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花 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100732)

今天的中朝边界是历史演变形成的，包括“两江一山”，即西边的鸭绿江、东边的图们江及中间的长白山。这是元末明初高丽、朝鲜两个王朝不断向北拓展领土的结果。

一、鸭绿江、图们江边界的形成

高丽恭愍王时期(1351—1374 年在位)，趁元朝势力衰退，先是收复双城总管府辖境，接着继续向北拓展领土，西北之境到达鸭绿江上游地区，东北之境到达咸镜道吉州附近。高丽王朝灭亡以后，朝鲜王朝继续推行北拓政策，到了第四代国王世宗时期(1418—1449 年在位)，沿鸭绿江南岸设置了四郡，图们江南岸设置了六镇，从而奠定了中朝之间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的基础。这一过程使得居住在朝鲜西北、东北之境的女真人不断受到挤压，在双方进退的拉锯战中，由于女真人的反扑，朝鲜第五、六代国王时期，曾不得不废弃鸭绿江边的四郡，形成所谓的“废四郡”地区。

17 世纪初，在建州女真英雄努尔哈赤的领导之下，女真各部逐渐走向统一，并建立赫图阿拉城(兴京，今辽宁新宾)，进攻明朝辽东地区，于1616年建立了“后金”。在这一过程中，图们江流域和长白山地区的女真人逐渐向兴京地区集结和靠拢，1644 年又随着清军入关离开了东北故地。这样一来，鸭绿江、图们江以北和长白山地区，几无居住的女真人(满洲人)，变成了空旷的无人区。清初双方边民的越境交涉，主要是关于朝鲜人越入两江以北地区采参、伐木的案件，直到康熙(1662—1722)中后期，才有关内采参者的足迹出现在江北地区。从双方越境案的交涉可以看出，鸭绿江、图们江已成为双方公认的事实上的边界。1712 年，清朝派乌喇总管穆克登到长白山定界，就是从这一事实出发的。

二、长白山地区边界线的形成

长白山地区中朝边界线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清康熙年间。一是因为长白山是鸭绿、图们二江的发源地，二是因为清朝重视长白山这个发祥地，所以欲调查水源、划定彼此界线。康熙年间编纂《一统志》及《皇舆全览图》的活动促进了对长白山的踏查，成为1712 年(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的直接动因。

穆克登的行进路线是:溯鸭绿江而上到达长白山，接着登上长白山山顶天池，再从天池南下寻找鸭绿、图们二江水源，并立碑于分水岭上(碑文记载:“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之后沿图们江而下，到达入海口，结束踏查。

穆克登的立碑处，位于天池东南10 余里(约5 公里)，其西边确定以鸭绿江源为界，东边确定以黑石沟(又称黄花松沟子)与图们江源(红土山水，即今赤峰水源)为界。由于图们江源和立碑处相隔较远，所以在其间设置了石堆、土堆和木栅等作为标记。这段连接图们江源的堆栅总长约九十多里，前五十多里是设于黑石沟东南岸的石堆、土堆，后四十多里是从黑石沟的堆尾到红土山水附近平地上的木栅。后来木栅年久朽烂，造成图们江上游边界模糊不清，以致影响了对干流边界线的判断。

此次定界结果反映到了两国有关地理的文献中。如1717 年制作完成的《皇舆全览图》，其中的“朝鲜图”即反映了穆克登调查水源、定界的结果。再如乾隆年间(1736—1795)，齐召南编纂的《水道提纲》对“土门江”的叙述，也反映了此次定界的结果。而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的《舆地图》(古4709 -1)中的“白山图”，则估计是当时清朝画员绘制的，或者是模本。该图当时制有两份，一份上奏给康熙帝，另一份交给朝鲜国王，奎章阁收藏本当与后者有关联。(一些学者提出所谓“移碑说”，认为碑是从小白山被挪移至天池附近的，这不过是凭空猜测，缺乏史料的支撑:既无证据说明碑在何时、被何人挪移至天池附近，更不能合理解释史料上有明确记载的黑石沟土石堆。)

三、1885 年(光绪十一年)第一次勘界

1885 年这次勘界，是由朝鲜边民越入图们江以北地区开垦土地、定居而引起的。最初，清朝考虑到朝鲜移民人数众多、情况积重难返，决定依云贵苗民例，对其实行“领照纳租”“归化入籍”的政策，但是朝鲜表示反对，要求刷还其边民。1883年，正当准备刷还时，朝鲜钟城府使指出:界碑以东的土门江(指黑石沟)与松花江相连，土门、豆满(图们江)是两条不同的江，由朝鲜边民开垦的土门(指松花江上流)以南、豆满以北的地区(即所谓“间岛”地区，今吉林延边一带)属于朝鲜。在朝鲜的要求之下，1885 年，中朝两国派代表进行了共同勘界，集中考察了图们江上游支流和长白山界碑、土石堆分布等。

此次勘界的时间为这一年的九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三十日，中方代表包括吉林将军派出的督理商务委员秦煐，珲春副都统派出的德玉、贾元桂;朝鲜勘界代表则是安边府使李重夏。从双方代表行进的路线看，先齐聚在朝鲜会宁，从这里溯图们江而上考察上游三条支流，即西豆水、红丹水、红土山水，再从红土山水发源地经由黑石沟到达长白山立碑处。

经过考察中方代表反而更加迷惑了。他们发现界碑以东的黑石沟并非图们江源，其四周分布着松花江支流，因而认定黑石沟是松花江支流。基于这种判断，他们指出立碑的位置要么不正确，要么被挪移了(后来一些学者所主张的“移碑说”实发端于此)。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既与黑石沟所处的地理位置靠近松花江上流有关，也与黑石沟和图们江源(红土山水)之间的木栅全部朽烂、难以辨认有关，此时距离穆克登定界毕竟已过了170 多年。

而经过此番考察，朝方代表李重夏的看法倒有了根本的变化。最初他也认为土门、豆满是二江，即认为黑石沟与松花江相连(所谓碑文所记“东为土门”)，但是不久他看到了连接黑石沟和红土山水一带的堆栅遗迹，由此他认识到土门、豆满实为一江。不过，他并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中方代表，而是秘密地报告给了本国政府(其内容详载于首尔大学奎章阁收藏的《追后别单》中)。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是考虑到如果承认以豆满江为界，那么江北的朝鲜垦民将要被刷还;二是考虑到说服中方代表绝非易事——他们认定碑、堆误设于松花江上流，因而不承认碑、堆是当年界标，提出以天池以南100 多里的三池渊和其东边的红丹水为界。于是双方代表在所绘制的地图上共同钤印、画押以后，各自持图回国，第一次勘界至此结束。可见这是一次未完成的勘界。

四、1887 年(光绪十三年)第二次勘界

第一次勘界结束后不久，朝鲜即承认所谓土门、豆满为二江的观点是错误的，如1886 年九月，朝鲜外部督办金允植在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指出，“已知前事之误”，“不必派员会勘”，要求“借地安置”朝鲜贫民。但是两国边界一天定不下来就会影响朝鲜垦民的去留，更会助长源源不断的移民浪潮，所以清朝决定再次进行勘界，于是1887 年进行了第二次勘界。

中方代表仍包括秦煐、德玉，吉林将军又加派了补用知县方朗;朝方代表仍为时任德原府使的李重夏。朝方的主张十分明了，提出以碑堆、红土山水为界，强调这是康熙年间(1662—1722)的旧界。中方代表则根据第一次勘界经验，提出以三池渊、红丹水划界，并将15 块碑石移到红丹水汇入图们江处。然而在谈判中，由于李重夏的坚持，加之考虑到红丹水以西的长坡有居住了百余年的朝鲜人百余户，所以中方代表退一步要求以长坡以西的石乙水为界(长坡可归朝鲜)，其发源地以小白山(三池渊西北、距天池50 多里)为界。但是李重夏仍表示反对，要求遵守康熙年间的旧界，他有清朝舆图(民间刻本)为据，这使得中方代表疲于应付。虽然双方代表对红土山水、石乙水合流处以下达成了以图们江为界的共识，但是对合流处以上至发源地未能达成协议，最后只得决定交由总理衙门裁决。于是双方代表在所绘制的地图上共同钤印、画押以后，结束了第二次勘界。

第二次共同勘界差一点就达成协议，最终失败的责任毋宁说主要在中方代表身上，他们误以为立碑处和黑石沟是松花江上流，因而否认碑、堆为当年界标。朝方代表李重夏的观点是正确的，与总理衙门查明图们江旧界的要求也是吻合的。第二年，总理衙门在向光绪帝上奏时，提出不要太过强求朝鲜沿小白山、石乙水设立“十字碑”，得到光绪帝允准，说明在某种程度上清廷认可了朝方意见(以碑堆、红土山水为界)的合理性。

由于中方代表的失误，作为两次勘界成果的两幅地图，所标示的黑石沟(黄花松沟子)均与松花江相连，即是作为松花江支流来处理的。1907年，日本在派人踏查以后所绘的地图上，也是将二者连接起来，并杜撰“二江说”，显示了其向“间岛”地区(今吉林延边一带)扩张的侵略野心。而笔者近几年实地踏查发现:黑石沟是一条干沟，除了夏季短时间内部分地段有水流以外，其他季节没有水流;其下游沟形变得平衍无踪，没有水流入松花江，不是松花江支流。这个事实在1712 年(康熙五十一年)定界时是清楚的，只是后来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和“间岛”归属问题联系起来以后，其真相一直被掩盖着。

五、中朝边界史的特点

第一，中朝边界以自然的河流、山脉为主。鸭绿江、图们江流经长白山山谷地带，沿岸横亘着险峻的山脉，这成为阻隔彼此的自然界限，最终定格为两国边界。第二，这条边界线的形成，是高丽、朝鲜两个王朝不断向北拓展领土的结果。这一过程从高丽末年恭愍王时期，一直延续到朝鲜初年世宗时期，沿着鸭绿、图们二江南岸分别设置了四郡、六镇，从而奠定了以两江为界的基础。第三，1712 年(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定界，第一次明确划分了长白山地区的边界，即以线为界，具备了现代边界的特点。以天池东南约5 公里的立碑处为标志，西边以鸭绿江源为界，东边以黑石沟与图们江源(红土山水)为界;而从立碑处到图们江源的无水地段，则设置了石堆、土堆、木栅等作为标记。这是长白山地区最早划定的边界线。第四，两国的边界纷争出现在晚清光绪(1875—1908)年间，与清朝解除封禁政策同步，这是由一江之隔的朝鲜人捷足先登，越入江北地区开垦、定居而引起的。经过两次勘界，双方基本解决了以图们江为界的问题，只是由于中方代表的教条和固执，对其上游及发源地未能达成协议，未能签订边界协议，这为日本利用这一问题向“间岛”地区(今吉林延边一带)扩张留下了隐患。第五，1962 年《中朝边界条约》的签订，以国际法承认的条约的形式，正式规定双方以“两江一山”为界，其走向基本承袭了自1712 年定界以来的历史边界线，只是在天池归属问题上中方做出了部分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