发百中。若见舌苔干黄，津液枯槁，口渴饮冷，脉息有神，其人烦躁，即身冷如冰，一概不究，专在这先天立极之元阴上求之，百发百中”。这就是郑氏提供衡量阴证和阳证的两把尺子，是判断阴虚、阳虚的“秘诀”。故卢崇汉教授指出，“做中医的始终要跟着脉证走，不要跟着指标走”。

2.1.2 重视阳气，突出扶阳 在“重阳”理念指导下，认为“阳者阴之根”，“阳主而阴从”，“阳统乎阴”，在诸种阳气中，郑钦安又特别强调肾阳的作用，“人生立命全在坎中一阳”，其善用附子、四逆辈，化裁而治疗百余种病。擅用附子，不夹阴药，为其用药特点［10］。

2.1.3 详辨阴火，精深独到 郑氏对阴寒偏盛所致虚阳上浮、外越、下陷所引起的种种假热之象，他称之为“阴火”者，有着相当深刻的认识。

2.1.3.1 “扶阳”派所论“阴火”的内涵 “扶阳”派所论“阴火”是指阴证所生之火，又称“假火”，本质是阳虚阴寒偏盛，导致虚阳上浮、外越、下陷而引起的种种“肿痛火形”其实是假象，常见的如慢性咽炎、口腔溃疡、牙龈肿痛、舌疮、口臭、头痛、颧红、目赤、耳鸣（以上各症即俗话所谓“上火”）以及内伤发热、皮肤包块红斑、足心发热如焚等都是极为常见的。这些临床表现在“扶阳”派看来，貌似火热之象，其实是真寒假热（即“阴火”），极易被误认作实火热证，或者阴虚火旺证，若以滋阴泻火之法治之，“实不啻雪地加霜”。

2.1.3.2 “扶阳”学派所论之“阴火”有别于李杲之“阴火” 李杲认为“脾胃虚弱，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脾胃论》）。“或因劳役动作，肾间阴火沸腾，事闲之际，或于阴凉处解脱衣裳，更有新淋浴，于背阴处坐卧，其阴火下行，还归肾间”（《内外伤辨惑论》）。可以看出李杲所言阴火也是来源于肾，强调的是脾胃气虚是本，致“阴火”乘其土位是标。而“扶阳”派应用姜附所治疗的“阴火”是因为肾阳虚，虚阳上浮、外越、下陷为本者有很大的不同，二者在病位以及病性轻重上均有差异［10，41］。

2.1.3.3 “扶阳”派所论之“阴火”也不同于阴虚所致的虚火 在阴阳对立制约理念下，将阴虚阴不制阳而产生的虚热、虚火，也称为“阴火”，这二者的内涵更是有很大的区别。二者的病理本质，一是肾阳虚衰，一为阴虚不足；前者要温阳益火，以消阴翳；后者则要滋阴降火，以清虚热；前者用药甘温，后者用药甘寒。不可不加辨识。

可见，“扶阳”派的学问不止在对大剂附子的擅用，更重要的是对“阴火”、假热证的辨认，于此尤具重要的现实意义［10］。

2.2 阳衰阴盛，病势趋向

“扶阳”派对病势判断的基本立场是“阳衰阴盛”，“阳衰”为病机之本。阳衰势必导致阴盛，这就是其“阳衰阴盛”的病势观。所谓病势观，是指医家对群体社会的发病特点和大体趋势的概括认识，关系到医家和学派的学术特点和认识疾病的前提。病势与社会、时代及地域、气候特点密切相关。“阴阳不明，医门坏极。喜清凉而恶辛温，无怪乎阴盛阳衰矣”（《医法圆通·卷二》）。认为俗医“喜清凉而恶辛温”，滥用寒凉伤阳之品，导致世人发病多有“阳衰阴盛”的病理趋势，因而临证以阴证、寒证为多发，而阳证、热证则少见的基本发病态势。故有“习见可温者十之八九，可清者百无一二”“宜温者多，可清者少”（《伤寒质难·第十四》）之说；周连山也认为，当今临证“阳虚之证十之七、八，阴虚之证十无二三”；卢崇汉指出，“举目望去，现在有几个是阳实的啊？真正阳实的没有几个”（《扶阳讲记》）；李可也说：“阳虚的人十占八九，真正阴虚的百不见一”（《人体阳气和疾病》）。这是“扶阳”派对当前临证病证谱基本趋势一致的认识［10，25］。

2.3 “阳常不足，阴常有余”

何以会对当前临证病证谱基本趋势有“阳衰阴盛”的认识？“扶阳”派认为，人体现行的状况是“阳常不足，阴常有余”（《伤寒质难·第七》。早在金元时期，朱震亨对仲景至宋代医界偏于《伤寒论》经方温热之弊而倡“阳常有余而阴常不足”之论，引发了元明时期滋阴养阴治法的兴起。张介宾认为人体“得阳则生，失阳则死”，故极力反对“阳常有余”之说而主张治病要“扶阳抑阴”（《类经附翼·大宝论》）。

祝味菊还指出，“少阴伤寒，咎在不足，处治之法，始终宜温。阴质不足，佐以滋养；缓不济急，辅以注射；不足在表，温以卫之；不足在里，温以壮之；不足在心，温而运之；不足在脾，温而和之；下虚而上盛，温以潜之；少气而有障，温以行之；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温之以味。温药含有强壮之意，非温不足以振衰惫，非温不足以彰化气。经云：‘劳者温之，怯者温之。’温之为用大矣”。在运用温法上发前人所未发，大胆创新，创立了温散、温潜、温滋、温清、温化和温润等温阳方法［2］。该学术流派在理论上重视阳气，“阳统乎阴，阳者阴之主”（《医理真传·卷二》），“阳主阴从”（《扶阳讲记》）；病机上则是阳虚阴盛，“阳常不足，阴常有余”（《伤寒质难·第七》）；对疾病的认识，指出“万病起于一元损伤”（《医法圆通·卷二》），疾病是阳常不足，阴常有余，“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医理真传·卷二》），阳气不足是疾病的根本；“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重在扶阳”（《扶阳讲记》）［10，22，42］。

2.4 遣方用药，遵循仲景

仲景治方，法度甚严，用药精当，药性偏温，剂量偏重。“扶阳”派根源于伤寒派，用药具有明显的经方风格，用方大都是经方，药味少，药量重，每方用药多在三五味、七八味之间，加减不过二三味，精纯不杂，不乱堆砌药物，法度甚严，达到郑钦安所称“理精艺熟，头头是道，随拈二三味，皆是妙法奇方”（《医法圆通·卷一》）的纯熟地步。据统计，《伤寒论》113方中，药味在7味（含7味）以下者占86%，其中桂枝汤各药的用量应该是桂枝45 g，芍药45 g，炙甘草30 g，生姜45 g，大枣12枚（约35 g），该处方的总量应为200 g左右。而非教科书中的43 g左右［40］，而“扶阳”派的临床遣方用药基本宗此精神。

2.5 温药扶阳，擅长附子

“扶阳”学派在“阳常不足，阴常有余”以及“阳虚阴盛”病势观理念指导下，遣方用药的基本思路是用附子、姜、桂等温热药物以扶助阳气，尤其擅长于附子的应用，故云南的“扶阳”学派领军人物吴佩衡就被尊称为“附子先生”［17］。据统计，卢氏火神派第三代传人卢崇汉（《扶阳讲记》的作者）一年里共诊治患者2 754人，在20 013人次的诊治中共出具处方20 076张，所涉病种83个，用药42种。其中用制附片19 423方，占全年处方的96.8%；用生姜（包括干姜、生姜、煨姜、炮姜、筠姜，还包括生姜、干姜、筠姜同时使用）20 016方，占全年处方的99.7%；用桂（包括桂枝、肉桂，或官桂，或同时使用）19 852方，占全年处方的98.8%；药物用量，生姜或煨姜，每剂在30 g～200 g之间，干姜、筠姜或炮姜用量在25 g～90 g之间；桂枝用量在15 g～75 g之间，肉桂或官桂用量在15 g～30 g之间；附子用量在60 g～250 g之间。每个病例都运用了附子，全年总计用附子13 985 kg（用量近14 000 kg）。这足以证明他在遵循着“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原则，擅用重用附子温扶阳气［2］。

据收集李可2006-2007年470张处方进行了用药规律分析，附子用药频率居第一，为79.00%。如果和乌头合并为84.32%，用附子扶先天少阴之阳。炙甘草用药频率为78.00%，排在第二位，重在补土伏火。干姜第三，为54.00%，如果把干姜炭和生姜合并，姜的总用药频率为91.68%，重在扶后天太阴之阳。肉桂用药频率为36.00%，如果和桂枝合并，用药频率为56.00%，重在扶厥阴之阳。以上充分体现了李可用药注重扶阳的基本精神，几乎贯穿了大多数疾病治疗过程的始终，不论外感、内伤、伤寒杂病，全部体现了这一基本精神［43］。

3 “扶阳派”又称为“火神派”

“火神派”临证治病的遣方用药思路仍然在《内经》“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阴阳者……治病必求于本”的原则指导下，辨清病机的阴阳盛衰虚实，惟阳虚阴盛之证时，方可施以“扶阳抑阴”之法而予以温补之。之所以将其以“火神”名之，不外是依据《内经》“火为阳”“水火者，阴阳之征兆”的论点，以“火”名“阳”的缘故。因此“火神派”绝不是什么新的学术流派，只是温补学派的重要分支而已。因为“温补”是“扶阳抑阴”治法达到的效果，“扶阳抑阴”是“温补”的作用核心机理，将其以“火神”名之，无外乎是体现“重阳”的理念，三者称谓不同而本质无别［1］。鉴于“阳常不足，阴常有余”是病证的重要形式，因而“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温扶阳气。这是将“扶阳”学派称之为“火神派”的又一理由［22］。

4 “扶阳”学派的现实意义

4.1 阳衰阴盛病势趋向观念契合了人们现实的生活状况和临证病证谱

“扶阳”理念之所以得到广泛关注，是由于现阶段造成“阳常不足，阴常有余”之格局不外有体质因素、寒邪作祟（寒邪为患居多，随着电风扇问世，空调、冰箱的普及，当今因寒邪而病者，较之仲景所处时代“伤寒十居其七”有过之而无不及，空调病即是其例）、嗜食生冷（损脾伤阳）、工作烦劳（过劳则耗阳伤阳）、房事太过、作息无常（使阳气不能按时敛藏充养，久而久之造成阳气虚损）、恣用苦寒、滥用激素、滥用抗生素、慢性病发生率上升（病程冗长，久病多伤阳气）等，故祝味菊先生“阳常不足，阴常有余”之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2］。

4.2 重视阳气，突出扶阳治病思路适应的病证谱广泛

依据现有资料统计，无论是祝味菊、卢崇汉，还是李可，他们运用“扶阳”方法治疗的病种几乎涵盖了当前世界医学界所能认识的一百多个病种，且疗效肯定［371］。

5 “扶阳”学派广受关注的缘由

“扶阳”治法由来已久，真正作为一个医学的学时流派而言，清末医家郑钦安及其《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三部著作，以元气立论，以阴阳为纲，强调“阳主阴从”，以及病势的“阳虚阴盛”，重视扶持阳气，开创了一个以扶阳为特点的学派［11，13，44］。

“扶阳”学派为何在近十多年来广受关注呢？依据文献分析，其中原因主要包括，①“扶阳”学派阳衰阴盛病势趋向观念契合了人们现实的生活状况和临证病证谱，适应的病证广泛，疗效肯定。②有一批业界学者倾心研究和大力推介。郑钦安及其《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是百年以前的成就，但是真正得以广泛关注则是在《郑钦安医学三书》得到整理出版之后的事。得益于业界李可、张存悌、刘力红、吴荣祖、卢崇汉等一批学者组织广泛深入地研讨，在近十年期间，先后在南宁、北京、上海、昆明、广州有5场“扶阳”专题论坛［2，10-12，14-23，25，38-96］，有力地促进学术研究和推介，这在其他学术流派的发展进程中是少有的，因而使“扶阳”学派的影响迅速地扩大。③中医学的理论研究在近现代时期少有创新，在清末温病学派之后的近百年期间，中医理论的研究基本处于留滞状态。人们寄希望于现代科学技术对中医理论研究水平的提升，但是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中医学与成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现代科学技术在理论层面上难以融通，使人们对于历经近五十年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和手段对中医理论进行研究感到茫然或者失望，而“扶阳”派恰逢其时地兴起，以其鲜明的学术立场和观点，在中医学术气氛沉闷之中，使一个原本并不新奇的学术观念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而迅速崛起。④先进媒介手段的助力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集网络、图书、论坛、视频等为一体的宣传推介，是火神派迅速兴起、广受关注的一大因素。

6 “扶阳派”的创新

“扶阳派”的创新表现在：①提出“阳气盛衰寿夭观”。②突出“阴火”。“扶阳”派所论“阴火”是指阴证所生之火，又称“假火”，本质是阳虚阴寒偏盛，导致虚阳上浮、外越、下陷而引起的种种“肿痛火形”其实是假象。此与阳气虚衰、虚阳上浮之“戴阳证”以及虚阴盛、格阳于外的“阴盛格阳证”（或称“真寒假热证”）病机一致。③“阳常不足，阴常有余”的病理观。④病证谱基本趋势的“阳衰阴盛”观。⑤导致“阳常不足，阴常有余”证候病机和“阳衰阴盛”基本病势的原因有人口老龄化所致的体质因素、寒邪作祟（寒邪为患居多，随着电风扇问世，空调、冰箱的普及，当今因寒邪而病者，较之仲景所处时代“伤寒十居其七”有过之而无不及，空调病即是其例）、嗜食生冷（损脾伤阳）、工作烦劳（过劳则耗阳伤阳）、房事太过、作息无常（使阳气不能按时敛藏充养，久而久之造成阳气虚损）、恣用苦寒、滥用激素、滥用抗生素、慢病上升（病程冗长，久病多伤阳气）等十个方面。⑥在治疗用药上，对于阳虚所致的“阴火”要甘温“扶阳”，以姜、附、桂作为一线首选药物，运用山萸肉、龙骨、牡蛎、磁石以收敛上浮、外越之“阴火”。⑦生用附子、乌头、天雄（广东将附子又称“天雄”）、半夏、南星，而且剂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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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世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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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0258（2015）01-0004-06

国家973项目（2013CB532000）

张登本，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E-mail：190982823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