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现存东晋南朝梁元帝萧绎所撰《金楼子》，以清鲍廷博所刻知不足斋本为最善，萧绎的不少占决实例见于该书《自序篇》。经由对萧绎占筮实例的分析，可以一窥以萧绎为代表的南朝梁皇室好易、研易，以及受周易思想影响的情况，探知萧绎痴迷周易之缘由，进而全面诠释萧绎的周易情结。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5）02-0108-06

收稿日期：2015-01-25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子海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0@ZH011）子项目《〈金楼子〉校注与辨析》的中期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宋亚莉（1982-），山东青岛人，青岛大学文学院讲师，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学研究。

萧绎所著书，今留存可信且相对完整者为《金楼子》，《四库全书》将其划归于子部杂家，言“其书於古今闻见事迹，治忽贞邪，咸为苞载。附以议论，劝戒兼资，盖亦杂家之流”。 [1] （P1569）就版本而言，六卷本《金楼子》现有四库全书本、知不足斋丛书本、子书百家本、百子全书本、龙溪精舍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稿本等。四库本《金楼子》从明《永乐大典》中辑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今检《永乐大典》各韵，尚颇载其遗文。核其所据，乃元至正间刊本。勘验序目，均为完备。” [1]（P1569）可知今存《金楼子》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而出，为元代至正年间本。知不足斋本《金楼子·序》有“至正三年癸末岁春二月望日叶森书于西湖书院大学明新斋”款识，又知其为元代至正三年（1343）本。知不足斋本是在四库本基础上，经清鲍廷博、吴骞、朱文藻等人多次校对勘误，其为远胜于四库本的善本，已被学术界公认。 ①随着学术界对子部典籍研究的深入，六卷本《金楼子》逐渐受到研究者重视。本文尝试从六卷本《金楼子》入手，具体分析萧绎之实证占筮，探讨萧绎好易、研易的基本情况，周易思想对萧绎的影响，力求全面诠释萧绎的周易情结。

一、 《金楼子》中的占卜实例

萧绎弱冠好易、研易，同时对周易占筮之术保持着极高的热情，《太平御览》载：“梁孝元凡诸伎术无所不该”，“凡所占决万不失一。” [2]（P3228）其擅占之程度由此而知。萧绎的不少占筮实例保存在《金楼子·自序篇》中。

《金楼子》记载了萧绎年轻时颇为自得的占筮实例，即射覆和占雨。先谈射覆。《金楼子·自序篇》载：“余将冠，方好易卜，及至射覆，十中乃至八九。” [3]（卷六）可知大约在二十岁前后，萧绎对占卜之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最先将此术用于射覆。古代的射覆是一种类似于猜物的占卜游戏，将所猜对象藏于器物之下覆盖好，通过占筮猜测其中为何物，汉代已有记载，《汉书·东方朔传》载：“上尝使诸数家射覆，置守宫盂下，射之，皆不能中。”颜师古注：“数家，术数之家也。于覆器之下而置诸物，令闇射之，故云射覆。” [4]（P2843）年轻的萧绎对射覆极为热衷。《金楼子·自序篇》载：

尝经至郢州，从兄平西，令吾射金、玉、琥珀三指环。筮遇姤之履。其辞曰：“上既为天，其体则圆。指环之象，金玉在焉。寅爻带乎虎，琥珀生光，在合中央。合中之物，凡有三种，按卦而谈，或轻或重。”又有人名裹襞纸中，射之，得鼎卦，余言曰：“鼎卦上离为日，下巽为木，日下安木，杲字也。”此是典籖裴重欢疏潘杲名与？余射之他验皆如此也。 [3]（卷六）

据此可知，萧绎跟随从兄萧恪平西，至少两次进行过射覆。第一次是占物，第二次是占名。占物之例，尚秉和先生《周易古筮考通解》解释如下：“姤上乾，乾为天。天体圆，又为金玉，故有环象”，故推金玉二环，“姤互三乾，又巽数三，故知圆象之物有三种，金玉得二种，余一种因姤本宫乾二爻主寅，姤初爻则为丑，变履三爻亦主丑，丑牛，故曰寅爻带牛。寅为虎，居丑土中，夫虎之生于土中者，必琥珀也。” [5]（P241）所谓“姤互三乾”，指本卦是姤卦，变卦是履卦，互卦为乾卦，此三卦上卦皆为乾卦。萧绎此次占物使用了卦象断卦和纳甲筮法，准确的占出了所藏之物，令南平嗣王萧恪为之神服。 ①后一个是占名，襞纸，或为一种带皱纹的纸，将人名包裹其中。所得为鼎卦，鼎卦巽下离上，巽宫八卦属木，离宫八卦属火。离为日为明，巽下离上，即木下日上，故而为杲字。尚秉和先生指出：“此卦以卦象及卦所属五行推”， [5]（P224）萧绎言“余射之他验皆如此”，可知其曾多次射覆，且皆能猜中。

射覆之外，萧绎又三次占雨。《金楼子·自序篇》载：

余初至荆州，卜雨。时孟秋之月，阳亢日久，月旦虽雨，俄而便晴。有人云：“谚曰：‘雨月额，千里赤’。盖旱之征也。”吾乃端筮拂蓍，遇复不动。既而言曰：“庚子爻为世，水出生于金。七月建申，申子辰又三五合。必在此月。”五日庚子，果值甘雨。余又以十七日筮何时云卷金翘、日辉合璧，红尘暗陌，丹霞映□，谓亢阳之势，未沾膏泽。筮遇坎之比。于是辍蓍而叹曰：“坎者水也，子爻为世，其在今夜三更乎！地上有水，坎之为比，其方有甘雨乎！”欣然有自得之志。 [3]（卷六）

萧绎曾两次任荆州刺史，此处言“初至荆州”，即梁普通七年（526）首至荆州，《梁书·元帝本纪》载：“普通七年，出为使持节、都督荆、湘、郢、益、宁、南梁六州诸军事，西中郎将，荆州刺史。” [6]（P113）此时有人以当时流行之谚语预言为大旱，萧绎通过占筮，占得震下坤上的复卦，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所谓“庚子爻为世”，即纳甲中的世爻为庚子爻。“水出生于金”指天干庚属金，地支子属水，金生水。“七月建申，申子辰又三五合”，建申即指七月，五日庚子即指农历七月初五，申子辰三合水局，指的是申子辰三个地支相合且化为水。湘东王所占，不是大旱而是雨水之兆。而后“五日庚子，果值甘雨”，证实了湘东王萧绎所占的准确。

约十天之后，萧绎又进行了一次占雨。引文中的“云卷金翘、日辉合璧，红尘暗陌，丹霞映□”中，金翘，即黄色菊卷曲状花瓣；云卷金翘，言云卷曲有如黄菊。辉，光也；日辉合璧，言日与光相映照；红尘，言繁华的街市。“丹霞映□”疑为“丹霞映日”，梁王筠有“丹霞映白日，细雨带轻虹”之诗句。民间有“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之俗语，晚霞绚烂，乃天晴之兆，故而有人说是亢阳之势，无雨。可见现实展现的更倾向于无雨之兆。萧绎欲占何时有雨，得坎之比。据八宫所属五行，坎宫八卦属水，故言“坎者水也”。坎卦为本宫卦，本宫卦的世爻皆为上爻，坎卦上爻为戊子爻，故言“子爻为世”。言“其在今夜三更”，即子为子时、夜半三更。其变卦为比卦，比卦之《象》曰：“地上有水”。所占的结论是是夜三更有雨，而“欣然有自得之志”，则证实其占筮之确。为了更加证实自己的占筮技艺，萧绎又和擅长龟卜的姚文烈比艺：

姚文烈善龟卜，谓余曰：“此二十一日将雨，其在虞渊之时。”余乃筮之。遇谦之小过，既而言曰：“坤、艮二象俱在土，非直无雨，乃应开霁。”俄而星如玉李，月上金□，雾生犹縠，河垂似带。余乃欣然。 [3]（卷六）

龟卜，谓灼龟甲卜吉凶之法。姚文烈的龟甲占卜结果是二十一日黄昏之时有雨。萧绎所占，得谦之小过，谦卦艮下坤上，小过卦艮下震上，据八宫世应图，艮宫土，坤宫土，故而言“坤、艮二象俱在土”，这次比艺以萧绎全胜。

如果说射覆和占雨等具有一定的游艺心态和竞胜之态，那么随着年龄和权势的增长，萧绎将易占其用于军事，则显示了萧绎对易占态度的转变。遗憾的是，或因《金楼子》的散佚，或因萧绎本未将其写入《金楼子》，此部分未见载于今六卷本《金楼子》。我们只能从史书中窥得一二。《南史·梁本纪》载：

帝于伎术无所不该，尝不得南信，筮之，遇剥之艮。曰‘南信已至，今当遣左右季心往看’。果如所说，宾客咸惊其妙。凡所占决皆然。[7]（P245）

《南史》并没有记载萧绎如何解此卦，《太平御览》载：“宾客惊其妙，而问之孝元，曰：“艮为门，时在寅，与日辰并，故知之耳。” [2]（P3228）萧绎占筮得艮卦，“艮为门”，寅时为五更天。所谓“日辰”，即天干、地支相配合。南信，《太平御览》作“南军何时有信”，而“果如所说，宾客咸惊其妙”，证实了萧绎此次神机妙算得到了众人的肯定。同时，此段引文中有一句话颇值得注意，“凡所占决皆然”，说明萧绎曾多次在重大事件中进行过占筮，惜史料未有记载。承圣三年（554）十一月，即萧绎即皇帝位的第三年，萧绎进行了平生最重要的一次占卜，同样，这次占筮没有记载在今本《金楼子》中，或者，就当时的情状而言，萧绎已经没有时间将其写入《金楼子》了。《南史·梁本纪》载：

十一月，庚子。是夜，有流星坠城中。帝援蓍筮之，卦成，取龟式验之，因抵于地曰：“吾若死此下，岂非命乎？”因裂帛为书催僧辩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 [7]（P242）

流星坠城，或有凶吉，《晋书·天文志》载：“流星，天使也。……长者，其事长久也；短者，事疾也。奔星所坠，其下有兵。” [8]（P328）《汉书·武五子传》记载流星坠落乃兵兆之象：“是时天雨，……流星下堕。后姬以下皆恐。……王客吕广等知星，为王言当有兵围城，期在九月、十月，汉当有大臣戮死者。” [4]（P2757）知晓天文的萧绎大概已经知道此次流星坠城为凶兆，但又蓍、龟两法并加以占筮，说明此为善占的萧绎极为慎重的占筮，所成何卦，龟式如何，皆不见载，其所言“吾若死此下，岂非命乎”之语，可推知仍为大凶之兆。承圣三年十二月辛未，江陵陷，梁元帝萧绎为魏人所杀。萧绎占筮的“万不失一”，以一种绝望的方式再次得以验证。

二、萧绎对周易的偏好

萧绎对周易的接受，以其弱冠为分界点。在此之前，是学易而不好易；在此之后，是好易与研易。从现有的记载来看，大致在十九岁至二十岁之间，萧绎对周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金楼子·自序篇》载：“余将冠，方好易卜。” [3]（卷六）方，说明时间较晚。《金楼子·自序篇》还载：“吾龀年之时诵呪，受道于法朗道人。” [3]（卷六）法朗道人即沈僧昭，《南史·沈僧昭传》载：“僧昭，别名法朗，少事天师道士，常以甲子及甲午日，夜着黄巾衣褐醮于私室。时记人吉凶，颇有应验。” [7]（P970）可知七八岁之际萧绎师从沈僧昭学道家法术，《金楼子·自序篇》载，年十二三岁之时，“其年末乃颓然改途，不复说呪也”， [3]（卷六）其兴趣由道术移作他术，结合前所言将冠之时方好易卜，似可推测，萧绎受学周易在十九岁之前，只是彼时尚未产生兴趣，而二十岁左右，则真正开始爱好周易，与周易纠缠一生。

萧绎好易、研易，不仅收藏且深入研读周易相关书籍，《金楼子》中有所记载。《金楼子·聚书篇》载：“聚得细书《周易》 《尚书》 《周官》 《仪礼》 《礼记》《毛诗》《春秋》各一部。” [3]（卷二）所聚之书中先有《周易》。萧绎不仅对周易其书有所收藏，且著有《连山》。《金楼子·著述篇》载：“ 《连山》三秩三十卷。金楼年在弱冠著此书，至于立年，其功始就。躬亲笔削，极有其劳。” [3]（卷五）自二十岁弱冠著此书，至三十而立之年完成，此书花费十年之久，亲自删改订正，可知萧绎在其中钻研之深。《金楼子·立言篇》有萧绎对三易的讨论：

按《周礼》：“筮人掌三易，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解此不同。”按杜子春云：“连山伏羲也，归藏黄帝也。”予曰：“按《礼记》曰：‘我欲观殷道，得坤乾焉’，今归藏先坤后乾，则知是殷明矣。推归藏既是殷制，连山理是夏书。[3]（卷四）

萧绎以《礼记》孔子之语驳杜预之观点，认为归藏为殷书，连山为夏书，是三易极具代表性的观点。这则记载，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认为“此似连山自序之佚文”，“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贬误篇》曰：‘梁元帝易连山，每卦引归藏斗图、立成委化集林及焦赣易林。’案段氏以此贬是书之误，盖胶柱之见也。” [9]可知唐段成式曾见到梁元帝萧绎所著连山，认为其多抄录前人，价值不大，而后世清代学者姚振宗则认为段氏之说不确。萧绎对周易的一些研究已经引发了后世学者的持续关注，这些是周易学术观念的重要构成。

《连山》之外，萧绎尚著有《周易义疏》。《金楼子·著书篇》载：“《周易义疏》三秩三十卷，金楼奉述制义，私小小措意也。” [3]（卷五）所谓“奉述制义”，即说此书主要是奉皇帝之命而撰写，阐述其父梁武帝对周易的见解。《梁书·元帝本纪》载萧绎所著“《周易讲疏》十卷” [6]（P136），此处所载《周易讲疏》疑即《金楼子·著书篇》所载《周易义疏》，然除梁书外，无其他可靠史料证明《周易讲疏》为梁元帝所作。《隋书·经籍志》载：“《周易讲疏》三十五卷，梁武帝撰。《周易讲疏》十六卷梁五经博士褚仲都撰。”将《周易讲疏》归为梁武帝所作。然据《金楼子·著书篇》载“奉述制义”，则似可说明此书梁武帝、萧绎皆参与撰写。

《金楼子》不仅记载了萧绎的收藏和研究周易的情况，也反映了萧绎对周易及其思想的接受状况。《金楼子·兴王篇》中，萧绎如此叙述周易的创成：“九年春三月，率六州诸侯朝于殷。崇侯虎又谮之，纣怒，囚文王于羑里。虽有忧患，方修先圣之业，广解六十四卦，着其卦词，谓为《周易》。” [3]（卷一）“忧患”是萧绎着重强调的,周易所蕴含的永思艰、若渊临水的忧患意识是萧绎所推崇的，这与南朝梁皇室的弱势、萧绎庶出等亲身经历密切相关。《金楼子·立言篇》还载：“夫言行在于美，不在于多。出一美言、美行，而天下从之，或见一恶意丑事，而民违之，可不慎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 [3]（卷四）萧绎从周易载“言行，君子之枢机”出发，阐述言行谨慎之重要，此是周易精神与儒家精髓的融合。而言行谨慎，既是周易“惧以终始，其要无咎”的精神内涵，也是萧绎本人最为接受的观点。《金楼子·立言篇》中亦强调“恒德”，《金楼子·立言篇》载：“《易》言：‘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论语》言：‘无恒之人，不可卜筮。’故知人之为行，不可不恒。《诗》言‘无恒之人，其如飘风，胡不自南，胡不自北’者也。” [3]（卷四）周易为有德之人开拓门径，所谓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这是儒门易的特点。萧绎以易言君子应以无恒德为耻，进而以《论语》言卜筮之人应有恒德，将儒家的道德修养与周易思想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展现了作为儒士的萧绎对周易思想的接受。

《金楼子》是萧绎思想成熟时期的作品。《金楼子·聚书篇》载：“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河间之侔汉室，颇谓过之矣。” [3]（卷五）从现存《金楼子》中的记载中可知，萧绎最为接受周易思想中的惧以终始、谨言慎行、恒德三个方面的思想。《金楼子·立言篇》等零散反映了萧绎的周易思想，虽未成体系，但弥足珍贵。值得注意的是，萧绎虽接受周易的这些思想，但其真实的人生时常展现了与周易思想与精神的背离，《梁书·元帝本纪》载：“禀性猜忌，不隔疏近，御下无术，履冰弗惧，故凤阙伺晨之功，火无内照之美。” [6]（P136）可知萧绎绝非《金楼子》中所自我宣扬的慎言谨行、 恒德之人，这是萧绎人格与文格的脱离。

三、萧绎好易缘由

萧绎的好易、研易，尤其是对于筮术易的热衷之缘由，首先与南朝梁皇室家族崇文轻武之风密切相关。南朝梁以武帝萧衍为中心的萧纲、萧绎等人，文学造诣都极高。萧绎对周易的痴迷，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父梁武帝萧衍的影响，《梁书·元帝本纪》载：“（梁武帝）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 《文言》 《序卦》 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并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 [6]（P96）“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校正迷津，阐发新旨，可知萧衍对周易等儒家经典思想的领悟之深。此外，萧氏父子兄弟间还经常展开关于周易的学习与讨论，耳濡目染之下，萧绎对周易之好日益加深。

其次，好易、研易是南朝梁儒士阶层流行之风尚。周易为三玄之一，是南朝上层儒士必研之书，是社会流行之风尚。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载：“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 [10]（P127-128）萧绎虽位至帝王，但一直颇以儒士自居，不仅与名士交往，名重当时，而且自己著述丰富，工于书画。《梁书·元帝本纪》：“世祖性不好声色，颇有高名，与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及当时才秀为布衣之交，著述辞章，多行于世。” [6]（P135）萧绎之著述，有《孝德传》《忠臣传》 《丹阳尹传》 《繁华传》《怀旧志》《全德志》《研神记》《贡职图》《古今同姓名录》《荆南志》《江州志》 《金楼子》 等。《古今同姓名录》和《金楼子》 今存。此外，萧绎是梁朝最有成就的画家之一，尤以人物画出色。《南史·梁本纪》载：“帝工书善画，自图宣尼像，为之赞而书之，时人谓之三绝。” [7]（P243）因而，好易、研易是萧绎能够成为儒士阶层的重要标志，也是萧绎与周易结缘之由。

再次，结合其人生经历与占筮实例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周易尤其是筮术易，是萧绎展示自己才能、获得社会认可，进而兴王树威之工具。萧绎在《金楼子·自序篇》中详细记载自己三次占雨，每次皆能得出与时人不同的结论，且被后来的实践所证实。上文曾指出，射覆和占雨是萧绎消遣和展示自己占筮能力的游戏，然而此时身为湘东王的萧绎初任荆州刺史，为何一月之内乐此不疲的接连筮雨三次并详细加以记载？更深层的原因，我们从《金楼子·说蕃篇》似可一窥究竟：

刘辅性矜严，有盛名，深沈好经书，善说《京氏易论集经传》及图谶文，作《五经通论》，儒者得以明事，世号之曰“沛王通论”。明帝甚敬重之，赏赐恩宠加异数，访问以事。京师少雨，上御云台，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蚁封穴户，大雨将集。”明日大雨，上即以诏书问辅，辅对深被知遇，诏报曰：“善哉，王次序之也。月为一卦，以当游戏，称为圣王。” [3]（卷三）

《金楼子·说蕃篇》此则记载给予了一些合理的解释。萧绎所论述的沛献王刘辅，是光武帝次子，以贤王著称于世。刘辅曾以占雨深被知遇，“月为一卦，以当游戏，称为圣王”，而同样贵为皇室宗王的萧绎，亦多次占雨，实有以刘辅为榜样，欲为圣王之意。此处的占雨，看似游戏，但更是萧绎欲以善占立名树威。同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权势的增重，萧绎在即位前后，将易占用于军事，更是兴王树威之举。

承圣元年（552）十一月十二，萧绎即位改元，称世祖孝元皇帝。身为帝王的萧绎不再轻易亲自占筮，而是重用术士代之占筮。承圣二年，萧绎面临着是否移都的重大决策。《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载：

（承圣二年）庚子，……又议于后堂，……上使术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对上曰：“未去。”退而言曰：“此兆为鬼贼所留也。”上以建康凋残，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从僧祐等议。 [11] （P5104-5105）

朝野中，是否移都的争论很是激烈，不能定夺之时，萧绎曾求助于占卜。这次占筮不是萧绎所为，而是萧绎授意术士进行的。占卜结果是不赞成迁都，梁元帝“意亦安之”。然而，这是极为蹊跷的一次占卜。首先，萧绎本人极其善占却命术士杜景豪代卜之；其二，此次占卜的结果与前后星占、易占的结果皆相背离。可以推测，这次占卜是萧绎意欲阻止迁都而事先安排的一次占卜，因为萧绎本人并不愿移都建康。原因大致有二，其一，荆湘之地是其封地，更是军事重地；其二嫡庶呈递，萧绎为梁武帝萧衍第七子，正常状态下，他无缘王位。侯景叛梁包围建康，萧绎并未及时救援，之后更翦除兄弟萧纶萧纪，终在江陵称帝，其对于移都建康有所心虚。《南史·梁本纪》所载之后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点：

武陵之平，议者欲因其舟舰迁都建邺，宗懔、黄罗汉皆楚人，不愿移，帝及胡僧佑亦俱未欲动。……及魏军逼，阍人朱买臣按剑进曰：“惟有斩宗懔、黄罗汉，可以谢天下。”帝曰：“曩实吾意，宗、黄何罪？” [7]（P244）

兵围之际，萧绎说出的“曩实吾意，宗、黄何罪”，证实了之前的占卜实为圈套。同样，魏军逼城之前的承圣三年五月，庾季才曾以天象之说上书谏帝迁都，言“陛下宜留重臣镇江陵，整旆还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虏侵蹙，止失荆、湘，在于社稷，犹得无虑”，萧绎此时“知楚有灾，叹曰：‘祸福在天，避之何益！’” [11]（P5115）拒绝了迁都的建议。单就此则记载，萧绎似乎安于天命，选择坦然面对现实，实则不然，这也是萧绎对其不愿迁都的掩饰之词而已。因为萧绎其人，非常讲究趋吉避凶，《南史·梁本纪》载其“特多禁忌，墙壁崩倒，屋宇倾颓，年月不便，终不修改”。 [7]（P246）总之，称帝前后的萧绎，占筮之术逐渐成为立威树信、辅助决策、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这是萧绎好易、研易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

由于大量相关典籍的亡佚，我们只能从以偏概全，从《金楼子》和史书中为数不多的记载里一探萧绎与周易的相关情况。自年少学易至败亡前占筮，萧绎与周易纠缠一生，其对周易的喜好、研究、占筮之中，有着服务于现实的功利性，即立威树信、辅助决策、巩固其帝王政权。而国亡之际，又将身死兵败归于占筮所得的天命，“吾若死此下，岂非命乎”！实在是不能掌控命运的无奈之言。萧绎的失败有其必然性，首先在于其固守江陵，江陵虽为军事要地，然易为兵家所争；其次在于其多面性格，《南史·梁本纪》载：“性好矫饰，多猜忌，于名无所假人。微有胜己者，必加毁害。” [7]（P243）致使属下人人自危。最后，还有梁世弱小、帝王多崇文轻武等因素，绝非仅因萧绎所言之“天命”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