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罗兴波

朱尊权：情系“中华”

文 罗兴波

朱尊权在烟田

朱尊权（1919-2012）是烟草生产及卷烟加工工艺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4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烟草专业，1948年获美国肯塔基州立大学烟草专业硕士学位。1950年乘货轮归国。朱尊权一生从事烟草工作，是新中国烟草事业发展的见证人。他是“中华牌”卷烟配方的主要研制者，提出烟叶香型分类，主持制订了我国第一个烤烟分级标准。作为中方首席科学家参与了两次中美烟叶合作研究项目。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朱尊权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来解决我国烟叶缺乏的问题，在烟叶产量充足之后又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提高烟叶质量上来，自80年代开始致力于卷烟的减害降焦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组织开办三期烟草工艺培训班，为我国各地烟厂培养出大批技术人员。

农业救国梦

1919年，朱尊权出生于一个富贵人家。其祖母单氏为文渊阁大学士单懋谦之女，父亲朱绶光幼年留学日本，先后在东京振武学校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与阎锡山、程潜、李烈钧等人同学，是早期的同盟会成员。

自幼衣食无忧的朱尊权似乎与农业生产不会有多少交集，但人生的际遇充满了偶然。他6岁那年，父亲应阎锡山之邀到山西任职。朱尊权随其赴任，后来在山西太谷县铭贤学校上初中。铭贤学校由孔祥熙创办，非常重视学生的动手能力，也是较早开设农科的中学，学校有自己的农场。在这里，朱尊权开始接触农学，进而对中国农业和农民的状况有所了解。中国的农民太苦太累了，这是当时朱尊权的直接感受。

同时，朱绶光怀有的强烈实业救国梦，深刻地影响了自己的子女——九个子女无一从政从军，全部学习实业。朱尊权的两个哥哥已经分别学习造纸和建筑，而他本人决心把发展中国农业作为自己终身的志业。1937年，朱尊权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时，他毫不犹豫地报考了中央大学农学系并被录取。同年，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央大学被迫西迁。朱尊权到重庆入学，师从知名农学家金善宝教授。

随着日军步步紧逼，时局也发生着变化。山东、河南、安徽先后被日军控制，这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三个烟叶种植区。因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国内的烟叶原料严重缺乏，进口又因为战争而困难重重，一时间大后方的烟厂普遍出现生产困难。一方面，烟草税收是政府一项比较重要的收入，另一方面，普通民众以至抗日前线的军人对卷烟也有着迫切的需求，这是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之下，国民政府决定发展烟草业，在大后方的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推广种植烤烟。四川地方农事研究机构开始烤烟引种试验，同时，国民政府决定在金陵大学、中央大学两个实力最强的农学系设立烟草奖学金，每年各资助五名学生以烟草为专业。

中央大学第一届烟草专业的学生（前排左起：朱尊权，张逸宾。后排左起：洪承钺，王承翰，徐洪畴）

本打算从事作物遗传育种研究的朱尊权，和其他四名同学一起选择了烟草专业，也选择了他一生从事的事业。对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农学系来说，烟草是一个没有研究基础的领域，需要比其他专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金善宝教授在小麦育种领域卓有建树，但对烟草种植尚缺经验，但他建议朱尊权在学校里开辟一小块区域种植烟草，培养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大学毕业之后，朱尊权被分配到四川省烟叶示范场工作。此后几年，他走遍国内烟叶产区，了解各地的烟叶生产情况。1947年，朱尊权自费赴美留学，选择到肯塔基州立大学继续学习烟草，并在国际知名的魏禄（W. D. Valleau, 1891-1974）教授指导下进行烟草抗病品种培育的研究。

情系“中华”

1949年底，已获得硕士学位并留在肯塔基州立大学从事烟草研究的朱尊权收到了母亲从台湾寄来的信。从这封信中，他才得知父亲于1948年去世，母亲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家属，已被送至台湾定居。年事已高的母亲在信中情深意切地期望朱尊权回到自己身边。

已将烟草作为一生事业的朱尊权却有着自己的打算：台湾地域范围小，如果要发展烟草事业，还是应该回到祖国大陆。1950年初，美国麦卡锡主义开始抬头，在美留学生回国开始受到阻扰。朱尊权已经无法乘坐正常的客船回国，在经历一个月的等待之后，他拿到一张货船票，踏上了漫长的归国旅程。

回国之后，朱尊权到华东工业部卷烟工业组工作。共和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烟草行业更是如此。朱尊权到上海后不久，就接到了一项重大任务：为中国研制最好的卷烟。这项任务直接由中央布置下来，交由华东工业部落实。年轻的朱尊权被赋予重任，负责这种“最好的卷烟”的烟叶配方攻关工作，并制定生产工艺及原辅材料标准。

卷烟的味道，主要由烟叶燃烧而产生，不同产地、不同种类的烟叶，甚至同一株烟苗上不同部位的烟叶，所产生的味道都是有区别的。要生产出口味协调、风格一致的卷烟产品，必须要对不同产地、不同类型的烟叶非常熟悉，这是研制卷烟叶组配方的第一关。

朱尊权和同事把各种能够得到的烟叶进行取样，切丝处理之后在小型卷烟设备上加工成样品烟，作上产地、等级等标记，然后进行评吸，记下吸食感受，便于分辨各种烟叶的不同风味。这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每天评吸大量的烟叶，以至于经常舌头发麻，味觉迟钝，这个时候才不得不停止评吸。这个过程非常不美妙，因为单料烟经常含有杂气和其他刺激性气味，并不能给评吸者带来好的感受。但也正是这个过程让朱尊权有了极大的收获：他对各种烟叶的风味有了非常清晰的了解，同时也找到了各种烟叶的味道特点。

朱尊权从大体上将各种烤烟烟叶燃烧时产生的味道分为三种：一是浓香型，这种烤烟的产地是河南许昌，烟叶具有浓郁的烤烟香味（flavor）；二是清香型，其烤烟香味不甚浓郁，但具有令人喜爱的香气（aroma），可以丰富卷烟香味，主要产区是云南、福建永定一带；三是中间型，如山东、贵州烟叶，香味介于二者之间。这就是朱尊权根据大量评吸样本建立的烤烟香型标准。

将三种香型确定并区分开来之后，朱尊权便根据卷烟产品的香味要求，组织不同产地和品质的烟叶进行配比。遵照多品种、多地区烟叶的配方原则，以三种香型的烟叶调剂卷烟香气，再以不同部位、不同品质的烟叶调剂烟碱含量，控制生理强度和吸味，以形成具有最高品质的卷烟产品。

接到任务半年之后，朱尊权确定了主体香型为清香，辅以浓香和中间香型的卷烟配方，该卷烟选用多种不同的烟叶经精心调配而成，香味非常协调，其中包含60%左右的美国AAB级优质烟叶。

朱尊权信心百倍地将这批成果交给了华东工业部，时任部长汪道涵亲自将样品送到了北京，请相关部门同志试吸，他们的反应非常好，都评价的确是好烟。华东工业部将意见反馈给国营中华烟草公司，要求立即按此标准生产卷烟。

这款卷烟作为共和国成立以后首款由国人自行研制的高档卷烟，很快投入生产，并长期作为特供品，主要专供国务宴请、接待高级外宾等任务所用，彻底改变了以前这些场合必须使用外国卷烟的历史。

1988年，中国烟草总公司决定放开13种名烟价格，其中便包括这款卷烟，上市当天立即受到消费者的热烈欢迎。2011年底，这款卷烟全年商业销售收入突破1000亿元，成为中国烟草首个年商业销售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品牌。

1979年，轻工业部组团赴美考察，右三为朱尊权

朱尊权（中）出席国际烟草大会

这款卷烟，便是家喻户晓的“中华牌”卷烟。

从确定配方时起，朱尊权便与“中华”紧紧联系在一起。

从降焦减害到减害降焦

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封闭了近30年的国门重新打开时，人们发现，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烟草行业更是如此。

1964年，美国卫生局长路德·特瑞（Luther Terry，1911—1985）公布了一份长篇报告，该报告由他的顾问委员会基于六千多篇论文撰写而成，长达15万字，被认为是影响美国政府烟草政策的关键报告。这份报告的结论非常简单，那就是吸烟对人类的健康有严重影响，迫切需要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简单的结论对美国烟草业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卫生部门和烟草工业部门也开始了激烈的争论。卫生部门向科学家们提出了要求，希望能够通过科学研究来解决吸烟对健康的影响问题，拯救美国的数千万烟民。1964年开始，美国国会、农业部和卫生局的研究人员开始在烟草与健康领域开展了密切合作，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千方百计减少吸烟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而这一切，当时国内的烟草行业几乎毫无所知。国门重开后，朱尊权敏感地意识到，国内烟草行业的首要研究课题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开始着手从事低焦油卷烟研制工作，不久，国内最早的低焦油混合型“821”卷烟试制成功，每只卷烟的焦油排放量控制在15毫克之内。

焦油是由烟草燃烧后产生烟气、烟气冷凝之后形成的物质，被视为吸烟致癌的主要物质。焦油的组成非常复杂，据研究其中包含至少四千种不同类型的物质。对于烟草导致肺癌的元凶，著名的霍夫曼名单（Hoffmann List）中列出了四十四种。尽管从总量上来看，焦油中只有极少数成分确定对人体有害，但研究人员并没有有效的方法将这少数物质去掉，因此，只能从整体上减少对焦油的摄入量，从而达到减害的目的。

降低焦油的主要办法包括给卷烟增加过滤嘴、过滤嘴打孔、膨胀烟丝、发展混合型卷烟、添加烟草薄片等。降焦减害，一度成为国内烟草领域最重要的发展方向。朱尊权沿着这些思路，除了在工艺上进行改进外，还在国内推广种植混合型卷烟的主要原料白肋烟。

但是朱尊权很快就发现了问题，很多吸烟者并不太喜欢被降低了焦油含量的卷烟，因为他们喜欢的香味物质包含在焦油之中，也被同时减少了。同时减少的还有烟碱即尼古丁，这是最主要的成瘾因素，如不能满足生理需求，吸烟者可能会增加吸烟的数量，这样反而让人的健康受到更大伤害。混合型卷烟虽然焦油含量低，但亚硝胺(TSNAs)的产生量却不低，这也是一种致癌物质。霍夫曼名单中所列出的一氧化碳、氢氰酸、挥发性醛类物质、氮氧化物和氨等气相成分，并不含在焦油之中，因此即使焦油量大幅降低，也不一定能降低这些有害物质的含量。

朱尊权认为，降焦只是手段，而减害才是真正的目标。如果以降焦作为目的，则是本末倒置了，以“降焦减害”为发展方向的国内烟草行业，应该修改为“减害降焦”。在朱尊权看来:“欧盟已规定，除焦油外，还有烟碱、一氧化碳，共3项控制指标。在科学研究方面也逐步找出一些危害严重的化学成分TSNAs、PAHs、自由基等和选择性地减少这些有害成分的办法。此外，焦油降低，则烟碱也随之大量减少，烟碱含量过低可能会使吸烟者的吸烟数量增加以达到生理满足，即所谓的补偿效应。因此，为保持香味，在降焦达到一定程度时，应加大对卷烟有害成分的选择性降低，使‘减害’的目标更为明确。”

事实证明，从“降焦减害”到“减害降焦”，是朱尊权结合实际情况，为国内烟草研究者指出的建议。这不是文字上的游戏，而是切切实实为烟草行业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正如他的学生张建勋研究员在谈到数十年来中国烟草行业发展的时候所说：“每当发展到最关键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整个行业的发展掌舵——他必须清楚这个行业的每一个环节——现在看来，朱尊权院士就是我们烟草行业研究的掌舵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力主提高烟叶质量，并带头开展相关技术攻关，现在看来是把整个行业带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道路上来；提出卷烟发展应该关注‘减害降焦’而不是‘降焦减害’，为整个烟草科技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晚年的朱尊权一直努力地推动着我国的卷烟减害研究。2012年7月16日，94岁高龄的朱尊权在郑州去世，但我国的烟草研究者们仍将沿着减害的目标继续前行。

年过八旬的朱尊权（左）与合作多年的左天觉在神农架

朱尊权（中）和美国烟叶生产专家在河南烟田考察

友人的评价

左天觉是国际知名烟草专家、农业战略家。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系，和朱尊权同为第一届国民政府烟草奖学金获得者，后留学美国，留美工作。改革开放后多次回国开展农业及烟草行业的合作研究，为相关领域的进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左天觉和朱尊权相识近70年，是最亲密的学术伙伴。以下节选自左天觉为朱尊权的传记写的序言：

风雨一甲子，辛勤见白头

天下有三种不同的人。第一种人是造时势，建事业。第二种人是看别人造时势，建事业。第三种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时势和事业。朱尊权兄是属于第一种人。

尊权兄和我相交60年，从事烟草工作也是60年。其中有30年不能通音讯，但仍相怀念，这是缘分。我们年龄相差有限。有时我故意称他为“小老弟”，表示亲切。在友情上，在烟草事业上，我们一同走过漫长的路。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十年，合作无间。我们相识于1940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俩都在求学阶段。那时尊权在中央大学，我在金陵大学。战时前者在重庆，后者在成都，我们都接受当时政府的烟草奖学金，但没有见面交谈的机会。1947年我在农业部烟产改进处工作，想请他共事，但他已经出国深造。1947年底，我也到了美国。尊权兄专攻植病育种，在肯德基州，是白肋烟区，我专攻生化，在宾州，是雪茄烟区。所以我们分别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那时美国烟草企业蓬勃发展，科技进步，学术权威极多，尊权的老师魏禄，我的老师杰生，都是知名教授。1946年夏，我坐灰狗汽车去肯州看尊权，他的老师魏禄非常喜欢这位得意门生，特别驾驶该州烟农刚送给他的新车，带尊权和我到田里看烟。那时尊权和我都计划学成后回国，为烟草科技效力，发挥专业所学。

但是我们不能控制世界大局，更不能指挥我们的命运，此后30年，尊权兄回国，并没有做植病工作，却到了上海烟厂，继后因实际需要，逐渐扩展到全部烟草企业的科研和工艺。包括田间生产，工业制造，化学分析，质量监控，变成了道道地地的烟草企业的“专业通才”。所谓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工作面愈广，经验愈多，求知欲也愈强。但在当时与外界隔离的情况下，只有靠自己研究发明。积年累月，他总在寻适当条件，去造时势，建更大事业。

该时我在美国，形势所趋，也不能局限在我的“生化”领域。吸烟与健康问题，也把我带到不同范畴。遗传生理、制造配方、化学分析、生物实验，同样也把我推到“通才”方向，五花八门，和尊权兄不约而同地成了“难兄难弟”。

别后30年，1977年我第一次回国看烟，是刚在“文革”之后，余悸犹存。尊权兄和我见面，还不能畅所欲言，但我们都知道，门已经开了，以后的发展，只是看我们自己了，能造时势，就有事业。守株待兔，就只有靠旁人！

国内外烟草界的朋友们都知道，中国烟草科研的迅速进展，能在短时间内赶近欧美，朱尊权兄功不可没！他下田上山，日晒雨淋，听讲读书，写作钻研，无时不与国外专家们同步！国外朋友们走了以后，他还要在各地追踪实践，寸步不放松！如此认真，外国专家更不敢随便。似此良性循环，年轻人也吃不了，何况尊权兄是从第二线再回第一线，哪能不辛勤白头！

……

朱尊权与烤烟分级专家进行交流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