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为改变儒学式微困境，倡导社会变革，以“宋初儒学三先生”为代表的宋代儒学家大力弘扬先秦儒学的忧患意识和济世情怀，倡导汉唐儒学的当代转型。发展至北宋后期，逐渐形成王学、苏学、程系道学三大新儒学派系，传统儒学实现了复兴。北宋新儒学构建进程中，儒学家们基于宣扬学术和变法图强需要，纷纷论说诸葛亮，北宋的诸葛亮评价由前期的盛赞“去就出处行大义”向后期的褒贬才德难两全转变，这与北宋前期儒学呈现的关注现实的“外王”倾向转型至后期强调“内圣外王”、德行双修的演进路径大体一致，从而折射出宋代新儒学复兴的历史进程。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5）02-0028-05

收稿日期：2015-01-29

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基金（13YJA751002）；省社科规划项目（AHSKF09-10D27）；校重点课题（bbxyhhwh2012A02）。

作者简介：陈昌云（1972-），男，安徽全椒人，文学博士，蚌埠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元明文学与史学研究。

宋代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转型期，面对汉唐佛道盛行、儒学式微的困境，宋儒不得不重新改造儒学，在会通三教基础上，宋人构建以研讨人心精微和道德性命为主的理学，从而重新确立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成为此后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在宋儒精心设计并反复阐释的新儒学体系中，诸葛亮倍受关注，成为儒学各派论证自家修身治国理论的公共性人物，据《中国基本古籍库》不完全统计，宋代“诸葛亮”一词出现2570次，“诸葛孔明”出现575次，“诸葛武侯”出现368次，而唐代分别为740次、575次、368次，宋人的诸葛亮关注度空前高涨。宋儒对诸葛亮一生言行的反复诠释和高度评价在圣化诸葛亮的历史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宋代是诸葛亮道德化倾向最浓的时期，直接影响诸葛亮形象的最终定型，宋人的诸葛亮评价也成为展示时代主流文化和学术思潮演进的一个重要窗口。本文考察北宋时期的诸葛亮评价，借此透视宋代新儒学构建的历史进程，了解其对诸葛亮文学形象生成的重要影响。

一、北宋前期的诸葛亮评价与汉唐儒学转型

宋代新儒学的构建源自北宋前期的汉唐儒学转型。由太祖开国到英宗末叶约百余年，史称北宋前期，这是儒学转型的发生期。宋代儒学的转型首先源于改变北宋前期社会困境的需要。宋初国力较强，天下太平，但随着对辽和西夏的转攻为守、纳币求和，国内兵冗财乏和豪门富商兼并聚敛现象日益加剧，社会生活矛盾逐渐显露，有识之士的改革呼声高涨，这为儒学转型提供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其次，得力于统治者对儒学的爱好和提倡。开国皇帝赵匡胤为巩固皇位，“杯酒释兵权”，规定“士大夫不以言获罪”，推行以儒治国，倡导文治，竭力褒扬孔子和儒学，最终促成了重文轻武、崇尚儒学的时代社会风气，终宋之世，崇高的社会地位和优厚的物质待遇激励一代代文人热衷于儒学复兴大业。再次，前期儒学家的不懈努力也加速了儒学转型。宋初，柳开、王禹偁等人继承韩愈重振先秦儒家道统的思想，抨击佛老，开启北宋排斥佛道运动的先声。庆历前后,面对种种现实矛盾，孙复、石介、欧阳修、李觏等儒学家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佛道社会运动，主张在会通三教基础上构建新儒学。面对北宋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新形势，前期儒学家不满汉唐经学拘囿于家法师法、沉溺于训诂考证的治学方式, 大胆发疑,标新立异,形成了一股疑经惑古的社会思潮。他们认为儒学的真正复兴，不在于记诵传统传注的训诂，而是要结合现实社会需要，古为今用，孙复、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治《论语》《春秋》喜论经邦治国之术，赵普则言“半部《论语》治天下”。前期儒学家重视重新阐释儒家经典，强调儒家学说的政治辅弼、道德教化等实用功能，教导儒家知识分子不要脱离现实，皓首穷经，而要学以致用，积极干预政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大力弘扬先秦儒学的忧患意识和济世情怀。

北宋前期儒学关注现实的品质使得儒士们对“止于至善”的圣人修行不感兴趣，热衷于研讨儒家的“外王”事功之道。在此文化思潮下，诸葛亮崇拜应运而生。唐代文人已有不少歌咏诸葛亮的诗词，北宋前期儒士更欣赏诸葛亮的政治热情和忠君爱国思想，他们的诸葛亮评价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称赞诸葛亮不隐于乱世，能够相机而出，建功立业。李觏是北宋推崇《周礼》最有力的代表人物，他的“义利兼顾”说推动功利思想在宋代的发展，他称赞诸葛亮是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践行者：“齐霸燕强旧有基，当年管乐易为奇。何如新野羁栖后，正值曹公挟帝时。指画二州收汉烬，安排八阵与天期。才高命短虽无奈，犹胜隆中世不知。” [1]（P455）认为诸葛亮虽“才高命短”，却能够相机出山，施展才华，终能闻达于世，人生道路选择十分明智。关学的创始人张载“少喜言兵”，对诸葛亮也十分钦佩，曾云：“某虽欲去此，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诸葛孔明在南阳便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许多时日，作得许多功业。” [2]（P291）并感慨：“不应三顾逢先主，至今千载慕冥鸿。” [3]（P115）反映他早年怀有的事功思想。二是赞扬诸葛亮竭尽人臣之份。范仲淹是北宋前期儒学转变的关键人物，“宋初儒学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先后游历其门，受到他的激励、延聘和推荐，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庆历新政确立“明体达用之学”，掀起儒学复兴之势。范仲淹称赞：“诸葛亮邀主于敝庐，……此前代圣贤非不奇也。” [4]（P232）“史称诸葛亮能用度外人。” [5]（P292）理学家胡瑗也夸:诸葛亮之于蜀主，此数君子是谓知终终之于人臣之分，能存万世之义也。” [6]（P315）三是感叹诸葛亮、刘备君臣风云际遇难得。北宋初期的儒士田锡以忧国忧民、敢言直谏著称于世，他在《诸葛卧龙赋》中称赞蜀汉君臣契合之难：“亮之遇先主也，若龙之得水；备之得先生也，若云之从龙。所以跃于吴、骤于蜀，帝王其心，日月其目。……信奇士之遇主，诚千载之一时。” [7]（P55）欧阳修也慨叹：“语曰为君难者，孰难哉？盖莫难于用人。……齐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诸葛亮，可谓专而信矣。” [8]（P293-295）夸赞蜀汉君臣之间的彼此信任与鱼水情深。

北宋前期儒学家对诸葛亮的称赞主要集中于“去就出处行大义”，于乱世中不保全自身，勇于担当济世救民重任，竭尽人臣辅君之份，充分践行了儒家事功思想,举国一片褒奖之声。期间的儒学转型路径大体以孙复疑传、欧阳修疑经，至李觏议古，使经学疑古、经学致用思潮成为时尚，正如皮锡瑞云：“宋人不信注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已，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此不可为训者也。” [9]（P264）北宋前期儒学家认识到儒学转型必须要突破对汉唐传注的因袭，着眼于现实需要重新阐释儒家经典，大力弘扬先秦儒家的济世情怀，促使儒学更好地为改变社会现实服务。儒学家对诸葛亮的评论折射出北宋前期儒学走出汉唐注经解经传统，转向关注现实问题，强调儒家“外王”之道的演进轨迹。

二、北宋后期的诸葛亮评论与宋代新儒学构建

从熙宁元年神宗登位变法到靖康二年金兵攻陷汴京约六十年，为北宋后期，是北宋新儒学重新构建和复兴的关键时期。经过前期的转型，儒学已经形成王学、苏学、程系道学三大分支，三派发展虽不均衡，但新儒学体系基本形成。北宋后期内忧外患，统治阶级为挽救王朝危机不得不实行变法，在庆历新政失败后，王安石变法几经磨难，又以失败告终，此时的荆公王学派、蜀中苏学派、程系道学派都卷入了改革大潮，在改革派与守旧派的激烈党争中，君臣之间的信任关系屡经考验，经历人生坎坷、宦海沉浮的士大夫们更加羡慕蜀汉君臣的鱼水关系，他们一方面赞扬刘备虚心纳贤，另一方面盛赞诸葛亮是道德伟人，更多人则对诸葛亮振兴蜀汉的才能功绩进行客观评价。北宋后期的儒学各派基于自身政治立场的不同，对诸葛亮有褒有贬、意见不一。

以王安石、吕惠卿为代表的荆公新学与二程理学、苏氏蜀学同时兴起，并以官学地位“独行于世者六十年”，荆公新学以《三经新义》为代表，理论上继承北宋前期儒学的“明体达用”精神，着眼于为现实改革提供思想指导和理论依据，实践上倡导以“理财”为首务的熙宁变法。有感于改革需要君王支持、君臣须同心协力的切肤之痛，王安石和曾巩都夸赞刘备三顾茅庐之举和虚心得贤风范，王安石云：“区区庸蜀支吴魏，不是虚心岂得贤。” [10]（卷33，P363）曾巩云：“平日将军不三顾，寻常田里带经人。” [11]（P88）同为忠心报国、锐意改革者，王安石常引诸葛亮为人生知已，他非常钦佩诸葛亮不隐于乱世、以复兴汉室为已任的儒家济世精神，赞美其如：“晖晖若长庚，孤出照一方。势欲起六龙，东回出扶桑。” [10]（卷4，P111）出于同命相怜，他为诸葛亮的“出师未捷身先死”感慨不已：“惜哉沦中路，怨者为悲伤。竖子祖余策，独能走强梁。” [10]（卷4，P111）“思量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 ①此番情怀实源自他内心深处对变法事业的无悔坚持，彰显了儒家倡导的兼济天下、不计个人得失的敬业奉献精神。

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也是北宋后期儒学的重要一支，作为守旧派的代表，他们与“王学”分庭抗礼，蜀学主张“圣人之道，始于人情”，强调儒家的人伦日用思想。苏门中人关心民生疾苦，对王安石变法急于求利的做法十分反感，由于不赞同变法，他们对诸葛亮的急于事功有不同看法，世有“三苏不取孔明”之论。事实上， 三人对诸葛亮的人品、才华多加肯定，只对诸葛亮的攻守方略、治军能力颇有微辞，认为他是治国良臣而非征伐之将。苏洵云:“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与魏氏角，其亡宜也。” [12]（卷2，P40）“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图所守。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 [12]（卷3，P68）苏辙认为：“（刘备）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而当纷纭战伐之冲，则非将也。” [13]（P1585）苏轼虽称赞诸葛亮乃“巍然三代王者之佐” [14] （卷65，P2042）“万乘师” [15]（P76）“至《岀师表》 简而尽，直而不肆，大哉言乎！与《伊训》《说命》相表里，非秦汉以来以事君为悦者所能至也。” [14]（卷10，P314）但他还是批评诸葛亮：“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奸，孔明耻之，欲信大义于天下。……孔明之恃以胜之者，独以其区区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孔明既不能全其信义，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奋其智谋，以绝曹氏之手足，宜其屡战而屡却哉。” [14]（卷4，P112-113）明确指出诸葛亮在辅国施政、征伐谋略等方面存在严重失误。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对诸葛亮也有异议，他虽云：“陈寿以谓管萧之亚匹，盖近之矣。”但认为：“诸葛亮虽天下之奇材，亦霸者之臣耳。”因为诸葛亮自比的管仲、乐毅,就是以霸者之臣自居，他选择刘备为主，刘备也只是霸王之器而非帝王之器，因此他不能做帝王之臣，他更不同意王通的观点，认为:“亮虽无死，曾不足以取天下，况于兴礼乐乎！” [16]（P273）张耒则盛赞蜀汉君臣契合机遇的难得：“草舍隆中一幅巾，闭门三致汉将军。” [17] （卷30，P520）“使无三顾重，一饱起相疑。” [17]（卷10，P157）他对诸葛亮的功败垂成也感慨颇多：“躬耕贫贱志功名，功名入手亡中路” [17]（卷4，P45-46）“何事逢玄德，曹孙一言料。” [17]（卷6，P80）由此可见，张耒比秦观更欣赏、崇拜诸葛亮。

号称“小东坡”的唐庚著《三国杂事》，对诸葛亮作多方评价。他反驳有人指责诸葛亮为刘禅抄写《六韬》《管子》诸书，认为“后主宽厚仁义，襟量有余，而权略智谋是其所短”，而“《六韬》述兵权略计，《管子》贵轻重权衡，《申子》核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施之后主,正中其病矣。” [18]（13册，P136-137）但他不赞成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迁之汉中”之举，认为这样做“既不足以伤敌，而使无辜之民流离转徙”，“违其宗族，去其坟墓，岂三郡所以响应之意哉！” [18]（13册，P162）与蜀派同属守旧阵营的司马光对蜀汉政权和诸葛亮也无太多好感，其《资治通鉴》一反社会风尚，遵曹魏为正统，书中涉及诸葛亮一生的活动，但对他评价不是很高，写得有些灰暗。《资治通鉴》卷六十七载：“诸葛亮佐备治蜀，颇沿严峻，人多怨叹者”，指出诸葛亮用申韩法家权术治蜀，并非深得民心，联系他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政治立场，当有批评诸葛亮实非纯儒之意。

以二程为主的洛派学人在北宋新、旧两党激烈的斗争之中，几乎始终处于被打击和禁锢的境地，没有获得很好的发展空间，社会影响较弱。二程和张载也有变法之念，但他们的主张是“复井田”，希望恢复西周均田制，与王安石的国家强烈干预经济政策明显不合，后来成为改革的反对派和冷漠派。洛派学人认为“理”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并以此阐释封建伦理道德，把三纲五常视为“天下之定理”， 强调道德原则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注重内心生活和精神修养，他们的诸葛亮评价主要是以道德评论为主，但评价态度比较模糊，反

映其在接受儒家“义利观”上的矛盾心态。二程认为凡事要合乎“道”，反对功利，程颢曾向神宗上《论王霸札子》和《论十事札子》，他是变法的支持者，但在均输法、青苗法颁布后，便与新法“意多不合”，《宋史·程颢传》云：“自安石用事也，颢未尝一语及于功利。”因此他们对诸葛亮协助刘备进攻刘璋很不以为然，认为是见利忘义，不合圣人之道。程頣云：“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则未尽。王者如天地之无私心焉，行一不义而得天下不为。孔明必有求成而取刘璋，圣人宁无成耳，此不可为也。若刘表子琮将为曹公所并，取而兴刘氏可也。” [19]（P371）“ 只有这一事大不是，便是计较利害。当时只为不得此，则无以为资。……大段害事，只是个为利。君子则不然，只一个义不可便休，岂可苟为？”[19]（P316)

另一方面，他们又称赞“诸葛武侯近王佐之才”，“诸葛武侯有儒者气象”，竭力为诸葛亮的攻伐杀戮等违背儒家道义行为辩解， 针对孙觉批判诸葛亮“圣人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虽得天下不为。武侯区区保完一国，不知杀了多少人耶”之语，他为之辩解：“行一不义，杀一不辜，以利一己，则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诛天下之贼，杀戮虽多，亦何害？…… 盖诛天下之贼，则有所不得顾尔。……蜀志在兴汉室，则正也。” [19]（P285）程颢也云：“‘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谓杀不辜以私己，武侯以天子之命讨天下之贼，何害！” [19]（P119）他们认为成大事者可以不拘小节，既然诸葛亮是匡扶汉室的大忠臣，他兴兵伐魏是为天下诛害，非为一己私利，有些不合仁义之道的行为可以原谅，这与先秦儒家“义利观”有所不同，体现出程系道学的非人性化倾向。

针对王通“诸葛亮无死，礼乐其有兴乎”的观点，程颐态度也不十分明确，他一时云：“诸葛近王佐才，礼乐兴不兴则未可知” [19]（P284），“礼乐则未敢望他，只是诸葛已近王佐。” [19]（P316）一时又云：“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气，久不得伸，必沮死不久也。孔明庶几礼乐。” [19]（P371）让人捉摸不定，但他明确主张刘备应该托位于孔明，“刘备托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为之’，非权数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则刘氏必为曹氏屠戮，宁使孔明为之也。” [19]（P370）由此来看，二程对诸葛亮的评价还是以肯定为主，通过对“义利观”的重新阐释，他们极力维护诸葛亮的儒家道德风范，尤其夸赞他善于运用儒家礼乐思想治国的才能。

理学家邵雍与二程同样生活在政治多难的北宋中后期，但他两次拒绝朋友举荐和朝廷征召，甘愿终身隐逸林下，他欣赏诸葛亮早年的隐居生活，对他出山后的辅君报国行为和历史功绩并不赞赏。其云：“世路如何若大东，相逢不待语言通，观君自比诸葛亮，顾我殊非黄石公。” [20]（卷8，P299）“谁剪毛头谢陆沈，生灵肌骨不胜侵，人间自有回天力，林下空多忧国心，日过中时忧未艾，月几望处患仍深，军中儒服吾家事，诸葛武侯何处寻，忧国心深为爱君，爱君须更重于身，……厚诬天下凶之甚，多少英才在下尘。” [20]（卷16，P444）邵雍对诸葛亮出山辅君救国、建功立业之举，并无羡慕之心，倒是认为人间自有回天力，凡事应顺应自然，不可强求，诸葛亮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欲强行回天之事，实不合自然养生之道， 他十分满意自己和邢恕效仿诸葛亮和黄石公的隐居生活，认为是符合人生大道,反映出邵雍思想中浓厚的道家底蕴。

与苏轼同时代的徐积早年从胡瑗学, 是北宋教育名家和著名孝子，他继承北宋前期儒学的“明体达用”精神，却长期甘于林下，不问朝政，其诗文不涉变法内容，是名副其实的遗世独立派。他非常服膺诸葛亮，称其为“大丈夫”，因为“当时贤者与后世之士，忌人刺其失，而武侯乃愿闻其过”。他又称诸葛亮“用法平而得人心，士亦乐为之用，此七代以来，辅佐之臣有其才者甚多，惟少德耳。武侯诚奇人，谢安可比之。” [21]（P518）极力称赞诸葛亮才德双全，反映出民间普遍颂扬诸葛亮的社会风尚。

与前期共赞诸葛亮“去就出处行大义”、勇于践行儒学“外王”精神不同，北宋后期围绕着变法的对错行废，不同政治立场和派别的儒学家从“内圣外王”兼修的高度对诸葛亮的道德、性情、行事、才能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王安石、曾巩等主张变法的王学中人一致称赞诸葛亮锐意改革，行法家之术，达儒家之实，能够“用心平而得人心”，是治国能臣，堪称才德双全。三苏、秦观、唐庚等蜀派学者反对熙宁变法，喜论兵法，认为诸葛亮行事多用法家霸术，不合儒家“仁义”大道，治国治军能力皆有问题，尤其战略战术上多有失误。二程、邵雍等理学中人游离于新党与旧党之间，虽称赞诸葛亮有“王佐之心”“王佐才”“儒者气象”，但更多人批评其行事不合“王道”“圣人之旨”，甚至认为诸葛亮出山建功立业有违天道自然，与前期的评价态度截然相反。而徐积等民间儒学家不问政治，远离变法，称赞诸葛亮才德双全倒是出自纯正之心，反映出北宋时期民间盛行的“拥刘反曹”社会思潮。

三、北宋诸葛亮评价的思维走向与宋代新儒学理论演进

纵观北宋的诸葛亮评价，其思维走向与新儒学的理论演进深符一致，也与时代政治风云变幻密切关联。随着北宋积困积弱现象的愈演愈烈，变法图强、抵御外侮成为北宋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在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上，宋代儒学为社会变革提供了理论支持。北宋前期儒学家兴起疑经惑古思潮，倡导以大力弘扬先秦儒家的忧患意识和济世情怀为导向的儒学转型，引导人们关注现实，他们称赞诸葛亮“出处去就行大义”，强调儒家“外王”之道，就是号召人们正视社会矛盾，激发他们参政议政的政治热情。

北宋后期，国家形势更加危急，统治阶级不得不再次实行变法，此时的新儒学继续担任改革理论先行的重任，围绕王安石变法对错成败的论争，形成了三大派系，荆公新学、蜀学属经世致用的事功一脉，其中王学最为激进，王安石“以申、商刑名之术，文之以六经” [22]（P1341）其改革策略与诸葛亮运用法家权术治蜀思路相近，追求急功近利，所以王学中人颂扬刘备对诸葛亮改革事业的信任和支持，称赞诸葛亮“死而后已”的敬业精神和不计个人得失的奉献意识，希望得到精神上的支持和激励。

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派属于温和变革派，他们也希望富国强兵，喜欢谈兵论道，但主张渐进式改革，加之王安石变法触及地主阶级利益，变法队伍又不断出现贪官污吏，因此苏学中人和司马光等人组成的旧党集团不断攻击王安石变法。旧党人物通过指出诸葛亮在治国征伐方面的缺陷，否定王安石效仿诸葛亮变法，司马光明确指出诸葛亮治蜀用申韩法家权术，非儒家治国良策，苏轼云：“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14]（卷4，P112-113）因此，苏学派的诸葛亮评价往往褒中多贬。

以二程为首的洛学中人是真正的复古保守派，他们恢复西周井田制的政治理想完全不符合社会现实，政治上也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于是大谈性命义理之学、成圣成贤之道，他们批评诸葛亮在“道义”“修身”方面的不足，旨在弘扬儒家的“内圣”之学，虽然影响力较弱，一定程度上也转移了人们对变法事业的关注和投入，影响了变法的深层推进。

北宋的诸葛亮评价由前期的盛赞“去就出处行大义”向后期的褒贬才德难两全转变，这与北宋前期儒学呈现的关注现实的“外王”倾向转型至后期强调“内圣外王”、德行双修的演进路径大体一致。王学、苏学、程系道学三大派系的出现，标志着宋代新儒学体系的基本构建和全面复兴。北宋诸葛亮评价的思维走向生动再现了宋代新儒学构建的历史进程，而新儒学理论的演进又进一步丰富了北宋诸葛亮批评的文化内涵，有利于其才德双修文学形象的生成。

随着变法失败和南宋建立，三派论争的局面发生剧变，王学旁落，苏学与程系道学长期对峙，后以朱子学独尊天下而告终。基于宣扬各派学术和抗金救国大业需要，南宋理学家纷纷借诸葛亮说理论事，南宋的诸葛亮评价反映出理学内部纷争的复杂多变和清晰可寻的理论演进轨迹，具体参看本人《南宋的诸葛亮评价与理学内部纷争》 [23]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