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达恩顿书籍史研究的进路与方法

2015-03-28罗智国

华中传播研究 2015年1期

关键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大革命法国

罗智国

（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安徽芜湖，241002）

罗伯特·达恩顿书籍史研究的进路与方法

罗智国

（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安徽芜湖，241002）

内容提要：达恩顿的书籍史研究致力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分为四种进路：心态史和人类学的方法，出版和贸易的研究，下层知识分子的文坛生活，传播方式和公共舆论研究。他善于借鉴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包括人类学、知识社会学、传播社会学、后现代理论等，建构起书籍史的“循环交流”模型。其书籍史研究亦称为阅读史研究。

达恩顿书籍史方法论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1939— ）是普林斯顿大学欧洲史教授，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是书籍史方面的领军人物，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新文化史家之一.从1964年在牛津获得博士学位以来，毕生致力于18世纪法国书籍史研究，著作等身［1］、成就斐然.

2005年12月，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标志着达恩顿进入中国大陆学术界.在过去的十年（2005—2015）里，达恩顿的著作已有8种译成中文，有关达恩顿的论文在“中国知网”上也有10篇.这些文章对达恩顿的理解，已或多或少出现了偏差，如：“达恩顿几乎把全部的研究精力都投注到了整个档案库上.”［2］“吉尔茨的人类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是达恩顿史学的两个主要来源.”［3］“达恩顿的几本主要著作虽都是以书籍史标题，实际却是阅读史的研究.”［4］达恩顿认为，“目前对书籍印刷、运输、读者等层面的研究不如对书籍作者、发售者的研究那样细致，还有待于继续深入”［5］.

本文的思路，就是在通读达恩顿所有书籍史著作的基础上，理清其学术历程及主要的学术观点，并尝试总结其书籍史和新文化史研究中的方法论.中国的书籍史研究或许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的思想源头主要是启蒙运动［6］.1910年，莫尔内研究发现一些被后人视为杰作的经典著作在旧制度时期流行范围有限，于是他提出新问题——18世纪法国人都读什么［7］？达恩顿也由此入手，探讨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起源，换了一个问法：出版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是什么？或者干脆问：书籍引发革命了吗？

达恩顿提出“观念的社会史”（Thesocial history of ideas），即理解观念在旧制度下传播的历史，通过考察观念如何成为日常世界的一部分，重新诠释启蒙运动的新观念.在“观念的社会史”的总体框架下，达恩顿采取了以下几种不同的研究路径.

第一，对法国大革命前夕巴黎市民的态度和价值系统的研究.处女作是1968年版《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由1964年博士论文《法国大革命前夕激烈的宣传倾向》改写而成.这是他学习了法国年鉴学派“心态史”的路数，初次尝试做类似于心态史的研究工作.该书的研究目的：考察大革命前受过教育的法国人的心态，看看他们的世界在被大革命颠覆之前是什么样子的.开篇即说“在卢梭大革命前的作品中，《社会契约论》最不受欢迎”.当时公众对神秘事件、谣传和激烈的催眠术论战兴趣盎然，但对《社会契约论》一般不予理睬.催眠术对激进分子有两方面的吸引力：它是一个反对学术体制的武器，而这个学术体制阻碍或者说看起来会阻碍他们个人的发展；它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政治理论.对那些已对旧体制失去信仰的人来说，催眠术提供了一个新的信仰.而这一信仰标志着启蒙运动的终结、大革命的来临和19世纪的曙光［8］.年鉴学派的方法可简化为一个公式：以计算来衡量心态［9］.随着研究的展开，达恩顿经常运用这一方法，《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第一部分运用了鲜明的心态史学方法，梳理出1769年—1789年在法国流传的违禁文学作品总书目，用统计数字来证明18世纪法国的畅销书，从而找出宗教类、色情类、政治诽谤类最具代表性的三个文本.在研究知识分子时，统计18世纪法国总共有多少作家，他们的出生地、年龄段、职业特征乃至出身、性别是什么［10］.在研究18世纪巴黎传播方式和公共舆论时，他注意到歌曲和流言蜚语是最有效的两种传播方式，于是统计出那个时代到底存在多少歌曲，哪些歌曲是最流行的［11］.

1968年达恩顿开始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在此工作到2007年荣休），1970年吉尔茨从芝加哥大学来到普林斯顿，1972年开始两人合作开课.这门课原为心态史入门，慢慢演变成历史学与人类学专题研究.当时吉尔茨声誉如日中天，他所在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是人类学的圣地，学生见到吉尔茨会激动地吻他的手［12］.达恩顿不免受其影响，将文化史与人类学方法相结合.他最崇敬的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哈，在研究文艺复兴时也曾使用了人类学方法［13］.人类学方法对他的影响体现在《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这部论文集中，这部书探讨18世纪法国人的思维方式.书中第二章《工人暴动：圣塞佛伦街的屠猫记》重新解读了印刷工人孔塔的短文《印刷工趣事》.现代读者看来，印刷工人杀死老板娘的宠物这件事即便不让人反感，也实在没什么好笑的.工人觉得好笑是因为他们找到一个法子，可以当面掀翻其师父——这个资本家的桌子.他们采用激将法，用猫叫声鞭笞他，激他出面下达格杀令，然后利用这一场屠杀象征性地把他送上被告席受审，指控他经营印刷所的不公不义.他们还利用这场屠杀进行一次猎杀女巫的行动，这使得他们有借口杀他妻子的“跟班”，并且指桑骂槐说她本人就是女巫.最后，他们把大屠杀转化成闹新婚，借机吃她豆腐，同时挖苦她的丈夫“戴绿帽子”.这个资本家成为开玩笑的绝佳目标.他不只是成为他本人的受害人，而且他并不了解自己被整得多厉害.一群男人使得他妻子在象征意义上沦为受侵犯的对象，而且是最私密的一种侵犯，他却完全给蒙在鼓里.［14］《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由六篇论文构成，除了第二章《工人暴动：圣塞佛伦街的屠猫记》外，第三章《资产阶级梳理他的世界：城市即文本》也使用明显的文化人类学方法，通过游行列队的出场顺序分析这座25000人的城市里的上层阶级，他们循序渐进地根据头衔按照级别游过旁观者.

第二，对图书出版和书籍贸易的研究.以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简称STN）和巴黎的相关档案为基础，著有《启蒙运动的生意》《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等.

达恩顿的名字和STN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他在其中发现了无尽的宝藏.1963年他在牛津做博士论文时，偶然在一本瑞士出版的书中看到一个脚注，大革命时期的吉伦特派领袖布里索信件的原件可能还存世.于是他致信瑞士纳沙泰尔市立图书馆，问：“你们那儿有雅克·皮埃尔·布里索的什么信件吗？”馆长回信说：“是的，我们有布里索的119封信，这是其中一封的照片.”［15］1964年他获得牛津博士学位后，加盟《纽约时报》，同时母校哈佛大学给他一个研究职位，为期三年，除了研究不做别的.他这才有机会来到瑞士，亲睹纳沙泰尔市立图书馆保存的这119封信，还有从未有人使用过的18世纪STN的约五万封书信，涉及印刷商、造纸商、走私人、售书商、出版商、墨水商、制版商、银行家、撰稿人各色人等.更幸运的是，一位退休的化学家用自己一生中最后的岁月把这些信件整理得井井有条.达恩顿相信这批档案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独一无二.［16］他利用了11个夏天和3个冬天，时间跨越25年，埋头钻进STN档案之中，这是他一生取之不尽的“所罗门的宝藏”.最初他用这些档案写出一部布里索的传记，厚达500页，一直搁在抽屉里没有出版.

他看到《百科全书》这部大书的传记比布里索的传记更重要.1979年《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出版，此书证明了书商冒着商业风险而追逐禁书带来的丰厚利润，通过盗版和走私，促进了启蒙思想在欧洲大陆的传播.大革命以前，所有印刷商共印制了24000部《百科全书》，至少11500部运入法国.法国历史上第一位传媒大王庞库克当时并不认为《百科全书》是一部神圣的书或者是不可更易的经典.结论石破天惊：盗版商无意之中深化了启蒙运动！生意就是生意，即使它关乎启蒙.书商知道自己是启蒙运动的媒介，不过不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负有传播启蒙运动义务，而是因为他们做启蒙运动的生意.［17］这部书原著624页，在达恩顿所有著作中篇幅最大，是他当之无愧的代表作.

在追溯达恩顿学术历程时，有几点需要我们注意：一是达恩顿追寻《百科全书》从生产到消费过程的方方面面，从各个角度来研究图书市场.为什么选择《百科全书》呢？因为《百科全书》本身就是一座图书馆，早已被视为启蒙运动的化身［18］.二是在博士论文的摘要里提到STN档案，他并没有亲自去查，参考书目也未列入.博士论文揭示了科恩曼小组（Kornmann Group）为中心的激烈宣传与旧制度崩溃的关系，使用了激进小册子作家的传记的方法（Biographical approach），而不用计量史学［19］.首部著作《催眠术》在方法上更多倾向于英国的经验主义，而不是法国年鉴学派的方法.三是他的成功之道在于写普通大众和草根阶层如何传播启蒙思想，但最初还是从布里索这样的大人物入手的.布里索是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最重要的领袖（吉伦特派又称为布里索派），其地位如同辛亥革命时期的宋教仁.四是他最初写的两部书——《博士论文》和《布里索传》都未出版.《博士论文》改写成一部篇幅不大的《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改动很大，连主题都改了.这篇论文奠定了其学术地位，从此与法国大革命结下不解之缘，尽管那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开发工具.《布里索传》未出版，可在布里索身上大做文章.《地下文学》第二章《格拉布街的密探》，布里索这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派，曾在债台高筑、走投无路时去做警察的卧底线民！抑有进者，布里索这些人炮制报纸和小册子、海报和漫画、歌曲、谣言及毁谤作品，所有这些将个人争吵和派系斗争转变成了关乎法兰西命运的意识形态斗争.［20］《华盛顿的假牙：非典型的十八世纪指南》第七章《追求获利：卢梭主义在巴黎证券期货交易所》写布里索得到股票投机家的资助，用卢梭的理论和文笔，撰写一系列的金融事务方面的小册子，揭露财政大臣挪用国库参与投机、买空卖空，时间就在法国大革命前夜的1888年！股市丑闻成为大革命前十年中最大的八卦新闻之一，结果是政府的说法不再令人信服，执政者已丧失对舆论的控制力，整个政权在其臣民心目中显得失去正当性［21］.《华盛顿的假牙：非典型的十八世纪指南》第八章《不可告人的秘密：历史学家如何扮演上帝》是对布里索研究的总结和导读.达恩顿还与伏尔泰基金会合作于2001年为布里索编了一部书信集J.P.Brissot，His Careerand Correspondence，1779—1787.五是达恩顿以给《百科全书》立传而闻名，在人物研究方面，无疑是对布里索下的功夫最深，成果最多.时隔四十年，依然保持着对布里索的浓厚兴趣.达恩顿致力于18世纪的法国思想史研究，而布里索的生涯轨迹贯穿了18世纪所有最进步的事业，是从启蒙运动到法国大革命之间过渡的化身.

《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是利用STN档案做研究的第二部成果.该书由发表于1968—1977年间的五篇论文和一篇演讲稿构成.第一章写诽谤旧制度的淫秽文学.第二章写布里索.第三章写小册子作者勒塞纳神甫——格拉布街文人的典型代表，他曾经为《百科全书》做修改、增补、混编等工作.第四章写书商穆维兰.第五章写STN.第六章和《拉莫莱特之吻·文学史上被遗忘了的中间人》很相似，都是挖掘历史上不被注意的与书籍史有关系的小人物.万流归宗，这六章都指向旧制度的文化特征：一个将其最先进的哲学与其最低劣的色情作品相提并论的政权，是一个自我削弱的政权，一个自己制造地下社会的政权，一个鼓励哲学堕落为毁谤作品的政权［22］.

《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是利用STN档案做研究的第三部成果.首章《伪装的哲学》［23］标志着一种研究范式的成功转换，即从百科全书转向此前不为人所注意的地下文学，用“循环交流模型”构建了禁书的整个生产流程，这是达恩顿解释法国大革命思想起源的重大理论贡献.此前几部著作以出版商和书商为中心，本书侧重书本身，即书的鉴定、书的扩散、书的文本.方法是细读三部18世纪的文本：《开放的特丽萨》《2440年》《杜巴利伯爵夫人回忆录》.这部书或许是达氏著作中最具阅读快感的一部！他在重读《开放的特丽萨》时感到万分惊讶：情欲与哲学创造了理性男人的幸福.他凭兴趣拥抱情欲，他凭理性热爱哲学.他恍然大悟——原来18世纪法国人并未把色情小说、反教会小册子以及其他各种“哲学书”加以区别.《杜巴利伯爵夫人回忆录》名列畅销书之首，作者麦罗卜特擅长讲故事，主题逗人发笑，寓意令人震惊和愤怒，装订考究，卷首附有插图，脚注、附录、家谱、文件，一应俱全，具有一部严肃传记所应有的全部外貌特征.该书讲一个普通妓女变身为路易十五的首席情妇，既恢复了他的性能力，又把性病传染给他，导致他的死亡.当时人们相信接触国王的身体可以治愈恶疾，路易十五加冕之后17年里，已触摸过两千多病人.1738年起路易十五拒绝了触摸礼，自己切断了国王与臣民之间联系的道德纽带.巴黎街头风传路易十五阳痿时，就挑战了他合法性的宗教根基.［24］该书结论成为达恩顿的核心学术观点之一：违禁书攻击旧政权的合法性可能会削弱这个政权，但这样做不是为了推翻它［25］.大部分违禁书仅仅为了满足文学市场上对新闻和抽象思想禁果的渴望.政府把这些题目置于法律允许范围之外的同时，也像别人对待政府那样拒绝自我约束.由于迫使哲学沦入和色情文学一样的境地，旧统治集团招致了对自己毫无忌惮的攻击.因此，从形而上学到政治，政府在各方面都受到谴责［26］.或者归结为一句话：诽谤路易十五帮忙打倒了路易十六［27］.

第三，启蒙运动时期下层知识分子的文坛生活.他用社会史的方法去研究思想史，做的是非知识分子的思想史（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nonintellectuals）.社会史研究就是关注那些在历史中长期形成的结构性因素、各结构之间在交叉地段的互动以及传统的惯性如何适应创新和变化，也就是说，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做全面考察［28］.1750年前后，作家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的知识分子刚刚出现，写作还不是独立的事业，更不具有杰出的地位.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作家人数翻了一番.从人口统计学上看，这一变化值得关注.他的切入点是“格拉布街文人”的生活，以及警方对书刊的监控.这项研究成果有《屠猫记·警探整理他的档案》《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格拉布街的密探》《圣水中的魔鬼·格拉布街走向革命》《1789年的文学革命》等.实际上，格拉布街（Grub Street）在伦敦，即现在的弥尔顿街.伦敦格拉布街的居民缩写、翻译、编辑或撰写任何可以卖出去的文章，他们是用笔做苦力的人，正如当时一位作者所说，他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使阁楼上的作家与开矿的奴隶没什么两样［29］.巴黎格拉布街是潦倒文人聚居之地，他们是文学贱民.狄德罗和卢梭都曾混迹于此，还有不少人后来成为法国大革命中的著名领袖人物.

达恩顿档案依据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1748年—1753年由负责监督书商的警察艾梅里写的500页的调查报告.这5年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百科全书》、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狄德罗的《盲人书简》、布丰的《自然史》、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先后出版.他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描摹出作家的地位变迁：中世纪的时候，作家地位跟宫廷小丑差不多，仰人鼻息，居无定所.文艺复兴时期，写作被看作绅士们的一点儿雅兴.启蒙运动期间，作家们不过是上流社会沙龙里的点缀.而到了19世纪，作家则受人尊重甚至敬仰.［30］法国大革命赢得了出版自由，解散了书业公会，打破了文艺垄断，破坏了各种研究机构和沙龙，粉碎了宫廷的保护体系［31］.不少心怀不满的格拉布街知识分子被送上了断头台，大革命只保留了一个精神导师：卢梭！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文学革命，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崛起于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运动.

警察报告网罗了501位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分姓名、年龄、出生地、体貌特征、地址、纪事六栏，每月1号对每栏下的信息进行增补.法国文学年鉴记录当时法国作家总共1187人.［32］这些报告提到了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文人共和国的大部分主要人物.艾梅里对18世纪法国文坛的了解，是任何历史学家都无法望其项背的.这些人有10%至少有过一次被关进巴士底狱的案底.潦倒文人没有固定身份、没有恒产、没有家庭，和邻居不相往来，凭住址本身就能够把他们定位［33］.只有名流才会获得巨额稿费，6000银元付给《爱弥儿》，12万银元支付狄德罗为《百科全书》所花的20年的辛劳，这些只是特例.1780年代仅有1%的作家能够靠稿费生存.［34］在旧制度下要想出人头地就得攀龙附凤，坐上王室行政机构的位置或者成为王侯贵族的座上宾.众多小文人三餐不继窝在阁楼，被残酷的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艾梅里虽然看到了民怨沸腾，也意识到狄德罗这些人没有宗教信仰非常危险，但他没有辨别出自己身处启蒙运动的环境之中，也没觉察到启蒙运动是浩浩荡荡历史长河中的思想潮流.《百科全书》当时并没有成为当局的眼中钉，读者也没当它是启蒙运动的象征，它依然享受专制政府的合法保护.在旧制度下失意的格拉布街文人，像布里索等炮制小册子诽谤旧政权.大众阅读的就是这些小文人粗制滥造的不入流的作品而不是卢梭的《民约论》.达恩顿用这种方式解构［35］了启蒙运动.

第四，对传播方式和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即“民意”）的研究，考察革命前巴黎的新闻和媒体，系统地重建旧制度时期法国巴黎的传播系统.这个路径和第三个都依靠巴黎档案而非STN档案.旧制度下，巴黎警察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告密人网络，能够跟踪咖啡馆、小酒馆以及其他公共场所的议论.巴黎警察总监身处告密系统的核心位置，异常了解巴黎的街谈巷议.他每周呈送给国王和内务部长一份报告，政府通过这种报告密切注意着公共舆论的走向.达恩顿参照了传播社会学理论，而没有使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36］.从《畅销禁书·公众舆论》可以看到这个学术转向；《华盛顿的假牙·新闻在巴黎：早期资讯社会》［37］则初步构建起一个完整的旧制度时期的公共舆论体系.《诗歌与警察》（Poetry and Police）则将后面这篇论文扩展为一本专著.

1750年前后巴黎市民并不通过阅读报纸来获取新闻，今天刊载公共事务与名人消息的报纸当时并不允许存在.当时也没有电报、电话、收音机、电视和网络，其信息传播依靠咖啡馆、酒吧、公园、沙龙、书店、图书馆等场所，根据真人真事写成小说或诗歌，通过流言、歌谣、书信、版画、招贴画、图书、传单小册子、手抄报等，避过检察官在地下秘密流传.出版商把新闻汇集成《杜巴利伯爵夫人回忆录》《法国文坛史秘密回忆录》予以发行，成为地下出版界的畅销书.1774年路易十五死后，诽谤作品满足了法国国民窥探国王隐私的欲望.这些诽谤性秘闻耸人听闻，此后15年里强烈地吸引着法国读者.讲述的形式有时用书信，有时是英国间谍密报，或者是男仆亲眼目睹后写成的回忆录等.

18世纪巴黎最有效的两种传播方式是流言蜚语和歌曲.谱成曲调的诗歌有助于记忆，也有助于流传.在半文盲的社会里，歌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新闻报纸的作用.《诗歌与警察》从巴士底狱档案里的“十四人事件”入手，研究1749年传唱于巴黎街头的六首煽动性歌曲.歌词内容控诉路易十五在外交上背信弃义，和平时期征收苛捐杂税无视民间疾苦，宠爱下流妓女，与三姐妹的通奸与乱伦，权臣无能，宫廷腐化，等等.［38］歌词可以依据某个套路即兴创作，嘲笑的主题能够轻而易举地加进去，潦草地记在纸片上随身携带，通过记忆、朗诵、演唱、手抄等方式广为流传（比如前几年网友恶搞的“梨花体诗”）.在流传过程中，受众可以即兴删改，根据当时发生的热门新闻时事，把新词嫁接到旧调之上（比如儿歌《两只老虎跑得快》使用民国旧歌《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曲调），诗歌成为无意识的集体创作的产物.歌曲包含如此多的新闻和评论，完全可以视为一份能被吟唱的报纸.［39］诗歌的作者和传播者被警察和密探一一追捕，投入巴士底狱，警察留下的审讯报告有助于复原260年以前的信息传播渠道.达恩顿将史学家和警察进行了有趣的类比.［40］警察的任务是追根溯源去抓获造谣者，而达恩顿研究谣言怎样扩大，如何传递到公众那里，公众怎样反馈，等等.警察追捕的结果是永远找不到始作俑者，因为其制造者或许就出自凡尔赛宫廷内部.“一个恶俗的廷臣把这些声名狼藉的事迹写成押韵的两行诗，然后经仆从的手，逐步散布到街肆.从市场，到达文匠手中，又把诗传回给最初炮制它们的贵族，这些人一分钟不耽搁地传往凡尔赛宫.”［41］《诗歌与警察》的一个大胆创新之处在于闲言碎语并没有留下记录，不同于口述史学，也不同于人类学家做田野调查时用录音记录，他只能像侦探一样去追索蛛丝马迹、草蛇灰线，采集口耳相传的诽谤信息并加以深描.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了当时的海军大臣兼内务总管莫勒帕汇编的44卷、Clairambault汇编的58卷《行吟诗歌集》（chansonniers），其中保存有歌词和曲调，达恩顿请音乐人重新演奏、录音，并上传到网上，今天的读者可以聆听260年前的巴黎流行歌曲.另一个创新在于“以诗证史”，通过追踪六首1749年巴黎流传的歪诗是怎样宣读、记忆、修补、传唱、记录，由此重构了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巴黎的通讯网络，那是一个在万维网之前就已存在的信息社会.这个通讯网络能够提供给大众一些社会热门事件的评论，由此建立起关注公共事务的集体意识.

他的研究从书籍史扩展到了传播史，口头传播和印刷品传播在舆论的形成中具有同等的效力.由此，他把启蒙运动前后的禁书研究扩展到意识形态的表述与公共舆论的形成.旧制度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路易十五时已经民心向背，警察总长花钱收买也不能让群众为王后鼓掌欢呼.路易十六失民心而失天下，成为法国历史上唯一命丧断头台的国王.

为了纪念达恩顿的贡献，牛津大学伏尔泰基金会1998年出版了《达恩顿之争：18世纪的书籍与革命》（The Darnton Debate：Books and Revolu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2011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Charles Walton主编的Into Print：Limits and Legacies of Enlightenment：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Darnton.1999年达恩顿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

二

以上四种进路大体沿着达恩顿学术研究的四个发展阶段，它们之间有着各自独特的个性，但又相互关联.无论是百科全书、畅销禁书、地下文学还是街谈巷议，都是启蒙运动共同的组成部分.如果说启蒙运动导致旧制度的崩溃，那么那些现在已经湮灭无闻的地下文学比百科全书起的作用更胜一筹.达恩顿的“观念的社会史”，主要致力于探讨印刷品如何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前的普通民众，即法国大革命的下层文化根源.达恩顿不赞成对法国大革命进行阶级分析——资产阶级打倒贵族的斗争，他通过统计数字驳倒这一论题：法国大革命总共死亡17000人，法国半数省份加起来总共不到25人被公开执行死刑，另有六个省份一个死刑判决都没有.71%的死刑发生在内战波及的地区，上断头台的人当中有四分之三是造反闹事的，都是在手持凶器的情况下被逮捕的，他们当中有85%是平民.［42］

历史研究和理论指导之间有何关系呢？史学研究方法多而理论少，这些方法又借鉴自其他学科.达恩顿的文化史研究深受文化人类学影响，两者的交汇点是大众文化［43］.人类学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屠猫记》里面的两篇论文，其他论著并不多见，尽管偶尔会谈到历史研究中怎样理解象征、符号和文本的含义［44］.相比之下，心态史的方法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达恩顿的心态史学区别于法国同行，他对年鉴学派的评论是：数字只不过是历史学家本人制作出来的表征，诠释的结果可能因人而异，而且差异甚大.……有别于经济学家的物价级数、人口学的动态统计以及（更棘手的）社会史的职业类别，文化客体并不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而是他所研究的人们制造的.它们自行传递意义.它们需要的是有人加以解读，而不是计算.心态史虽然在15年前有过一飞冲天的态势，如今在法国似乎是动力难以为继.果真如此的话，原因或许在于过度仰赖文化的量化，同时低估了社会互动的象征要素［45］.作为历史学家，达恩顿善于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来分析旧制度下的文学界，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来分析路易十四在文化上的开明专制［46］.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在他的研究中具有指导作用.他说“社会科学那一套从来没有帮我解决过具体问题”［47］.在研究18世纪巴黎的公共舆论时，福柯和哈贝马斯不约而同提出公共舆论（民意）出现于18世纪，达恩顿在处理巴士底狱档案时，并未使用这些理论来解读档案［48］.

达恩顿没有通过历史研究构建宏大理论，他在理论方法上的贡献在于建立了书籍史研究的模型，并在他的论著里反复出现过［49］.这个模型把作者——出版商——印刷商——运输商——书商——读者——作者……作为一个环形的“循环交流模型”（Communicationcircuit）.它改变了“读者-反应”这样的直线发展模式，重视书籍生产流通过程中的每个阶段.作者、出版商、印刷商、书商、图书馆员、读者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以回应来自国家、教会、经济及各类社会团体的压力.作者的文本经常带有赞助保护、审查、敌意、竞争和收入需要的痕迹.但是，在付梓出版时，文本被排字、制版和操纵印刷机的工匠们塑造.出版社也通过集中商量决定市场策略、版式、插图、字型以及书的装潢设计，影响文本的意义.另外，书商作为文化经纪人的重要地位怎样评价都不过分.在书商的店铺——或摊位、或马车、或背囊——那里，供给真正满足需求，书真正到了读者手中.一位作者对读者、评论者以及周围社会的其他信息和灵感源做出反应［50］.达恩顿自云，图书史的写法并不都得符合这个模式，但这个模式的好处是，可以把本来互不相干的细节贯穿起来，成为一体［51］.从书籍史研究扩展为传播史研究后，他在《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中建立了另一个柜式传播模型：18世纪法国巴黎传播网络的“信息-传播网络”（Communication circuit，和图书史模型同名）［52］.这个网络不仅仅是出版和书籍，还有咖啡馆内进行的话语、沙龙里临时拼凑的诗歌、街头唱的民谣、墙头上贴的印刷品、暗地里流传的手抄报纸、偷偷出售的传单，与其他主题交织构成复杂的叙述.没有必要问某一特殊主题是首先出现于流言蜚语还是印刷品，因为主题源自不同地方并通过若干媒体和环境朝不同方向传播［53］.

达恩顿的图书史或者书籍史研究，与文献学研究不同，他全方位研究印刷行业的生产和流通，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变迁对图书的发展产生的影响［54］.更确切地说，他研究的是以印刷品为载体的社会和文化交流史［55］.那么，达恩顿的研究可否称为阅读史的研究呢？其代表作《启蒙运动的生意》里并没有阅读史，他敏锐地觉察到“《百科全书》太过庞大和多样，使我们无法了解它是如何影响读者的.”“《百科全书》的销售和阅读之间，存在着一条出版史无法架桥跨越的缝隙，因为，根本不可能知道读者的脑袋里在想什么.”“阅读内部的运行方式依然很神秘.”［56］五万封信几乎从不讨论读者的反应［57］.从读些什么到怎么阅读是极其困难的一大步［58］.

达恩顿被称为阅读史专家源于他的一段话：“阅读的概念乃是串连所有篇章的一贯之道，因为阅读一个仪式或一个城市，和阅读一则民间故事或一部哲学文本，并没有两样.”［59］以此作为达恩顿的书籍史研究其实就是阅读史的依据.达恩顿本人确实喜欢把书籍史称为阅读史，但这个说法只是转引而来［60］.他说：如果我们能弄明白人们是怎样阅读的，我们就能懂得他们是怎样理解世界的.在这样一个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同时满足了自己对意义的追求［61］.但是达恩顿的书籍史研究中，阅读史是最薄弱的.他屡次说过：在图书的循环周期中，阅读仍是最难研究的环节［62］.我们如何能知道十八世纪的读者们对它的解释呢？我们没有关于其看法的记录［63］.我们没有掌握人们如何从书里选择信息以及书如何从其他原始资料吸收合成素材方面的准确数据［64］.

达恩顿在阅读史研究上做了哪些尝试和努力呢？达恩顿阅读过一个仪式，如《大屠猫》；阅读过一个城市，如《资产阶级梳理他的世界：城市即文本》；阅读过民间故事，如《屠猫记·农夫说故事》；阅读过哲学文本，如畅销禁书中的《杜巴利伯爵夫人回忆录》；还在《华盛顿的假牙·新闻在巴黎》里阅读过油画、地图、漫画［65］.阅读史研究的6W——Who，When，Where，What，Why，How中，什么人读、读什么书、在哪里读和何时读，相对容易弄懂也有人做过研究，如金斯伯格《乳酪与虫子》.但是，为什么读和怎样读研究起来就困难多了.或许可以说，阅读史的对象并非过去的文本，而是文本上的眉批和按语.达恩顿成功的阅读史研究莫过于《屠猫记·读者对卢梭的反应》，档案根据是让·兰森写给STN创办人奥斯特沃的47封书信.兰森这个中产阶级小商人对卢梭的著作如醉如痴，向STN订购了两个版本的卢梭全集和一套12册的遗作.他像铁杆儿粉丝一样搜集卢梭的每一件轶事，搜集据传出自卢梭手笔而在他死后开始流传的颂词、小册子，乃至未出版的手稿纸片，甚至收集各式各样的谣传.兰森对卢梭家庭生活的细节了若指掌.卢梭要求读者把他当成神启真理先知的角色，他在书中指导读者如何阅读，通过阅读与读者建立心灵上的密切联系.兰森无论在做买卖、谈恋爱，还是结婚生子，处处以卢梭的指导打造他的生活.为纪念卢梭，他给儿子起名为“爱弥儿”，愈加证明了他对卢梭教育理念与人性观的信心.对兰森阅读史的研究使人明白：卢梭思想如何渗透到一个不起眼的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以及卢梭思想如何帮助他了解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爱、婚姻与亲职——这些乃是渺小人生的重大事件，也是法国各地的人生所赖以构成的原料［66］.

达恩顿为何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史学家？达恩顿这样说福柯：福柯一类的文学批评家早就用“话语”代替了“事实”，至于年鉴学派的那帮时髦历史学家早已经不再研究政治和事件，而要去关注结构和心态.心态史研究的是普通人的世界观和对事情的看法，而不是事件本身.他认为“新闻并不等于发生过的事情，而是记者根据发生过的事情写出来的故事.”“记者说出来的话往往是记者心里怎么想的，而不是当事人心里怎么想的.”“记者要讲的是自己，而不是被他采访的人，就像历史教授们评点其他教授，而不是讲历史.”“随着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进一步加强，记者们写东西时也更在乎圈里的同行怎么反应，而不是一般的读者怎么反应.”［67］达恩顿给新闻的新定义是——新闻是一种由特定媒体传递的叙事［68］.如果我们想象书籍的叙述手法和新闻的叙述手法之间存在着太大的差异，我们可能会犯了理解错误［69］.

三

达恩顿擅长以清晰流畅、口语化而又生动具体的方式来写作.1964年—1965年担任《纽约时报》记者时，他写的每篇报道都要按照十二岁的小女孩的阅读水平来写.他还不时反问读者：为什么历史不该跟命案一样有趣呢？除了书评外，达恩顿还撰写影视评论，对“戏说历史”大加鞭挞，认为最烂的历史写作莫过于那些用历史作题材的电视剧［70］，用其专业知识帮助大众对历史有精准的理解.《华盛顿的假牙》设想的阅读对象就是普通读者，避免专业史家用博学的高墙把普通大众隔开.写拉法耶特，“几乎没留下什么东西来表明他本人的催眠术思想.因为他不是作家或演说家，而是跨在战马上或站在露台上面对革命群众、以这种方式步入历史的那种人”［71］.

达恩顿选择的论文题目都别出心裁，独具匠心.《屠猫记》《华盛顿的假牙》《拉莫莱特之吻》《不可告人的秘密：历史学家如何扮演上帝》《诗歌与警察》《圣水中的魔鬼》等，只看选题就不可能与别人重复.他的很多结论也出人意料：八卦新闻击垮了专制政权！伏尔泰说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他说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文学革命，大革命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重写莫里哀！信息社会在18世纪的巴黎就已经存在！《启蒙运动的生意》荣获美国历史学会1979年度LeoGershoy奖.《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荣获1995年度全国图书评论界奖.达恩顿严谨但又优美的历史著作登上了美国畅销书的排行榜.

达恩顿的著作，靠丰富的想象力把看似无关的史料连接在一起.STN在印刷《百科全书》时，印刷工人马虎地将油墨粘在手上，因此不小心在纸页上留下一枚清晰的指纹.工资簿上留下的签名叫“巧手”［72］，达恩顿追踪这个寂寂无名的小人物，从而揭示印刷工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不灭的印记，等待历史学家去挖掘这些不为人知的侧面.在《诗歌与警察》里，达恩顿梳理“十四人事件”中因传播歪诗而被关进巴士底狱的十四人，但真正的罪魁祸首却是在宫廷内争中被放逐的首席大臣莫勒帕，为了泄愤而制造歪诗并汇编成册保存至今.巴士底狱里的文字狱受害者，结局凄惨却不明白何罪之有！［73］历史学家在此为他们一洗260年前所受的冤屈！

达恩顿的学术生涯幸运之处，在于他常常每年有一半时间待在普林斯顿，一半时间待在牛津大学.在古登堡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的两个世纪，因为有拉丁文，出版成为国际性的事业［74］.对达恩顿而言，学术成了一桩国际性的事业，他有一种国际化的文人共和国的公民身份.他毕生致力于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运动研究，因而欣赏伏尔泰的文人共和国，支持欧洲使用统一货币，赞成世界主义而谴责由法国大革命产生的民族主义.

达恩顿的妻子为哈佛的本科同学Susan Lee Glover，他们育有三个孩子：Nicholas，Catherine，Margaret.达恩顿的著作，曾分赠给家人与朋友，其学术成就凝结着浓郁的亲情之爱.

注释：

［1］达恩顿的著作主要有：Trends in Radical Propaganda on the Era of French Revolution（1964）；Mesmerism and the End of the Enlightenment（1968）；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edia（1979）；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1982）；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1984）；What was Revolutionary about the French Revolution（1989）；The Kiss of Lamourette：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1990）；Berlin Journal（1991）；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1995）；George Washington’s False Teeth：An Unconventional Guide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2003）；The Case for Books：Past，Present and Future（2009）；Poetry and Police：Communication Networks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2010）；The Devil in the Holy Water or the Art of Slander from Louis ⅪⅤ to Napoleon（2010）等.

［2］庞冠群：《自下而上：罗伯特·达恩顿的法国启蒙运动研究》，《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94页.

［3］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5页.

［4］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史林》2007年第5期，第155页.

［5］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6］［美］伯恩斯、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三卷，罗经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6页.

［7］［法］达尼埃尔·莫尔内：《法国革命的思想起源1715—1787》，黄艳红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

［8］［美］达恩顿：《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周小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4～165页.

［9］［美］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83页.

［10］Darnton，“The Literary Revolution of1789”，Studies in Eighteenth Century，Vol.21，1992，pp.3～10.Darnton，What was Revolutionary about the French Revolution，Texas：Markham Press Fund，1989，pp.22～27.

［11］［美］罗伯·丹屯：《华盛顿的假牙：非典型的十八世纪》，杨孝敏译，台北：博雅书屋有限公司，2011年，第93页.Darnton，Poetry and Police：Communication Networks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97.

［12］梁治平：《学人社会》，《读书》2002年第3期，第107页.

［13］［英］帕拉蕾斯-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7页.

［14］［美］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06页.

［15］［英］帕拉蕾斯-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06页.

［16］［美］达恩顿：《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郑国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8，59页.《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82，231页.

［17］［美］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叶桐、顾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36，46，130，25，518页.

［18］［美］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叶桐、顾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52，245页.

［19］Robert Choate Darnton，Trends in Radical Propaganda on the Eraof French Revolution（1782-1788），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of Oxford University，1964.

［20］［美］达恩顿：《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刘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1页.

［21］［美］罗伯·丹屯：《华盛顿的假牙：非典型的十八世纪》，杨孝敏译，台北：博雅书屋有限公司，2011年，第190页.

［22］［美］达恩顿：《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刘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8页.

［23］Darnton，“Philosophy under the Cloak，”Darnton and Daniel Roche（eds.），Revolution in Print：the Press in France1775-180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p.27～49.

［24］［美］达恩顿：《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郑国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8页.

［25］［美］达恩顿：《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郑国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6页.

［26］［美］达恩顿：《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郑国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8页.

［27］［美］达恩顿：《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郑国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40页.

［28］［美］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0页.

［29］［美］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46～47页.

［30］［美］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3页.

［31］Darnton，“The Literary Revolution of1789”，Studies in Eighteenth Century，Vol.21，1992，p.19.Darnton，What was Revolutionary about the French Revolution，Texas：Markham Press Fund，1989，p.39.

［32］［美］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58页.

［33］［美］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74页.

［34］Darnton，“The Literary Revolution of1789”，Studies in Eighteenth Century，Vol.21，1992，p.6.Darnton，What was Revolutionary about the French Revolution，Texas：Markham Press Fund，1989，p.23.

［35］达恩顿对“解构”的定义是：把成形的东西拆开，根本就不承认有什么统一的东西.参见［美］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8页.

［36］［美］罗伯·丹屯：《华盛顿的假牙：非典型的十八世纪》，杨孝敏译，台北：博雅书屋有限公司，2011年，第89页.

［37］Darnton，An Early Information Society：News and the Media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5， No.1（Feb.2000），pp.1～35.

［38］Darnton，Poetry and Police：Communication Networks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68，pp.104～105.

［39］［美］罗伯·丹屯：《华盛顿的假牙：非典型的十八世纪》，杨孝敏译，台北：博雅书屋有限公司，2011年，第91页.

［40］Darnton，Poetry and Police：Communication Networks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142.

［41］［美］罗伯·丹屯：《华盛顿的假牙：非典型的十八世纪》，杨孝敏译，台北：博雅书屋有限公司，2011年，第63页.Darnton，Poetry and Police：Communication Networks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28.［美］达恩顿：《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刘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1页.

［42］［美］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页. Darnton，What was Revolutionary about the French Revolution，Texas：Markham Press Fund，1989，p.14.

［43］［美］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8页.

［44］［美］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2页.

［45］［美］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83页.

［46］Darnton，“The Literary Revolution of1789”，Studies in Eighteenth Century，Vol.21，1992，p.22，p.24.Darnton，What was Revolutionary about the French Revolution，Texas：Markham Press Fund，1989，p.42，p.44.

［47］［美］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9页.

［48］Darnton，Poetry and Police：Communication Networks in Eighteenth-Century Paris，MA：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13～14.

［49］最早发表Robert Darnton，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Daedalus，Vol.111，No.3，Summer，1982，p.68.收录于《拉莫莱特之吻》，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0页.复载于《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郑国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4页，以及《阅读的未来》，熊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185页.

［50］［美］达恩顿：《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郑国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5页.

［51］黄敏兰：《罗伯特·达恩顿的书籍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第130～131页.

［52］［美］达恩顿：《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郑国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0页.该模型重现于《华盛顿的假牙：非典型的十八世纪》，杨孝敏译，台北：博雅书屋有限公司，2011年，第60页.

［53］［美］达恩顿：《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郑国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1页.

［54］［美］达恩顿：《阅读的未来》，熊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143页.

［55］［美］达恩顿：《阅读的未来》，熊祥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179页.

［56］［美］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叶桐、顾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527，311页.

［57］［美］达恩顿：《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郑国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1页.

［58］［美］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38页.

［59］［美］达恩顿：《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吕健忠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序，第3页.

［60］［英］帕拉蕾斯-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95页.张仲民把阅读史等同于书籍史，达恩顿于是成为阅读史专家.参见张仲民：《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0页.

［61］［美］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