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卢燕娟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岁月钩沉

文 卢燕娟

延安鲁艺秧歌队乐队 (左一为李焕之，左二为时乐)

1942年，可以称为现代中国文化道路发生根本转折和确定本质方向的一年。是年5月2日、16日、23日，毛泽东在中国西北高原一隅的小城延安，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他在会上的讲话，经历一年多的沉淀、整理之后，于1943年10月19日，延安纪念鲁迅逝世的日子，全文发表在中共机关刊物《解放日报》上。这篇最早以宏亮的、带着湖南口音的声音传入人们耳朵的讲话，从此以文字的形式迅速在解放区、国统区得以传播并引发热烈讨论。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篇《讲话》虽局部屡有修改，但其“为工农兵服务”的核心精神和将文艺纳入中国政治革命与社会解放整体事业的历史定位，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重构现代文化格局的根本精神，伴随着中共政治革命、军事斗争的全国性推进，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建设，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历史波澜和政治风云，在20世纪至21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几经沉浮，直至今天，仍不断发出遥远的历史回响。

今天，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政治、社会、文化的结构性变更，使“中国问题”与“中国道路”的讨论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站在这一新的历史路口，重新回望这篇深刻影响了大半个世纪中国文化的《讲话》，重新审视其所创造的新文化格局，聆听其在历史沉浮中的余音回响，就不仅关乎历史正义，更关乎当下中国文化选择：从独特的20世纪革命中获得独立、走向复兴的中国，在今天和未来，需要建构什么样的文化主体性、创造怎样的文化品格？

西北高原的声音响彻中国：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

延安，地处中国西北高原一隅，夏代以“雍州”之名存在于中华版图，至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建延安郡以有其名。入宋元，按京都史学派内藤湖南等人的观点，为近世一大变局。而在这一大变局中，西北大陆，和秦汉盛唐这段古代历史一起，结束其辉煌，让位于宋元以来直至近代中部平原到东南沿海的次第兴盛。偏处其间的延安，亦随着整个西北大陆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日益沉默下去。

鸦片战争以后，东南沿海通商不绝也炮声不断，延安也和整个西北大陆一起静悄悄，如被遗忘于现代历史之外。直到1936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的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937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由保安迁到延安，这个沉默了数百年的小镇成为陕甘宁边区的中心和中共中央所在地。随后，延安迎来了大批的文化访客。其中既包括今天为人熟知的国际左翼记者史沫莱特、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夫妇，也包括当时国内文化界、新闻界的名人如茅盾、赵超构等。他们在延安生活了或长或短的时间之后，以自己的亲身见闻，将一个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在艰苦朴素的生活中充满希望的延安形象传播到中国的其他区域和世界各地。这样的延安形象，吸引着当时身处内忧外患、满目疮痍环境中的知识分子。“到延安去”成为一代知识分子为民族求未来、为自己求出路的共同选择。在红军到达陕北前，延安“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识字。文盲几乎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而从1937年至1942年《讲话》发表之前的五年间，“文化人”大批涌入延安，一时间这个曾经“最黑暗的角落”可谓人才济济、文星闪耀。按照国民党教育部统计，抗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生42922人，至1940年，减至30000余人。而与此同时，仅1938年一年间，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其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超过10000人。到1943年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发言称，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0000余人，其中高中以上的占19%，而文人中则包括了诸如丁玲、艾青、何其芳、萧军等早已成名的作家。

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文化人，延安政权亦可谓倾其所有，予以优待，为他们创造了非常宽松自由的生活条件。在物质极端贫困的条件下，边区政府为他们提供的俱乐部不仅装修华丽，配备沙发、地毯，而且还供应扑克、象棋、军旗、骨牌，甚至留声机，这些奢侈品在毛泽东窑洞中都不曾出现。除了宽裕的物质生活之外，“文化人”还享受着在国统区所难以想象的创作自由，这一时期的创作几乎是没有限制的。除了受纸张紧缺的限制无法大规模出版刊物之外，“文化人”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地出墙报、举办诗歌朗诵会，并且总会得到政府领导人的大力鼓励。例如，1938年，毛泽东不仅作为听众出席了“战歌社”举行的一场极为失败的诗歌朗诵会，甚至在听众兴趣索然、早早离场之后，仍然坐在稀稀落落的几个听众中坚持到最后以示鼓励。这一时期，延安对文化人的优待与宽松，即使在后来对延安历史持否定态度的研究者那里，都往往得到公认。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举办地——杨家岭中央办公厅礼堂旧址

然而，就是在这物质宽松、创作自由的五年，与文艺家数量、创作热情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文艺创作的沉寂。文艺家们怀抱着巨大的热情想要创作出属于未来中国的作品，而充斥大量的墙报、诗歌朗诵会上的作品却空洞乏味，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那些在去延安之前，在生活无着、创作处处受限的国统区已经创作出了较高水准作品的作家，像丁玲、萧军等，在进入延安生活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创作出达到此前水准的作品，只留下了几篇应景的速写。产生于这五年间的文艺作品中，流传至今、在水平线之上的创作只有一首《黄河大合唱》。

这一客观环境与创作成绩的反差，需要从延安所要开创的新历史道路去寻找本质原因。事实上，鲁迅早已从对启蒙文化的反思中提出“娜拉出走后怎样”的问题，写下了小说《伤逝》，反思缺乏社会革命的个体启蒙往往归于无效。丁玲等早期启蒙代表作家，也开始从“莎菲女士”的世界走向象征着社会视野、劳动者力量的“水”的世界。这些文化上的自发转型，都体现出启蒙方案在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逐渐呈现出自身的结构性困境，在这一主要以复制西方现代文明标准为主导的文化方案内，传统中国的结束也伴随着整个民族主体性丧失，无法从自己内部产生出从国家、社会到民族文化全面自我重建的动力和可行方案。

超越启蒙，中共建立的延安政权致力于把中国历史带上一条新的道路，要在由暴力、扩张主导的现代世界中，不仅要让自己的民族和文化活下去，而且以不将自己复制为另一个侵略者的方式站起来，平等地面对一个与自己一切历史经验都不同的“现代世界”，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属于人民的“现代中国之命运”。

这一根本道路的转型，解释了从亭子间到解放区的文艺家们当时所处的困境：他们所习惯的启蒙话语和文化标准，与延安所代表的新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差距，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深层动因。这一差距在当时的文艺活动中有两个具体表现。

表现之一是文化人虽饱含激情要为自己所进入的新时代放声歌唱，但他们的歌唱所使用的语言、所秉持的价值观念与听众之间格格不入。在上文所提及1938年所举办的那场失败的诗歌朗诵会后，组织者之一柯仲平就此写的总结中，除了从主观原因上承认所朗诵诗歌在语言大众化上的失败之外，也在客观上指出，新诗这种艺术形态未能唤起普遍注意，人民大众对诗歌比较冷淡。在知识分子主导的文化格局内，人民大众对诗歌的冷淡或许无关紧要，但在延安所要创作的，以人民为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主体的新时代中，这种“冷淡”不仅成为文艺必须改变自身的信号，也在现实中产生了知识分子“文化人”与工农群众、老干部的矛盾冲突。

表现之二，就是当文艺家们在新的环境中，因为缺乏对新文化格局的本质把握，产生了从文艺观念、语言风格、审美标准等方方面面的巨大分歧。正是这一分歧直接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毛泽东频繁对文艺问题发言，他后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陈述的重要文艺主张诸如要求将文艺纳入整体性革命事业；反对文艺的关门主义、精英主义，倡导文化向不识字的农民开放；反对西方文化标准，倡导文化的民族性等，已经在他此前的多次发言中反复出现。但文艺座谈会以前的延安文艺界并未将这些主张作为自己的艺术标准而统一意见。先是国统区和解放区都有的“民族形式中心源泉是否民间文艺”的争论，后来在解放区又发生了关于“歌颂光明”还是“暴露黑暗”的争论。这些争论裹挟着复杂的因素，萧军就曾向毛泽东反映这些争论，将其归因为宗派主义、行帮作风的体现。艾青也在毛泽东与其谈话时表示希望毛泽东出来讲一讲，呼吁文艺界应该有一个统一标准解决这些争端。

上述深层和直接原因，最终导致了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这次座谈会往往结合当时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被当做中共收紧文化政策、开始以政治权力规约知识分子的开端。这样的叙述不仅遮蔽了当年座谈会上的众声喧哗甚至激烈辩驳，也由此模糊了毛泽东的声音是如何在众多声部中赢得听众的过程。事实上，在座谈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已经多次、分头约见文艺界人士了解情况，前文所述的萧军、艾青也正是在这样的见面中直陈了自己对当前文艺界的意见。而当时与会的代表，均收到以粉红色油光纸油印而成、16开大小的请柬，署名是毛泽东和凯丰。在当时条件艰苦、中央文件印刷都需以节约为原则的延安，这个细节传递出的尊重和礼遇信号是非常强烈的。与会前了解情况的细致、邀请姿态的诚恳相呼应，会场上的气氛也是非常自由甚至无拘束的。会上，文艺家们不仅对此前的争论“歌颂与暴露”、“文艺与政治”等问题继续展开争论，语言交锋甚至非常激烈。艾青持论平和，却也强调文艺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萧军更是狂言无忌，宣称自己要做中国第一乃至世界第一作家。这些发言并没有受到毛泽东的干预，毛泽东的基本反应是听取、记录和微笑，胡乔木反驳了萧军，毛泽东仅在会后私人场合祝贺他向自由主义开展了斗争，却没有以领导人的身份在会上体现出倾向性。因此，会议的激烈争论并不仅仅存在于开端，而是贯穿于会议的全过程。受到朱德批评、胡乔木反驳的萧军，在随后的会议中更加放言无忌，甚至攻击整风运动。中宣部的吴亮平试图反驳萧军，却因为缺乏辩才、发言冗长而被知识分子们毫不客气地中断。

从上述细节可以看出，历史场域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相较于后来历史叙述中的“政治规训”，更准确的定位应该是一次话语的交锋与文化权力的争夺。毛泽东的声音正是在这场激辩中脱颖而出，赢得了广泛的认同。多年以后，当年参加座谈会的知识分子们仍然能够津津有味地回忆起他幽默生动的语言、富有感染力的动作和他所引发的全场笑声，相较于后来整理成文字、严谨清晰的文字版《讲话》文件，他们更记得毛泽东要求柯仲平们突破《小放牛》水准时的玩笑：“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记得他在阐述文艺的立场问题时掺杂着肢体语言的“屁股坐在哪里”的比方。

而真正具有征服力量的，显然不仅是语言的生动幽默。1987年，毛泽东已去世二十余年、中国历史早已进入另一个河段，当年会上桀骜不驯的萧军，站在滔滔半个世纪后的岁月中回忆起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的发言，说：“毛主席看问题深刻，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准了，抓住了。”萧军所说的这个被毛主席一抓就抓准的问题，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讲话》中提倡的延安文化超越此前传统文化和五四启蒙文化、重构中国现代文化权力格局的核心问题。

在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中，“文化”素与劳动人民无关。唐宋以后，贵族政治、贵族教育没落，文化变成一种权力身份标识，普通百姓也可以获得。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是，农民的孩子一旦进入这一阶层之后，他就不再是“田舍郎”了，他离开了“农民”阶层而进入“精英”阶层。与此同时，农民阶层本身依然被排斥在文化权力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权力之外，不管内部出现多少人可以读书做官，都只是个人身份的转移，而不是阶层整体文化状态的改变。晚清以降，启蒙知识精英提倡并力行“平民教育”，这是又一次文化权力向民众开放。然而这一教育是知识分子以作高高在上的“启蒙”姿态进行的，而且“启蒙”的实际结果也是个体身份从“麻木的大众”变为“觉醒的精英”，不是阶层整体文化地位的提升。

而毛泽东在这次座谈会上宣告中国革命所要创造的新文化，不再指向允许某个劳动者个体改变身份的途径，而是要使劳动者阶层整体性获得文化主体权力，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文化权力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向劳动者阶层整体转移，也正因此，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声音，宣告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的到来：横亘在劳动者与文化之间的障碍，诸如读写能力、知识程度等等，都将被拆除，他们将离开被文化摒弃的黑暗角落成为文化的主人，不仅要掌握知识，更要掌握文化权力，他们的形象不再是传统文艺中的“跑龙套”，也不再是启蒙视野中的阿Q，他们将以创造历史的英雄形象占据舞台的中心，他们的情感、趣味、语言习惯都将主导未来文艺的风格。

接下去的几年间，随着延安政权整体性社会革命的推进，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进程，“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作为这场革命中文化领域最核心的精神，迅速从解放区传到全中国，改写了整个现代中国文化进程。

权威与认同：《讲话》所开创的人民文艺新时代

座谈会后，在1943年讲话全文正式发表以前，延安的知识分子已经从文化根本原则的高度，开始学习与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这里面有三个层次：

一是中央要求倡导。例如1943年3月10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党员文艺工作者会议，明确要求党员文艺工作者带头学习贯彻《讲话》精神。

二是知识分子在理论层面的学习、感悟。1943年《讲话》发表前，周扬发表《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查和自我批评》、何其芳发表《论文学教育》。鲁艺和鲁艺文学系的这两位负责人所发表的两篇文章，一个相通的思路是在《讲话》所确定的新文化原则下，检讨鲁艺过去以知识分子为重、忽视劳动人民的精英化思路。随后，解放区文艺界对座谈会前已经存在的现象和矛盾进行再讨论，很多在座谈会前争论不休的问题，诸如“演大戏”、“艺术至上主义”、“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艺术价值观”等，都在《讲话》所提出的根本原则下形成了共识。从这个角度说，在座谈会前，艾青等人所提出的让毛泽东出来讲一讲、使大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一个基本原则的希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实现。

三，也是最重要的是在中央倡导和知识分子达成的理论共识之后，解放区文艺实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本质变化。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解放区文人荟萃但成果寥寥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座谈会后，从延安到解放区，整个文艺创作的局面焕然一新。

1943年春节，对延安文艺来说，是其作为“人民的文艺”获得广泛认同的开端。这一年，文艺座谈会在以前延安知识分子中风行，以难度高、剧目多的世界经典话剧为尚的“大戏”落幕，旋律、语言和演出方式都为延安当地农民所熟悉和喜爱的秧歌剧登上舞台。1943年春节，鲁艺、西北文工团、中央党校、联政文工团的秧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毛泽东看后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从世界经典大戏到鲁艺秧歌，毛泽东体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倾向，但他的态度倾向远没有当时陕北农村的农民们来得直接。看了鲁艺秧歌的老乡说：“你们鲁艺‘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喊妈（指西洋唱法练声），美术系不知画啥，文学系写的一满解不下’，只有这回（指秧歌）才‘解得下’。”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曾被知识分子的“大戏”挡在文化门槛之外，此刻通过秧歌迅速进入到延安的文化艺术生活中。他们对这一艺术形态的肯定，自然无法诉诸文字评论，但他们自有文字以外的表达方式：当时，鲁艺秧歌队每天到农村给农民演出五六场，所到之处，农民奔走相告：“鲁艺家来了。”秧歌队走到哪里，农民就跟到哪里，农民慰问秧歌队的鸡蛋和红枣就送到哪里，以至于跟着鸡蛋皮，就能找到秧歌队。而群众对艺术也有了前所未有的参与能力和参与热情，宣传队唱“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老百姓们就能接着唱“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周扬对秧歌队队员说：“鲁艺家多亲昵的称呼！过去你们关门提高，自称为‘专家’，可是群众不承认这个‘家’。如今你们放下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诚诚恳恳地为他们服务，刚开始做了一点事，他们就称呼你们是‘家’了。可见专家不专家，还是要看他与群众结合不结合。这头衔，还是要由群众来封的。”周扬的“专家”和群众的“鲁艺家”是否一个概念，在此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一表述中，群众获得了给专家封号的权力，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权力的彻底颠倒和更新。

与秧歌剧同时兴起的，是大批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进入到劳动者的田间地头，学习他们的语言、感受他们的情感、融入他们的生活，文艺作品从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进入劳动者的生活世界，大量工农兵的正面形象取代传统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占据艺术舞台中心，艺术语言从欧化生涩的文艺腔转变为朴素生动的劳动者语言，审美风格也从典雅精致转向刚健朴素。一个新的、属于劳动者的文化时代就这样首先在解放区揭开序幕。

1943年10月19日，《 讲话》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据此刊登了题为《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的文章。《讲话》携带着新的文化标准，伴随着解放区已经开展的文艺实践，迅速进入国统区知识分子的视野。这年4月，刘白羽和何其芳到重庆，向国统区宣传《讲话》精神和随后的延安文艺运动。他们的任务显然完成得非常出色，知识分子下乡入伍、服务人民的文化观念，在国统区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了广泛的认同。1945年7月12日，《新华日报》成立七周年庆祝活动可谓意义深远：报社在其驻地组织了两次秧歌剧演出，热闹的锣鼓声、充满黄土高原气息的旋律，在千里之外的国统区重庆响起，《兄妹开荒》《一朵红花》等在解放区妇孺皆知的秧歌剧，也进入到国统区知识分子和群众的视野中。随后，《新华日报》以《文艺问题》为书名印发了《讲话》单行本，在国统区有重要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郭沫若、茅盾、夏衍等，纷纷撰文响应。可以说，早在延安政权变成全国行政权之前，《讲话》及其所创造的新文化，已经产生了全国性的广泛影响力。

至新中国成立，《讲话》成为新中国文化政策最重要的官方原则。对此最权威的阐释，应该是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扬作为中共主要文化领导所作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这个报告有两个历史性的内涵，一是以“人民的文艺”为自延安以来、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艺命名并定性，这也是今天“人民文艺”最权威的来源；二是确立了《讲话》在人民文艺谱系中的根本原则地位：“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文艺的方向……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7年前，毛泽东站在黄土高原朴素的会场上，在话语的激辩和交锋中，凭借对中国现代历史方向高瞻远瞩的把握，为自己的声音赢得了认同；7年后，当年的《讲话》作为新政权的官方文化原则，而且是唯一的、不容置疑的原则，其所产生的影响力及其影响力背后的原因，无论是就其广泛性还是复杂性，都远非当年可比了。

在这次文代会后随后的二十来年中，在各自所属单位的组织下，学习和宣传《讲话》成为体制内知识分子的经常性活动。每年的5月，《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光明日报》等最重要的党报几乎都会刊发重量级的社论宣传《讲话》精神；几乎所有在新中国成立后有创作影响的作家，都曾发表过学习和纪念《讲话》的专门文章。伴随着《讲话》成为最高文化权威，其后果，不仅是《讲话》之外不能再有“第二个方向”的生存空间；同时，《讲话》本身的话语空间也日渐逼仄。早年在文化激辩中，毛泽东本人用生动、幽默的语言和深入浅出的说理所敞开的话语空间，在矫枉必须过正的文化批判中，逐渐失去了文化问题本应有的丰富性。“为工农兵服务”渐渐引发了“只能写工农兵”，并且只能写高大英雄的工农兵，工农兵的生活只能是革命与建设的机械准则。在“知识分子”题材成为禁区、家庭与个人生活变得暧昧可疑、工农兵从落后到觉悟的成长空间为天生英雄取代之后，意味着《讲话》被抬到了神坛之上，其饱满鲜活的生命力也正被时光消耗。这或许是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事物共同的无奈。

在这段历史中，《讲话》所获得的无可置疑的权威，毫无疑问是掌握了全国政权的中共大力推行、宣扬的结果。但如果仅仅将此理解为是政治权力绑架了文化，则是对现代中国历史极大的简单化和平面化理解。正如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来不是单纯的军事夺权、暴力斗争，而是包含着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的整体性更新，是一场彻底改变现代中国历史权力逻辑的文化革命一样，《讲话》及其所开创的文化道路，内在于这场文化革命中，其对中国历史所发挥的深刻影响，既包含着政治、军事的原因，但更深刻的还是其对中国文化权力格局的重组；内在于整个现代中国国族重构、结构更新的历史大方向之中。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或许可以延伸到“文革”结束以前），《讲话》作为整个中国当代文化的核心与灵魂，不仅存在于官方话语、党报社论中，也深刻存在于经历了现代中国从沉沦到新生的一代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存在于他们所投身的文化视野中。只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什么会有柳青这样的作家，用十四年时间在皇甫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用笔在纸上更用心血在大地上书写《创业史》的壮举，也才能解释为什么放弃城市优厚待遇纷纷走向边疆农村会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主流风尚。最终才能回答，这一历史时期，呼应着新中国独立奋发的时代风貌，共和国文化产生了如此豪迈、刚健的艺术风格，如此明亮的艺术底色，创造出一个开天辟地、前所未有的充满希望、面向未来的光明气象。

从1942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讲话》“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原则，以及这一原则决定的文艺以对中国新历史道路的展现为核心主题、以工农兵及其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以适应工农兵的生活语言为主要语言习惯、以与劳动者趣味统一的刚健朴素为审美标准，成为20世纪70年代新时期文学以前，被称为“人民文艺”的中国当代文艺的主要特征。其所开创的文化时代，其在历史中所留下的争论、矛盾，都在现代中国历史道路的整体方向与困境中。

忘却与纪念：从未真正消失的回响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历史进入新时期，文学也进入新时期文学阶段。这一时期，随着以经济发展为核心导向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文化思想领域普遍出现“去政治化”潮流；呼应着这一潮流，在文艺理论领域，人性、文学的主体性、社会主义异化观点成为热点。新的意识形态标准和审美规范盛行：创作姿态追求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独立自由；创作内容要抛弃对政治社会的关注，转向表现内心情感和人性；艺术风格从重视现实主义与民歌传统转向以西方现代主义为尚。在这一标准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随着它所倡导的人民文艺创作实践，逐渐边缘化，甚至饱受诟病。90年代以后，文学进一步向市场转向，《讲话》和《讲话》所开创的时代似乎正在历史的视野中渐行渐远。然而，沉默是否真的意味着消失？那段真切存在过的、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历史，是否就真的可以一笔抹去从此雁过无痕？

2012年，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是极不平静的一年。这一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第一个以中国国籍、华语写作问鼎这项大奖的作家。对莫言的获奖，主流舆论使用了诸如“百年梦圆”、“中国文学终于获得世界认可”等表述，其热烈庆祝的姿态似乎传达出这样的历史叙述：一百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始终在世界现代文学的标准中努力学习、今天终于取得优良成绩，被认定为合格的好学生。在这一叙述中，大半个世纪前，一代知识分子聆听着《讲话》的声音，放下生硬的欧化文艺腔，创造属于自己民族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为劳动者唱响时代颂歌的历史隐退无形；在充斥着现代性、魔幻现实主义等时髦话语的表述中，大半个世纪前《讲话》所召唤出的那些秧歌锣鼓声、那些信天游旋律的歌声也寂然无声。

然而，历史往往在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显示出它倔强的底色。同样在2012年，离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发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声音，整整70年。这一年作家出版社提出了一个创意，请当代著名作家分别抄写《讲话》的不同章节，然后汇集名家手迹出版。据说，这个活动，出版社直接给作家们寄去了分配好的章节、专用稿纸以及1000元酬劳，让作家抄了之后直接寄回。这本来只是一个出版社的一次出版策划活动，如果没有与随后莫言获奖的巧遇，或许这个事件到今天也知者寥寥。但有意思的是，在作家出版社所邀请的作家中，正好有马上就要获得诺贝尔奖的莫言；更有意思的是，在同样受到邀请的作家中，拒绝抄写的有方方、王安忆、阎连科等和莫言同样知名的作家，但莫言没有拒绝。随后，在莫言获奖之后，一片欢呼声中，这个事件成为莫言的“污点”，甚至一个著名的小资书店因此下架了莫言的所有作品，以显示自己的道德义愤。

这一充满反讽的历史巧合使得本已隐退在历史烟尘中的《讲话》再一次成为横亘在中国文化面前的一个问题。对当下有些主流作家们来说，在西方现代文化所建构的审美标准下，对个体心灵、人性与欲望的挖掘是艺术唯一的真谛。背对《讲话》和《讲话》所创造的文化，几乎是他们起步时的共同方向。而作家出版社的出版创意与莫言获奖在时间上的巧遇，却使得《讲话》在一夜之间穿越70年的历史烟尘站在他们面前。当网上曝出抄写了《讲话》的作家名单之后，他们不得不回答：你抄写了吗？你为什么要抄写？这些问题暗含的深层质疑是：难道你会认同《讲话》？难道你认为艺术不再是如你往日所宣称的那样远离政治、绝对自由？

在作家们对这一事件做出的回应中，其中有一个说法显得特别“认真”和“老实”：“对于‘讲话’……我为自己的不当回事深深懊悔。有些事不能不当回事。抄写时写到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人民大众……今天似乎已没了这些词汇……但事实显然不是，这个……仍然狠狠地刺痛了我。”恰恰因为这种较真，我们突然听到了《讲话》从历史深处发出的回响：那些我们以为今天已经没有的词汇，那个我们以为已经永远消失的时代，仅仅是以文字形式存在的一次偶然的抄写行为，居然还有力量可以“狠狠刺痛”面对它的人——何况，这些人还是今天话语绝对的掌控者，他们所建构的意识形态标准、审美规范以及文化观念，早已成为今天这个时代重要的声音。这一痛感似乎昭示着：背对、忘却，从来只是8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们在面对先辈时的自欺欺人。正如今天某些观念一直力图遮住整个20世纪中国的沉沦、危机与革命，试图将历史剪贴为孔孟之邦与世界强国的无缝对接不过是掩耳盗铃一般，《讲话》和它所置身的那段历史，其实从来没有从现代中国的记忆中真正抹去：无论是怀念还是痛恨，正视还是逃避，它的重量、它的力量，始终与历史同在。

与这位作家的老实相较，另一种回应则充满生活“智慧”：“我愿意面对和尊重历史存在，也不拒绝重新了解，手抄一段文章也OK，至于重要的是怎样认识问题，那就另当别论了。”这一举重若轻的回应极富代表性，接受邀请、应付差事、敷衍人情，成为作家们自我解释或读者们加以理解的主要原因。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撇清，仍然有一个质疑可以提出：发自内心的认同与信仰，是可以如此轻易地向人情妥协的吗？这样的质疑可以用80年代以后，另一代知识分子的声音来回答——虽然与抄写《讲话》的作家们相比，他们的声音如此微茫。延安一代人中，有很多人无论个人经历多少风雨沉浮、时代发生什么转型变迁，都毕生以《讲话》为自己的文化信仰，于人无所抱怨、于己不需忏悔，在人情面子面前，他们对自己文化理想的坚守显得执拗而落伍。丁玲，曾将思想改造的痛苦形容为如唐三藏看着自己的尸首顺流而下，却在“文革”劫后余生的1979年写《太阳照在桑干河》的重印前言时说：“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实践证明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并且在1981年访美时，面对满怀期待的镁光灯和录音笔，丁玲的回答是：“如果没有自由，我能到你们国家访问吗？”“中国人的自由，是在尊重大众及社会的自由下，享受着不妨碍社会进步的自由。”“我在国内都不抱怨，还会到国外来抱怨吗？”而贺敬之在延安的世纪已经结束的2003年，在访谈中面对关于他总是在个人经历挫折的时候，还能写出那些昂扬积极的诗篇，动力来自哪里的问题，他的朴素的答案仍然是 “首先，是国家的欣欣向荣”，是“感觉到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真是前途无限光明，大有希望”。而当问及个人一生经历的荣辱升沉，贺敬之的回答则更加淡定而骄傲，他们从延安出来的这代人，“从没想过会改变初衷，更不用说去向什么人‘忏悔’了”。

当然，《讲话》的重量与力量，最根本的原因并非有一代人的坚守，而是它对中国历史本质与方向的深远把握——相反，延安一代人的认同与坚守，实质根源于他们在历史长河中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正如今天中国从20世纪走来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历史事实，《讲话》和它所开创的文化原则，同样在今天中国的现实转型中不断发出遥远的回响：今天，探索人性、创作自由、现代技巧这些在80年代听上去充满革命精神、令人耳目一新的口号，不仅已经成为新的陈词滥调，而且在这些框架之下，文艺重新陷入抽象的概念化、公式化中。大量作品机械地演绎着“人性”和“自由”概念，却远离了当下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从而也远离了在社会生活中丰富深刻的“人”；更多作品执着地追求表现内心和灵魂，却因为拒绝关照社会和历史，其内心和灵魂也成为毫无个性和深度可言的、空洞的情绪概念，充斥着个体自恋的呻吟和梦呓；文化日益失去创造力沦为廉价的机械复制。当纯文学在顾影自怜中遭到冷淡，当市场文化在毫无节制中引发混乱，这一切都在不约而同中召唤着大半个世纪前的另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告诉我们，文化并不天生如此两难和尴尬，它曾经可以让知识分子与底层劳动者都倾情投入；可以如此具有生命力、创造力；可以以最朴素、最直接的形态，创造出充满希望的未来世界。

于是，这个声音穿越20世纪，在今天发出它的回响。

它回响在习近平的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重申文艺的社会功能，这些听上去似曾相识却又因为消失太久而令人耳目一新的主张，无法不让人响起七十多年前的《讲话》。这是七十多年前《讲话》在今天遥远的回响，更是今天中国在新的历史时代立足历史本质、面向未来的文化选择。

它也回响在更多关注中国命运、关注社会方向的人心里。数年前，在知识分子的视野中，底层写作已经出现。这类写作与自恋、逼仄的纯文学泾渭分明，重新接续文化关注社会、尤其关注底层劳动者命运的传统。近几年，随着劳动者主体意识的重新觉醒，新工人阶级意识伴随着新工人艺术团、打工诗人群的出现不断进入社会视野。不久前刚刚离开的诗人许立志，年轻的诗人在诗歌中留下的时代创伤如此尖锐疼痛，使“人性”、“艺术”的泥壳被震得四分五裂。

在这些让艺术重新担当时代、思考公平、呼唤正义的倡导和创作中，七十多年前毛泽东站在黄土高原上所做的《讲话》，正发出低沉而有力的回音。

亲切的诊断和认真的咨询——彦涵的版画《农民诊疗所》（1943年），生动地再现了一间不大的乡村卫生诊疗所里热闹的场面

责任编辑/斯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