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读通鉴论》是王船山的重要著作之一，但该书在正式为学术界瞩目和研究之前曾经历了相当曲折和漫长的问世及流播的过程。是书在写成后的一百七十余年，即19世纪60年代中期，才得以正式出版问世；其后便脱颖而出，迎来一段昙花一现般的绚烂光华，在半个世纪里为世乐道和追捧；20世纪30年代起才以寻常的姿态正式走进学人的世界。通过对《读通鉴论》一书的考论，不仅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和理解这本著作近百年来被研究的历程，亦差可见出船山著作整体上被发现与赏识的曲折过程。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5）02-0033-04

收稿日期：2015-01-20

作者简介：刘荣（1985-），女，山东临沂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与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为明清哲学与思想。

生当明、清鼎革之际的大学者王夫之，字而农，学者称为船山先生。其毕生著作数量夥矣，煌煌16册的《船山全书》 ①应是迄今为止对王船山学说和著作作全面广泛而又深入的整理、出版之大成。不惟如此，其学堂庑广阔、议论深切，为后世所推崇。“船山学”研究至今如火如荼。《读通鉴论》乃船山众多著作之一种，80多年来学术界对该书的探讨和研究一直没有中断过，且成果丰赡 ②。但鲜为人知的是，在《读通鉴论》一书自20世纪30年代起正式被学术界瞩目和研究之前，它的问世、出版和流播却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而又曲折的历程 ③。考论并回顾一下该书问世以及流播的情况，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读通鉴论》一书的历史，而且有助于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和理解这本著作近百年来被研究的历程，从中亦差可见出船山著作整体上被发现与赏识的曲折过程，并推动船山学研究的进展。

根据王船山的年谱，是书始撰于1687年，写成于1691年 ④，值船山离世的前一年，据年谱记载，其时船山“久病咳喘”，但仍“吟诵不辍”。越明年正月，船山卒于湘西草堂，享寿七十四。从时间上看，该书乃船山生前仅次于其最后一本著作《宋论》而完成的作品 ⑤。然而，《读通鉴论》一书写成后，其在初始既有着如同船山其余作品一样长时间湮没不彰的不堪命运；其后却又脱颖而出，迎来一段昙花一现般的绚烂光华，为世瞩目和乐道；继之则又陷入寻常，为学界以不同的方式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专业化的和学术化的研究。

《读通鉴论》实正式面世于1865年，此亦船山绝大多数著作被大规模地搜集、刊刻与闻世的开始：“同治四年（笔者按：即1865年），曾文正公国藩与弟忠襄公国荃，重刻前十七种于金陵，刻增…… 《读通鉴论》 ……，共五十九种” [1] （P131）。在《读通鉴论》 得以问世前的一百七十余年的时间里，虽然船山其他部分著作也曾有过几次被刊刻的机会，但要么只有寥寥数种，如康熙四十一年，潘宗洛曾刻船山子王敔家藏之船山著作《思问录》《张子正蒙注》《庄子解》《楚辞通释》诸书；其后，船山之门生姻亲之有力者又刻增至十余种。要么毁于兵燹，道光年间，邓显鹤曾主持刊刻船山著作十八种（多为经部作品），惜乎于咸丰四年毁于兵 [1]（P132）。即便稗疏类作品“因缘得入四库，上史馆，立传儒林。而其书仍不传” [2]（P13107）。《读通鉴论》则终始无人问津。至船山乡贤曾氏兄弟所刻《船山遗书》出，“海内学者始得见其全书焉” [2] （P13108），且据嵇文甫记载，《遗书》刊行后，流行最广的乃是《读通鉴论》 [3]（P85）。究其在长达一个半多世纪里无与闻焉的原因，《国朝先正事略》对此曾有过允当的解释：“惟先生窜身瑶洞，席棘饴茶，声影不出林莽，门人故旧又无一有气力者为之表章” [4]（P82）。此外，还因船山虽然著述繁多，却散落在门人故旧家，致使书难以搜集而不传。船山子王敔在《大行府君行述》中曾道出过这一点：“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其藏于家与子孙言者无几焉” [5]（P74）。以上解释其实适用于1865年之前船山大部分著作的历史遭遇。若具体到《读通鉴论》一书，则另有一隐晦的原因。鉴于满清入主中原并建立政权的异族身份，加之清朝初期和中期盛行的文字狱，使得书中呈现的华夷之辨等颇具民族和政治思想色彩的内容无法在晚清以前的年代被接受和流播。即便曾氏兄弟于晚清将《读通鉴论》等船山著作比较全面地公诸于世，但日本学者认为，他们已把船山遗书中有关“夷狄”的字样删去 [6]（P54）。

接下来，历史的吊诡的一幕出现了。恰恰是船山这些在晚清以前郁而不发甚至被压制的政治、民族思想，随着《船山遗书》的问世、特别是在清末民初时期大放异彩，用梁启超的话来说：“他们许多话，在过去二百多年间，大家熟视无睹，到这时忽然像电气一般把许多青年的心弦震得直跳” [7]（P123）。而作为一本集中了船山上述思想和理念的专著，《读通鉴论》尤其令世人瞩目和追捧。“自将《船山遗书》刻成之后，一般社会所最欢迎的是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 [7]（P184），“特别是在清末民初，这部书大家非常看重……在清末民初那时，凡是开新风气的人，几乎没有人不读《读通鉴论》。” [8]（P282）梁启超和钱穆两先生都是当时历史的亲历者，他们对其时《读通鉴论》受欢迎盛况的描述当是可信的。综合学者们的时间界定，将此期《读通鉴论》被争诵的时间上限推溯至《遗书》出版的1865年、并把下限终于20世纪20年代、其中尤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盛期，应当是合理和准确的。接下来对《读通鉴论》所以如此流行的表现和原因的概要分析，将更能证明这一时间划分的合理性。前贤认为，该书的流行盛况主要体现于两点。第一，将《读通鉴论》视为科考模板，借其学做策论以应对科举考试：“然而流行最广的《读通鉴论》，不过被窃取作场屋中简练揣摩之用” [3]（P85），“……虽争诵夫之的史论，但有的是为了学作策论，以求膺识时务之选” [9]（P38）。第二，即上面提到过的，通过追述和考论书中的民族、政治思想内容，作为反清的现实政治斗争的思想资源：“其注意民族革命者，则专论船山华夷思想，以为反清的号召” [9]（P38），“然此时（笔者案：指辛亥以前）所盛谈者，特船山政治思想之一面” [4]（自序），“‘攘夷排满’是里头主义之一种，所以给晚清青年的刺激极大” [7]（P184）。第一点流行的原因必然是与《读通鉴论》自身的写作风格和内容密不可分的。清末科举考试以策论代替八股文，要求学子就当前时政问题发表论说并提出对策。船山在《读通鉴论》中纵横古今，议论磅礴，且独抒己见，梁启超在评价该书时就提到：“他有他的特别眼光，立论往往迥异流俗。” [7]（P184）；钱穆赞许到：“其书泛论史事，而时标独见，杂论政治、社会、人生种种问题，而运以一贯之精思” [10]（P141）。在写作风格上，船山“以绵邈旷远之词，写沉蕴隐幽之志，激而不尽其所欲言，婉而不失其所宜语” [5]（P547）。所有这些，都为学子们学写策论提供了极其有益的借鉴和样板。船山著作竟有功于应对科考，这大概是当时的清朝上层万万没有想到的吧。众所周知，肇端于19世纪40年代的民族危机在步入19世纪末期后不断加深，列强的瓜分狂潮使得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清廷的无能与日薄西山迫使民众揭竿而起，加上其时各种历史因素的推动，推翻满清王朝的异族统治成为当时先进人士的共识。随着《读通鉴论》等船山著作的日渐流播，一批有识之士轻易地就能从《读通鉴论》等著作中寻找到排满反清革命的思想资源，他们纷纷援引该书，“夷夏之辨”等内容被他们旗帜鲜明地用来批判满清、鼓吹保国保种的革命 ①。因此，是沉重的历史遭遇逼使投身于时代洪流中的优秀分子发现并找到了能够对抗和改变严酷现实的理论武器——《读通鉴论》，深重的民族苦难和为了改变这种苦难的政治斗争让该书在清末民初的历史舞台上熠熠生辉、异常夺目。当年，年青的王船山在经历了举兵抗清失败及报国无门等一连串事件后，不得不避居湘西；同时拿起笔来，以思想学说作为继续斗争的武器。他也许不曾想到，在他离世的近二百年后，又一批如同他当年一样为不使本民族沦于异族和外敌之手的人士起来了，而他们所借鉴和使用的思想武器便是出自自己手下的作品！总之，这一时期《读通鉴论》的盛行不仅仅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 [20]，学写策论以应科举考试也是一个重要的特色，这点是以往的学者没有注意到的。

不难看出也必须承认，《读通鉴论》在问世后的半个世纪里头受到的追捧和重视基本是缘于现实的需求和实用的目的。学者为此多有批评和不屑 ①。这种对待《读通鉴论》的功利态度所导致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旦时代不再需要它，人们便再不会对其青眼有加，其实用价值随之终止：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被废除；7年后，满清政府被推翻，帝制终结，民国时代来临。钱穆就曾对该书前后两种相反的际遇有过描述：“特别是在清末民初，这部书大家非常看重……在清末民初那时，凡是开新风气的人，几乎没有人不读《读通鉴论》。从民国以来到现在……《读通鉴论》便少人理会” [21]。其实，仔细推敲一下钱穆先生对《读通鉴论》“从民国以来到现在”“便少人理会”情况的判断，再结合上述对该书在第二个阶段光大、流行过程的分析，一个明显且可靠的论断是：《读通鉴论》在民初——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不再被人们出于各种实际和功利的意图而追捧和利用了。这种突如其来的冷遇表面上看来令人感到遗憾甚至不快，但也恰恰标志着，不再受制于工具理性的《读通鉴论》开始步入寻常，确切地说，自20世纪30年代起，以《读通鉴论》为代表的船山著作开始为学术界所瞩意甚至仰望，包括针对《读通鉴论》在内的学术化和专业化的船山学研究正式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讲，钱穆先生上述所反映的事实未尝是件坏事。有一点也应该予以认可，虽然在第二个阶段里《读通鉴论》的脱颖而出是因了种种现实际遇，但却也因此在客观上令该书得以远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读通鉴论》在第三个阶段中的专业化和学术化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天的80多年是对或者围绕着《读通鉴论》一书开展专业化的学术研究的时期，成就硕果累累，成绩斐然。笔者在另一篇文章《近百年来王船山〈读通鉴论〉研究述评》（待刊）中对此有详细、全面的叙述和评价，此不赘述。

总之，如同王船山多舛又波澜壮阔的一生，其《读通鉴论》一书在正式进入学人视野之前经历了相当曲折和漫长的问世及流播历程。该书在写成后的一百七十余年才得以正式出版问世；也许是为了弥补那段默默无闻的光景所留下的缺憾，面世后的半个世纪里，是书便如明星般一直备受人们的青睐和追捧，虽然这种流行乃是出于人们不同的目的和用心。在享受了短暂的夺目光华后，《读通鉴论》终于以寻常的姿态正式走进学人的世界，成为学界80多年来以迄今后一直关注和研究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