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峥

(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北京100068)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不仅有心学思想彪炳千秋，在战场上也立下了赫赫战功。明代文人立功封伯进侯的，只有他一人。 “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1］5170从1517年受命巡抚南、赣、汀、漳等地到1529年逝世于南安舟中，王阳明生命的后半时段几乎都和战争密切相关。在战场上，他创造性地运用中国传统兵法理论，又结合自身的心学思想，平南赣、擒宁王，抚思田、破断藤、平八寨，几乎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这些重要的军事活动反映在他的诗作里，呈现出“两少两多”的特点。通过对这些特点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理解王阳明的圣贤之道。

一、两少两多

军事诗歌数量少。王阳明现存诗约563首［2］(近年来又发现不少散佚诗)，其中涉及战争的仅约19首，所占比例约为0.03%。这些军事诗歌主要写于他征战沙场时期，其中征南赣期间约7首，分别是《丁丑二月征漳寇进兵长汀道中有感》、《回军上杭》、《喜雨三首》(第一首和第三首)、《桶冈和邢太守韵二首》、《回军九连山道中短述》;江西平宁王期间有3首，分别是《鄱阳战捷》、《书草萍驿二首》;征广西期间约9首，分别是《秋日饮月岩新构别王侍御》、《复过钓台》、《南浦道中》、《重登黄土脑》、《梦中绝句》 (原写于十五年前的梦中，因为和当时的现实情境有所照应，全集中一并录入此处)、《谒伏波庙二首》、《破断藤峡》、《平八寨》。

诗中还少有对战争场面的描绘。在这些诗中，他对阔大雄壮的沙场、运筹帷幄的自信、势如破竹的冲锋几乎不着任何墨色，仅仅用“旌旗”、 “锋镝”、“鼓角”、“甲马”这些意象来代替战场，注重将视觉与听觉相结合，展现立体高远的军队形象。比如“数峰斜日旌旗远，一道春风鼓角扬。”(以下文中节选诗句，除特别标明，都出自这19首军事诗中)“甲马秋惊鼓角风，旌旗晓拂阵云红。”“万里秋风嘶甲马，千山斜日度旌旗。” “旌旗不动山河影，鼓角犹传草木声。”“剑气晚横秋色净，兵声寒带暮江雄。”“月绕旌旗千嶂静，风传铃柝九溪寒。”

王的军事诗歌中，对战争的描写总是和美丽的景色、苦难的民众结合在一起。一首诗里，王阳明经常笔锋一转，就写到了对山林的向往和对民众的牵挂，因而这些诗作中充满了内心矛盾和悲悯情怀。

入世与出世、“兵戈”与“不杀”的矛盾很多。虽然王阳明一直心系山林，但实际上他真正归隐的日子非常少，到了四十五岁之后，几乎整个生命都在战场上为国家效劳。在战争间隙，看着自然美景，他难掩自己一直以来的期盼， “疮痍到处曾无补，翻忆钟山旧草堂。”“长拟归耕犹未得，云门初伴渐无多。”“主恩未报身多病，旋凯须还陇上耕。”“涓埃未遂酬沧海，病懒先须伴赤松。”亲历了战场的血腥，王阳明对战争也有了更多的思考，战争犹如双刃剑，平定乱祸的同时也不断带来伤害。他作为战争的首领，经常徘徊在战与不战的矛盾之中:“正思锋镝堪挥泪，一战功成未足云。”“穷巢容有遭驱胁，尚恐兵锋或滥加。”“从来胜算归廊庙，耻说兵戈定四夷。”“荒夷未必先声服，神武由来不杀难。”

由此，悲悯民众的苦难便成了王阳明军事诗歌的一项重要内容。“疮痍到处曾无补”“功微不愿封侯赏，但乞蠲输绝横征。”“疮痍念同胞，至人匪为己。”“已喜闾阎多复业，独怜饥馑未宽征。”“水南多少流亡屋，尚诉征求杼轴空。”他看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伤害，在悲悯之余，寄希望于朝廷，希望当政者能多施恩信，减少战争，利用文德教化来感遇人民。比如“想见虞廷新气象，两阶干羽五云端。”“嗟尔有司惩既往，好将恩信抚遗黎。”“穷搜极讨非长计，须有恩威化梗顽。”

二、圣贤之道

王阳明在年轻时就立下了圣贤理想—— “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2］144但通往圣贤的道路是极其曲折的。

(一)圣贤路上的不断探索。军事活动体现在王阳明诗歌中的比例和其在实际生活中的比例，存在着巨大的反差。王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军事充满了兴趣，他晚年的朝廷功绩也离不开战争，但是这些战场生活在他的诗歌中留下的痕迹非常淡。王阳明少有诗名，十一岁时就在酒席上即兴赋诗，令客惊异。二十一岁时在龙泉山结诗社，让“以雄才自放”的他人“退数舍”。他所具有的文学素养和诗歌水平，完全可以让他的战争诗歌更加精彩。

从学宋儒到就辞章之学，再到钻研兵法直至倡身心之学，王阳明的成圣道路经过了多次选择。18岁时， “始慕圣学”［2］382－383，深信 “圣人必可学而至”［2］548;21 岁时，“为宋儒格物之学”［2］，但艰苦的格竹之举失败后，认识到“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2］796，并在龙泉山结诗社;26岁时，“学兵法……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势为戏。”［2］1001－1005;27 岁时，“谈养生……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2］1007，“益委圣贤有分……有遗世入山之意”［2］1053;31岁时，“渐悟仙、释二氏之非……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2］;34 岁，“首倡言之……身心之学”［2］1088。

在他这一系列的探索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节点，一个是从宋儒格物之学转向辞章之学，另一个是从辞章之学转向养生遗世之念。这两个转向的原因，几乎是一样的，都是“圣贤有分”，也就是王自认为自己难以继续，主动选择了放弃。他喜爱军事，但只能纸上谈兵，根本就没有沙场操练的机会。在这些不断选择与放弃中，我们能看到王阳明在成圣道路上的彷徨和困惑。他积极地尝试各种道路，但都充满了不顺，直到最后转诸身心之学。

王阳明对诗歌有两个态度:不足以通至道;无用之虚文。他的理想是成为圣贤，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做一些实际而有切实功用的事情，辞章之学显然不足以担此重任。我们至今看到的他的诗歌是从31岁时开始结集的，有的学者认为“他31岁之前的诗是文人之诗、诗人之诗，……这些在道学家看来思想境界不那么纯正的诗在结集时就悄悄抹去了。”［3］那他31岁之后的这些诗歌，包括本文所研究的军事诗歌，在王阳明的思想中占据着什么样的地位呢?

31岁之后的王阳明开始逐渐建立自己的心学理论体系，其中良知学说是重要的内容。受良知说的影响，王在诗歌创作中注重主观思想和情感的抒发，重视心灵和自我感受，强调诗歌愉悦身心的功效。“王阳明从良知之乐的功能出发，不再将诗歌创作视为专门的苦吟，而是作为一种陶冶性情、快适自我的生命方式。……诗歌也就成为其抒发人生情趣的有效方式。”［4］显然，血淋淋的军事战争是不属于人生情趣的，王的军事诗歌比例之低的现象也就得到了解释。无论在奔赴战场途中还是战争的间歇，军队的壮烈、战争的艰苦被他轻松地消融在清新明丽的山水之中，这些诗歌透露着他对自然美景的喜爱，折射着他云淡风轻的内心情怀。比如“数峰斜日旌旗远，一道春风鼓角扬”、“山城经月驻旌戈，亦复幽寻到薜萝。南国已忻回甲马，东田初喜出农蓑”、“即看一雨洗兵戈，便觉光风转石萝”、“楼船金鼓宿乌蛮，鱼丽群舟夜上滩”。有的诗中他一边诉说着为主分忧的责任，一边大幅地抒发内心的情趣追求。比如“壑静响江声，窗虚函海色。夕阴下西岑，凉月穿东壁。观风此余情，抚景见高臆。”

王阳明15岁时就已经有经略四方之志，“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并针对当时盗乱，屡次想献书朝廷;26岁时，研究兵学经典《武经七书》，并经常用果核排列阵势;28岁时，他进士出身，踌躇满志，以为施展自己的平台到来了，在督造王越坟墓时，用“八阵图”操练役夫。但很快，这一切都在他上书向皇帝进言边务八事后结束了。在这之后的很多年，王阳明只是辗转在各个职务之间，其间还被贬谪到贵州两年。在这18年时间里，他见识了官场的黑暗、权利的纷争、生死的追杀。在各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下，他不断向内在心灵探索，发展自己的心学理论。到45岁他受命巡抚南、赣、汀、漳时，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基本已经成熟，这姗姗来迟的沙场征战的机会已经很难再让他血脉贲张了。

王阳明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2］在此时的王阳明眼中，攻破山中盗贼易如反掌，扫清人内心的贼患才是真正体现功业的地方。这一阶段，他四处征战，虽然建立了赫赫军功，但更多的是在内心良知作用下行使君臣之道。他的兴趣已不在军事和血肉横飞的战场，而是在更广阔的人心。在他看来，要从根本上解除匪患，不能完全倚重武力战争，而要善于平定民心，“莫倚贰师能出塞，极知充国善平羌”。战争中人的内心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莫谓可塘终据险，地形原不胜人和”、“正思锋镝堪挥泪，一战功成未足云”、“莫倚谋攻为上策，还须内治是先声”。

在经历了各种政治磨难和生活苦痛之后，王阳明放弃了宋儒格物之学和经略四方之志，领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2］，“万理由来吾具足，《六经》原只是阶梯。山中尽有闲风月，何日扁舟更越溪?”(《林汝桓以二诗寄次韵为别》)在心学领域开疆拓土，找到了一条通往圣贤的道路。辞章用来抒发内心的性情和人生乐趣，军事早已不是成圣的平台，那么他的军事诗歌的精彩便也只能有如此这些了。

(二)圣贤的责任意识与环境影响。王阳明军事诗歌中透露出的矛盾心境是他现实生活中各种矛盾的写照。入世与出世、“兵戈”与“不杀”的纠结中，是王阳明的圣贤责任意识、道家养生观念和各种外部环境事件交织作用的结果。

王阳明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这种意识除了受儒家教育的影响，还和他有较高的自我期待有关。

他的出生具有神话色彩，其母亲怀孕14个月才生他，出生之前，他的祖母梦见神人送儿。由此，他的乡人把他出生的楼叫做“瑞云楼”。50岁那年，王阳明平定宁王结束后归省祖茔，“访瑞云楼，指藏胎衣地，收泪久之”［2］。15岁时，他梦中拜谒伏波将军庙，并赋诗一首，临终前，他真的前来拜谒，“宛然如梦中，谓兹行殆非偶然”［2］。27岁时，“未第时尝梦威宁伯遗以弓剑”［2］，后来他受差督造王越坟，王家人果真以宝剑相赠，王阳明“适与梦符，遂受之”［2］。从年谱中的这些记录来看，王对梦境事件是很重视的。而且王阳明自幼聪颖，直到5岁才开始说话，一旦说话，就能把祖父读过的书背诵出来;11岁就开始随口赋诗;21岁时被诸老称为天才。仙人送子、少年托梦、青年多才，这些童年和少年经历不断强化着他的自我期待，使他一直以“圣贤”为自己的人生理想，具有强烈的入世情怀。当朝廷委以重任，自己可以建功立业之时，王阳明是很难真正拒绝的。在他首征南赣时就想到了15岁那年的梦境，“片云东望怀梁国，五月南征想伏波”;等到真的来到伏波庙的那一天，王的内心更是确定了“四十年前梦里诗，此行天定岂人为!”，因为正如他在诗的小序中所言“兹行殆有不偶然者”。两广期间，他虽然思归心切，但仍然有强烈的责任意识， “南徼方如毁，救焚敢辞亟!”，“人生何碌碌?高尚当如此。疮痍念同胞，至人匪为己。”平八寨之后，王阳明提及自己的胜利，认为这是因为有上天的助力，“岂是人谋能妙算?偶逢天助及师还。”虽然这其中有谦虚之语，但是却能看出他内心较高的自我期待。

外在环境包括孱弱之体和政治环境。王阳明一直体弱多病，27岁那年便“沉郁既久，旧疾复作”［2］，之后又经常辗转在湿热的南方，他的肺病越发严重，并患上了足疾。身体的病痛，让他对归隐休养充满了期盼，“涓埃未遂酬沧海，病懒先须伴赤松”，但是多次上疏乞致仕都不被允许，只能发出“长拟归耕犹未得，云门初伴渐无多”、“奈何桑梓怀，衰白倚门待”的感慨。战争间隙，他拖着病体在诗歌中抒发对山林的向往、对出世的渴望。复杂的政治环境也促使他不能真正地出世，只能借归隐之名逃离各种权奸。在江西的一年多时间里，王阳明的祖母去世、父亲病重，他四次上疏省葬都不被允许，直到平定宁王叛乱之后，第五次请求才同意，在这次的归省疏中，他写道“其时复以权奸当事，谗嫉交兴，非独臣之愚悃无由自明，且虑变起不测，身罹暧昧之祸，冀得因事退归，父子苟全首领于牖下，故其时虽以暂归为请，而实有终身丘壑之念矣。”［2］

在征南赣之前，王阳明的仕途并不算光明，立下战功后，即便功高名盛，他也不过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棋子。走到四十多岁，深谙内心之道的王阳明对自己的地位有着清晰的认识。和他自幼崇拜的军事偶像——汉代伏波将军马援相比，他更像是消防队长，面对的大多是入山为匪的山民，他的四处征战不是为了国家的兴盛强大，而是替当时的朝廷四处填补窟窿，消除皇帝心头的各种隐患。同样是驰骋沙场，性质不同，带来的心理成就感也是不同的。他一面四处征战，一面担心着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 “穷巢容有遭驱胁，尚恐兵锋或滥加”、“功微不愿封侯赏，但乞蠲输绝横征”。他明白自己虽然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却难以真正的救国济民，“自嗟力尽螳螂臂，此日回天在庙堂”、“惭无国手医民病，空有官衔縻俸钱”、“迂疏何有甘棠惠，惭愧香灯父老迎”、“尚喜远人知向望，却惭无术救疮痍”。

如此，纵然有着积极的救世理想和圣贤责任意识，面临着孱弱的身体素质和恶劣的政治环境，王阳明也只能一次次徘徊在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之中。他既有为皇帝消忧的入世理想，又有归隐山林的逃遁情结，既追求建功立业，驰骋战场，又渴望洒落仁德的胸怀。这些矛盾在他的军事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

(三)圣贤的人文精神。王阳明虽然在战场上建立了俗世功业，但却并不以此为傲。他的诗歌中，“疮痍”一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很多作品都充满着心系苍生的悲悯情怀，军事诗歌也不例外。他关心的不仅是普通的百姓，还包括士兵和对手。

王阳明年轻时曾经研究过《武经七书》，对其中的《孙子兵法》尤为喜爱，篇篇进行了评注。《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给了他很深的影响。他说“盖用兵之法，伐谋为先……柔远人而抚戎狄……岂专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强而已乎?”［2］，他深知战争带来的伤害是可怕的，“且兵之为患，非独锋镝死伤之酷而已也。所过之地，皆为荆棘;所住之处，遂成涂炭。民之毒苦，伤心惨目，可尽言乎?”［2］在他的诗歌中“疮痍”两字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比如“疮痍到处曾无补”、“疮痍念同胞，至人匪为己”、“尚喜远人知向望，却惭无术救疮痍”。

战场上，他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抚剿政策，利用各种战术计谋，尽量用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胜利。比如在南赣期间，他就给山贼们散发了一篇文章《告谕氵利头巢贼》来进行招降，最后他平定这些山贼只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在他之前的三省联合剿匪，打了一年也没有任何效果。在平定思、田之乱时，王采用招抚政策，不伤一兵一卒解决了问题。他对士兵说“予所以必欲招抚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无可剿之罪，于义在所当抚，亦正不欲无故而驱尔等于兵刃之下也。”［2］

战争结束后，王也不是庆功走人，而是采取一系列政治措施来巩固当地的和平，如设立县城、制定乡约、兴办教育，让当地人民真正地安居乐业。所以，他对战争后的人民生活有更多的关注，“南亩渐忻农事动，东山休共凯歌闻”、“已喜闾阎多复业，独怜饥馑未宽征”、“水南多少流亡屋，尚诉征求杼轴空”。

但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只依靠四处作战、填补窟窿是没有太大作用的。王阳明认识到这需要朝廷的力量，于是在他后期的军事诗歌里，他不遗余力地呼吁朝廷呈现新气象。19首军事诗歌里，王阳明在广西期间写得最多。这一时期的诗歌和他之前征南赣和平宁王期间的诗相比，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感叹的重点从“思归”转向了“干羽”。在早期征南赣期间，王曾经在他的军事诗中写到“未能干羽苗顽格，深愧壶浆父老迎”，已经认识到了战争的残酷性。在他临终前的三首军事诗中，每一首都在阐述“干羽”的重要性: “想见虞廷新气象，两阶干羽五云端”、“嗟尔有司惩既往，好将恩信抚遗黎”、“穷搜极讨非长计，须有恩威化梗顽”。

这一时期是王的生命最后阶段，此时的他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向统治者发出自己的企盼之声，希望当权者能够善待人民，重视对百姓的文德教化，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匪患。这些观点和他心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人”为出发点，重视人内心良知的作用。

从45岁上战场直至58岁去世，王阳明在这期间的军事诗歌折射出他在求圣求贤道路上的各种探索和矛盾，这些都是他遵从内心“良知”的体现。在“良知”的指引下，他知行合一，一生尽责而洒落，正如他的临终遗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1］明史·王守仁传 ［G］.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吴光，钱明，等.王阳明全集［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武道房.道学与王阳明诗歌的心路历程［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1):96.

［4］左东岭.良知说与王阳明的诗学观念 ［J］.文学遗产，2010(4):7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