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出版企业制度的近代化转型

2015-03-28范军

华中传播研究 2015年1期

关键词：石印书局申报

范军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传播史苑】

试论中国出版企业制度的近代化转型

范军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内容提要：1840年代以后，中国古老的传统出版也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中，开启了行业变革与转型的历史新途。企业制度的近代化是较为关键的转型，转型背后的推动因素是值得探讨的。其一，中国的新式出版最初发轫于外国传教士的出版活动，他们的出版活动对中国传统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是体现在技术上，二是体现在经营管理上，三是体现在人才培育上。其二，外国商人创办的新闻出版机构，从企业制度、出版经营的角度给国人办出版提供经验和样板。其三，在清末自强运动时期，外国教会及商人所办新闻传播和印刷出版机构继续发展，而国人已开始尝试创办现代意义上的出版企业。中国出版企业制度的近代化转型是外部刺激和内部改革合力促成的。

中国出版企业制度近代转型

从企业组织的角度说，中国传统出版业无疑是以独资为主，兼有合伙经营特点的.从技术、形式、内容、贡献及影响来说，则也有自己的独特方面.“以木板刻印为出版技术特征，以线装竖排为装订排版形式，以经史子集为主要出版内容的传统出版业，自唐代以降，千余年连绵不绝，在繁荣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促进世界文明进步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若不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古老中国在西方列强武力的冲击之下，被迫开始近代化之旅，传统的雕版印刷也许还会像往朝历代一样，波澜不惊地缓步前行.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1842年8月清朝政府与侵略者签订的城下之盟，决定了中国社会再也不可能按照自己固有的方向继续发展，中国古老的传统出版也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中，开启了行业变革的历史新途.”［1］这个转型当然包含了十分丰富复杂的因素，包含了“技术的新手段，经营的新方式，出版物的新内容，出版观的新调整，出版职业的新确立，出版体制的新变迁，出版布局的新转移，出版文化的新递演”［2］等等.拿技术来说，它就是最活跃的出版生产力要素.近代石印技术的传入与推广，铅印技术主流地位的确立，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出版印刷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对图书装帧形态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本文更关注的是作为出版企业制度如产权制度、组织制度、管理制度的近代化转型问题，它为什么转型，又是如何转型的.

一、在华教会和传教士出版活动的影响

“从历史上看，中国新式出版的起步，不是源于传统出版内部条件的自身成熟，而是来自外力的强力推动.新式出版最初发轫于外国传教士的出版活动.”［3］经济史学家称这种现象为企业组织发展过程的“非连续性”.在鸦片战争之前，西方传教士的在华文字出版活动就已起步.1813年来华的伦敦会传教士米怜，主要工作就是协助马礼逊将译著刊刻印行.第二年他们得到了大英圣经公会近4000美元的资助，在澳门办印刷所并出版了2000本木刻新约圣经，还有其他一些小册子.1815年，又在东印度公司资助下出版了马礼逊编撰的《汉英、英汉字典》，全3卷至1823年出齐，计有6大本4595页.在报刊方面，则有怡和洋行1827年创办的《广州记录报》；郭士立1833年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后来迁往新加坡发行），这份报刊被戈公振称为我国现代报刊的“第一种”.此外，还有热心文化出版活动的公理会的裨治文1832年在广州创办英文报刊《中国丛报》（亦译《中国文库》或《澳门月报》），直到1851年停刊，历时长达20年［4］.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清政府原来对传教士的禁令逐步解除，各国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各地，特别是一些通商口岸城市.据统计，至19世纪末，来华的各教会团体有80多个，但基督教的传教士仅81人；到了1890年，便增加到1000余人.这批佩戴十字架的传教士进入中国，除了兴建学校、开办医院以外，还办报刊、设书局，创建了不少新闻出版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出版社、报馆传入中国和发展演进的过程，是和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路线与过程有相当程度契合的.叶再生的《现代印刷出版技术的传入与早期的基督教出版社》一文指出：“最早的一批出版社是基督教出版社.它首先出现在澳门和南洋一带城市，然后迁移或发展到香港、广州，并从这些地方扩展到上海、福州、宁波等沿海港口城市，最后深入中国内地，并逐步向上海集中.基督教出版社在中国的创办，其模式，包括编辑工艺、经营管理方法等等，是从当时的英美移植来的.”［5］

英国伦敦教会的传教士麦都思1843年在上海创设了著名的印书机构——墨海书馆［6］.这是上海最早拥有铅印设备的编辑出版机构，也是中国内地第一个使用铅活字机器印刷的机构，馆址设在上海县城东门外.1845年英租界开辟以后，伦敦教会购进山东路一段为地基，墨海书馆于1861年迁至这里的麦家圈.王韬就曾在这家书馆长期供职，从22岁到34岁一直担任编辑工作.该书馆前后存在了20多年，出版印行了《圣经》等宗教读物和一些科学启蒙书籍，还办有由伟力亚烈主编的月刊《六合丛谈》，影响颇为广泛.

美华书馆是我国近代出版史上又一家重要的印刷出版机构，由美国传教士创立，前身是1844年美国基督教（新教）长老会派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1845年迁往宁波，并更名为美华书馆；1860年再迁移到经济与文化都更繁荣的上海，地址在上海北京路18号（江西路口）.作为当时规模最大的出版印刷机构，美华书馆有工人100多名，印刷及相应设备精良先进.其铅字及活字有大号、中号、小号和极小号等几种，并将铅字分为常用、备用和不常用几类，常用字最多，足够同时排印几部书籍.在当时，美华书馆规模大，出版物多，在出版界具有垄断地位.据统计，至1897年间，总共发行图书40万册，其中24万册为传教的劝世文.后期的美华书馆馆址，改在上海牯岭路80号，已经是由中国人经营.最后在1923年美华书馆出盘给了商务印书馆.

美国纽约长老会1861年还在上海设立了清心书馆，又称清心书院.该书馆开办较早，早期还是以教育为主，1875年后出版了《小孩月报》《图画新报》两种期刊.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都曾就读于清心书院，并结为好友.其中，夏瑞芳是11岁随母到上海，入清心堂读书，三年后入清心书院，半工半读，并开始信奉基督教.后来又先后在两家英文报馆担任排字工作.这些无疑对其后来的商务印书馆创设及运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从19世纪初叶到清王朝覆灭的约百年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共办了57家出版印刷机构［7］.有的是依托于布道站的，如前面提及的墨海书馆；有的是作为教育机构、慈善机构或医疗卫生机构的附属，如1880年的汕头英国长老会书馆；当然也还有比较单一的或以印刷出版为主要任务的机构，如美华书馆、福州卫理公会书馆、广学会，等等.这些书馆、印刷所基督教新教创立的为多，占到了81%，其余为天主教会所设立.它们分布极为广泛，除了通商口岸、繁华都市，还遍布全国许多地区，北至东北有1881年成立的牛庄哥伦比亚小书馆，南到台湾有1884年台南英国长老会书馆，还有1890年设立的海南岛长老会书馆，西边则有1905年创办的喀什福音堂印书馆.

传教士在华出版活动带有鲜明的“事业”性质和“非营利”特征，其主要的使命是宣传宗教教义、传播上帝福音.“其出版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各种不求经济利益回报的资助.这些资助有教会的资助、社会的捐助以及传教士个人的无私奉献.从经费的直接来源看，教会资助是主要的.”在管理上往往实行简单的成本管理，“如英华书院在印刷宗教品时一直实行印刷成本加10%的方式收取印刷费.在管理形式上传教士出版机构多采取社团管理而非企业管理的形式，实行董事会、委员会制和秘书（总干事）制.这里的董事会不是如企业一样以资本为基础的董事会，而是一种以身份和地位为基础的事业机构董事会.特别是无论是董事会成员和秘书、干事，甚至是一般工作人员（除中国雇员外），他们往往是不支领薪水的”［8］.这些机构虽为非营利性的，但纯粹由教会补贴、不计成本的，为数极少.它们仍然十分重视加强经营管理，确保效益，着眼长远.

传教士在华出版活动本质上是一种殖民主义文化侵略活动，但它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其出版物对于长期处于封建思想禁锢下的中国读者来说具有极其深刻的启蒙价值.这些出版活动对中国传统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是体现在技术上，二是体现在经营管理上，三是体现在人才培育上.

石印技术和铅印技术都是随着外国人的印刷出版活动传入中国的. 1827年广州出版的《广州记录报》是用英文铅字印刷机印制的.英华书院1843年从马六甲迁来香港，是中国第一家拥有中文铅字设备的印刷机构. 1853年创刊的《遐迩贯珍》，就是用英华书院铅印设备印刷的.石印技术在鸦片战争前夕引入中国，1838年创刊的《各国消息》就是石印出版的，当时在广州已有石印机三台.铅印和石印技术的引进为国人办报刊、办书局创造了有利条件.“近代出版的发展是一种由传统的非商业性出版向商业性出版发展的过程.商业出版对于印刷的要求就是有速度、有规模，就是高效低价，只有以机械活字为主要特征的近代印刷才能满足这种要求.近代印刷业的发展为近代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土壤，也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和产业支撑.换个角度也可以说，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展是从印刷近代化开始的.而在中文印刷近代化的过程中，传教士作出了重要贡献.”［9］此说言之成理.中外企业发展史都一再证明，大机器生产是近代企业组织得以成立的重要前提条件.可以说，没有印刷业的机械化生产方式，也就很难有近代出版企业组织的形成与发展.

传教士的编译出版机构大多具有西方同类机构的特点.在组织模式上，或采用公司制，或采用会社制，规模较大者还实行股份制，设立类似于董事会的管理部门.其最典型者当属1887年设立的同文书会（1892年改为“广学会”）.它由英、美、加拿大等国的传教士、商人、海关和外交官员等39人联合发起，由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任总理.次年成立董事会，以赫德为会长，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福克为副会长，英国传教士威廉臣为督办.其他机构不如同文书会那样典型，但亦具有程度不同的类似特征.英华书馆1843年由马六甲迁至香港，1847年再迁上海，始终保持着原有组织模式；益智书会由外国传教士与英美商人联合开办，具有类似于同文书会的会社组织模式.这些印刷出版机构，在经营管理方面大多具有比较健全而明确的分工，设有行政领导、翻译编辑、印刷和发行等部门或专职人员.各机构一般多由主办教会委派行政领导或联合发起者组成董事会，负责机构的全面工作；再由行政领导者聘请翻译和编辑人员，专事编译工作.有的机构自设印刷所和发行部，亦均聘专人负责［10］.

教会出版机构培育了许多新式的中国出版人，如黄胜、梁发等，王韬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商务印书馆所谓“教会派”中诸元老夏瑞芳、高凤池、鲍咸恩、鲍咸昌等得益于教会出版印刷机构甚多，更是不言自明的.

二、外国在华商人从事出版活动的示范作用

外国传教士在华出版活动主要是事业性质的，但也有少数采取了企业经营模式，但真正从企业制度、出版经营的角度给国人办出版提供经验和样板的应该是外国商人创办的新闻出版机构.中文商业报纸的迅猛发展给了国人办报办刊出书更为直接的刺激和启示.19世纪后期，由外商创办的中文商业报刊在上海出现，最早的一份是北华捷报馆于1861年11月19日创办的《上海新报》，字林洋行出版，初为周刊，1862年5月7日起由周刊改为周三刊，初创时日约销售300份.外商所办商业报纸影响最大的要数《申报》以及《字林西报》《新闻报》.我们过去研究这些报纸、报馆以及报人，往往仅限于新闻传播史的视野，其实它们自身及其所具有的出版史、企业史价值是同等重要的.文化机构的企业化是近代中国的一个新趋势、新变化.所谓企业化，就是按照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的规律与方式来经营文化事业，从而在科学管理和规模效应的基础上通过大批量生产以降低成本来达到占领和扩大市场并获取利润的目的.这里我们重点看看《申报》的新闻理念、出版理念和经营管理［11］.

《申报》是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等人集资创办的.1872年4月30日，《申报》（初名《申江新报》）创刊，起初为两日刊，第五期起改为日报，用毛太纸单面印刷.1874年9月11日起，《申报》开始增加篇幅，更换纸张，改用赛连纸印刷.1877年6月20日，《申报》再次扩充版面.自1879年4月27日起，《申报》取消每周休刊一天的办法，星期日照常出刊.1884年，《申报》业务上进一步改进，篇幅进一步扩充，新闻报道进一步加强，纸张质量进一步提升，带来的效果是读者增加，广告激增，经济效益大幅上升.

美查是一个商人，建报馆、编报纸目的就是赚钱，“在商言商”是其从事出版活动的明确理念.但要赚钱，就得面向市场，赢得读者和广告客户，这里报纸的质量与社会影响是关键.因此，美查十分重视办报质量.《申报》创刊之前，美查曾派与王韬相识的钱昕伯去香港考察学习中文报纸经营运作情况.报纸创刊后，他将编辑大权交给蒋芷湘、钱昕伯等熟悉中国国情的中国文人，在外国人所办的报刊中，一直由中国人主持笔政的，这是第一家.在美查的精心策划下，《申报》发行量不断上升.在广告、发行等报业经营上，《申报》积累了不少经验.在创刊的第一年，它采用廉价销售的营销策略，本埠每张8文，外埠10文，趸售6文；雇佣报童在街头叫卖.出版不满半年，日销售数已达3000份以上，并从上海渗透到江浙等地.1873年，《申报》进一步加强外埠发行工作，先后在杭州、福州、广州、北京、长沙、沙市、宜昌等城市设立分销处，聘请经理人员负责该报在当地的发行事宜.没有设分销处的地区，则委托信局代邮.1877年6月20日，《申报》刊出告白，宣布该报每日销数约为八九千份.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数字.《申报》还积极宣传广告的作用，向社会招刊广告（即告白），广告收费50字起码，每天收费250文，字数多、刊期长的，给予优惠，以鼓励各界人士踊跃刊登广告，充分挖掘了报纸“二次售卖”的潜力和价值.

我们这里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申报》的产权制度、组织制度、商业化运作等方面的经验.这种新的制度建设对于中国本土的民族民间报业、书业的引导与示范作用是极其重要的.资本主义为报业带来了充足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与广阔的市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渗透到报纸生产的全过程，使报纸的商业化倾向在内部机制上集中体现为一种资本主义企业生产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过：“资本主义使报纸成为资本主义企业.”［12］这一点在《申报》那里确实体现得也比较充分.美查是1871年（清同治十年）开始着手《申报》的筹备工作的.“他和他的三位友人每人出股银四百两，合共银一千六百两.这三位朋友的姓名是：伍华特（C.Wood Word）、普莱亚（W.B.pryer）、麦基洛（John Mohuon）.合约中指明，此项股款专为投资于印刷机器、铅字及其他附属设备之用，并详细规定四位股东的权利和义务.股款银一千六百两，虽由四人分摊，但因美查负实际经营责任，故规定：凡盈余及亏耗划为三份，其中美查独占两份，余三人则合为一份.如报纸盈利，美查得两份；如有亏损，美查所负亦多.该合约系手写，一式四份，《申报馆内部通讯》第一卷第十期内，刊有该合约的影印字迹.”［13］这类似商务印书馆最初的股份合伙制.从这份合约看，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对分离，股东间责、权、利分明.到1888年，申报馆“添招外股”，改为股份公司.来华外国人办报办刊，在资金筹措上一般都是采用个人集资、合伙集资和招股集资的方式.创刊较早、规模不大的报刊，一般由创办者个人出资和教会资助；创办较晚、规模较大的报刊，则多以合伙和招股集资为主.如《万国公报》，出资者多为教士，是传教士集资创办的；1886年创设的天津《时报》，其资本由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与怡和洋行总理笳臣集股而得.

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是，《申报》馆不仅仅是办一份报纸，它实际是一个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运作的文化产业集团，实行的是集团型的规模化经营.我们从后来商务印书馆的身上不难看出某些申报馆的痕迹，无论是企业的多元化经营、报刊与书籍互动，还是各地分支机构的建立，亦或是对读者、市场、广告的高度重视，等等.申报馆在国内率先出版了以图画为主的刊物，这就是1877年6月6日创刊的《寰瀛画报》，开一代新风.1884年5月8日，报馆又创办了著名的《点石斋画报》，由风俗画家吴友如主编，内容以新闻时事画为主，兼刊人物及风俗画和铜版照片，绘印精美，为同时期其他画报所不及，先后出版13年之久.申报馆兼营书籍出版业务，成绩显赫. 1872年10月16日，该馆公开发售刊印了第一本书《王洪绪先生外科证治全生集》.之后，又出版一套铅印的《聚珍版丛书》，先后刊行160多种，大多是颇有价值的濒临灭绝的孤本名著，此举为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 1874年开办附属的申昌书局.1876年，查美创办点石斋印书局.1878年12月30日，《申报》为点石斋印书局装备了进口石印机器.1884年，《申报》设立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着手用铅字翻印丛书《古今图书集成》.1888年，用扁体铅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大功告成，共1万卷，分订1628册，有“康熙百科全书美查版”之称，对保存中国古代文化遗产发挥了积极作用.

早期的申报馆无疑是以报纸出版为主业的，但它同时特别注意期刊和图书的出版发行.“《申报》在媒体的选择上，由报而刊而图书实现多媒体兼营，每一步相隔约半年.”报馆之所以出版图书和期刊，出发点还是为了发展营业，目的不外是营利，满足读者多方面的市场需求，注意到当时中国人传统的阅读方式还主要是书籍这个现实.而这种多样化的出版策略又是很经济的，“首先利用报馆现有机器印刷设备来印刷出版图书，是对于报馆剩余生产力的一种调剂，即用剩余生产力来印刷图书.同时，也是书与报的互动与优势互补，是多种营业的互利互动，多种营业互动才能有效地取得效益.”因此之故，申报馆不仅办了当时最有影响的商业报纸，而且也“是商务印书馆创建之前中国最重要的期刊和图书出版机构之一”［14］，以至有人说它垄断了中国出版近三十年.

申报馆对我国近代出版还作出了技术上的突出贡献，“是它将先进的西洋印刷技术投入于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由于它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最雄厚的资金，故在技术上对于中国近代出版的推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人们知道，石印技术对我国近代新闻出版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有人认为这个技术是由传教士开办的土山湾印书馆最先引入，也有人认为是通过申报馆首次运用的.“不管是谁在中国最先引入石印技术，申报馆最先采用石印技术出版画册以及它对于中国石印技术的推动，是无可怀疑的.一方面用石印来印刷中国古籍图书，尤其是大部头的工具书，比原来用木板刻书，成本低而出书快，容易推销，也就容易获取利润.另一方面同时也就推广了石印技术，刺激了中国近代印刷业的发展.”［15］后来以印刷起家的商务印书馆，以图书出版起家但高度重视印刷的中华书局，对于现代印刷技术的关注，先进印刷设备的引进、改造和创新，显然都是有所师承的.

1889年，就在《申报》业务日益兴旺，所属的出版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美查因年事已高，将申报馆旗下所有企业包括工厂、报馆和三家书局，改组为美查股份有限公司，变卖了《申报》的股权，收回本利约合白银10万两后回到了自己的国家.《申报》前期阶段（共17年）于此结束.新成立的美查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董事会，由董事4人、经理1人主持，其中有1名中国籍董事，《申报》由外国人独资报纸转为中外合资经营的报纸.而随着商务印书馆等民营出版企业的崛起，申报馆逐渐退出图书出版领域而专营报业.

就市场化运作来说，略晚于《申报》的《新闻报》可圈可点.它一创立就形成了对《申报》的巨大冲击，展开了沪上报业的商业战.该报是1893年2月17日创刊的，初为中外合资性质，后来全部股权归英商丹福士所有；到1899年11月，美国人福开森买下该报；1906年，新闻报馆改组为公司.《新闻报》创刊伊始，就同《申报》展开竞争.该报采用低价推销办法，报费每日铜钱7枚，比《申报》便宜1枚.在广告业务方面，除了主动兜揽，甚至采取非正当手段抢夺《申报》的客户.1893年12月，《新闻报》开始出版画报单页，随报附送石印画报以争取读者，此属开先河之举.每月还附送总目一张，便于读者装订成册.在此基础上，《新闻报》1894年4月创刊《新闻报馆画报》. 1894年，《新闻报》刚刚出版1年，发行量就由初期的300份增加到3000份，仅次于《申报》位居第二.后来，它在商界的影响力甚至超出《申报》.比起《申报》来，上海商民更喜欢《新闻报》这种商业味道更浓的报纸.“这时候，上海商界，不论操何行业，他们所看的报纸，总是《新闻报》.上海是东亚第一个大商埠，商人在全年人口统计里，约占十分之六，这十分之六的商人，他们每天爱读的报纸，《新闻报》最少占有十分之八的势力.”［16］该报的影响和成功，取决于它的商业化、企业化和大众化.而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些极为出色的报刊之所以未能持久，往往是因为没有能建立自身的造血功能和市场机制.从制度建设角度看，《新闻报》报馆的企业化程度也是很高的.《新闻报》下设3部28科19股，生产部门（印刷部）与经营部门（营业部）地位上升，与编辑部并驾齐驱，成为企业化的重要特征.而3部（印刷部、营业部、编辑部）都归“总理处”管辖，在总理处之上则是报馆的董事会，其“报馆之组织，采公司制度”［17］.报馆各重要部门在财务上往往采用独立核算制度，追求利润.

申、新两报的企业化过程在我国报刊史、出版史上都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近代报刊发展到今天，先进通讯手段的采用，高效印刷机械的运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都必须有资金的支撑.同人集资，政党津贴，都无法使报刊维持很长的时期，更难以使现代化的综合性大报长久出版下去.只有进行企业化经营，才能获取报业发展所必需的资本.为什么中国报刊史上一些曾为舆论先导，办得有声有色的报刊寿命都不长，而像申、新两报这样思想上舆论上并没有多大号召力的报纸，却延续了长久的历史？原因就在于企业化经营使它们不仅保证了生存的条件，而且具备了发展的经济基础.没有这一点，事业的发展，业务的改革都无从谈起.报纸企业化是现代报纸发展的必由之路.申、新两报的成功，使得许多报纸的经营，都朝企业化方向努力.不仅民营报纸，就连政党报纸、官办报纸，也力图实行企业化经营.”［18］这种情况不仅反映在近代报刊出版机构中，以图书出版为主的出版社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商务印书馆也好，后起的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还有开明书店也好，其实都是自觉地学习和汲取了外国商人报业经营的经验和教训的.

三、国人自办新式出版的初步尝试

在清末自强运动时期，外国教会及商人所办新闻传播和印刷出版机构继续发展.就国人来说，除了官办的翻译出版机构、官书局和民间传统刻书机构外，已经开始出现民办的现代概念的出版社和报刊.而在洋人所办书局浸淫多年之后的王韬，则成了中国“现代出版第一人”.

有研究者指出：“作为经营的新出版，是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王韬和黄胜合办的‘中华印务总局’到同年创刊《循环日报》.”［19］过去人们往往只是把王韬作为一个报人来研究，其实他还是一个有很大贡献的新式出版家，其出版活动起步很早，内容丰富，持续时间长久，而且是商业化运作.中华印务总局比《申报》的创办仅晚1年；当年即刊行《普法战争》，则比申报馆的点石斋（1876年开始）早.在10多年的时间里，王韬刊行了近40种著作.这中间有些是他自己的书，有一些是朋友的集子，如《珊瑚舌雕》《芬陀利定》.印书局出版的图书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和郑观应的《易言》（此书后来增订改名为《盛世危言》）.王韬还注重出版面向市场的经营性读物，《板桥杂记》《英粤字典》等都是.王韬的出版活动能够持续坚持多年，无疑在产权、组织、经营管理等方面有些好的经验，可惜没有史料留存.他在办《循环日报》的同时还以“弢园”名义出版铅印图书；1884年王韬回到上海定居，次年又开设弢园书局，以木活字印书，也有些书籍交由美华印书馆以铅字排印.

中国人尝试用股份制经营报纸当属唐廷枢等人1874年创办的《汇报》. 1872年，在李鸿章的直接支持下，我国近代第一家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诞生，由此拉开了国人创办公司的序幕.而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也直接导致了报业股份制的产生，这就是上海第一份国人自办报纸——《汇报》（1874年）的股份制实践.它的主要创办人唐廷枢时任轮船招商局总办.《汇报》的创办对轮船招商局的股份制方案进行了简单复制，成为国人自办的第一家准报业公司［20］.后来的《时务报》《皖报》《湘报》等也或多或少地借鉴了公司制，在企业制度及经营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无疑都还比较粗糙、随意，如有的虽推举有若干名董事，但从没开过董事会；有的公司虽是由若干股份构成，但连“股份均一”都没有做到；至于监察人，或没有设置，或虽有但形同虚设.可见，当时一些报业公司无论是在治理层面还是管理层面，都与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有一定距离.

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期，新式出版印刷机构大量涌现.仅《1906年上海书业商会会员名录》中的新出版机构就有22家，具体为：商务印书馆、启文社、彪蒙书室、开明书店、新智社、时中书局、点石斋书局、会文学社、有正书局、文明书局、通社、小说林、广智书局、新民书店、乐群书局、昌明公司、群学会、普及书局、中国教育器械馆、东亚公司新书店、鸿文书局、新世界小说社［21］.1905年12月成立的上海书业商会是代表铅印平装书为主的所谓新派书业商人利益的商会团体，与同年年初成立的以刊行雕版书、石印书、翻印古书为主的书坊同业组织——上海书业公所成为各有侧重、互相渗透的书业同业组织.比较而言，上海书业公所的会员企业历史更为悠久，从事的又是传统书坊经营.上海书业商会的会员企业伴随着铅印的成熟而诞生，虽然大多存世时间不长，但它们更能代表书业企业新的趋势和新的发展方向.

上面统计的新式书局中有一个广智书局，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和康有为所创办.我们来看看他们是如何经营图书出版，又是如何管理报刊的［22］.早在1902年2月和11月，梁启超就在日本先后创办了《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同时，他和康有为又用“保皇会”的名义，用入股的形式，向北美、澳洲华侨和香港、澳门的华人集资，在上海开设了广智书局.受到申报馆老板成功经验的启发，梁启超用股份制来经营管理报刊和书局.他对股份制企业是有自己自觉的理性认识的，1910年曾在《敬告中国之谈实业者》一文中指出：中国实业不振在于股份公司不发达，“质而言之，则所谓新式企业者，以股份有限公司为其中坚者也.今日欲振兴实业，非求股份有限公司之成立发达不可”［23］.作为股份制企业的广智书局，股东主要是北美华侨.书局除了刊行图书，还是《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的总经销.开头几年，书局经营良好，效益可观，梁启超因此分到过上万元的股息.后来书局渐趋衰微，既有盗版等方面的原因，也有管理不善的原因.这种用股份制来经营报刊、运作图书的形式，在晚清民国时期还大有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创造社出版部、北新书局、大江书铺、春野书店、《新月》月刊和新月书店，还有邹韬奋创办的生活日报社等，也都是走的股份公司制或股份合伙制的路子.

中华印务总局之后、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前，还具备新出版要素且产生了重要影响、获得了良好效益的出版机构，当属1881年（清光绪七年）成立于上海的同文书局.仅从出版物内容看，它还不是那么新，主要是传统古籍，包括《古今图书集成》《殿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子史精华》《篆文六经四书》《佩文斋书画谱》一类，此外还有插图本《三国演义》《聊斋志异》等；但书局的经营方式、管理理念以及对新技术的运用等，明显属于现代出版的新形态.

同文书局是由徐润、徐鸿复兄弟等共同集股创办的.朱联保说该书局是“1881年广东人徐裕子（鸿复）设立，购置石印机12架，雇用职工500人，专事翻印古书善本”［24］.学界对于创办人的情况还有不尽相同的认识.有研究者分析指出：“一般说到同文书局创办人，多举徐鸿复的名字，其实徐鸿复的哥哥徐润才可能是书局的最终决策者.徐润本为洋行买办出身，积累了一定资本后，附股于外资，自己也开设了一些商号，成为一个新式的商业资本家.后来，他把资本投往本国的一些新式企业，逐渐由商业资本家转而兼营产业，特别是1873年受李鸿章之邀主持轮船招商局的经营管理后，他的投资方向，更向生产领域倾斜.1882年招商局总资本增加到二百万两，徐润自己的投资就增加到四十八万两，同时，他还募集到亲友们的资金五六十万两.同文书局恰恰就是在这一时期，在徐润依托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政治背景，从买办型商业资本转为官、商合营的产业资本的时候创办的，因此，开始便具备了近代企业的性质.”［25］

作为“由中国人自己集资创办的第一家石印书局”，同文书局一下子就购买十几台石印机器，雇用数百名工人，虽然大量翻印的还是那些古籍善本、辞书和科场用书，但其明显显示出以传统手工业操作为主的书坊无法比拟的经营规模和生产能力.就连清朝中央政府影印耗资数十万银两的《古今图书集成》，也委托了该书局.同文书局之所以具备如此生产规模与经营格局，无疑与徐润兄弟的擘划与巨额资金投入有关.朱联保说它“当时与申报馆之点石斋石印书局，宁波某人办的拜石山房，三家鼎立，极一时之盛”［26］.这个阶段，鸿文书局、蜚英馆、大同书局等石印机构也相继创建，相互竞争，刊行中国传统典籍数千种，流通全国各地，形成了一个利益丰厚的重要产业.

我们感兴趣的，还有同文书局的经营方略与筹资办法.石印《古今图书集成》《殿本二十四史》时，书局采取“股印”的方式.股印类似现在的预约征订.1883年，同文书局在《申报》上刊登了股印《古今图书集成》的启事.翌年，又刊登了股印《古今图书集成》和《殿本二十四史》的启事.对前者规定招印1500股，约定以2年为期印就该套图书.具体办法是：“凡来认股者，先交半价银一百八十两为定，一俟目录告成之日，再登申报通知在股诸君来取目录，即将所余半价缴足，本局并发分次取书单三十二纸，以后各典续出，随出随取，俾臻两便.”《股印二十四史启事》则规定：“本局现以二千八百五十金购得乾隆初印开化纸全史一部，计七百十一本，不敢私为己有，愿与同好共之，拟用石印，较原版缩略，本数则仍其旧.如有愿得是书者，预交英洋壹百元，掣取收条，并分次取书单念四纸，各史随出随取，两得其便.”［27］这是一种融资方式，同时也是推销广告.

上海古籍翻印热潮的出现，其实并不是传统刻书业的简单迁移与再度复兴.太平天国时期，作为传统木刻雕印基地的苏州、南京等文化名城相继毁于战火，一些经营书业的商人还有文人学士、藏书家等纷纷避难上海，同时携带来数量可观的资金和藏书，这些无疑为上海的古籍翻印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上海的古籍翻印热潮，与其说是以木刻雕印为根基的传统书业的复活，毋宁说，其实意味着传统书业的解体和变貌.这不仅在于从江南迁至上海的老书铺都不再固守传统木版，而积极采用了石印技术（如明代设立于苏州的扫叶山房），更主要的还在于，新开设的各书局的生产和经营方式，都与传统书业有明显的不同.”［28］对于新书局，上面选择有代表性的申报馆、同文书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至于传统刻书家的新变，这里再来看看著名的有数百年悠久刻书历史的老字号——扫叶山房.

扫叶山房创建于明朝的万历年间，先设于松江，不久移至苏州阊门内.到清代的同治六年（1880年）设分店于上海县城彩衣街，是为南号；同时设雕版印刷所于东唐家弄.上海开埠后，又在租界棋盘街设立分店，称为北号.到民国初年的时候，另设分店于汉口，还在松江（今属上海市）马路桥也设立分号.据1933年《扫叶山房书目》所载，该书坊先后刊印图书2000余种，主要是经史子集、字典、尺牍、字帖、中医书、旧小说等.［29］

从印刷技术的角度看，扫叶山房过去出版的书籍都是传统的雕版印刷而成，重视版本，刻印精良，颇有声望；但到清末民初时期，由于受到西方传入的铅印、石印技术冲击和新书局的挑战，老式的书坊、书肆纷纷弃木刻而改用铅印、石印.“在这种情况下，扫叶山房于清末民初采用石印新技术，大量翻印古籍，同时还编辑发行期刊，以顺应时代之变化.”［30］扫叶山房自光绪年间采用石印技术后，逐渐放弃雕版印刷，至民国间已完全改用石印出版书籍.

据民国七年（1918年）《扫叶山房发行石印精本书籍目录》统计，自清末至民国七年，扫叶山房出版的石印古籍多达419种［31］.扫叶山房的出版物内容，这一期间也更加注重面向市场、市民的通俗读物，如《毛声山评点绣像金批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绣像评点封神榜全传》《千家诗》《龙文鞭影》等，这些都是很常见且市场里能常销的书籍.民国初期扫叶山房还创办《文艺杂志》和《织云杂志》，改用洋装铅印形式，虽刊物存世时间不是太长，但充分体现了传统书坊与时俱进、谋求新变的出版理念，杂志的内容也很能反映自身的特色，也可以说是该书坊图书出版的宣传刊物.“扫叶山房是较早进入上海彩衣街、棋盘街的，而这一带是中国国内许多书坊最早采用西方近代印刷术、转变为近代民营印刷出版企业的中心.因此，扫叶山房在光绪年间进入上海并较早采用先进印刷技术从事印刷出版业，表明它是中国第一批由旧式书坊转化为近代印刷出版企业的书坊之一.”［32］关于扫叶山房的企业制度人们似乎还关注不够，相关史料有待挖掘.

宣统元年（1909年）发行的《图画日报》上，有一个栏目名为“上海著名之商场”.自创刊以来，这个栏目仅刊登过两家出版机构的广告.一家为扫叶山房，一家便是商务印书馆.这两家出版机构可谓是当时上海民间出版文化之新旧两种潮流的代表.作为出版旧学之代表的扫叶山房，还在广告中表达了坚持旧学、保存国粹的文化理念与出版追求.［33］与自身相比，扫叶山房有调整，有变故，也有创新；但与合着时代脉搏大踏步前进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这样的先进文化企业相比，扫叶山房还是显得暮气略重，活力不够，前途不广.叶再生说它“五四运动后，业务渐衰，于1954年歇业”［34］.扫叶山房没能完全抓住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机遇，新教育变革带来的市场，或许也没有能在出版企业制度上做更为彻底的革故鼎新，因而逐步走向衰落.

通过以上的追溯和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897年创立的商务印书馆并不是荒野上突兀地长出的一棵橡树，它是在适合的土壤、适合的阳光下从一片茂密树林中生长并茁壮成长起来的.在当时的中国，尤其是上海，近代形态的印刷业和出版资本已经基本形成气候；尽管当时的新旧出版企业从产权制度说是方生未死，组织制度是新旧杂陈，管理制度则中西混用，但毕竟与完全传统的出版业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夏瑞芳等人面对的并非一片荒凉.无论在西式印刷技术的引进，还是出版经营体制的创建方面，他们都无缘做最初的开拓者.并且，在资金和技术设备方面，他们无法和外商经营的《申报》馆和有中国官商背景的同文书局匹敌.”［35］起步于小小印刷作坊的商务印书馆，在当时没有竞争优势可言，它是如何立足并获得巨大发展与进步，并成为民国时期首屈一指的出版界“冠军”的？我们认为除了人才、机遇，更重要的是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运用与日渐完善.它将晚清开启的新式书业企业制度从“初级阶段”，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创造了新的历史高度.关于商务印书馆的企业制度我们将另文进行专题研究.

注释：

［1］吴永贵：《中国出版史》（下册），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2］吴永贵：《中国出版史》（下册），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3］吴永贵：《中国出版史》（下册），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4］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59～62页.

［5］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编纂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年，第48页.

［6］关于墨海书馆的创立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晴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认为是1843年12月（见该书第183页）；潘建国的博士后报告《清代后期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晴小说》（未刊稿）（国家图书馆收藏）认为是1844年（见报告第1页）.

［7］胡国祥：《近代传教士出版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1～142页.

［8］胡国祥：《近代传教士出版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7～148页.

［9］胡国祥：《近代传教士出版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7～148页.

［10］虞和平：《中国现代化历程》（第一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8页.

［11］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8～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