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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讥嘲与揭露:1927-1930年间革命作家的杂文创作

2015-03-29陈红旗

关键词:批判

陈红旗

(嘉应学院 文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批判、讥嘲与揭露:1927-1930年间革命作家的杂文创作

陈红旗

(嘉应学院 文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摘要:革命作家对旧文化、旧思想、国民劣根性、帝国主义等的斗争思维和批判立场,使得1927-1930年间的杂文充满了批判精神和时代特征,并延展出了这一时期杂文的多重趋向:批判、讥嘲与揭露,进而充满了敏锐的视角、感愤的激情和正义的力量。

关键词:革命作家;杂文创作;批判;讥嘲;揭露

引言

“五四”以来,杂文就一直在评论时事、批判社会和抒发情感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1927-1930年间亦是如此。是时,中国政治舞台上闹剧迭出,国共斗争你死我活,政客们利令智昏、醉心权术、愚弄世人,各实力派军事势力表面上拥护民国,暗地里却拥兵自重、独霸一方,帝国主义则通过控制中国的新军阀甚至以军事入侵中国的方式来求取最大的利益。与此同时,革命文艺界坚守知识界的良知和责任,鞭挞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批判黑暗现实和国民劣根性,批评御用文人的“帮凶”行径,批判“吃人”的封建思想和文化,宣传马列主义学说,推行新的政治观、文化观、价值观、爱情观和生命观。进而言之,进步作者们对旧文化、旧思想、国民劣根性、帝国主义等的斗争思维和批判立场,使得这一时段的杂文充满了批判精神和时代特征,并延展出了这一时期杂文的多重趋向:批判、讥嘲与揭露。

一、批判与声讨:“炮轰”帝国主义和专制政府

在现代中国政治的演变过程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中,1927-1930年是一段异常灰暗的历史时期,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本土的步伐。当然,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热情,于是“打倒帝国主义”成为最有力也最能表达他们爱国情怀的一个关键词。

1928年4月,日本政府违反国际公法,悍然出兵山东,5月初在济南连续制造残杀中国同胞事件,受害民众达5000多人,史称“济南事变”或“济南惨案”。这次事件极大地激起了有识之士和爱国民众的愤怒,他们用各种方式声讨日帝的野蛮兽性和侵略行径,而知识分子更是振旗呐喊“打倒帝国主义”。李初梨在《谁能打倒帝国主义?》中说:“能够打倒帝国主义的,只是无畏的革命的民众!无畏的革命的民众起来,起来解决自己的死活!”“争回民众的革命权!”“歼灭国内一切封建的遗物!”“打倒帝国主义!”[1]《文化批判》的编者还写道:“对于狐面狼心的帝国主义的国家,只有彻底的抗争,绝对的不妥协,才有打倒的可能,才有解放中华民族的希望;这是被压迫的民众数年熟知的理论,现在又得了一个使你不得不相信这个理论是真实的实证了!所以,全国的被压迫的民众,青年的学子,尤其是我们的读者,对此日本帝国主义的蛮行,应该从把握为彻底地打倒帝国主义及实行民族底真正的解放过程之见地,自动地,活泼地,去参加一切的反日帝国主义的组织之活动;这是我们目前应尽的任务,不可失的机会。”[2]反观中国现代史,日帝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太多的屈辱,“济南惨案”不过是其中的一件而已。正是由于日帝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的民族敌人,所以针对日帝的批判和声讨文章可谓多不胜数。

在1927-1930年间,“批判”恐怕是知识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批判”也一跃成为当时文艺界的“时尚”,并构成了该时段杂文的基本趋向。这并非偶然。成仿吾认为:“国民革命的急速的进展,使我们不能不更就全面做一番批判的工夫;就在这个时期,我们就被抛弃在很远很远的后面,我们的后面排列着一大堆蹩脚的份子。”[3]他还强调,百余年来中国一直是外国榨取和笑骂的对象,中华民族有着无数说不出的耻辱和痛苦,所以是时候来算总账了,为此中国必须开展革命行动,而革命文艺界必须开展文化批判。[4]1~2王独清在为《我们月刊》创刊“祝词”时希望我们社:“一面极力克服自我,创造真正革命的文艺作品;一面予反动派以严格的批判和进攻。”[5]引擎社认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知识阶级的任务就是用“引擎般的力量”向新文化领域“突进”和“廓清”旧的文化恶势力。[6]在众多的进步作者中,鲁迅的杂文无疑是最具批判力的,这源于他对杂文文体特点的准确把握和精妙运用,他强调杂文必须“生动,泼剌,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7]。他又说:“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8]在鲁迅这里,小品文与杂文是有区别的,但当小品文具化为“生存的小品文”时,它就具有了杂文的威力和战斗力等特性。在20世纪20年代,鲁迅杂文不仅代表了当时杂文界的最高成就,也抬高了杂文的文学地位,更使得杂文(杂感)成为现代文坛中显示度和战斗力最强的一种文体。

对于革命文艺界而言,他们批判的对象除了帝国主义,首当其冲的就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1927年蒋介石在经过前期的反赤宣传后蓄意策划了一系列反共活动。3月17日,他命令一些暴徒袭击九江市党部、总工会,极力煽动反共情绪和破坏国共合作,制造了九江“三·一七”惨案。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在看透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之后,毅然脱离北伐军,由安庆乘船来到武昌。3月31日,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刽子手本质,他奋笔疾书写就了那篇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该文在武昌《中央日报》上得以发表,作者开篇即说:“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9]文章不仅批判了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还号召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起来反蒋。不久,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州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蒋介石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其反动面目彻底暴露无遗。1928年鲁迅出版了《而已集》,该文集真实反映了进步文艺界对于这场政变和屠杀的看法。鲁迅曾经因为段祺瑞执政府大肆屠杀请愿民众而把1926年3月18日视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10],但令他想不到的是,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政府制造了更多更黑暗的日子,以至于他被吓得瞠目结舌、“逃之夭夭”。他在《三闲集》的“序言”中直言不讳地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11]国民党的政治屠杀令鲁迅感到“恐怖”,而青年之间的相互杀戮则令他倍感绝望:“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12]青年间的杀戮是一种社会“退化”现象。从政治视角来看,中国政坛日趋“复古”——走向个人集权之路,而主张政治革新和信奉共产主义的青年被不断残杀。

从社会视角来看,反革命政变和大屠杀使得社会笼罩着浓郁的阴惨气息,青年也不再像“五四”和“五卅”时期那样充满朝气和进取精神,而是充满了逞强斗狠的戾气,就像郭沫若所鼓动文艺界应该产生暴徒时所说的那样——“不仅齿还齿,目还目,我们还要一齿还十齿,一目还十目。”[13]由郭沫若的态度可以知悉何以后期创造社在批判鲁迅时如此暴戾,以至于鲁迅一旦回击,他们就迅速把鲁迅从思想界的权威打成了“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手淫文学家”、“小菩萨”、“唐鲁迅”、醉眼陶然的“老头子”、“绊脚石”,也就可以知悉他们对鲁迅从思想到牙齿一处都不放过的全方位批判是如何发生的了。

二、讥嘲与讽刺:激愤之情的自然宣泄

在这一时期的进步作者们看来,国民革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所以进步文艺界的任务重点不再是启蒙,而是要对种种恶势力进行批判。问题是,强权之下岂容随意批判和自由言说,任何激烈一点的言行都有“过激”、“赤化”和“亲共派”的嫌疑,即使是带着书籍也会给人招来致命危险,因为它们一不小心就会被指认为“危险文件”而尝“铁窗斧钺风味”之险,即使官方做错了,受害者也无处申辩,“总之是你错的:因为我说你错!”[14]

更可怕的是,思想稍微进步一些,就会被官方所嫌恶,就会获得“可恶罪”:“譬如,有人觉得一个人可恶,要给他吃点苦罢,就有这样的法子。倘在广州而又是‘清党’之前,则可以暗暗地宣传他是无政府主义者。那么,共产青年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若在‘清党’之后呢,要说他是CP或CY,没有证据,则可以指为‘亲共派’。那么,清党委员会自然会说他‘反革命’,有罪。再不得已,则只好寻些别的事由,诉诸法律了。但这比较地麻烦。”[15]因此鲁迅预言道:“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16]由于害怕因言获罪,所以很多社团和刊物都曾或明或暗地表示“不谈政治”,这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中尤为常见。或者说,在这一时期的进步作者们看来,政治已不可为。有署名为“前人”者在汉城作《颠倒梦想》一文时悲凉地写道:“坐在这与中国国度差不多的地方,回头看到中国的情形,眼见的许多枯骨互相打跌,怎教人能不凄惶!我这青天白日里见鬼,请恕我,我是颠倒在梦想中!”[17]这就形象地反映出了一代青年政治理想破灭后的悲凉心境。

值得敬佩的是,近现代以来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具有浓重的政治情怀,他们无意于回避自身的社会责任、历史任务和政治理想。军阀混战时期,各实力派军阀虽然对知识分子的批评如芒在背,恨不得个个杀之而后快,但由于割据的客观情状,他们无法控制全国的局面,也无法屏蔽军事势力范围之外的舆论大潮,所以知识界的言论自由度反而高一些。等到了国民党清党以后,党部成立,控制言论的手段、方法和机构越来越多,“言论便渐渐不如军阀时代自由”[18],乃至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新月派也明显感到了这一点。1929年,胡适在《我们要我们的自由》一文中批评国民党道:“近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种种的箝制。异己便是反动,批评便是反革命。”[19]好在国民党不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其“党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而言并不强大,且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并未获得知识分子和民众的普遍拥护,其对知识分子和报刊言论的控制力也较弱,[20]所以才有了后来《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观察》等诸多论政刊物和左翼文艺刊物的生存空间。

在这种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对文学本身的价值仍然给予厚望和对现实充满愤恨怨怼的进步作者们,除了詈骂和批判,该怎样宣泄内心沉潜的激愤之情?恐怕就只能靠讥嘲和讽刺了。是故,嘲讽性的杂文随处可见,作者们的言论有时甚至显得信马由缰。失神子在1927年末创作了《这也是文化的输入》和《吃什么人家的饭,朝什么人家的天》,前者讽刺留学美英法的自由知识分子回国后表面上在做着“为党努力”的工作,但并未带回什么先进的西洋文化,只是使得上海的跳舞场日益发达和迅速发展起来;[21]后者暗讽中国“无政府主义团体的老祖宗”——吴稚晖投降国民党右派后妄图做“君子之道的春梦”[22]的可笑之至。作者讥嘲的对象非常有针对性,但这类杂文的讽刺力度和广度是有限的,因此有读者在给《文化批判》的编者写信时直言希望创造社能够“肃清”社会上的“废物”,他列举的理由是:

我以为现在的社会,全是个欺诈伪善的社会。资本家以工人为他们的奴隶,吸取工人的汗血;武人政客(占)据地皮,压迫民众,无用说了。就是所谓文人,所谓革新的思想家,他们尽管连篇累牍,摇首摆尾,说得像煞有介事。然一考他们说话的内容,无非谄媚金钱,歌颂势力;或则私人与私人互斗法宝,卖弄文墨。像在灵霄殿上,太虚境中,显显手势,博取尊荣,维持地位罢了。他们是旧道德的歌颂家,是恶制度的崇拜者。他们偶然喊一声半句低层社会痛苦的呼声,都不过在“柴积上日黄中”说他们的闲话。理论自理论,实践自实践,全不相关。他们笑里带金,呐喊中有势力。所以我说这个社会是欺诈的,是伪善的。我以为无论他是文人,无论他是革新的思想家,都应一概把他们“打发出去”。我以为目下确须“握住笔,以便他们提笔时我们便动笔!装好枪,以便他们提枪时我们便开枪!”先把那些乌烟瘴气的它们,肃清干净。[23]

以上三文均发表在创造社影响极大的刊物《文化批判》之上。《文化批判》于1928年1月在上海创刊,约1928年5月终刊,历时仅4个月,共出版5期。这个刊物活动的时间并不长,但它鲜明地体现了创造社的政治视域和文化立场,而它的创办首先是以批判哲学、政治、社会、经济、艺术等领域的实际问题为宗旨的,[24]正如成仿吾为《文化批判》作“祝词”所强调的那样:“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科学,文艺及其余个个的分野皆将从‘文化批判’明了自己的意义,获得自己的方略。‘文化批判’将贡献全部的革命的理论,将给与革命的全战线以朗朗的光火。”[4]2《文化批判》刊载了一些社会科学方面尤其是关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文字,刊发了一些论争文章,也刊登了一些讥讽、批判鲁迅等进步作家的杂文。与《文化批判》相比,后期创造社刊物《流沙》《畸形》《思想》《日出》《文艺生活》《新兴文化》《新思潮》和太阳社刊物《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海风周报》《新流月报》《拓荒者》上所刊登的为数不多的杂文的风格几乎如出一辙。

相比于创造社、太阳社等革命文艺团体的刊物,语丝社的《语丝》周刊先后开设了“闲话拾遗”和“随感录”两个杂文专栏,所发表的杂文数量非常多,所涉猎的范围非常广,所展现的内涵也极为丰厚。

在“闲话拾遗”专栏中,1927年的进步作者们对军阀割据时代的诸多假恶丑现象进行了嘲讽和批判。梁遇春的《论麻雀及扑克》(第121期)讥讽中国人好赌而又冠之以“礼”的虚伪性,因为如此不过是为了掩护自己心中爱财贪色的毛病而已。岂明的《“半春”》(第121期)批评国人缺乏理性和情趣,在关涉到两性问题时尤为糟糕,读书人讲道学的结果是往往把自己变成色情狂,且无法将艺术上的裸体画和春画区分开来。无抗在《我偏好看空白》(第122期)中说自己偏好看报纸上的空白,因为它们“既可省去记者先生们处在权威之下言多不及之嫌,又可省却阅者的目力,不用说印刷工人也省了许多事”,这就反讽了军阀删改报纸的愚蠢和粗蛮。罗汝兰的《读顺天时报》(第122期)和岂明的《擦背与贞操》(第133期),前者批判了日帝利用《顺天时报》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恶劣手段,揭露了其“共存共荣”口号的欺骗性;后者批判了《顺天时报》的恶言恶行,认为它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国际黄色新闻”,专以侮辱中国、奴化中国人为能事,可谓荒谬狂妄之极,更可气的是,京兆人居然争先阅读,这实在令人倍感耻辱。山叔的《宣传与广告》(第123期)讽刺南方和北方的宣传与商人的广告一样名实不符。岂明的《天安门》和《和平门》(第123期),前者影射了军阀政府的专制统治,因为即使是希望强盗减少、马路修平、卫生设备改善、史迹保存等合理要求也会被视为有“赤化思想”的端倪;后者讥嘲了和平门建成背后中国历年战乱的不和平现象。岂明的《灭赤救国》(第124期)批判了北京所谓国家主义团体的言行,他们提倡“灭赤救国”和开展“护旗运动”只是进一步明确了他们作为专制政府爪牙和奴才的身份。天行的《猫捕鼠喻》(第125期)嘲笑了胡适提倡整理国故的新方法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做法和主张。山叔的《命运》(第126期)将国民党的内讧与太平天国的内讧相提并论,认为这是其不可避免的命运。仍生的《改门名》(第130期)讥嘲了北平统治者为避“中正”之讳改“和平门”为“兴华门”的荒谬做法,他们不思仁政爱民、富国强兵,却迷信城门命名好坏与王朝兴衰直接相关,实在是可笑之极。岂明的《日本人的好意》(第131期)和《排日平议》(第139期),前者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李大钊之死“教诲”中国人“苟全性命”、实行奴化宣传的阴谋,他们的宣传队利用新闻或学校,阳托圣道之名,阴行奴化之实,目的是希望中国人早日养成上等奴才、高级顺民以供其驱使;后者明确指出中国的智识阶级应该竭力养成国民对于日本的不信任感,使大家知道日本的有产阶级、军人、实业家、政治家、新闻家、浪人、支那通和某些教育家都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以侵略中国为“职志”,更要使大家明白日本才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少珊的《“嫁亦恒情”》(第134期)揭穿了道学家在寡妇出嫁问题上的虚伪面孔,他们先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后谈“守固佳,嫁亦恒情”,而女子贞节在他们心目中实际上就值几头猪的价钱。岂明的《猫脚爪》(第137期)和《偶感之三》(第140期),前者讥讽了吴稚晖“清党”倡议和章士钊“老虎主义”的沆瀣一气;后者写进步青年由于“左派”罪名或因被冠以“共党”之名所屠杀,这就揭露了“清党运动”的残酷和血腥。农人的《乡谈》(第140期)证实乡人的见闻、思想依然非常狭隘和陈旧,他们不知道“五卅”运动和“三·一八”惨案,只晓得拿过去的事来慰解现时的苦闷,并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苦恼统统归结为“命运”。斯文生的《整顿学风令汇编》(第142期)将“三·一八”时代军阀和章士钊整顿学风的文件名称汇集列出,进而令读者明悉了民国教育史上极为黑暗的一面。长风的《怎样“做”?》(第143期)揭露了国民党“肃清”赤化分子的“做”法无外乎就是各种酷刑加屠杀。冰川的《有识者与狂徒》(第144期)痛斥《顺天时报》悼念黎元洪的秘书长饶汉祥之死是“杞天之忧”,其越俎代庖的行径令人感到愤怒。祖正的《教育漫语》(第145期)批评了当时教育机构的不作为和社会视教育为“慈善事业”等观念的错误。梁遇春的《“还我头来”及其他》(第146期)嘲讽了社会上一些人热衷于制造惊人口号而无益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同伯的《好南开校长》(第147期)抨击了南开学校张校长滥用职权的行为,他居然把男女恋爱视为“赤化”行为,并以此为由开除进步学生。文藻的《尚可再进一步》(第148期)讽刺了当时北京教育部整顿学风的愚蠢思维,他们认为学生不应该关心日帝侵略满蒙等国家大事,因为学生的惟一天职是一心只读圣贤书。岂明的《南北之礼教运动》(第151期)讽刺了南北政府提倡礼教运动的逆时代行为。鲁迅的《谈“激烈”》(第152期)和《扣丝杂感》(第154期),前者揭露了香港思想统治的严苛性和国民党在广州屠杀进步青年的罪行;后者批判了国民党清剿、扣押进步刊物的恶行。这些作者的文风是如此犀利和激烈,也就难怪《语丝》周刊会在1927年10月遭北洋军阀查禁而停刊了。从这一年的《语丝》杂文来看,作者们讽刺各种黑暗现象可谓锋芒毕露、力透纸背,他们的杂文风格已经日益成熟,而其中内蕴的爱国情怀、民主意识和进步思想更是构成了20年代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精神风骨。

1927年12月《语丝》周刊自第4卷起在上海复刊,由鲁迅主编,北新书局发行。自此以后,《语丝》的“随感录”专栏就深深地打上了鲁迅的烙印,从而使得1927-1930年间的杂文显得日益老辣、尖锐和犀利,而其讽刺笔法的运用和批判的锋芒也达到了20世纪20年代杂文的极致。《弔与贺》(第4卷第3期)暗讽守旧派给《语丝》《狂飙》吊丧不过是向“武人”献媚邀宠,他们为此当稳了奴才,所以作者向这类人道贺,这“贺”无疑要比“弔”更具辛辣的讽刺意味。《文学和出汗》(第4卷第5期)驳斥了梁实秋“文学当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观点的不合理之处。《文艺和革命》(第4卷第7期)质疑了文艺是革命先驱的说法。《文艺与革命》(第4卷第16期)告诫革命文学家应当更加注重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而不要忙于挂招牌。《扁》和《头》(第4卷第17期),前者批评了文艺界尽先输入名词而不介绍含义的荒唐做法;后者暗讽了梁实秋“借头示众”、笔伐卢梭背后为虎作伥的行为。《太平歌诀》和《铲共大观》(第4卷第18期),前者批评了一些革命文学家不敢正视社会现象的心理,也揭显了市民“小巧的机灵”背后麻木心理的厚重和可怕;后者冷嘲了屠杀共产党者的冷酷无情和民众的愚昧无知。《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第4卷第19期)反驳了创造社对于其态度、气量和年纪的批评,其实把本来很正常的文学论争变成“态度战”、“量气战”、“年龄战”的是创造社而不是他鲁迅。《关于〈关于红笑〉》(第5卷第8期)揭露了鹤西抄袭梅川译稿反而诬陷后者抄袭的恶劣行为。

客观地说,鲁迅在《语丝》上发表的杂文并不多,但它们有效地震慑了黑暗势力的反动行为,消解了集权统治的威权色彩,质疑了一些文人的不合理观点,也深刻批判了一些国民劣根性和人性的“痼疾”。

三、揭露与批评:从《语丝》杂文看各界“黑幕”

鲁迅之外,《语丝》“随感录”专栏还刊发了许多其他进步作家的杂文,它们使得1927-1930年间的杂文愈加丰实和浑厚,在讽刺批判的同时,也顺带着揭露了文艺界、社会各界尤其是政界的诸多“黑幕”。

(一)政界方面,岂明的《发之一考察》(第4卷第6期)和《爱的艺术之不良》(第4卷第16期),前者揭示出热心维持礼教的政府与社会干涉女子剪发其实是一种原始蛮性的遗留,是独断高压政治的一种体现,是伪道学者干涉女子自由的重要手段,也是伪道学者色情动机和心理的一种折射;后者就蔼里斯《爱的艺术》一书被查禁一事讽刺了审查机构的强权逻辑。独夫的《吃人》(第4卷第46期)批判了屠杀者虐杀所谓土匪的恐怖手段,而现代人喜欢听闻或观看这种虐杀的行为其实是一种变态的“吃人”心理反应。兮的《又是关于男女理发》(第5卷第37期)通过沈阳某报记载的省市教育厅和大学禁止男生剃光头以及女生剪短发之事,认为这无疑是一种屠夫的专制行为和极其落伍的思想,进而批判了统治者以“乱党”之名肆意屠杀民众的屠夫行径。木天的《新的启示》(第5卷第41期)揭示了国民党政府在广州查禁电影《浮士德》的理由——“该片带有宣传宗教色彩”——的荒谬和恶辣。鲁报应的《亚细亚珠》(第5卷第49期)批判了帝国主义列强劫掠中国财物又转卖给中国人的强盗行径。杨藻章的《上京求名》(第5卷第50期)讽刺了所谓革命青年男女挤进南京求荣华富贵的行为无异于土谷祠里阿Q所做的“白日梦”,这也从侧面揭露了国民党政界裙带关系盛行等腐败现象。

(二)文艺界方面,郁达夫的《文人手淫(戏效某郎体)》(第4卷第18期)暗讽了以梁实秋为代表的英美派知识分子自我感觉良好的导师心态。鱼常的《三寸金莲与白璧德的高足》(第4卷第19期),讥讽那些臣服于古典传统或西方“三一律”之类的作品就是文艺上的“三寸金莲”,而那些迷恋白璧德或《品花宝鉴》之类者不过是逐臭之徒、嗜痂之辈。少仙的《一个读者对于无产文学家的要求》(第4卷第23期)希望文坛实现真正的进化,希望那些批判鲁迅的无产文学家能够创造出比“过了时”的《呐喊》《彷徨》更好的作品来。青见的《“阿Q时代没有死”》(第4卷第24期)反驳了钱杏邨“阿Q时代早已死去了”的说法,认为阿Q还有代表一大部分农民的资格。若狂的《新旧同志》(第4卷第42期)质疑了胡适提倡纠正青年思想谬误的主张。侍桁的《连上帝都不能懂》(第4卷第47期)批评中国新诗坛一些诗人写的诗太过朦胧,“就连上帝都不能懂”。疑今的《关于文艺作品的派》(第4卷第50期)由一些“革命文学家”对茅盾《从牯岭到东京》的批判谈起,认为作品只要是有价值的,从属于何派别并不重要。冰禅的《老大家的“炮声”》(第5卷第37期)指出了陈勺水翻译日文时将《静静的顿河》译为《静寂的炮声》等错误。

(三)社会各界方面,君望的《花盆捧到办公室来了》(第4卷第19期)认为国民革命以来妇女地位似乎解放些了,但不外乎是一种装饰品,因此几年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只是把这种装饰地位提高了一些,使妇女由深闺里的被玩赏者变成了办公室里的点缀和解闷者而已。流浪者的《“吃教”与“吃党”》(第4卷第23期)消解了入教者和入党者的神圣目的,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吃饭的途径而已。WUB的《国杀》(第4卷第29期)讽刺了那些伪国粹者的可笑,他们把打麻将称作“国赌”,将杀头称作“国杀”,并认定西方的发明都是抄袭中国的“国粹”,实在是恬不知耻。日新的《国技》(第5卷第7期)讥嘲了社会上一些夸大武术功用的做法,这种所谓的“国术”是不能挽救民族颓运和打倒帝国主义的。镜蓉的《中国人底信用》和《可怜的扒手》(第5卷第10期),前者批评了印书馆不讲信用、随意拖延雇主的行为,后者从人道主义角度呼吁社会宽恕乞丐因饥寒所起的偷盗行为。施笔斧的《新刑律》(第5卷第11期)批判了由一位福建人所发明的利用树枝捆绑人腿后分离的力量来分尸的酷刑的残忍和恶毒。曾今可的《三等车中的西装先生和中山装同志》(第5卷第45期)嘲讽了三等车中的“西装先生”和“中山装同志”欺软怕硬的丑态。

《语丝》上刊载的这些杂文大部分是依据报纸新闻、社会见闻和文坛情状有感而发,作者们从某一角度随意点染开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而混乱的社会历史文化转型期,也似乎给他们提供了无尽的讽刺材料。

结 语

中国文化传统中始终存在着政治理想受挫后寻找“世外桃源”隐逸的理路,但是1927-1930年间的进步作者们没有这样的想法和寻求这种退路的诉求。这不是因为他们找不到,而是他们在乱世中看到了未来的希望。这种希望不仅源于中国传统安身立命思想的推动和西方马列主义的引导,还在于他们意欲实现革命梦想的强烈诉求和看到了人民群众的惊人力量。当然,1927年以来的政治纷争和反革命屠杀曾经令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苦闷、彷徨、虚无和绝望,这些负面情绪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文学风气,但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擦干血泪继续前行,他们有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宝贵精神,他们依然相信文学具有改造社会世俗人心的功效,而这种精神和态度一旦注入到他们的创作中去,就使得他们的杂文充满了敏锐的视角、感愤的激情和正义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初梨.谁能打倒帝国主义?[J].文化批判,1928(5):2.

[2]编者.编辑余谈[J].文化批判,1928(5):189.

[3]仿吾.《洪水》终刊感言[J].洪水,1927,3(36):504.

[4]成仿吾.祝词[J].文化批判,1928 (1).

[5]王独清.祝词[J].我们月刊,1928 (创刊号).

[6]编者.编后[J].引擎月刊,1929 (创刊号):215.

[7]鲁迅.徐懋庸作《打杂集》序[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92.

[8]鲁迅.小品文的危机[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76~577.

[9]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M]∥郭沫若选集:第二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3.

[10]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64.

[11]鲁迅.三闲集·序言[M]∥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

[12]鲁迅.答有恒先生[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53.

[13]麦克昂.英雄树[J].创造月刊,1928,1(8):2.

[14]鲁迅.略谈香港[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28.

[15]鲁迅.可恶罪[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94.

[16]鲁迅.小杂感[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32.

[17]前人.颠倒梦想——梦之十三[J].语丝(周刊),1927 (143):9.

[18]胡政之.中国为什么没有舆论[M]∥王瑾,等.胡政之文集(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046~1047.

[19]胡适.我们要我们的自由[M]∥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2册)(影印本).合肥:黄山书社,1994:26~27.

[20]郭绍敏.从“不谈政治”到“努力论政”:中国近代自由派的困境——读沈毅《论政与启蒙:近代同人报刊研究》[J].社会科学论坛,2012(1):244.

[21]失神子.这也是文化的输入么[J].文化批判,1928 (1):33.

[22]失神子.“吃什么人家的饭,朝什么人家的天”[J].文化批判,1928 (1):69.

[23]吴耀南.多些肃清废物[J].文化批判, 1928 (5):173.

[24]《创造月刊》的姊妹杂志《文化批判》月刊出版预告[J].创造月刊,1928 (1).

(责任编辑:毕光明)

Revolutionary Writers′ Essay Writing from 1927 to 1930

CHEN Hong-qi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JiayingUniversity,Meizhou514015,China)

Abstract:Thanks to revolutionary writers′ contending thinking and critical stance towards old culture and ideology, national bad habits and imperialism, essays written during 1927 to 1930 were marked by the critical spirit and epochal traits as well as the multiple trends of essays in that period—criticism, satire and exposure as well as the acute perspective, the passion of indignation and the power of justice.

Key words:revolutionary writers; essay writing; criticism; satire; exposure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5)-11-0001-07

作者简介:陈红旗(1974-),男,吉林双辽人,文学博士,嘉应学院文学院教授、副院长,暨南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7-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左翼文学研究”(编号:10CZW05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中国左翼文学的发难与演进”(编号:09YJC751035);广东省高等学校学科与专业建设专项资金科研类项目(编号:2013WYXM0106);广东省高等学校人才引进专项资金项目“主体体验与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粤财教〔2013〕24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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