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黎语地名的文化解析

2015-03-27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 2015年3期

(琼州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海南三亚572022)

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认知活动对地理空间分类的符号表达。地名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受到了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的普遍重视。“地名比较稳定，保持久远，是独特的历史文献，为我们研究历史文化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可称为文化化石。”［1］因此，探析黎语地名不失为解读三亚文化、黎族文化的独特角度。

一、三亚黎语地名概况及分类

(一)三亚黎语地名概况

笔者以三亚市民政局2009年2月印制的《三亚市镇(区)建制村(社区)名录》(下文称《名录》)与2010年10月出版的《海南省政区标准地名图集》①国家测绘局海南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编制《海南省政区标准地名图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10 版。(下文称《图集》)为主要的语料来源，其中“田独镇”于2011年1月10日正式更名为吉阳镇。为能更好地了解古今黎语地名，将适当以清代《崖州志》地名作为参考。清代《崖州志》卷十三“黎防志”所记黎族“村峒”甚多，当然“崖州”所管辖范围远大于现在的三亚市，“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升崖州为之直隶州，领万县、陵水、昌化、感恩四县”［2］14。

读《图集》或其他文献，我们都要注意三亚黎语地名存在两个语言系统，一当是黎语，虽用汉语记录但只能用黎语才能解释清楚的地名，例如天涯镇文门神庭村，若认为此地乃神之庭院那就错得离谱，黎语神庭称［tshi:n1thi:ȵ1］②从2011年1月至2014年8月，笔者对三亚市地名进行调查。三亚黎族操哈方言者居多，但哈方言亦存在内部差异，本文所记黎语地名皆为调查点当地黎族居民的称呼。意思是石头答应。当地老百姓说山上有块石头，人在山中喊石头会有答应的回声，神庭为音译，在解读三亚黎语地名时不能望文生义。

二是汉语与黎语并存的地名。如育才镇雅林村有7 个自然村18 个村民小组，名字如红岛、红光、前进、红旗、红庄、东风、上游、大道、红卫、红星等，这些地名大都在1966年拟制，而文革后，更改的地名仍被保留下来，但当地黎族百姓以及周围村庄的人仍习惯称其黎语地名，比如回答去哪的提问，往往说去［bau3khɯ:ŋ2thau3］大榕树村、［bau3ta2teɯ1］上田村等等。再如崖城镇凤岭三公里等村，“三公里村”的名称是因为崖城镇盐灶村汉族村民经常到此地贩盐及其他货物，两村距离大概三公里而得名，但黎族人将三公里、扫梳、太策等村统称为［bau3ra:p7］，相邻的三更村称为［bau3rei7］，在《崖州志》里记为“抱腊”“抱雷”［2］252村还能读到其地名的黎语音译，而现有“三公里”“扫梳”“太策”“三更”等多以汉语解释，大有淹没黎语地名意义的势头。再如面向千万游客，站立三亚步行街头的旅游电子导读系统在讲述三亚地理位置中用到的“东龙西凤”的宣传语，东边“亚龙”西边“凤凰”已经完全按汉语来解释黎语地名，这应引起民族文化保护者的重视。

若将三亚市乡镇(街道办)、建制村、社区、自然村、村民小组、居民小组的所有名称相加将得到1955 条数据，笔者粗略统计属于黎语地名可达1202 条，占61.5%。但细查《名录》，可看到海罗村委会辖律离村、抱泵村、白墓村等5 个自然村，有海罗村一小组、海罗村二小组等共计8 个村民小组，在《名录》中除了数字序列的不同，其他没有多少变化，而《图集》仅一处标有“海罗”，因此《图集》上现有的三亚市行政区划名称要远远少于《名录》，当然这是因为《名录》与《图集》印制目的、标准、规格的不同所导致的。即使如此，《图集》上三亚行政区划名称中的黎语地名也达到半数以上，若再加上自然地理实体地名中的黎语地名还将更多。

(二)三亚黎语地名的分类

地名命名不是随意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理据。一个民族最初给其居住地命名时，总是有意或无意地遵循着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命名规则，即在命名时倾向选取他们身边熟悉的事物或者选择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作为命名的理据，黎语地名也不例外，大致归类如下:

1.嵌入动、植物名称的黎语地名

鹿回头岭、鹿回头村，应是三亚市最著名的因动物而得到的黎语地名。因为动人的传说而频繁出现在各种文献中，如《崖州志》卷二“舆地二”山类记有“鹿回头岭，城东一百三十里，高三十丈。”［2］40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三亚市资料本》里就记有5 个关于“鹿回头”的故事①《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三亚资料本》是由三亚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1988年3月编印的内部资料，收录关于“鹿回头”的作品共计5 篇，编入“神话传说”的“地方风物篇”，分别是:《鹿回头》(崖城南山村道公苏亚强讲述)、《鹿回头的传说》(河东鹿回头村农民黎成铭讲述)、《鹿回头岭的由来》(河东鹿回头村农民黎德利讲述)、《鹿回头村的由来》(河东下洋田村农民周运贵讲述)、《鹿回头岭“雷打石”》(三亚机场谢县仁讲述)等5 篇作品，其中前4 篇是黎族故事，后一则为汉族故事;在4 篇黎族故事中，篇幅最长，内容丰富，叙事婉转生动的当属第一篇作品《鹿回头》，道公苏亚强时年85 岁，从中可知三亚名胜鹿回头名称就是因动物鹿而来。。先不论黎语读音［bau3ra1thou3］鹿回头村的内容是否与“鹿回头”是否对等，先只看以鹿命名的地名就不仅仅“鹿回头”，另有吉阳镇大茅上鹿村黎语呼为［bau3ta2ro:i3］，［ro:i3］为鹿之意，还有在大茅三浓水库附近还有鹿田岭。除了鹿，还有鹿属的黄麖［lo:i1］，《崖州志》卷二“舆地志二”山类中记:“黄麖岭，城东九十里，高百余丈，周围百里。为抱寨、大烟、打堡、汤他诸黎所环居。”［2］39现在凤凰镇槟榔黄猄村、崖城镇海棠村三小组叫［bau3ta2lo:i1］也因黄麖多而时常窜到村中而得名。

此外《崖州志》卷二“舆地志二”山类中还记:“豪霸岭，城东一百一十里，临川港上”［2］40，黎语称豪霸［hau3pa1］，［hau3］是山，但［pa1］不是家养的狗而是指海南云豹。

三亚黎语地名中还有常见的动物如凤凰镇羊栏村、南山鸭子塘村，再如凤凰镇水蛟扎业村［ta2ŋe1］即鹅村。当然，还有一些没有直接以动物命名，但也间接反映了动物多的黎语地名，如育才镇那受那阳村［bau3na2ze:ŋ1］，那阳村黎族善于打猎，常将山猪或是其他猎物的肉片成薄层晾晒储存，黎语［ze:ŋ1］就是片肉片之意。

据研究表明，动物中的鸟类也会入黎语地名。葛君的文章《“三亚”名称的历史考证》以为三亚地名由来已久，其意应与黎语有关;符天志在《“三亚”地名源于黎语的考证》一文中以为“三亚”是黎语乌鸦田或是鹭鸶的田地两种意思，三亚中“亚”在黎语中当指一种鸟。2014年，王明坤《“三亚”的黎族地名特征及其文化蕴意》在前人基础上更进一步挖掘“三亚”为黎语地名所具有的文化蕴意①葛君，黎族，原三亚市人民检察院工作，出版散文集《三亚情思》(广东旅游出版社，2007年版)，其文章《“三亚”名称的历史考证》发表于由三亚市文化馆主办的《三亚文艺》杂志2012年第05 期上，文章提到三亚地名由来已久，其意应与黎语有关;符天志，黎族，三亚市榆红小学教师，2013年1月20日在《三亚晨报》上发表文章《“三亚”地名源于黎语的考证》;王明坤，黎族，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研究所教师，撰写的《“三亚”的黎族地名特征及其文化蕴意》在《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第2 期上发表，文章认为“三亚”是黎族冠首地名，它的含义是指鹭及鹤类的田，其得名源于黎族的稻作农业传统与崇鸟习俗的民族文化沉积。以上三篇文章是目前所见到关于“三亚”地名涵义的系统研究，其中王文最具有学理性与说服力。。

相对“动物”地名而言，三亚以植物命名的黎语地名更多。《崖州志》“舆地志三”记有名目繁多的“物产”，其中有37 种“果类”②《崖州志》卷三记崖州“物产”，包括谷、蔬、花、草、竹藤、香、木、果等8 大类，这是清朝的崖州地域植物志，可为后人研究古崖州的自然资源、人与自然之间协同与选择的关系等方面提供资料，其中果类记录了37 种，有现代人熟悉的，也不乏陌生的果类名称。，按其顺序将三亚现有的“果类”黎语地名例举如下:

(1)荔枝:凤凰镇立新村委会(为行文方便，下面村委会通名一律省略)扎出村读为［bau3ta2tsho:i3］，其中［tsho:i3］就是荔枝，意为荔枝田村。(2)芭蕉:育才镇那受永介村原址在山上，呼做［bau3ta2hwe:k7］，意为芭蕉村;又如吉阳镇中廖芭蕉村为直译黎语的地名。(3)槟榔:凤凰镇北岭郎典村［bau3lo:ŋ3ti:n3］，［lo:ŋ3］是槟榔，［ti:n3］是好，郎典意思是槟榔好;此外如天涯镇华丽布良村［bou3lo:ŋ3］、吉阳镇大茅三郎村［bau3ta2lo:ŋ3］，黎语直呼为槟榔村。另如直译过来的如吉阳镇榆林八小组名为槟榔村，当然还有经过村庄合并更名而失去原来意义的如吉阳镇大茅下鹿村，黎语呼为［bou3vin1lo:ŋ3］，意为槟榔园村。(4)羊柑子:育才镇那受保月村［bau3zu:t7］、凤凰镇立新扎逸村［ta2zu:t7］，［zu:t7］即羊柑子，学名余甘子，味似橄榄，海南话称为油甘子。(5)檬果:即芒果，现有黎语地名多为直译而来，如凤凰镇海坡芒果村、凤凰镇立新芒果村等。(6)菠萝蜜:凤凰镇水蛟抱密村［bau3mi:t7］，［mi:t7］即菠萝蜜，据说村里有三棵菠萝密树较大，树枝交织一起，形成拥抱的姿态而得名。(7)山石榴:即番石榴，天涯镇华丽加查村［bau3kit7tsha3］，［tsha3］是番石榴，［kit7］为黎语植物名称的前缀，在汉语音译中常写为“加”。(8)枇杷:海南枇杷树，学名大叶榄仁树，子大如纽扣，味酸。天涯镇华丽加房村［bau3kit7phan:ŋ3］就因为此地多见［phan:ŋ3］——海南枇杷树。(9)酸梅:一名酸豆如凤凰镇梅村［bau3mu:i1］，天涯布甫布梅村［bou3mu:i1］都因村里有较多［mu:i1］酸豆树而得名，也有直接翻译的如吉阳镇六盘青梅村，还有黎语称天涯镇华丽新华村为［bau3thun3mu:i1］，［thun3］是黎语名量词，“树墩(树干较大)”或“棵”之意，即说明这是酸梅树比较大的村子。(10)倒捻子:学名叫桃金娘，如天涯镇华丽吉令村［bau3kit7li:m3］、吉阳大茅多泥村［bau3gaŋ1li:m3］、海棠湾镇青田大汝村［bau3kit7li:m3］，黎语［li:m3］即倒捻子，一名柿捻，常绿灌木，夏开淡红色花，浆果大如樱桃，熟时暗紫色。海南话音如［duo1ni1］，而“多泥”“大汝”都是倒捻子的海南话音所记。(11)椰子:崖城镇南山有［bau3pho3ɂjun2］，对应着汉语就是“村”—“坡地”—“椰子”，现记为椰子坡村。［ɂjun2］就是椰子，又如育才镇马亮保温村［bau3ɂjun2］;再如凤凰镇抱龙“先进村”，黎语呼为［bau3ɂjun2］即椰子村意，1966年才改名为先进生产队。

除以上“果类”地名，还有木棉、大叶榕、刺桐、厚皮树、乌墨、芒草、茅草、莎草、竹子、苎麻、辣椒、豆角等以及许多不知名的各种类别的植物，都嵌入了三亚黎语地名中。如凤凰镇抱龙扎浩村［ta2ha:u3］，［ha:u3］“浩”即木棉，又如水蛟木棉村为直译，槟榔官坝村黎语呼为［bau3ha:u3］即木棉村。还有如天涯镇华丽加头村［bau3kit7thau3］、育才镇那受那头村［na2thau3］，［kit7thau3］意为大叶榕。天涯镇华丽加那村［bau3kit7na3］，［kit7na3］是学名为露兜树的灌木丛，黎族人常采其叶制为草席。又如华丽超盆村、育才镇那会扎盆村、龙密保盆村，村名中的“盆”黎语读做［pun3］，是指乌墨树，即海南蒲桃树。

其他甚多，篇幅关系，在此不一一例举。若以《图集》中三亚市的492 个自然村为基准，如果包括像崖城镇凤岭村、凤凰镇抱龙村等只有读出其黎语，便知道以植物命名的黎语地名将达百个。

2.以山、石、水、田命名的黎语地名

山，黎语念［ha:u3］或［ho:u3］，如崖城南山高山村［bau3neɯ1ha:u3］，意为山上村，比其村庄海拔稍高而译为高山村;又如吉阳镇博后村，天涯镇文门那后村中的“后”黎语读为［ho:u3］，即山的意思;其他。再如吉阳镇罗蓬保球村、凤凰镇扎南抱土村，其中的“球”和“土”，黎语读如［thi:u3］，意思是山丘。关于山，还有更多已经翻译过来的“岭”，若塔岭、半岭、过岭、岭仔、岭脚等。有山有石，如天涯镇塔岭那亲村、文门神庭村中的“亲”“神”都为黎语中的石［tshi:n1］。

水，三亚黎语有［nam3］、［nom3］等说法，目前所见文献多记为“南”“湳”“喃”“浓”等，而“南”字最多，如吉阳镇南丁村、红花南达村，凤凰镇扎南、南进村、育才镇那受南塔村、抱安南来村等，或是已经直译的凤凰水蛟村、水路村、水足村等。另如海南话习惯称“宁远河”，在讲迈话的人那里称为“水南河”，而黎族人大多数时候都称其为［nam3loŋ1］，意思是大水、大河。

黎语将有水的耕田称为［ta2］或［na2］，汉语记为大、打、那、扎、三等，皆为音译。如《图集》中三亚市自然村名称中就有大英、大毛、大哺叭、打帮、那受、那阳、那供、那介、那孟、那艾、那后、那练、那抗、那亲、扎文、扎浩、扎办、扎套、扎业、扎毛、扎逸、扎拉、扎云、扎初、扎卡、扎南、三丹、三吉、三孟、三翁、三道、三内、三罗、三作、三单、三娘、三汤、三郎等等，或者是直呼某田村也不少。还有如崖城镇三陵、大治，凤凰镇扎豪、扎赖、扎灶、扎祖，育才镇那泡、那马、那个敢、那沟、那浩、扎吉、扎言、大隆，天涯镇三间和吉阳镇三浓等水库名称，大都以就近村落或者水淹田为名。此类地名分布较广，三亚市的6 个镇都有，相对而言，海棠湾镇尤其是与陵水县交界地较少，此外崖城、水南、港门、盐灶等汉族早就长期聚居的村落也较少类似地名。有水的田地为［ta2］或［na2］，用来种水稻;没水的耕地、旱地，三亚黎语多呼为［vin1］或［pho3］，园、坡，用于水稻之外的农作物种植。如大园、高园、椰子园、翻园、坡村等，已多意译成汉语。

以上两类是三亚黎语地名中最为常见的，当然笔者分类并非严格的标准。若从地名的通名与专名看，黎语中原来水、田等都是“通名”，发展成了地名的“专名”，例如天涯镇塔岭那亲村中“那”为黎语地名通名，“亲”为专名，但发展至今“那亲”成了专名，所以那亲村可以说是以田命名，也可以说是以石命名的。

3.其他类的黎语地名。

不能纳入前2 种的黎语地名，从数量上相对较少，笔者暂归入其他类只为行文方便，其中类别也比较多样，如表方位的、老地名派生的、地域形状情貌的、叙述居住地人群的等等。具体如下:

(1)表方位的地名

在《名录》或《图集》中经常可以看到上、中、下等方位的地名，如吉阳镇罗蓬中村［bau3thom1］、落笔中园村［bau3vin1thom1］，凤凰镇槟榔一村［bau3thom1］，［thom1］是中间的意思。又如天涯镇神庭、那后、文门等村庄都有上、中、下三个村，再如布山上村、布山下村，上沙塘、下沙塘，上鹿村、下鹿村等等。一般说来三亚黎族村子都以北边日出为上方、南面朝海日落地方为下边，如天涯镇布山的上、下村，加育的上、下村，文门的上、中、下村，以及吉阳镇上鹿、下鹿村，上廖、下廖村等的方位都是如此:北上南下，但也有不同，如天涯那后村非北上南下，这与山势有关，那后村最初建在山上，村子大了慢慢迁往山势较低处，所以，这里的上中下又非北上南下的意思。此外，还要注意部分上中下方位后的“专名”虽写来一样，但黎语地名却大不同。如吉阳镇大茅上鹿村黎语意思是鹿田村，而下鹿村的两个组成小村的黎语意思一是槟榔园村，另一是河边村，这是“生产队”时期由几个村庄合和而成，后因人数增长而分开仅留下一个地名。

(2)老地名派生的黎语地名

此类地名如凤凰镇抱前干沟一村、干沟二村、干沟三村、干沟四村。又如凤凰镇抱龙扎办村、南岛农场抱慢队，三亚黎语“新”念［pa:n1］或［ma:n1］音同“办”或“慢”，扎办村是一部分乐东移民和原在此地的椰子村的村民结合而成的新村。但像这样保留黎语音译的地名很少，大多是意译过来的黎语地名写为“新村”，如凤凰镇立新新村、扎南新村，天涯镇红塘新村、育才马脚新村等，如若新村人口多了就会有上、下或是一二三四的区别，如吉阳镇大茅上新村、下新村，又如吉阳镇安罗的上安一、下安一、安二、安三村等，再如前面所讲的表方位的黎语地名如上文门、中文门、下文门村等也可以归入到此类。。

(3)描绘地域情貌的黎语地名

自然地理实体的自然景观包括地域的形状情貌、土壤的状况等，这些往往成为命名的根据。如天涯镇文门拉［le:k7dom3］村［le:k7］泥巴，［dom1］黑色，意指此地土壤为黑泥巴;凤凰镇大兵［ta2bi:ŋ1］村、育才镇那受那炳［na2bi:ŋ1］村，［bi:ŋ1］音同“兵”“炳”是指地宽、广;崖城镇抱古大隆［ta2loŋ1］村，［loŋ1］音似“隆”，大的意思;育才镇抱安南来［nam3lai1］村，黎语［lai1］音读似”来”，远之意;育才镇雅林高岭［kau2le:ŋ1］村，［kau2］是睡、躺，［le:ŋ1］是弯弯曲曲，用来形容村子散布在山腰间的样貌;吉阳镇里一村［bau3ta2ko:p7］，黎语［ko:p7］是篱笆，村子给人深刻的印象是竖满篱笆，黎族村落多种有刺的竹子或树为篱笆，里二村［bau3tshu:ŋ3kiŋ1］，黎语［tshu:ŋ3］是洞，［kiŋ1］是灌木林或说荒山，里一建村较里二村更早些，两村相近而曾并为一个生产队，从黎语地名中可以看到此地情貌。

(4)叙述居住人群的黎语地名

如翻园村［bau3vin1lua3］，吉阳镇红花村委会和落笔村委会都有，再如天涯镇黑土布带村［bou3lua3］，［lua3］是黎族对回族的称呼，说明这是回族曾经在此聚居而开垦的园地。还有崖城镇、凤凰镇、天涯镇的哈应黎族大都称崖城镇海棠村为［bau3mo:i1cou1］，［mo:i1］是黎族对汉族的称呼，［cou1］是下面、下方的意思;天涯镇黑土布曲［bou3khe1］村，［khe1］是汉族在黎族人面前的自称，海南话音似“客”或“觉”，《崖州志》记“黑坭峒属村”有“抱觉”［2］252当是现在布曲村，还有凤凰镇槟榔村黎语原意为客人之村，黎语中念为［khe1］“客人”一般指汉族。这些地名记录了与黎族共同开发三亚的人们。

(5)记录特殊景观的黎语地名

天涯镇华丽龙外村［bou3loŋ3nɯ:ŋ1］，［loŋ3］是房子［nɯ:ŋ1］是瓦片，黎语意思就是瓦房。在周围黎族村子仍住在茅草房的时候，龙外村就有人盖了瓦房，地名记录了村子的经济水平。而凤凰镇水蛟新开田村，黎语原意是砖窑洞村，此地开窑烧砖用于民建等，记录了黎族手工业的发展情况。

吉阳镇红花保引［bau3iɳ3］村，［iɳ3］黎语意思为坟墓，另有引合［iɳ3ha3］村，［ha3］是黎族一支，意思是说村庄附近有一片哈黎的墓地。当然，更多的黎语地名由于年代久远，或语音形式变异，或被汉语同化、或因以汉字译写而失去黎语地名原型，使得命名理据模糊不清、难以考证，因此以上黎语地名释义难免不足。

二、三亚黎语地名的文化内涵

地名作为特殊的语言文化现象，我们要看到语言符号背后蕴含着的丰富文化内涵。“少数民族语地名，是民族历史的产物、民族文化的载体，对民族的生存环境、历史进程和文明成果等，具有鲜明的标识和见证功能。”［3］

(一)黎语地名如实描绘了三亚的自然环境

海南气候“多热少寒”，中州人士难以习惯，“乡人入其地，即成寒热”［2］16。海南自古被人视为畏途，乃贬谪流放目的地之一，痛恨某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送其至海南岛。《宋史》记:韩侂胄被诛杀之后，史弥远担任宰相，同时又得到皇后的信任，开始独专国政。太子赵竑愤愤不平。“一日，竑指舆地图示美人曰:‘此琼崖州也，他日必置史弥远于此地。’”［4］但对久居于此并早已习惯热带海洋性气候的黎族人来说，这是他们的家园，有着丰饶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生态环境。阅读三亚嵌入各种动、植物名称的黎语地名，仿佛走入了原始森林;标注以山石水田命名的黎语地名，我们就可以了解三亚的地理特征，甚至更多。

黎语地名中的“倒捻子”不只三亚有，被贬儋州的苏东坡曾说:“吾谪居海南，以五月出陆至藤州，自藤至儋，野花夹道，如芍药而小，红鲜可爱，朴簌丛生，土人云:‘倒粘子花也’。至儋则已，结子马乳，烂紫可食，殊甘美。中有细核，嚼之瑟瑟有声。”［5］苏东坡还用来做药丸，并命名“海漆”［5］。

随着人类的开发活动，许多普通的动植物也变得不常见不普通;此时，黎语地名就是一份回忆。如今去立新扎初村已很难找到野生荔枝树，到华丽加房村去看粗壮的海南蒲桃树实属不易;那些曾经漫山遍野的野果子像倒捻子、余柑子等，现已难寻芳踪。野果子已不常见，而镶嵌在“果类”黎语地名中的椰子、酸梅、荔枝、芭蕉、芒果等人们熟悉的热带水果，如今已然成为许多农户重要的经济作物。其实更早，唐代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遇风飘流到海南岛南端的崖县，受到地方官冯崇债的招待供养，并在其护送下回到大陆。他记下沿途所见云:“彼处珍异味，乃有益智子、槟榔子、椰子、荔枝、龙眼、甘蔗、枸莛，楼头大如钵孟，甘甜于蜜，花如七宝色;瞻唐香树，聚生成林，风至，香闻五里之外;又有菠萝櫁树，果大如冬瓜，树似槟楂;毕钵果，子同今见;叶似水葱，其根，味似干柿。”［6］这些奇树都已为人所开发利用，方法之一便是种植，而种植经济作物替代的就是原始天然的森林在消失，鉴真虽未深入黎村，但不难想象黎族人也会受到影响。

当野果子都不常见时，那些曾与人为伴的鹿、黄麖等动物就更早地失去野外生存的几率。可海南历史上，鹿是最常见不过的动物。公元982年，宋太祖朝的兵部尚书卢多逊被贬崖州，做诗《水南村·为黎伯淳题》二首，诗说“狞犬入山多豕鹿”［7］98。不久，在公元1023年，宋仁宗朝宰相丁谓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其诗云:“吏人不见中朝礼，麋鹿时时到县衙。”［7］110不说二人的遭际，只说两人的诗句，诗可鉴今啊!崖州地饶物阜的景象已不可再现。据研究，“海南岛西汉前森林覆盖率约达90%，明清以来就开始急剧下降，尤其是近100年来下降的速度大大加快，到1956年本岛的天然林覆盖率己降至25.5%，1964年降至18.19%，1987年再降至7.2%，1999年仅为4%。……生物多样性也在不断丧失，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日趋减少，分布区域不断缩小，前景令人担忧”［8］。像海南曾经存在云豹这样的动物也只能在地名中寻找它的痕迹，此时，黎语地名记录的不仅是过去，还成了自然环境变迁的佐证。

(二)黎语地名忠实反映了黎族的生计方式

目前海南岛独流入海的河流共154 条，流域面积占全岛面积47%。独流入海的河流流程多短，坡降不大，流域内的盆地、坡地成为海南早期人类居住和发展原始农业的地区。

黎语地名中冠首为“大”“打”“那”“扎”“三”等都是音译过来的“水田”，这是水稻种植的基本场所。黎语地名星星点点，广泛分布在三亚各大小河流旁，标示着黎族逐水而居，绕水田而住的聚落特征，全面而忠实地反映了黎族的生计方式。如《崖州志》记:“所耕田在是，即居在是。”［2］258

关于黎族的起源以及何时到海南来仍存有争议，但从语言上划分，学界的共识是黎族属壮侗语族。壮侗语族的先民百越人是被公认为我国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李锦芳先生认为水稻文化就是壮侗文化的核心。“侗台语民族是古老的稻作民族，稻作为其文化核心，由此延伸出种种相关文化现象和特征。把握住这一点，我们就能对人口众多、分布广阔的侗台语民族的种种文化表征作出一个基本判断，找准了分析问题的切入点。”［9］表现在语言中，就是这些民族有关农业活动的词汇有许多都是同源词，其中之一就是“水田”——“那”。有研究表明，黎族在到海南定居前就已掌握了一定的稻作技术，而生产水平也随时日推移不断提高。在唐代鉴真和尚那就见到:“十月作田，正月收粟;养蚕八度，收稻再度”［6］的兴旺景象。稻作农业的发展是离不开水利工程的，《崖州志》“舆地志二”记:“马丹沟，城北五里。知州陈瑶恩开，灌田二百亩。嘉靖四十三年，知州林资深重浚。今河水落，深沟将废。”［2］52灌溉农田的沟渠虽已不在，但崖城镇城西马丹村仍在，又如崖城北岭坝后村、城西坝头村、凤凰槟榔官坝村等已汉译过来的地名，记录地方为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的历史。

黎族除了种植水稻，还有旱稻以及其他农作物。黎族原始农业的几种耕种方式多见于史书记载，在解放前也能见到如群牛踏地、砍山栏、火耕水褥、割摘禾穗等等，在地名中表现为除了“水田”之外，黎族人还有“园”“坡”“昂”等用于生计的农业场所，以及因所种农作物出名而命名的村庄，如凤凰抱前保导村中的“导”指俗称刀柄豆的豆类植物。

除了农业，黎族生产中还有最初为了自足的原始手工业如黎族制陶，“在海南，从目前考古发掘材料来看，海南的陶器至少也有长达六千多年的历史。”［10］黎语地名就写下了黎族制陶的悠久历史。吉阳镇罗蓬道达村在当地黎语中呼为［bau3ran1mo1］，是因为村庄多筛与磨，但筛磨不用于谷物而是将红土筛后再磨用于陶器的制作;又如扎南新村有一部分人所在村子叫［bau3ta2thau1］，黎语［thau1］的意思是锅，因为村子有块地的泥巴黏性较大适宜制作陶锅陶罐而命名，如今天涯华丽布曲村仍有能制陶者，黎族制陶不用模具的泥片贴筑方法“应该是一种比泥条盘筑法更原始的一种陶制方法，属于手制范畴”［11］，且保留着制陶技艺传女不传男的特殊习俗以及露天烧陶古朴的方式。

(三)黎语地名真实记录了民族的历史变迁

从时间纵向上看，黎语地名见证了民族迁徙的历史。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一“土言”载:“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名多日那某、罗某、多某、扶某、过某、牙某、峨某、打某。黎族人姓名多日那某、扶某、抢某，地名多日那某、南某、婆某、可某、曹某、多某、落某、番某等。”［12］这些地名、人名在语音和语义方面非常接近或雷同，体现了壮侗语言系统的特征。若将地名和史料结合，就可以粗略划出黎族从大陆向海南岛南迁的路线图。对此，学者已早有研究，如宋长栋的《海南岛地名与民族迁移关涉考》、杜娜的《海南岛地名与民族迁移》①宋长栋《海南岛地名与民族迁移关涉考》，载《贵州民族研究》，1985年第1 期，第60－68 页;杜娜《海南岛地名与民族迁移》，载《中国地名》1996年第2 期，第33－35 页。、高泽强的《黎语地名初探》等，高泽强在文章中以“村”字的地名为例，发现历史上操哈方言的人口众多，而现在的乐东、三亚是操哈方言人最为集中的市县，并说“操哈方言人活动的地区多是沿海地区和土地肥沃的农业区”［13］。“地名在词汇中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历史上有的民族从一个地方迁徙了，或是在当地与其他民族发生融合而改变了民族成分，但这个地方的地名却被后来迁入的民族所沿用。也有的民族迁到一个新的地广人稀的地方，就会把自己原来所在地方的地名加于新的居地。因此，考证地名的来源能够帮助我们推测古代民族的分布、迁徙及历史上不同民族相互接触的情形。”［14］所以我们打开《图集》看到临高人聚居的临高县有抱美、抱珍、抱瑞等“抱”某村，甚至是文昌无黎的情况下还是能找到抱罗、抱芳、抱凌等地名时就不难理解。原本居住在此地操黎语哈方言的人走了或是汉化了，但地名为后来人沿用。又如三亚凤凰镇抱龙扎文村、育才镇那会扎盆村等几个村子现居住的是苗族，但村名极具鲜明的黎语特色。海南苗族属于典型的游耕、游猎民族，人口少且远离人烟，大都是解放后为方便管理，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才让苗族聚居在黎族原来的村落。

同样，我们要注意到前文提及的几个叙述居住人群的黎语地名，因为零星、稀少而显得尤为珍贵。吉阳镇红花村委会和落笔村委会都有的翻园村，“翻”原写为“番”，是汉族人对回族或外国人的称呼;［lua3］是黎族对三亚回族的称呼，黎语地名更加真实、准确的记录了三亚回族最初分散居住的历史情形，这与如今三亚回族仅聚居于回新、回辉两个村，并以商业、渔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现状是大不同的。再如从前，天涯黑土布带村住的是三亚回族，布曲村住的是汉族，周围村庄都是黎族，不同的民族会有哪些冲突?又如何相安无事?最后为什么都是黎族人?这些都是有待研究者解决的历史问题。从黎语地名中，可以了解如今海南“汉外围黎苗在腹地”民族分布图的形成是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这与国家治理民族关系的政策、手段、措施必有密切关系。

笔者家乡现在崖城镇凤岭村，黎语称［bau3ra:p7］，［ra:p7］是长在水里的莎草，用于编草席。在田野作业中，笔者发现民间地契将［bau3ra:p7］记为“抱腊”，临近三更村记为“抱雷”，应当都是音译地名。抱腊村在哪呢?《崖州志》“黎防志一”记中路东黎村峒附城环居岭前凡十有六。其中“西曰抱腊、抱雷”，又记“自州城入黎有四路，西北路由城西出发后河北十里至郎蒌汛”，现在崖城镇城西有郎佬村，再走27 里后可到“石头坎，乃抱腊、朝勤二村交界，险要”［2］260。现乐东县千家镇与三亚交界处有朝琼村，黎语读音与“朝勤”相似，抱腊村与其一山之隔。“黎防志二”续写道:“石头坎距郎蒌西二十七里，抱腊、朝勤二村交界之冲。左有旧石车路，深丈余。右有高岭，石壁峭立横截。往来必沿壁弯折而入。壁内若有十人狙击，千夫皆废。非潜渡不可。”［2］270文字生动地描绘抱腊要冲的高山险阻，村子背山面海，沿海一线为保平里所辖梅东、长山、梅西、梅安、角头等民村，即汉族聚居地，经抱腊越过山而去就进入广袤的黎境。

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清政府在此设“铺”，查阅网络版《大清五部会典》，在“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五百五十三兵部一百二十七邮政设铺二十二”读到:“崖州额设下马岭，三亚、荔枝、藤桥、抱腊……九铺，铺兵九名……”［15］《崖州志》卷五“建置志”之“铺舍”也记有“抱腊铺”［2］117。“铺”是中国古代驿传系统中一个传递信息组织，始设于宋太祖，最初专传军事文件，元朝开始参与日常的政府工作中。明清时期，靠人力步行接递各级官员日常公文的“铺”仍在发挥重要作用。从政府在抱腊黎村设“铺”中，除以上地理位置险要的因素不提外，我们至少能了解到:首先，此地黎族若非已入户籍的熟黎，至少也是政府所提的“杂处生熟黎中者，为半生半熟黎。平时耕田纳赋，与熟黎同。但治则为熟黎，乱则为生黎。”［2］250其次，此地民族文化当处在变迁过程中，既有黎族的文化因子，又有外来文化的影响，细考之，笔者以为民间契约是本地黎族历史文化变迁中最好的证据之一，调研中所见到的契约绝大都已是在纸上以汉字书写而极少见到黎族刻木记事的最初原貌。第三，要重视黎族与周围民村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民族关系方能长治久安。《崖州志》记“道光九年(1829)十二月，洋淋村黎酋黎那鸡作乱。……又奉黎酋张红须、张红基为首。抱腊等村亦相继寻乱”［2］278。抱腊村张红须“黎乱”一事的来龙去脉在《清实录》中的记载比《崖州志》更加详实，原因之一是“盐灶村民人盐店”［16］141“有时高抬价值”［16］142，后“捏称奉官示禁，不准将盐卖与黎人”［16］142而导致的。1831年4月28日，两广总督李鸿宾向皇帝上奏说“现在崖州黎情安贴，各民村耕种如常，前经调去琼州镇标及儋州、万州各营兵丁已陆续分起撤回，仍酌留分驻崖州要隘”［16］143。

再读《大清五部会典》“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六百八十兵部一百三十九邮政设铺二十二”中又可以读到“崖州额设下马岭，三亚、荔枝、藤桥、抱腊……九铺，铺兵九名……”［15］，政府仍在发生过动乱的抱腊村黎境设置抱腊铺以传送官文，更显示“黎情”之重要，民族关系牵涉着崖州甚至于海南的一方安定。但如今像“抱腊铺”不仅记录重要历史事件，还能通过历史事件启示后人的黎语地名已鲜有人知。

结语

地名是文化的表达，是历史的凝结，既记忆着个人的生活历程，也承载着民族文化的意义，三亚黎语地名也是如此。一些历史地名正在逐渐消亡而新的地名不断产生，这本来符合社会发展和语言发展的总规律。但如果放任甚至是催促这一过程的发生，例如三亚市把羊栏镇更名为凤凰镇、藤桥更名为海棠湾、田独更名为吉阳等频繁现象，笔者以为就是一种对历史和传统的背叛。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过程中，应该意识到文化生态的保护与建设对于经济社会建设的平衡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2014年2月7日，国务院批准三亚市撤六镇设四区，标志着三亚将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来规划建设和管理，并成为全国第一个全区覆盖的地级市。此前，三亚市6 个镇分别为:海棠湾镇、吉阳镇、凤凰镇、天涯镇、育才镇、崖城镇，另设河东、河西2 个区;先不论三亚未来的行政区划将冠以什么样的名称，从8 变4 意味着会有4 个行政区划名称变成历史地名，历史地名的命运或是被人传诵或是逐渐消逝。而作为重要旅游目的三亚市，展现在世人面前不仅有阳光沙滩等美丽的自然资源，还应有优厚的人文资源如独特的黎族文化。如何保护并将其历史文化内涵充分发掘与利用，是我们当下面临的课题。就黎语地名而言，笔者赞同前人的观点，“地名翻译，从古至今都遵守着一个共同的原则，这就是音译为准，切忌意译”［17］，当然还有其他，这将是后续的研究。

［1］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86.

［2］［清］张雋，邢定纶，赵以谦.崖州志［M］.郭沫若，点校.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

［3］刘保全.地名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177.

［4］［元］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08657.

［5］［宋］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2357.

［6］［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M］.汪向荣，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524.

［7］李启忠.历代名人入琼诗选［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

［8］海南生态省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海南年鉴社.海南生态省建设年鉴(2000－2004)［M］.海口:海南年鉴社，2004:4－6.

［9］李锦芳.侗台语言与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15.

［10］梁振君，林萌.黎族制陶即将失落的记忆［N］.海南日报，2005－08－09(007).

［11］李露露.泥片贴筑制陶术的“活化石”——黎族制陶工艺调查［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7):98－103.

［12［清］屈大均.广东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