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国忠 黄金旺

精神疾病对患者而言是一个绝对的悲剧，对社会而言又是一个潜在的隐患，对于精神病人的监管和救治，监护人的责任当然无可替代，但政府应兜底，列入财政预算，家庭、社会齐抓共管、共同防控。

精神病患者的侵害对象具有不确定性，犯罪行为具有突发性和无目的性，防不胜防，只有政府、公安、民政、卫生、社区等部门加强合作，共同对所有精神病患者进行救治、帮扶和管理，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精神病患者对他人及社会的危害，切实保障社会公共安全。

政府该怎样有效兜底？

精神疾病不像一般的病症，对患者而言是一个绝对的悲剧，对社会而言又是一个潜在的隐患，非常需要政府部门进行有效兜底。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脑科医院精神二科主任、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委员谢世平认为，对于精神病人的监管和救治，监护人的责任当然无可替代，但政府应兜底，列入财政预算，家庭、社会齐抓共管、共同防控。

多名业内人士和专家认为，政府应该在康复机构、医生培养上，制订更为完善的规划，加大公共财政在这方面的投入。对于那些精神病人的不幸家庭，应启动相应救助帮扶机制，例如将精神病人的治疗纳入城市“低保”或农村大病救助制度，并逐步放开精神病患者免费治疗范围，提高医保报销比例和药品报销范围。因为一旦家庭紧绷了多年的神经崩溃，受到伤害的，依然是这个社会。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邓州市中医院院长唐祖宣则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精神病人的治疗和管理，对无收入、无住所、无法定监护人的“三无”流浪精神病人应由民政部门管理。“因为生存是第一位的，有了生存的可能，才会有治疗和康复的需求，民政部门应着力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唐祖宣说：“政府应加大对收养院的财政投入，使民政部门有能力增强对‘三无’病人的收养能力。”

为了农村的长治久安，在加强和完善精神病患者救助工作方面，陕西省永寿县可以说比较典型。

2014年4月29日，陕西永寿县公安局起草“关于全县精神障碍患者情况”的汇报呈送给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县领导阅示后，责成县财政局、县公安局等部门拿出对策。很快，永寿县政府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行为预防管控救助工作实施方案》。该方案明确要求由县公安局牵头，由县财政拿出57万元专项救助资金，加大对精神病人的救助。

永寿县对农村精神病患者的救助，先由公安民警入村走访介绍救助政策，然后由患者家属自愿提出申请，之后由镇政府开出证明，民警再入户核查，之后公安、医院等部门配合，由家属和民警一起，将摸排出的高风险精神病人送到礼泉县精神病医院治疗。

永寿县公安局局长李军说，患者家庭普遍贫困，哪里负担得起治疗费用呢？治疗中的医药费、住院费全都由政府支付。为防止有的家庭因不愿意付出日常生活费而放弃治疗的情况发生，住院时的生活费也由政府全包了。

政府的兜底，应该建立在对精神病人科学有效的监控之上。根据1993年全国精神疾病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我国15岁以上人口的精神疾患患病率为13.47‰，其中精神分裂症为主的重症精神疾病的患病率为9.66‰。据专家介绍，由于重性精神疾病的发病与遗传等生物学因素关系比较密切，在人群中存在一定的数量。如果不能及时发现患者并进行有效治疗和管理，10%的重性精神疾患可能出现肇祸、肇事的行为。

谢世平说：“虽然《精神卫生法》明确要对严重精神障碍实行发病报告制度，但如何落到实处，许多细则还需要进一步落实。”

2013年9月2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管理办法（试行）》，对精神分裂症等6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已发生危害他人安全行为或有危害他人安全危险的，应实行发病报告，以最大限度减少此类患者对他人及社会的危害。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罗殿龙表示，应建立由政府相关部门、社区、病人家属三方面合作的联动监管模式，由公安、卫生、民政、司法、财政等政府职能部门以及残联等，组织建立各级精神病人监管委员会，以公安机关为主导，各成员单位协调配合，按职责分工，履行管理、处置、医疗、救助、保障等工作。罗殿龙还建议，由街道、社区居（村）委会、病人家属负责对重性精神病人进行动态监控，及时向公安、医院等部门反映监控情况，并建立重性疾病信息报告制度。

加强康复体系建设也是政府兜底的一项重要工作。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理卫生科教授孙华建议建立完善的精神疾病社区康复机构，可以考虑在社区设立专门的精神疾病康复机构，或者在社区医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立精神疾病康复科室，并配备掌握专业技术的医务人员。“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社区服务康复是国外普遍采取的做法，国内也有几个试点，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孙华介绍，在国外，精神疾病患者出院后，医院会将患者完整的档案、治疗的建议，汇交到社区，社区也有一套完整的机构和康复流程，由社区医疗服务人员跟家庭配合，不断地跟踪、观察、治疗，促进患者的康复。“这样就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治疗链，方便患者就诊，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因治疗中断而导致的复发。同时也减少了精神病患者家属的负担，并能缓解精神疾病‘出院难’的问题。”

“中途宿舍”是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探索精神残障人员回归社会的一种尝试。“中途宿舍”是精神病患者在医院与家庭之间的中间站，入住“中途宿舍”的，是可以康复出院但家庭还没有做好接纳准备的康复者。

2009年9月，在意大利“爱心与服务协会”的资助和北大六院的指导下，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引进了意大利特兰托市让精神康复者回归社区的经验，建立了北京首家社区居住式康复机构玫瑰园。

这个合作项目虽然在2012年结束，但是，在区卫生局、残联的支持下，医院决定将这个全新的模式延续下来，探索本土化的社区康复模式。

到2013年10月，该院开办了10个中途宿舍，分散在海淀的社区和村庄，共入住70多位康复者。虽然这个数字还比较小，但院长王诚认为这种人性化的康复模式是中国精神病治疗康复的方向。

王诚说，在传统的封闭模式中，治疗是主角，康复是配角，而这种新模式的目的是帮助患者恢复生活能力，树立信心，并最终回归社会。

据介绍，一般中途宿舍里有五六名患者，一两名护工，一名护士，医生每周上门服务一次，还会不定期组织康复者下饭馆，逛公园。“舍员”还可自愿选择在康复园开辟和开办的菜园、超市、手工制作室等处参加康复性劳动训练，并根据工作量获得补助。

用院长王诚的话说，康复者在中途宿舍可以一面享受自由生活的乐趣，一面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小澄的经历印证了王院长的观点。

“你看我现在很爱说话，可刚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会做……”起初入住康复园的时候，小澄沉默寡言，对陌生的环境感觉不适。但这种感觉很快被充实的生活冲淡了。

小澄做过超市收银员，现在负责买菜等事务。她已经搬过几次“家”，但不是因为挑剔，而是她的康复情况足以让她到其他地方帮助照看新入住的康复者。

说话的时候，小澄满脸笑容，滔滔不绝，但被问及父母是否经常来看望她时，她的脸色掠过一丝暗淡。

王诚说，许多家属不愿接康复者回家，甚至探望也很少，其中原因多种多样，但社会需要改变把责任都推到监护人身上的传统观念，毕竟精神病患者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负担过于沉重。

“社会照顾最终代替监护人，这才是社区康复模式的最终意义所在”，王诚说。

王诚承认，自己医院的尝试，还只是前奏。“一个机构这样做不行，我们需要更多的参与者”。

也有专家指出，政府兜底还是要落实到医院、医生和护士身上。现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提高精神卫生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留住和吸引专业人才。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疾控处副处长卢贵基说：“人才是一个重大难题，很多社区医院没有配备精神疾病方面的专业人员，而普通的全科医生普遍缺乏精神卫生方面的知识，这给精神疾病社会康复体系的建立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卢贵基建议提高精神卫生从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加强人员培训工作，防止人才流失。国务院参事、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马力说，应提高精神病院医护人员的地位，给予特殊岗位津贴，以鼓励和吸引更多专业人才从事精神卫生事业。

家人和社会该怎样多些关爱？

“精神病和其他疾病一样，只是病而已。”南京市青龙山精神病院副院长明爱英说。他们做过一个调查，仅1.6%的病人每个月都有家人来探视，主要是父母来看望子女，“我们这里，有好几位80多岁的老母亲，坐两个小时的公交车来看60多岁的儿子。相反，子女来看父母的，寥寥无几。”

虽说不能根治，但一般的精神病患者经过一段时间的住院治疗，能基本恢复正常，可出院与正常人一样生活，甚至正常工作，实现与健康人一样的人生价值。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纳什，就是一名严重精神分裂症患者。

明爱英说，只要接受过治疗，再定期服药，精神病人是不会攻击他人的。接触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康复非常有益，特别是家人和社会的关爱，可大大缩短病人治疗的时间。

40多岁的敏珍（化名）曾三次发病住院，现在她是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的志愿者。

刚生病时，敏珍的邻居说，“这丫头算完了。”如今，大爷大妈们都说，“这丫头可好了。”

敏珍承认自己生病的时候“不知道笑是什么”，但她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把快乐情绪传递给别人”。

连敏珍的丈夫都好奇，是什么让她有如此改变。其实，这个好男人就是答案的一部分。他在敏珍生病后，选择与她破镜重圆。家庭幸福是病人康复的一剂良药，这是敏珍最大的感受。

从被惋叹的患者，到被赞叹的志愿者，敏珍证明了精神病患者不仅可以摆脱“丑恶的名声”，还理所当然能够回归社会、过上正常生活。但关键前提是，家庭和社会需要包容他们、接受他们。

我们应该达成这样一种共识：一个人被诊断患有某种精神障碍，就如同被查出生了某种身体疾病一样，只意味着生命的伤痛、健康的受损，而不是个人或家庭的耻辱，应该去除对精神病患者及其家人的偏见和歧视，给他们更多关爱。

精神病人的救治工作需要社会组织、民间资源的积极参与。

近年来，河南省一些民间慈善组织开始积极致力于精神病人的救治工作。例如河南省漯河市慈善总会牵头联合精神病医院、民政部门、卫生部门等单位开始逐步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免费帮扶治疗，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2010年，漯河市慈善总会一改精神病救助单纯由残联和民政部门负责的模式，主动牵头，联合精神病医院、民政部门和慈善机构三方为精神病患者搭建一个免费救助的平台。精神病患者所有治疗费用由慈善组织、精神病医院和社会医疗保险共同承担。根据漯河市慈善总会和承担救治医院签署的合作协议，精神病人入院治疗的费用除新农合和城镇医疗报销外，其余所有费用以及病人入院期间的所有生活费用均由医院承担。

根据漯河市慈善总会副会长李兴军介绍，目前慈善救助人数逐年递增，从立项之初一年救助234人，到2013年8月，共救助600人，从项目设立开始已经累计救助精神病患者1800余人，其中76%的病人临床痊愈出院，24%的病人好转出院。

漯河市临颍县村民梁某15年前患病，时常冲动打人，由于家庭困难，家人不得不放弃对梁某的治疗。由于其频繁伤人，无奈之下，家人只能将其用铁链锁在自家后院，这一锁就是8年。在漯河市慈善总会的一次下乡走访中，梁某被带回医院，经过两次的免费救助以后，现在梁某已经基本恢复神智，并能与人进行简单的交流。

李兴军表示，经过救助治愈的精神病人有的可以外出打工赚钱，有的可以在家务农，基本上都能够生活自理，给家人和社会减轻了不少负担。

此外，专家认为，政府应该出台相应政策，引导社会资源进入精神病救助领域，扩大覆盖范围，让更多“有肇事肇祸行为及危险”的精神病人能够得到及时救治。

我们该怎样减少发病的社会诱因？

精神疾病有近400种，发病机理很复杂，目前发现的就有3000多种原因，其中有的是遗传因素，有的是后天外界刺激。相关资料显示，个性与心理社会因素占精神病发病原因的25%。部分分裂症病人有特殊的个性，如孤僻、少言、怕羞、敏感、沉溺于幻想等，这种个性偏离正常者称分裂型人格障碍，更容易罹患精神病。

在美国纽约附近的社区调查发现，分裂症患病率在低社会阶层为高阶层的9倍。我国12个地区的相关调查发现，分裂症患病率在经济水平低的人群为1.016%，明显高于经济水平高的人群0.475%，专家分析，这可能与物质生活差、心理负担重和心理社会应激多有关。北京市西城检察院自2009年12月26日至2013年6月25日3年多时间中，共受理采取暴力方式犯罪的精神病人案件20件20人，其中85%为男性无业者。

前文提及的江苏省东台市富安镇精神病患者孙某，32岁，是独子，小时候学习成绩很好，曾是村里的佼佼者，还上过大专。后来因感情受挫，一直未成家。以前被人骗去做过一段时间的传销，回家后又被人忽悠炒股，亏得不轻，然后就变得不对劲，时而发病。事发当天上午，孙某从外面回家后，父母让他吃药，他不吃，还拿匕首出来晃晃，扬言要捅他母亲，他母亲吓得只好偷偷打电话请求精神病院来收治。而医生到来后，劝他吃药，并准备收治他时，他突然发病，导致了死伤事故发生。

江苏省滨海县的臧必君，自1996年结婚以来，夫妇二人几乎一直在外打工。有了孩子后，臧必君想多挣些钱，为了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他琢磨着去做点生意，有时还赌点钱。大约三四年前，他瞒着妻子朱霞去和一个老板做生意，然而就是这次生意失败，特别是被骗的经历，让他的性情大变，越发地内向和暴躁。朱霞记得，当时他和老板、工友的关系都不太融洽，并时常觉得有人要害他。一次，他跑到派出所寻求保护，告诉民警说有人要杀死他。当时民警联系了朱霞，经医院检查，他被确诊患精神分裂症。

江苏省海门市常乐镇的施洪卫的发病则是受到了感情的挫折造成的。他在参加工作两三年后，结交了一个女朋友，问家里要3万元彩礼钱，但家里筹不出这么多钱，结果女孩跟别人跑了，还把对方带到他面前，施洪卫受到巨大刺激，精神失常。

……

在社会环境和个人心理因素的双重影响下，我国精神疾病患者不断增加，精神病人肇事案件屡见不鲜。要减少精神病患者，就要从社会环境和个人心理因素等方面控制和减少精神病发病诱因，不要给他人造成过大的精神刺激和压力，帮助人们化解精神压力。一旦发现不良苗头，及时进行疏导，避免发病。北京西城区检察院建议，社区应建立心理咨询室，对部分精神病人或者长期思想负担过重、负面情绪无法宣泄造成精神失常者进行及时心理咨询，疏导情绪、舒缓精神。

此外，相关部门还要通过开展宣传活动，普及精神卫生知识。自1992年起，每年的10月10日被确定为世界精神卫生日。为此，相关部门要通过节日时机和平时的一些活动，组织心理专家开展讲座、义诊等活动，解答群众关于精神健康方面的各种疑问，向群众普及精神卫生知识，让群众注意精神卫生，减少和排除精神病发病诱因。

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一座孤岛。对于精神病人的关怀，不仅是对个体的恩惠，也符合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只有让恐惧社会的精神病人消除恐惧，他们才不会让这个社会充满恐惧。为了社会的安全和群众的幸福，必须让所有的精神病人都得到妥善的救助。

相关链接：关于精神疾病救治及强制医疗的法律规定

中国第一部精神卫生法2013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法确定了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被认为是“被精神病”事件发生的终结者。

该法明确指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同时，精神障碍的患者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

该法在确定住院治疗自愿原则的同时规定了两种例外情况，一是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二是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这也是为了确保精神障碍患者不会对自己以及他人造成伤害。

精神卫生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心理咨询师只能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不得从事心理治疗和精神障碍的诊断和治疗，更没有“开药权”。

这部法律还明确规定确保贫困的精神障碍患者得到及时救治。该法规定，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医疗机构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而且，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费用按照国家有关社会保险的规定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精神障碍患者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后仍有困难，或者不能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的，民政部门应当优先给予医疗救助。

关于强制医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强制医疗的决定机关为人民法院，执行机关为公安机关。具体而言，人民法院负责强制医疗决定书的作出，公安机关负责强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