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简·托伯罗维斯基

(英国伦敦大学 经济学系，伦敦WC1H 0XG)

吴昕炜a，b 译

(武汉大学a.哲学学院;b.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武汉430072)

2012 年7 月30 日，波兰政治经济学元老泰 狄士·科瓦利克(Tadeusz Kowalik)在他位于华沙的家中辞世。科瓦利克之所以为世人知晓，原因在于他是杰出的波兰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cki)(1899—1970 年)最后仅存的合作者，并且他还是在20 世纪80 年代对推翻共产党政府起到关键作用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顾问，而随后，他又对继之而起的资本主义提出了激烈批评。他不仅质疑了当时被广泛接受的关于凯恩斯革命的解读，还反思了波兰共产党人不能接受其革命性的过去并为自身在现代世界中找到正确位置的无奈。科瓦利克在凯恩斯革命问题上的核心观点，来源于他对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中所做分析的理解。

科瓦利克于1926 年11 月19 日出生在波兰东部城市卢布林(Lublin)城外一个名为卡捷坦沃克(Kajetanówka)的村庄，那里是该国传统的贫穷落后地区。1951 年，他在华沙大学以优异成绩完成了法学本科的学业，并投师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门下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1958年，科瓦利克完成了他博士阶段的学业。此时，他已经担任《经济生活》周报(ycie Gospodarcze)的编辑，并且还在这个岗位上倡导了对过度中央集权国家经济制度的改革。后来，由于执政党明令禁止关于改革问题的讨论，他不得不离开这个工作了两年的岗位。然而，受益于导师的提携，他还是在为党内积极分子开设的社会科学大学谋得了一个政治经济学讲师的教职，并开始为获得波兰学者必须取得的第二个研究型学位(habilitacja)而展开研究。

20 世纪60 年代初，在第一次访问英国期间，科瓦利克信奉一种当时流行的趋同理论，即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都是逐渐走向由民主制调和的高福利的技术型国家。资本主义的西方在利用执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来促进福利发展的过程中更加趋向社会主义，它们通过国家控制经济命脉，从而确保了高就业率和机会平等。而社会主义阵营则早已实现充分就业和社会平等，其技术能力通过1957 年发射的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名为Sputnik)表现出来。科瓦利克认为，尽管1956 年匈牙利起义遭到了镇压，而在同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讲话后推进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改革，则是民主化缓慢推进和不可避免的佐证。在伦敦访问期间，科瓦利克会见了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及战前波兰共产党(KPP)成员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该党已经于1938 年解散，其领导人也受到斯大林的清洗。

兰格在1965 年10 月去世的时候，科瓦利克已经与卡莱茨基一起批评当时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败，还与哲学家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以及经济学家沃齐米日·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合作，他们都利用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保护党内外持不同政见者。随着政府的经济战略的失败，消费品短缺的问题在1967 年年底的“肉类危机”中达到顶峰。执政当局以对犹太人和“修正主义”的镇压来回应，科瓦利克也因此被开除。尽管波兰共产党已在1956 年正式恢复名誉，科瓦利克与多伊彻的会面依然被当作是意识形态松懈而需要被清除的证据。然而，科瓦利克还是在波兰科学院保住了自己的位置。并且，在接下来的20 年中，他发表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以那些没有列入禁止出版的作者黑名单中的友好合作者的名字问世的，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爱德华·利平斯基(Edward Lipiński)，他是最早而且也是最杰出的波兰经济学家，曾经在1929 年给了卡莱茨基生平的第一份工作。卡莱茨基于1970年去世后，科瓦利克随即承担了监督杰伊·奥夏滕斯基(Jerzy Osiatyński)编辑《卡莱茨基文集》的额外任务。

1968 年以后，科瓦利克积极参与了非官方的和持不同政见的大学讨论。20 世纪70 年代末，由于工资紧缩政策的出台，工人罢工运动恢复并最终促成了团结工会的建立。1980 年，科瓦利克前往格但斯克(Gdask)，协助工人与波兰政府进行谈判。谈判的结果就是现在镶嵌在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工会联合会外墙上的一系列原则，即保障充分就业、结社自由、罢工的权利、同工同酬、社会福利，以及所有工人均平等享有参与管理的权利，等等。

团结工会于1982 年底被镇压后，科瓦利克在地下出版社撰写和编辑了许多作品，用来支持工会及其民主工团主义原则。在这里，科瓦利克借鉴了非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20 世纪20 年代和30 年代提出的政治纲领，以及对苏联产业组织的批评，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中，就包括他的导师兰格。这也是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科瓦利克一直推崇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主题。

一、修正凯恩斯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科瓦利克的政治激进主义启发了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青年时代的贫困，以及反对纳粹占领波兰的斗争使他具有激进的思想，而这些也促使他于1948 年加入波兰共产党。科瓦利克的经济思想最初来源于曾经鼓励他阅读马克思著作并重视经济学各个流派思想的兰格。科瓦利克因此继承了兰格亲近马克思主义的特性，由于这个特性，所有思想派别，包括新古典经济学，都能以某种方式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服务。对于兰格而言，“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是片面描述了作为经济学客观“规律”的一部分，而没有意识到这些规律的社会主义潜质。①See Oskar Lange，Political Economy，vol. 1:General Problems (New York:Macmillan Company，1963)，327 -42.另外，兰格曾注意到，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需要的国民收入核算需求以及经济欠发达国家为摆脱经济落后状态而进行的努力……意味着超越时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界限，它主要用于调查市场过程并认为经济具有自动保持平衡的机制(常常是出于保卫它的目的)……对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进行的专业化研究，使得经济学研究变成了一门专业……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从资产阶级直接利益中独立出来。See Oskar Lange，“Political Economy，”in Tadeusz Kowalik，ed.，Economic Theory and Market Socialism:Selected Essays of Oskar Lange (Aldershot:Edward Elgar，1994)，180 -81.科瓦利克与兰格贡献了一种开放的、非教条式的经济分析方式，这使得他们能够与经济学家们打成一片，并赢得所有派别经济学家的尊重。

尽管兰格塑造了科瓦利克政治经济思想的风格，但是这些思想的独创性还应归因于科瓦利克与卡莱茨基的合作，以及他对罗莎·卢森堡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卢森堡的研究赋予了科瓦利克一种全新的方法来接受卡莱茨基的理论，并进而引发了卡莱茨基对自己思想的重新认识。

1946 年凯恩斯去世后，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培养了剑桥大学三代经济学人，不仅凯恩斯被卡莱茨基在1933 年关于商业周期、工资，以及就业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中预料到，而且后者也成了“更为一致的”凯恩斯主义者［1］。这促使马克思主义者——还有某些值得注意的例外，如在剑桥的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和在美国的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从20 世纪70 年代起，就把卡莱茨基看作凯恩斯左派。这一派别的理论家们延续着凯恩斯主义中关于财政政策关乎维持需求和充分就业的思路，从而倡导社会主义［2］。科瓦利克是挑战把卡莱茨基视为凯恩斯左派的这一观点的关键人物。

20 世纪60 年代初，科瓦利克受邀为在1964年庆祝卡莱茨基65 岁生日而出版的纪念文集中撰写一篇传记章节［3］。为了准备这方面的写作材料，科瓦利克对卡莱茨基进行了一个系列采访，询问了他的工作情况和思想观点。这些访谈记录了卡莱茨基的主要著作，以及他与凯恩斯就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讨论，还有他和在剑桥的追随者例如罗宾逊之间的讨论。更为重要的是，科瓦利克还把卡莱茨基带回到20 世纪20 年代和30 年代初波兰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辩论中，这些辩论围绕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大规模的失业和经济衰退而展开。辩论的中心人物分别为奥地利的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罗莎·卢森堡和俄罗斯的米哈伊尔·杜冈-巴拉诺夫斯基(Mikhail Tugan -Baranovsky)。卡莱茨基曾经参加了上述的辩论，但他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的是辩论观察员的角色，即从他们的辩论中找出发展自己的理论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加入到对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更系统的理解和批评的行列中。

科瓦利克的采访把卡莱茨基的思绪重新带回到与这些思想者的讨论之中，并进一步促使卡莱茨基发表了一篇论文阐述自己的理解。这一理解就是卢森堡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两人都把总需求视为资本主义的关键问题［4］。然而，总需求的重要性不只体现在凯恩斯的理解里，即总需求直接确定就业水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需求的主要功能在于它是资本家实现利润的关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总需求的问题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卢森堡那里出现了。按照卡莱茨基的理解，两者都正确地认识到利润实现的困难是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但他们都错误地认为这个困难能够在实践中被克服——卢森堡认为可以通过外部市场而克服，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可以通过转向资本密集型生产而克服。

由于双双遭受反犹太人和反修正主义的大清洗而“灰头土脸”，1968 年以后，科瓦利克和卡莱茨基又返回到这些观点上。他们合撰了题为《对“关键改革”的观察》的论文，该论文试图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能否维持充分的就业而不诉诸法西斯主义或战争的讨论框架下寻求凯恩斯革命的意义［5］。这篇论文是在意大利发表的，因为当时波兰共产党当局虽然向工人罢工妥协，并被迫做出让步，但依然没有重新接纳那些在1968 年被清洗的人员。当论文发表出来时，卡莱茨基已经去世了，而且科瓦利克也被禁止使用他自己的名字发表作品。不过，作为《兰格文集》的主编，他得以在波兰科学院保留了自己的职位。波兰科学院在那些由执政当局领导的波兰机构中拥有独立的地位，而且兰格项目被认为同时具有国内和国际的重要意义。

二、罗莎·卢森堡的政治经济学

科瓦利克署自己的真名出版作品的一个特例，出现在1971 年。这一年，他出版了《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和帝国主义理论》一书［6］。这本书是科瓦利克的代表作。在书中，他试图重建20世纪上半叶的政治经济学，这一任务从马克思探索19 世纪中期的政治经济学开始就已经提出来，但却一直没有完成。

要真正了解科瓦利克所获成就的意义，就必须要了解这本书创作的特定环境，以及在他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这就如同分析马克思思想一样)。赋予科瓦利克政治经济学以意义的政治环境开始于1938 年。波兰共产党被共产国际解散，原因是该党已经在卢森堡和莱昂·托洛斯基的影响下，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后来，那些波兰共产党的领袖们，无论是已经在莫斯科的，还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前往的，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清洗。当时对波兰共产党人的镇压之残酷在纳塔利娅创作的关于玛丽亚(Koszutska)的传记中有详尽的描述。玛丽亚(Koszutska)就是当时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并且在1939 年遭到了清洗［7］。

1956 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谴责斯大林的著名报告后，波兰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终于获得了迟来的平反。由于对个人专断统治的批评逐渐普及开来，人们不仅可以公开讨论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看法，而且也可以公开讨论对资本主义的不同看法。就在这同一年中，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波兰语第一版出版发行了，这里面有一部分章节就是卡莱茨基翻译的。其后，还有许多作品的波兰语翻译版本相继问世，这其中包括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作品、左派政治经济学家多布和罗宾逊(Dobb and Robinson)的作品，以及在1957 年为科瓦利克开启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积累辩论的斯威齐所著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

1963 年，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波兰语版在战后第一次出版发行［8］。就在这一年，科瓦利克完成了他的研究型学位论文(habilitacja)，即《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和帝国主义理论》。这是一本对卢森堡思想具有导论性质的书，同时也把卢森堡的思想放在与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共同讨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未来可能性的背景之中，这场辩论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杜冈-巴拉诺夫斯基。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科瓦利克用令人叹为观止的原创方法分析了20 世纪早期至中期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的关键人物。这不仅使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变得更加清晰，而且也触及卢森堡分析资本积累的核心问题。

科瓦利克分析的起点是俄国民粹派对为什么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俄国发展起来的解释，在他们看来，这是因为俄国在19 世纪末只能提供有限的市场。这激发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回应:他那著名的驳斥消费不足的观点的理由是，资本主义将为生产原因持续生产机器，而与消费无关。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如此分析的关键一点是他观察发现，资本主义可以通过生产更多生产资料来稳定自己，克服消费的局限性。①当然，除了这些以外，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分析还有很多。他不知不觉成了20 世纪政治经济学的中心人物。这并不是因为他“解决”了资本主义积累的抽象问题，而是因为他对英国银行危机进行了研究。尽管他的作品从未被翻译成英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研究还是成为商业周期理论的一个关键文本，并与凯恩斯和丹尼斯·罗伯逊一道对英国的货币经济周期指数产生重要影响。

在这些讨论的启发下，科瓦利克关于罗莎·卢森堡的伟大作品把20 世纪政治经济学的根源追溯到《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计划的讨论。马克思对萨伊定律的批判表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或曰增长不可能以一种稳定的或者毫无危机的方式发生。这样一来，外部市场问题就为建立在需求不足和作为外部市场的国家基础上的凯恩斯/卡莱基政治经济学打开了大门。

三、斯威齐对卢森堡的阅读

科瓦利克试图把人们对卢森堡方法论的批评扭转过来。在科瓦利克看来，卢森堡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人们误读了。斯威齐被认为是与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弗里茨·斯腾伯格(Fritz Sternberg)、亨里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和保罗·弗洛里奇(Paul Fr ο＇lich)一样赋予了卢森堡的理论以不同解释的人。因此，科瓦利克说:“如果我们比较这些作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对《资本积累论》所做的阐释，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在经济学的文献中，再也找不到别的著作能像这本书一样被以如此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而且这些不同之处不是建立在细枝末节上，也不是在侧重点上，而是在解读它的作者的根本观点上。”［6］25

在他的著作以及早期关于卡莱茨基的传记性文章中，科瓦利克坚持了卡莱茨基在二战前夕出版的《经济波动理论文集》中提出的关于对卢森堡的理解。卡莱茨基曾在书中表示，卢森堡的“理论虽然不能被作为一个整体来通盘接受，但是她所提出的用家庭投资或出口来弥补‘储蓄缺口’的必要性的描述，也许比凯恩斯先生《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出版前的任何论述都要清楚得多。”①Michal Kalecki，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Fluctuations (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1939)，46;Jerzy Osiatyński，ed.，Collected Works of Michal Kalecki，vol. I:Capitalism，Business Cycles and Full Employment(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255.

科瓦利克把卡莱茨基的解释与一些主张卢森堡的理论属于广义的“消费不足”理论的论者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发展部分受限于经济上的消费不足，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不能持续提高工人消费以维持充分就业和生产资本的充分利用)进行了对比。兰格在1938 年提出了一个关于卢森堡的极端消费不足的解释，他表示:“很少有消费不足论者认为任何储蓄都是投资的阻碍。罗莎·卢森堡就是这些论者中最为突出的一个。”［9］斯威齐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中沿着这种思路提出了一个更理性的解释，他把卢森堡尊称为“消费不足主义论者中的女王。”［10］171斯威齐认为，这样的评价来源于她反驳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观点，即只要资本家保持投资占据国家收入越来越大的份额，资本主义就可以在没有任何需求约束的情况下随之扩张。正如卢森堡所说:“生产资料可以不依存于消费而被生产出来的意见，当然只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具有庸俗经济学的典型性的幻想。”②Sweezy，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171;Rosa Luxemburg，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51)，320. 斯威齐在1951 年对卢森堡《资本积累论》英文版所做的评论表明，他直到20 世纪50 年代后期才修正自己的观点。在评论中，斯威齐认为，卢森堡的著作“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尽管它存在许多对经济主题完全无效的分析性错误。”卢森堡“在‘简单再生产’(积累问题在此被排除)的前提下考察了积累，而后，又把非资本主义环境看作是一种使她从自己的混乱结论中解围的救命稻草。”See Paul M. Sweezy，The Present as History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53)，291 -94.

科瓦利克认为，兰格把卢森堡解释成为一个极端的消费不足主义论者是把卢森堡的分析仅限于“简单再生产”的层面，即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状态下，资本存量不变，所有的投资都是替代投资，经济总量没有变化。只有在这种条件下，“任何”储蓄都能引发需求不足的危机。这种对卢森堡的误读与斯威齐和布哈林(斯威齐曾引用过)对她的误解有关，即她的分析需要将消费量保持恒定，换句话说，这假定了简单再生产的条件。斯威齐指出，工人在积累/增长的条件下的额外支出可能有助于实现剩余价值［10］204。他把这看作是对卢森堡的批评。

与之相反，科瓦利克认为，卢森堡试图创造一种资本主义的发展理论，或曰“扩大再生产”理论，因此，仅从简单再生产的角度来批评她的工作是错误的。然而，科瓦利克后来也称赞过斯威齐对卢森堡的正确解读，那就是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最终崩溃的日子将永远不会到来，因为阶级斗争和国际战争将会在最终崩溃到来之前带来一场革命。斯威齐在这里引用了卢森堡在《资本积累:一个反批判》一书中对她自己观点的澄清，这也是她对那些批评者所给出的回应［10］215。

四、与米哈尔·卡莱茨基的合作

最终，科瓦利克的观点被证明是正确的。而这一点，除了他自己以外，几乎没有人知道。英语世界不了解这一点，是因为他关于卢森堡的伟大著作，除了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版本外，没有被翻译成任何其他语言。而他自己，这位最谦虚的伟大思想家，并没有提醒我们他在新近出版的卢森堡著作的英文版(收入劳特利奇经典系列)和波兰文版的导言中对卢森堡的思想所做的学术辩护。

斯威齐本人的观点也有所改变。他对危机的解读演变成他所称的“过度积累论”，这一理论首先是对来自埃弗塞·多马(Evsey Domar)对他原来论点批评的回应，后来又受到卡莱茨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①Foster，The Theory of Monopoly Capitalism，83 -93;Paul M. Sweezy，The Present as History，352 -62;Evsey Domar，Essay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109 -28.《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就是斯威齐对20 世纪中叶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系统论述的第一次尝试。20 世纪40 年代初，当斯威齐在撰写这部著作的时候，卡莱茨基在美国已经是广为人知的人物了。但《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并没有提到卡莱茨基，尽管在结语中把凯恩斯带了一笔。斯威齐与卡莱茨基的交集发生在1946 年底，那时，卡莱茨基迁居纽约。他们定期会面进行讨论，直到1955 年卡莱茨基返回波兰。保罗·巴兰(Paul Baran)也与卡莱茨基有过直接接触，并且他《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 年出版)一书中的很多思想都来源于卡莱茨基的积累理论。②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私人通信中提供的信息。

1952 年，约瑟夫·施泰因德尔(Josef Steindl)继承卡莱茨基的思路出版了《美国资本主义的成熟和停滞》一书。紧接着，斯威齐为该书撰写了评论。施泰因德尔在书中进一步分析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现实，在经济需求低迷时期，担负大宗资本积累任务的公司没有降低价格。尽管这种价格下降将有助于保持实际工资处于稳定状态。相反，企业依旧保持高昂的价格(相对于工资而言)，但降低了生产份额。未饱和的生产能力阻碍了进一步投资，其结果是利润下降，进而抑制再投资。因此，施泰因德尔明确提出，剩余价值难以实现的原因是投资不足，而不是经济消费不足。在《卡尔·马克思和资本的积累》一章中，施泰因德尔引用马克思的话明确表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工资的低消耗是低投资的结果，而不是狭义的消费不足理论的观点所认为的那种相反的解释。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解释实际工资水平的决定因素时明确指出:“用数学上的术语来说，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在对这一章所做的结论中，施泰因德尔承认，马克思可能“的确找到了克服消费不足的办法”，但斯威齐对此的解释是“不合逻辑的”，而且他把这种方法视为资本主义的核心问题是不完整的。③Karl Marx Capital，vol. I (London:J.M. Dent and Sons，1957)，684;Josef Steindl，Maturity and Stagnation in American Capitalism (Oxford:Basil Blackwell，1952)，243 -46.

斯威齐对自己观点的修正也许是出现在他最有名的作品——与保罗·巴兰(Paul Baran)合著的《垄断资本》一书中。这本书尽管和斯威齐的前一本书有着相似的目标，即提供一个观察当代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视野，但是它既没有提到消费不足，也没有提到卢森堡。事实上，在《垄断资本》中，唯一提到《资本积累论》的是琼·罗宾逊于1956 年出版的同名作品!不同于工人的消费影响剩余价值实现的观点，斯威齐采用卡莱茨基的理论，即在一个具有平衡的政府财政状况的封闭经济体系中，实现的利润等于资本家的消费加上他们对生产性投资的支出。盈余如何变现，对于资本主义而言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在他与保罗·巴兰合著的这本书中，该问题并不表现为消费不足，而是投资不足或资本积累不足。④Paul A. Baran and Paul M. Sweezy，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chapter 4. 唯一确认分析框架变化的地方是一个脚注。它提到，新书“也应解释为反映了我们对早前工作的不满。”约翰·金、迈克尔·霍华德和梅格纳德·德赛认为，斯威齐从来没有放弃他的消费不足理论。然而，德赛、金，还有霍华德把消费不足理论延伸成为表达资本主义经济中所有总需求不足的概念。See Michael Howard and John King，A History of Marxian Economics，vol. II，1929 –1990 (London:Macmillan，1992)chapter 6，and Meghnad Desai，“Underconsumption，”in Tom Bottomore，ed.，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Oxford:Basil Blackwell，1991). 这里有着相当大的混乱，即由于存在这样一个事实:斯威齐的后期理论借鉴了卡莱茨基的思想，只是在熊彼特消费不足理论的第二个“非消费型”意义上才属于“消费不足论”，这也适用于凯恩斯，而这在当今的术语中是不能称之为消费不足主义者的(事实上，恰恰是斯威齐的原始理论更接近“非消费型”分析，而不是其他形式的消费不足理论)。科瓦利克关于卢森堡的著作写于《垄断资本》之前，并于1966 年在波兰发表。但当时他对卢森堡的辩护已经发表了，科瓦利克应该已经意识到斯威齐改变了他的立场。

与科瓦利克的讨论影响了卡莱茨基在1967年发表的论卢森堡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文章。在卡莱茨基《论资本主义的关键改革》这篇最后的论文中，这两位思想家合作把凯恩斯革命放在围绕资本主义再生产辩论的背景下进行考察。①See Michal Kalecki，“The Problem of Effective Demand in Tugan-Baranovsky and Rosa Luxemburg”;Kalecki and Kowalik，“Observations on the‘Crucial Reform.’”这解释了“革命”的政策，即，更有效地利用政府开支，以协助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

卡莱茨基在20 世纪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工作是科瓦利克思想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同时也是把他们和成熟的斯威齐联系起来的一条暗线。与斯威齐一样，科瓦利克把卡莱茨基的商业周期理论看成是一个媒介，通过它，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与那些19 世纪后期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辩论就联系起来了。这个主题从卡莱茨基的传记性文章开始直到科瓦利克最后的论卢森堡的文章都反复出现。因此，一直以来，科瓦利克都拒绝那种把卡莱茨基视为凯恩斯“先驱”的看法。相反，卡莱茨基明确认识到围绕卢森堡作品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论争的基础，而凯恩斯只是以一种不完美的方式看到了其中一部分。

五、未竟的事业

《兰格文集》的第八卷和最后一卷出版于1986 年。1990 年，增补的两卷出版，包含了先前出于政治原因被选编的论文。②Helena Hagemejer and Tadeusz Kowalik，eds.，Oskar Lange Dziela tom 8 dzialalnos＇c＇naukowa i spoleczna 1904-1965 (Warszawa: Pań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1986);Tadeusz Kowalik，“Przedmowa，”in Helena Hagemejer，Oskar Lange Wybór Pism，two volumes (Warszawa:Pań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1990).《兰格文集》，连同他与卡莱茨基的合作以及他对卢森堡的研究，成了科瓦利克最大的成就。1989 年，波兰当局同意民主选举，并在财政上从原来依赖莫斯科，转而投靠华盛顿。波兰方面的代言人是在第一届非共产党政府中担任财政部长的莱谢克·巴尔采罗维奇(Leszek Balcerowicz)，此人引入了“休克疗法”，关闭亏损的国有企业并提供廉价的商业机会给本地和外国企业，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失业率上升和通货膨胀。社会主义遭受的挫折带给科瓦利克的伤痛，不只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政治转变，还有人们对他心目中的英雄——卢森堡、卡莱茨基和兰格的忽视。由于团结工会的政治派别忙于对外资控制波兰经济进行民族主义者的回应，科瓦利克认为，资本主义并不一定要以残酷的失业形式进入。特别是，宪法对充分就业的承诺必须得到尊重。在与一系列短命的左翼政党打过交道后，他定下心来要发挥左派经济学家良心的作用，积极参与辩论和写作，支持社会主义事业。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从团结到背叛:资本主义在波兰的复辟》，在他逝世前几天刚刚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他的最重要的著作《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和帝国主义理论》不久将会以波兰语再版，而英文版依然有待译出。

［1］ Joan Robinson.Introduction［C］//Michal Kalecki.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Business Cycles. Oxford:Basil Blackwell，1969.

［2］ John King.A History of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Since 1936［M］.Cheltenham:Edward Elgar，2002:49-53.

［3］ Paul A. Baran. Problems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Planning:Essays in Honour of Michal Kalecki［M］.Oxford:Pergamon Press，1966.

［4］ Michal Kalecki.The Problem of Effective Demand with Tugan-Baranovski and Rosa Luxemburg［C］//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146 –55.

［5］ Michal Kalecki，Tadeusz Kowalik. Observations on the“Crucial Reform”［C］//Jerzy Osiatyński. Collected Works of Michal Kalecki:vol. II. Oxford:Clarendon Press，1991.

［6］ Tadeusz Kowalik.RLuksemburg Teoria Akumulacji i Imperializmu［C］.Wroclaw:Zaklad Narodowy Imienia Ossolińskich Wydawnictwo Polskiej Akademii Nauk，1971.

［7］ Natalia Gasiorowska.Zycie i dzialalnoM. Koszutskiej［C］//Maria Koszutska. Pisma i przemówienia tom. 1(1912-1918).Warszawa:i Wiedza，1961.

［8］ Róz·a Luksemburg，Akumulacja kapitalu. Przyczynek do ekonomicznego wyjanienia imperializmu［M］.Warszawa:Pań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1963.

［9］ Oskar Lange. 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the Optimum Propensity to Consume［J］.Economica，1938，5(17):12 -32.

［10］ Paul M. Sweezy.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