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 文学院，长春130012)

在东汉中后期，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时常处于对立状态，外戚集团与士大夫阶层，则呈现时而对立，时而联合的状态，而士大夫阶层作为东汉统治阶层的中坚力量，与宦官阶层几乎一直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陈寅恪先生在《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一文中说:“东汉中晚期，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宦，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阉宦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所谓‘乞匄携养’之类。(三国志魏志陆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载绍檄州郡文中斥曹嵩语。)其详未易考见，暂不置论。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1］在曹操身上，则呈现了一个悖论，曹操出身于大宦官家族，祖父为“内廷之阉宦”但曹操却渴望与“外廷之士大夫”为伍，不仅仅渴望为伍，而且，由于他先天的宦官家族背景和他先天具有的士人文化气质，以及他作为政治家所认识到的士人阶层作为夺取天下和治理天下的重要性，使他比之当时的正统文化家族背景下的士人，更为具有成为优秀士人的渴望，以及为成为优秀士人而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但宦官家族的背景，毕竟又使曹操具有超越当时士人视阈的历史眼光和突破儒家藩篱的创新精神。宦官家庭背景的影响与终其一生所具有的士人情结，构成了曹操其人的两大属性。木斋先生“古诗与汉魏六朝文化研究”专栏中多次谈及其治学方法与研究角度等问题，先生指出:“采用整体的、流变的、联系的学术体系来观照个案问题，正是因为这些个案现象，原本就是处在整体的、流变的、联系的网络之中。”［2］“文学史现象原本就是在文学史、文化史等多重背景综合之下的产物，唯有将其置身于或说是还原于同等或是相似的视角之下，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真相的真是。”［3］又如有研究者指出木斋先生古诗研究“实现了从以政治为中心到人性为中心的历史性变革。”［4］本文试图以文化史为背景，从人性角度出发来探讨曹操的两大属性，认清这两种属性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曹操及其文学创作有重要意义，曹操诗歌写作、通脱思想以及建安时代对曹操其人的接受无不与此有关。

一、宦官家庭背景

《三国志·武帝纪》开篇即对曹操生平展开描述:“太祖武皇帝，沛国谯县人也，姓曹，讳操，字孟德，汉相国参之后。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5］1这段材料对于梳理曹操的家世源流并没有太多帮助，“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引发后人对曹嵩身世的关注，也为曹操身世笼罩上了神秘的色彩。《三国志》注引“吴人作《曹瞒传》及郭颁《世语》亦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于惇为从父兄弟。’”［5］2提及曹嵩于夏侯氏的关系。笔者以为，曹嵩源出何处固然值得探讨，但对于其生长环境并无过多影响。曹嵩既然是曹腾养子，其宦官家族的背景就已成为事实，换言之，曹嵩的宦官家庭背景与其家世源流并无直接联系。曹操出身于宦官阶层，其祖父曹腾是宦官，《后汉书·宦者传》中有关于曹腾的记录:“曹腾字季兴，沛国谯人也。安帝时，除黄门从官。顺帝在东宫，邓太后以腾年少谨厚，使侍皇太子书，特见亲爱。及帝即位，腾为小黄门，迁中常侍。桓帝得立，腾与长乐太仆州辅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腾为费亭侯，迁大长秋，加位特进。腾用事省闼三十馀年，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谿典等。时蜀郡太守因计吏赂遗于腾，益州刺史种暠于斜谷关搜得其书，上奏太守，并以劾腾，请下廷尉案罪。帝曰:‘书自外来，非腾之过。’遂寝暠奏。腾不为纤介，常称暠为能吏，时人嗟美之。”［6］2519

曹操宦官家庭的出身与其士人情结有一定的关联。东汉中后期，皇帝虚位，政权被外戚和宦官两大集团轮流把持。外戚和宦官集团分别代表了后党和帝党的利益。东汉中后期以来，多为短命皇帝，以及由此带来多为小皇帝的现象，太后秉政则为必然，太后任用自家的亲族，则为外戚执政，著名者如顺帝时代梁冀秉政十九年;皇帝毛羽渐丰之后，则依靠和自己最为亲近的宦官集团，如和帝用宦官郑众杀窦宪(92)顺帝用宦官孙程杀阎显(125)，桓帝用宦官单超等五人杀梁冀(159)等。梁冀之后，东汉政权基本上为宦官集团所把持，因此，当曹操开始步入政坛的时候，主要的矛盾双方，已经转化成为宦官集团和士人集团之间的关系。宦官集团与士人集团的矛盾催发了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桓帝延熹九年(166)和灵帝建宁元年(168)的两次“党锢”，将士人集团所谓的清流，几乎一网打尽。曹操出身于大宦官家族，祖父曹腾对桓帝有拥立之功，父亲曹嵩则曾为太尉，可以说，自桓帝以来，曹操家族一直在中央政权的权力核心。

曹操作为大宦官家族的后代，凭借宦官势力登步仕途，本可以成为纨绔膏粱子弟，但事实却相反，曹操成就了“乱世之英雄”［6］2234。这不得归结于曹操自身的独立思考和主动抉择。曹操在自己的诗文中对宦官家庭的出身也多有表达，如《善哉行》中说“自惜身薄祜，夙贱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7］9，《让县自明本志令》说“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7］41。宦官出身的家庭背景使曹操做出了放弃其家族立场的抉择，而转向作为当时社会中流砥柱的士人集团，并构成了影响终生的士人情结。

二、士人情结

“士”的概念较为复杂，刘泽华《士人与社会》考证:“战国文献中，以‘士’为中心组成的称谓和专用名词，据粗略统计有百余种。”［8］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认为:“士在中国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决不是任何单一的观点所能充分说明的。但是无可争辩的，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6］

曹操士人情结由来已久，在步入仕途前，就有意结交士人精英乔玄、袁绍等人，同时对宦官集团宣战，以此来表明自己虽在宦族，但心在清流，如孙盛《异同杂语》所言，曹操“尝私入中常侍张让室，让觉之，乃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5］3。在宦官家族与士人清流赞誉的双重背景之下，曹操“年二十，举孝廉为郎，除洛阳北部尉”［5］2。曹操初入仕途，就“造五色棒……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5］3。曹操很好地利用了他的宦官家族的背景，不是作威作福，而是整肃法治，树立自己的士人清流形象。果然，“京师敛迹，莫敢犯者。近习宠臣咸疾之，然不能伤，于是共称之，故迁为顿丘令”［5］3。这一行为，无疑是受到宦官集团的嫉恨，而受到士族清流的赞赏，曹操背叛宦官家族的形象定位，已经基本得到确立。

曹操除了这些类似行为艺术的表现之外，还有就是博览群书的知识积累和学术积淀。除了平生手不释卷的读书习惯之外，曹操还有集中一段时间韬光养晦，刻苦读书的人生经历。如《魏书》记载:“太祖从妹夫濦彊侯宋奇被诛，从坐免官。后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5］3以后作为大政治家、伟大军事家的曹操，现在以“能明古学”的士人身份而受到重视，“复征拜议郎”，曹操作为古学学者的身份，这是鲜为人所注意的。在议郎任上，曹操看到“权臣专朝，贵戚横恣。太祖不能违道取容，数数干忤，恐为家祸，遂乞留宿卫……常托疾病，辄告归乡里;筑室城外，春夏习读书传，秋冬弋猎，以自娱乐”［5］4。这种有意的退避，保全了曹操在这种危险境界的全身，而沉静的读书生活，更为以后的政治军事理想的实现，奠定了知识的储备和人格的理想。此时之曹操，无异于一时之士人精英。后来，天下诸侯起兵讨伐董卓，曹操曾经称赞其中的山阳太守袁遗，辞连于己，而谓“长大而能勤学者，惟吾与袁伯业耳”［10］4，俨然以士人之精英自居。这固然是曹操的自信，但也有时誉所归的基础。

曹操的一系列政治抉择，均与其博览群书的思想准备和文化准备密不可分。“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败。”［5］4曹操认为:“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详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怀至忠之诚，据宰臣之势，处官司之上，故进退废置，计从事立。及至霍光受讬国之任，藉宗臣之位，内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群卿同欲之势，昌邑即位日浅，未有贵宠，朝乏谠臣，议出密近，故计行如转圜，事成如摧朽。今诸君徒见曩者之易，未睹当今之难。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5］4从《魏书》所载曹操回复王芬之所分析古伊尹、霍光之所以行废立，与当下谋废立之所不同，见出了曹操丰富的历史知识和以历史为借鉴的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而非死读古书腐儒之可比类。曹操做出如此正确的政治抉择，非只一端，又如以后袁绍同样谋废灵帝而欲另立刘虞，也同样遭到了曹操的拒绝。当“大将军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太后不听。进乃召董卓，欲以胁太后”［5］5之际，“太祖闻而笑曰:‘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宣露，吾见其败也。’”［5］5曹操家族本为宦官，当此欲全诛阉竖之生死存亡关头，既不因出身宦官家庭而回避，也不以此而变本加厉，而是全然以士人立场，冷静分析，指出“阉竖之官，古今宜有”，指出宦官现象的合理合法性质，同时指出，欲尽除宦官和外召军队祸患无穷。后来的历史进程，完全验证了曹操的判断。仅从此事就可以看出，曹操的知识、见识、远识，早已远远超过徒有其名四世三公之后的名门公子袁绍。当是之际，曹操先为典军校尉，跻身西园八大校尉之一，后董卓入京，“卓表曹操为骁骑校尉，欲以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5］5。由此可以看出曹操此前博览群书所熏陶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品格。在逃亡至河南陈留之际，“散家财，合义兵，将以诛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是岁中平六年也”［5］5。曹操自青少年时代开始树立的士形象，以及自身表现出来的杰出行为，已经获得士族阶层的广泛认可，由此才有可能出现这种“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5］6的义举。

三、建安时期对曹操其人的接受

(一)“甚薄其人”之不屑

建安时期对曹操持批评态度的群体，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阵营。

第一，来自于党人①金发根先生对于党人有这样的界定:“党人集团大致上是清流豪族的结合体，包括世宦的，循规蹈矩和财力比较差的豪族，一部分经学世家和疏远的宗室，希望通过致用、耻与阉竖为伍和喜欢激浊扬清的士子，以及依附他们的宗亲宾客和门生故吏。”见金发根《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东汉党锢人物的分析》，中华书局2009 版，第1220 页。。东汉先后发生了两次党锢之祸，虽然党人惨遭祸端，但所表现出的渴以天下为己任，不畏强权之精神被世人所推崇，具有很高的声名。党人当中有对曹操批评的声音，如《世说新语》卷三《方正》第五载:“南阳宗世林，魏武同时，而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11］153刘孝标注引《楚国先贤传》曰:“宗承字世林，南阳安众人。父资，有美誉。承少而修德雅正，确然不群，征聘不就，闻德而至者如林。魏武弱冠，屡造其门，值宾客猥积，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请交，承拒而不纳。”［11］154

宗世林对曹操“甚薄其为人，不与之交”的态度，最主要的原因应归结为曹操来自宦官之门，党人与宦官对立，自然将曹操划归宦官派系之列。再试举两例证之:《曹瞒传》载“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太祖，沛国桓绍亦轻之”［5］54;又如《许劭列传》载“曹操微时，常卑辞厚礼，求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曰‘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6］2234。汉末党人讲究品藻人物，曹操自知出身宦官，如他曾说“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7］40，不被党人所看重，因此想通过许劭之品评获得崭露头角的机会。

上述三则材料的真伪不得而知，比如《曹瞒传》存在着明显的贬曹倾向，但宗世林、许劭等人对待曹操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材料中并未详述二人为何而“鄙”，也没有具体说出曹操所为的不堪行径，但究其根源，还是归结到曹操的出身。《三国志》关于曹操的父辈是这样记载的:“桓帝世，曹腾为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养子嵩嗣，官至太尉，未能审其生平本末。嵩生太祖。”［5］1关于曹操之祖，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汉相曹参之后，曹叔振铎之后，邾之后，舜之后，夏侯氏之子等。事实上，曹操家族究竟出自何枝，对问题并无影响，而曹操是出自宦官之家则成为党人对于曹操为人产生诟病的最主要原因。许劭的这一点评，成为《三国志》注引孙盛《异同杂语》“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5］3之源头，对曹操在后世的接受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来自于敌对阵营。建安时期，军阀割据，各占一方。曹操的劲敌袁绍曾说:“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今乃背恩，挟天子以令我乎?”［5］195后又有陈琳作《为袁绍檄豫州》，该文细数曹操出身卑微，“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好乱乐祸”［12］57，篡汉之逆行“孤弱汉室，除灭忠正，专为枭雄”［12］59种种恶行，说“历观载籍，无道之臣贪婪酷裂，于操为甚”［12］57。又如蜀、吴两大阵营对曹操也是极力贬损，多从篡汉这一角度评价曹操，如刘备说曹操“窃执天衡”“侵擅国权”“穷凶极逆”“包藏祸心”［5］884等。孙权多次对曹操冠以“老贼”之称呼。

敌对阵营对于曹操的评价未必完全客观。材料中袁绍之所以愤怒，有因在前即“绍耻班在太祖下”［5］195，而这件事情的结果是“太祖闻，而以大将军让于绍”［5］195。联系前因后果可以发现，曹操并非袁绍所说的那般不堪，反到显现出了一份豁达。陈琳之檄文是代袁绍所作，目的在于声讨曹操，其中自当竭尽贬损之能事。蜀、吴两大阵营处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势必要将曹操篡汉之心加以浓墨重彩的描绘，以为自己造势，因此这一阵营对于曹操评价未免有失公允，多带有维护政权的主观色彩。

(二)“文武并用，英雄毕力”之赞誉

对于曹操持褒扬态度的群体，也分可以分为两个群体来讨论。

第一，来自于党人。东汉党人对于曹操的评价并非完全偏向贬损，其中也有对于曹操的赞誉。《三国志》载:“太尉桥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5］2桥玄性格刚烈，不慕权贵，能对曹操寄予如此高的评价，且以妻子相托，可见曹操为人自有可取之处。《后汉书》也有类似记载:“初，颙见曹操，叹:‘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6］2217何颙与陈蕃、李膺交往甚密，在曹操没有崛起之时，便对他赞赏有加。又如《后汉书·党锢列传》所载李膺之子李瓒:“膺之子瓒，位至东平相。初，曹操微小时，瓒异其才，将没，谓子宣等曰:‘时将乱亦，天下雄无过曹操。张孟卓与我善，袁本初汝外亲，虽尔勿依，必归曹氏。’诸子从之，并免于乱世。”［6］2191

第二，来自于曹操阵营内部。曹操集团的文士或受曹操知遇之恩，或慕名投奔，对曹操的评价基本以赞誉之声为主。如荀彧从谋、度、武、德四方面将曹操与袁绍进行比较，认为曹操“明达不拘”“能断大事”“赏罚必行”“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5］313。郭嘉则从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等角度将袁绍与曹操加以比较，细数袁绍十败、曹操十胜，认为曹操“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问远近……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5］432，曾喜曰“真吾主也”［5］432。又如杨阜说:“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也。”［5］700如王粲劝说刘琮投降曹操，“如粲所闻，曹公故人杰也，雄略冠时，智谋出世，摧袁氏于官渡，驱孙权于江外，逐刘备于陇右，破乌丸于白登，其余枭夷荡定者，往往如神，不可胜计”［5］598，认为曹操“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5］598。

四、曹操其人两大属性的内在矛盾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曹操生平中存在宦官家庭背景与士人情结这两种矛盾属性，而这两种属性内部又存在矛盾。其一，宦官家庭的出身与宦族利益的割裂。曹操出身于大宦官家族，祖父曹腾为大长秋，封费亭侯，曹操借助宦官的政治力量步入仕途，开启了“将戈帅甲，顺天行诛”［7］15的戎马生涯，然而曹操却竭力反对宦官专权、攻击宦官。曹操初步仕途便棒杀宦官爪牙，后又上书灵帝，为窦武、陈蕃铲除宦官反而被迫害之事翻案，《魏书》载:“先是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诛阉宦，反为所害。太祖上书陈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其言甚切。”［5］3曹操在政治立场上没有选择宦官集团一方，竭力与宦官划清界限。其二，士人情结的张扬与士族传统的背离。曹操竭力结交士人，树立士人清流形象，但他的种种举措又与士族精神相对立，如曹操三次颁布《求贤令》以延揽人才。建安十五年(210)曹操《求贤令》言“若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7］40，提出唯才是举，不拒绝“盗嫂受金”者。建安十九年(214)曹操《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言:“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7］48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操第三次发求贤令，《举贤勿拘品行令》言:“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行，或不仁不义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7］48曹操唯才是举的思想与当时士族以经学和仁孝为首的用人观念是有强烈冲突的。

曹操对文学的重视和提倡，其原因固然有诗歌史自身演变的内在原因，更有曹操审时度势的政治需要，从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来说，曹操本人有着浓厚的士人情结，他不仅要做政治家、军事家，更要作伟大的文学家。曹操的文学创作正是他这种士人情结和士阶层政治倾诉的结晶体现。如上文所述，曹操性格中存在着士人情结的张扬与士族传统的背离的矛盾，因此，曹操的文学观与汉末士人的文学创作观念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向士族传统宣战的特点。东汉文学创作的成就更多的体现在赋体文学上，经学思想的深入使得士人很少创作娱乐性的文学作品，吉川幸次郎在《中国诗史》中提及:“作为‘轻文学’的乐府歌谣，文人虽然接受过来享用，但自己并不写作歌词。”［13］曹操乐府诗歌的创制，与他对士族传统的颠覆不无关联。木斋先生《古诗十九首与建安诗歌研究》及相关论文、宇文所安先生《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等研究，无不说明汉代可确定作者的诗歌数量不多，可以认为，曹操开创了士人写作诗歌的先河。位于汉末魏初的曹操不仅仅是曹魏政权的奠基者，也是魏晋文化、魏晋风度的奠基人，这种先驱者地位正是源于曹操早期生平中的两种矛盾属性。

［1］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J］.中山大学学报，1956(6):70－73.

［2］木斋.文学史写作与个案研究［J］.琼州学院学报，2015(1):25－26.

［3］木斋.整体的流变的大文学史观［J］.琼州学院学报，2014(4):23－25.

［4］［法］波·让津.从政治到人性的历史变革——木斋古诗研究以人性为中心视角的意义［J］.琼州学院学报，2013(6):52－63.

［5］［晋］陈寿.三国志［M］.［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

［6］［南朝宋］范晔.后汉书［M］.［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7］［三国］曹操.曹操集［M］.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北京:中华书局，2012.

［8］刘泽华.士人与社会［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21.

［9］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

［10］夏传才，唐绍忠.曹丕集校注:典论自序［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

［11］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2］俞绍初.建安七子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3］［日］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