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苹 胡 琪

（上海市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

伴随着家庭化迁移成为人口流动迁移的主体模式，随父母来到城市生活学习的流动儿童不断增加。流动人口6—15 岁子女随同父母流动的比例为62.5%，比2011 年上升5.2 个百分点。[1]部分地区流动儿童占当地儿童比例很高，据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千分之一抽样数据显示，上海市每10 个儿童中就有4 个是流动儿童[2]。流动儿童在适应城市生活、促进自身发展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他们中的大多数由于处于城市的底层，缺乏对当前状况的相对满足感，促使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城市对他们的排斥，导致他们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产生自我认同的自卑心理。本研究中的农民工子女特指6—14 周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来到上海，户籍在外省市的农村，并在沪公办中学就读的流动儿童。调查于2014 年5—7 月实施，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上海市长宁区和闵行区抽取接收农民工子女就读的4 所公办中学共460 名农民工子女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对象以预备班和初一年级为主，年龄主要集中在12—14 岁，来沪时间多数在6 年及以上（83.4%），均值为7.25 年。男生占58.1%，女生占41.9%。农业户口73.1%，非农业户口26.9%。独生子女41.3%，非独生子女58.7%。

一、农民工子女人际交往发展特点

（一）同伴关系发展特点

调查显示，农民工子女在学校跟周围同学的关系总体较好，选择“很好”和“较好”的比例分别为30.1%和57.1%,并且认为自己能交到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但也有10.8%和2.0%的孩子选择“一般”和“不好”，他们认为有很多认识的人，但交不上朋友，甚至常受冷落。

农民工子女在同伴交往中的欲望较强，渴望找到知心朋友，其中，“非常渴望”的占52.8%，“渴望”的占41.9%，只有5.3%的人选择“不渴望”。但从同伴交往空间范围的选择来看，农民工子女同伴交往空间范围的选择面较窄，主要以本班同学为主（81.5%）。

农民工子女与上海本地同学的交往现状既存在适应又存在冲突，一方面，上海本地学生一定程度地接纳农民工子女，使他们能更为主动地适应学校环境；另一方面，上海本地学生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排斥农民工子女，导致农民工子女在与上海本地同学交往时存在心理障碍，直接影响着他们在学校内的同伴交往。如针对“你在与谁交往时会感到不高兴”这一问题，选择最多的是“上海的同学”（41.7%）。

在和同伴交往时，农民工子女感到最开心的事情是“同伴愿意倾听自己的心里话”（70.2%）和“得到同学们的尊重”（62.0%）。当问及你认为你和同学的关系及其原因时，“尊重”一词被提到和出现的概率也是非常高的。可见，农民工子女极度渴望得到同伴的尊重。农民工子女与城市群体之间本身固有的隔阂是他们自卑心理产生的重要诱因，城市群体的歧视进一步加重了农民工子女的自卑心理。这种歧视来自多个方面，包括“因为某些原因被取笑”（67.1%）、“拿分数做比较”（48.8%）、“因为是外地的被歧视”（16.6%）以及因为父母职业被歧视（9.9%）等。

农民工子女常常感到自己和本地学生之间的巨大差别，这不仅会使他们在同伴交往中产生自卑心理，更会使其陷入孤独之中。农民工子女经常感到孤独（48.4%），而且这种孤独感在与上海本地学生交往时表现得更为严重。

（二）师生关系发展特点

对老师的总体评价较为正面和积极。在回答“你怎么看待你的老师”这一问题时，73.1%的人认为“大多数老师都很好”，20.1%的人认为老师“一般，总体感觉还行”。对老师的感觉以正面和积极的为主，选中率最高的是“尊敬”（77.0%），其次是“友好”（64.2%）和“喜欢”（32.0%），其他负面的感觉如“互不相干”“讨厌”“害怕”的选中率均较低。

与老师关系尚可，认为多数老师对学生能够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当问到“你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对待外地学生和上海学生是否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时，75.9%的人认为“所有老师对学生都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20.1%的人认为“多数老师对学生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还有4.0%的人认为“只有少数老师对学生是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愿意主动与老师进行交流，但交流内容主要以学业为主。多数学生愿意主动跟老师交流，其中，回答“很愿意”的学生占29.6%，认为“应该会”的学生占30.9%。还有31.6%的学生选择“不知道，视情况而定”，7.9%的学生选择“不会”主动跟老师交流。至于什么时候会去跟老师交流，83.2%的学生选择“作业不懂时”“心中高兴时”也会去跟老师交流（15.9%），而负面的事情如“生活困难时”和“心中孤独时”则较少会去跟老师交流。究其原因，较为主要的是“与老师的关系很疏离，心理距离较远”（33.3%）和“不想让老师知道自己的私事”（32.9%），其次是不想麻烦老师（24.9%）。

（三）亲子关系发展特点

放学后或者周末的闲暇时间，农民工父母跟子女一起学习或玩耍的时间较少，亲子间互动不足。问及在家里父母会跟你一起学习（玩耍）吗，选择“从来不会”的占18.8%（26.9%），“有时会”占50.8%（59.5%），“经常会”仅占30.5%（13.6%）。53.9%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与父母的关系“一般，感觉父母有时候不理解自己”，16.8%的人认为自己和父母的关系“较差，难以沟通”，只有29.4%的人认为自己和父母的关系“很不错”。针对“是否跟父母同住”的问题，分别有8.4%和6.0%的人表示没有跟父亲或母亲同住。长期不与父母（一方）同住，导致父母（一方）角色缺位，亲子关系缺失。

研究以“你和父母相处如何”和“你会把你的交友情况与父母分享”两个问题作为衡量亲子关系的标准，分别与子女“性别”做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后者与性别有显著相关性（-0.151**），表明女生更倾向于与父母分析自己的交友情况。将上述两个衡量亲子关系的标准分别与“父母教养方式”做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两者均与“父母教养方式”有显著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363**和0.233**。表明越民主型教养方式的父母与子女的亲子关系越和谐，子女也更愿意将交友情况与父母分享。

与父亲和母亲的沟通存在差异，与母亲沟通的数量和主动性好于与父亲的沟通。表现在与父母的相处如何和是否会把交友情况与父母分享这两个问题上，与母亲的沟通均好于父亲。发展心理学研究已经证实父亲的角色在儿童发展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3]，这提示流动儿童的父母们特别是父亲应该给孩子更多的关注。

二、农民工子女家庭支持能力及其对子女人际交往的影响

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角色关系直接影响着孩子的成长。农民工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同样也受到父母的直接影响，家庭教育是否跟进，父母职业的尊卑与否，父母关系是否和谐等都将影响到农民工子女的人际交往。[4]

（一）家庭经济支持能力及其对子女人际交往的影响

农民工家庭经济支持能力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父母多从事较为繁重和工作时间较长的工作且收入较低，大多在2000—6000 元之间。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大部分都很一般，还有部分家庭经济状况较差，在流入地的经济压力较大，生活水平明显比较低下，这就注定农民工子女的父母要为了生活而奔波劳累，因而对子女的教育及学习投入的精力十分有限。另一方面，父母对子女有限的经济投入中，主要以“吃穿”和“教育”为主，对“娱乐”方面的投入不够。调查对象认为父母对自己各方面经济支持的满意程度，吃穿方面和教育方面的满意率较高，以“很满意”和“基本满意”为主，其中选择“很满意”的分别为74.0%和64.5%，选择“基本满意”的分别为24.5%和29.6%，选择“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极少。而对娱乐方面的满意程度明显较前两者低，选择“很满意”和“基本满意”的分别为49.9%和30.5%，还有16.8%和2.9%选择“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父辈农民工在与城市的社会交往中，使他们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因此对孩子的教育更加关注，而忽视了对子女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

相关分析发现，家庭经济条件与农民工子女同学关系和人际交往能力显著相关，显著系数分别为-0.128**和-0.146**。表明家庭经济条件越好的农民工子女，在学校跟周围同学的关系越好，即表现得“很受同学欢迎，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家庭经济条件越差的农民工子女，在学校跟周围同学的关系越差，即表现得“不怎么受欢迎，常受冷落独来独往”。在人际交往能力方面，家庭经济条件越好的农民工子女，在人际交往中的表现越好，即越表现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家庭经济条件越差的农民工子女，在人际交往中的表现越差，即越表现得“逃避退缩，不愿与人交往”。调查发现，农民工子女在回答“你在与谁交往时会感到不高兴”这一问题时，选择最多的是“上海的同学”（41.7%）和“比自己家庭条件好的同学”（21.0%），这主要就是经济上自卑的一种心理表现，导致他们在与某些特定对象交往时“会感到不高兴”，影响正常的人际交往。

农民工子女的父母因受自身文化程度的限制，进入城市后大部分从事的都是建筑工、环卫工、服务员等“卑微”的职业，这些职业的收入也是比较低的。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分析可以得出，父母的职业及收入状况对农民工子女的人际交往和心理健康存在影响。一方面，父母在城市所从事的职业决定了他们家庭收入的多少，也决定了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如居住、吃穿、娱乐及学习用品等，进而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同伴交往的心理状况。再者，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也非常不稳定，时常会面临失业的压力，出现烦躁、痛苦、自卑等心理，时常还会将这些感受传递给孩子，使孩子也产生不安、焦虑、自卑、恐惧等心理，进而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当农民工子女进入城市学习后，这种不健康的心理就在他们与人交往特别是与同伴交往的心态中体现出来，如不愿意与人交往，害怕与人交往等。

少数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民工父母，成功实现了向上流动，客观条件允许他们可能采取迥异的教育方式。例如，H 的父亲开了一家公司，母亲则在城市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大的晚托班，负责帮忙接孩子放学并教授拼音、辅导作业。H 家已在上海买了房子,“老家有的这边有，老家没有的这边也有。爸妈都教我主动向那些城里人学习……他们（城里的孩子）也愿意和我玩，他们的家长也喜欢让我妈妈多教他们”。笔者在其他公办学校也发现，经济社会地位高的家长，可以购买各种服务，如放学后儿童的照料服务等，这为子女提供了与城市人社会交往的机会。

（二）家庭环境支持能力及其对子女人际交往的影响

从家庭所在社区环境来看，只有23%的农民工子女居住的是“自己家购买的房子”，78%居住的房子是“租房”或是其他情况。较多的农民工子女租住在“城郊结合地区或城中村的平房”（47.0%），这些地方房租与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也往往是环境脏乱差的代表。这种居住环境局限了农民工子女与城市社会的交往，也对他们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能力产生影响。居住在城乡接合部地区的邻里关系中往往由于资源争夺而充斥着各种利益冲突。农民工子女在这种社区环境中居住，有很多和城里邻居交往的机会，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的关系是“和谐”的。在这样的社区环境中争夺资源，无疑会影响农民工子女对城市人的印象，在城市人“瞧不起”这些孩子的同时，这些孩子也在心中将自己与城市人隔离开来。而少数居住在“自己家购买的房子”里的农民工子女则不同，他们拥有了与城市社会平等交往的资本。居住于有着规范物业管理的小区，他们的父母不再扮演社区资源争夺者的角色，与邻居也很少发生经济利益的纠纷。他们可以生活在城市社会“陌生人”的精神特质之中，若不是户口决定的制度性身份存在，他们已经成为城市人。

从家庭人际环境来看，主要研究家庭关系中的夫妻关系，因为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主旋律。问及“父母是否会经常当着你的面吵架”，只有26.3%表示“从来不会”，更多的选择“有时会”（63.1%）和“经常会”（10.6%）。问及“父母之间是否会有家庭暴力（指动手互相殴打）发生”，68%表示“从来不会”，但是分别有30.2%和1.3%的人选择“有时会”甚至“经常会”，表明农民工子女较多时候在家里面临父母的吵架甚至家庭暴力的发生。相关分析发现，夫妻关系（父母是否吵架、是否有家庭暴力）与农民工子女人际交往能力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114*和0.166**。表明不经常当着子女面吵架和较少有家庭暴力（指动手互相殴打）发生的父母，其子女在人际交往中的表现越好，即表现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反之，经常当着子女面吵架和有家庭暴力（指动手互相殴打）的父母，其子女在人际交往中的表现越差，即表现得“逃避退缩，不愿与人交往”。

（三）家庭教育支持能力及其对子女人际交往的影响

父母的文化程度会影响其教育观念和行为，对其子女的人际交往行为也产生影响。调查显示，农民工父母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大多数只有初中文化水平。正因为如此，农民工父母才会在城市中从事着长时间的体力劳动。他们拼命在城市里工作，就是想通过孩子在城市读书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将来有出息，不再像自己一样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因此，父母在本来与子女交流不多的时间里就只能见缝插针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但很少关心他们思想和感情的变化，更少考虑他们在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由于受到工作性质的限制，有的农民工父母对子女的联系方式讳莫如深，不但影响到其与城市人之间的交往，还影响到其与同伴群体之间的交往。相关分析表明，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相比，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子女的人际交往发展水平相关性更明显（-0.128**）。这应该是因为与父亲相比，农民工子女与母亲的相处时间更多，交流的频率更高、内容更多，因此受母亲的影响更大。

教育缺位对农民工子女人际交往产生不利影响。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缺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农民工父母很多都是长期从事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的工作，有的孩子几天几夜都难以见到自己的父母一面，自己早上离开时，有的父母则刚回到家，等自己下午放学回到家时，父母又已经上班去了，即使有些父母晚上能够在家，但因为白天工作劳累，也没有了精力再去关心孩子的生活、学习，更不用说倾听孩子的心声。二是有很多农民工子女都是近几年才来到父母身边的，在此之前，因父母外出务工，大多由祖辈抚养，等到孩子长大出现了很多问题后才想到把孩子接到自己的身边来。甚至在当前，还有部分家庭由于种种原因，父母一方不能长期和子女生活在一起。由于父母的长期缺位，农民工子女无法向父母表达自己的感受，父母也无法向他们传递自己对孩子的爱。为了弥补这种情感缺失，农民工子女很有可能将情感进行转移，重新寻找情感的慰藉，出现早恋或结交江湖朋友的现象。总之，缺乏家庭教育的农民工子女，更容易被城市社会排斥以及产生自卑和封闭的心理，影响其人际交往的发展。

调查把家庭教养方式分为民主型、专制型和放纵型三种，由学生自评选择其中的一种。结果发现，民主型的占47.9%，专制型的占21.4%，放纵型的占30.7%。关于教养方式的许多研究都表明父母的教养方式会影响到子女社会化、人格形成及人际关系等方方面面。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父母的教养方式与农民工子女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能力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129**和0.213**。民主型家庭教养方式的农民工子女，其人际交往行为表现较好，在学校“很受同学的欢迎，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同时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专制型和放纵型教养方式家庭的农民工子女，其人际交往行为表现较差。

总之，家庭支持能力与农民工子女的人际交往行为关系密切，不同的家庭支持能力与农民工子女人际交往行为的关系不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六类学生，即家庭经济条件很差的学生、父母职业“卑微”和不稳定的学生、居住在城乡接合部地区和脏乱差的城中村地区的学生、家庭关系不够和谐的学生、父母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学生、父母教育缺位和教养方式不够科学的学生，他们的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能力相对较差，需要教师、社会、同学等多方面的关心和帮助，以促进他们在城市社会的健康成长。另外值得我们说明的是两类学生，即家庭父母关系亲密的学生和父母采用民主型教育方式的学生，其人际关系和人际交往行为明显发展得更好。

三、促进农民工子女人际交往发展的讨论与对策

（一）促进农民工家庭城市融入

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入，可以维护家庭的稳定和情感健康，为子女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促进农民工子女人际交往的健康发展。由于体制性障碍、城乡利益冲突以及知识技能不足等原因，农民工一直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是没有真正成为融入城市社会的城市居民。如何使大量留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和所在城市融合为一体，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必须要解决的课题。农民工家庭城市融入的制约因素主要有就业不稳定、经济收入低、居住条件差甚至难以维持城市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经济成本等。为此，促进农民工家庭城市融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逐步消除制度障碍，促进农民工家庭城市融入。城市应积极创新社会制度，积极创造条件，为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入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为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入提供政策支持和有力保障。二是破解农民工就业的低收入困境，促进农民工家庭的经济融入。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足够的经济收入，妄谈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入无异于望梅止渴。基于此，政府部门应加强农民工培训，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多渠道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改善农民工家庭的居住条件。本研究的调查表明，多数农民工家庭为了节省住房成本，租住城乡接合部地区或城中村地区条件简陋的出租屋，居住条件狭窄拥挤，周边环境脏乱差，安全没保障，对其子女的成长十分不利。三是加强对农民工的引导和教育，实现农民工家庭与市民的社会融合。农民工家庭的城市融入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农民工家庭原来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城市的生活方式发生碰撞后，往往会处于一种失范的状态，如果不加以引导和教育，必然会延缓对城市社会的适应，相关政府部门应有计划地组织以基本生活常识、城市规章制度、法律常识等为主要内容的引导和教育，推动农民工家庭主动适应城市社会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等。

（二）提高农民工家庭的文化层次

在城市打拼的农民工对子女的将来有较高期盼，期盼孩子能成为一代有文化的新上海人。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对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健康的心理却不够重视；对自身如何发展，如何提高家庭的文化层次十分茫然。学校在这方面可以有所作为，帮助这些家庭营造良好的家庭学习氛围，提高家庭的文化层次。一是创设学习条件。要成为学习型家庭，首先家庭中要具备一定的学习条件。调查发现，农民工父母这方面的意识淡薄，虽然有的家庭经济状况还可以，却连一张学习的书桌都没有。学校尤其是班主任可以利用家长会进行动员，提出每个家庭必须有一张书桌、一盏台灯、一个书架、一块学习的地方的要求，为农民工子女创设良好的学校环境。二是引领家长利用社区资源学习。上海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积累着丰富的文化底蕴，许多公共文化设施甚至免费向市民开放。学校（和社区）应该链接和整合本区域内的文化资源,提供给农民工家庭充分的信息,引领他们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促进家庭学习和成长。三是帮助搭建交流平台。为了促进家庭间的相互学习和切磋，学校可以有意识地安排一些机会，搭建交流的舞台。另外利用家长会和学校开放日，请表现突出的家庭介绍学习经验，讨论家庭学习中碰到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印发材料，相互学习。通过这些活动，积极引导农民工家庭的学习，帮助他们营造学习的氛围，提高家庭的文化层次。同时，促进农民工父母与子女在情感上的沟通和交流，家长在孩子心目中的威信会更高，亲子关系更加和谐，从而对子女的心理发展和人际交往表现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三）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

农民工家庭良好的家庭氛围、和谐亲子关系的建构，需从家长入手。农民工子女能否健康成长，最终解决点是回归家庭。对于农民工子女，他们缺乏起码的家庭教育的物质条件及应有的心理归依，因而家长的引导和教育更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应从心理健康角度普及家庭教育知识，传授外来务工人员与子女沟通的技巧，让更多的农民工家庭应用科学的心理学方法营造和谐幸福家庭的氛围和良好的亲子关系。一是从家庭教育知识出发，包括家长如何与子女沟通、孩子如何克服远离父母而缺失亲情的心理障碍，怎样“做人、做事、学习”和做一个成功的人，青春期的心理特征和健康心态的养成等方面的知识指导，以及家长如何关爱子女和引导他们走向健康正常的心灵成长之路。二是妥善处理务工与教育子女的关系。无论工作多么忙，都要尽量腾出时间关心子女的学习与生活，关注子女的交往，多与孩子交流、沟通，了解孩子的需要及思想动态，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己。三是为子女创造一个相对宽松民主又体现一定权威的教养氛围，并且父母在对子女教养方式上应取得一致，使子女充分体验到家长对自己既不放纵又不过分要求。父母采取正确的、科学的教养方式，用理性的态度和子女交流，才可能真正走进孩子的心里，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四是父母要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与和谐的夫妻关系,做到互敬互爱、互谅互让，共同经营家庭经济共同体，还要更加重视家庭精神共同体的建设。

（四）加强对农民工子女人际交往的指导

农民工子女要想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首先要对人际交往的意义有个正确的认知，如果认知发生错误，就会失去交往的动力。因此，学校要担负起帮助他们正确认知自我和认知交往的教育责任，积极引导农民工子女进行人际交往，帮助他们建立和谐的同伴关系。一是帮助农民工子女正确认识自己，评价自己，意识到人际交往的重要性。二是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帮助农民工子女找到人际交往的成就感。三是帮助农民工子女加强人际交往心理的自我调节，加强人际交往的自我激励。四是帮助农民工子女对自身不良的行为习惯进行反思。五是帮助农民工子女加强人际交往技能的学习。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内容概要[EB/OL].http://www.moh.gov.cn/xcs/s3574/201411/dc3ba043cbf74e2d8fe68000d4651505.shtml.2014-11-18.

[2]全国妇联课题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EB/OL].http://acwf.people.com.cn/n/2013/0510/c99013-21437965.html.2013-05-10.

[3]杨丽珠、董光恒.父亲缺失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J].心理科学进展.2005（3）：260-266.

[4]周春.农民工子女的人际交往障碍及其对策的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硕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