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峰

英国作家简·奥斯汀是“结婚”这件人生大事的专家，她留下的六部小说都是以此为中心，其婚姻观尽现在《傲慢与偏见》这部作品中，让我们来看看班纳特这对夫妻。班纳特老爷把妻子当傻子愚弄，当然，她也的确愚蠢，而班纳特夫人则以唠叨——她唯一的特权，回敬之。作为读者，我们也许会跟着班纳特老爷，及作者一起笑话班纳特夫人，伊丽莎白很爱她的父亲，其父也相当尊重她。然而即便是伊丽莎白，也坦言道，“倘若叫我根据自已的家庭，来说一说什么叫做婚姻的幸福，什么叫做家庭的乐趣，那一定说不出什么好话来。”对此，加拿大历史学家伊丽莎白·阿伯特一定同意，因为在她的《婚姻史》中对婚姻真的没说什么好话。

阿伯特告诉读者，直到18世纪末期，因为爱而结婚才成为流行的公众观点，尽管所谓的爱和能给人带来慰藉的强烈好感有所不同，但是这一进步标志着不仁慈和暴力促成的婚姻的减少。在这之前的人类历史上，成功婚姻的标尺是它能为家族带来多大的经济利益，获得多少有权势的亲戚，或者能够生育多少孩子。完全无视对个体情感的满足。在15世纪的英国有一场安排好的婚姻，准新娘的父亲有好几个女儿，他直到婚礼的早晨才选出了要结婚的那个女儿。

即使到了19世纪，由于妻子仍然在经济和法律上处于依附丈夫的地位，爱情在许多人的婚姻里并没有起到主宰作用，即使是一直被现代人传颂的伊丽莎白和达西的爱情也是有水分的，事实上伊丽莎白改变对达西的看法是在见到了达西家的大花园的时候。

这也怪不得伊丽莎白们。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中，已婚妇女必须要放弃个人财富以及财产所有权并全都移交给丈夫，结婚的夫妇就此成为了一个单一的个体，丈夫掌握了所有的权利。妻子冠以夫姓，这一方式是为了加强父系的继承权，这意味着女性是附属于丈夫的，所以，当女性宣读了结婚誓词，她就丧失了个人权利。因此即使到了19世纪中期，女人在择偶方面都是孤注一掷，因为离婚对女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要知道连国王都没法离婚，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为了离婚与教皇闹翻了，还差点引起国内叛乱。1857年英国的《婚姻诉讼法》颁布，才允许为离婚设立特别法庭，允许丈夫与通奸的妻子离婚，却规定要求与通奸的丈夫离婚的妻子拿出证据，证明他同时有乱伦、重婚、虐待或抛弃行为才能批准离婚。如此双重标准直到1923年才宣告结束。

此外，直到一个世纪前，婚姻还一直被死亡的阴影围绕，它杀死生产的妇女，新生儿和年龄较大的孩子，同样也杀死男人，终结婚姻。如今死亡已经像一件遥远的悲剧了，现在很少有女人担心自己会因生产而死。寿命的增加延长了婚姻的时间，“直到死亡才能把我们分开”的婚姻誓言也面临着新挑战。

另外的挑战来自浪漫，今天，最受尊重的结婚理由就是你坠入了爱河。以清教徒的婚姻观为基础，西方文明试图创造一种，把一生的伴侣和不那么持久但更让人沉醉的快乐——浪漫热情，结合在一起的婚姻观。对此， 肖伯纳讽刺的将婚姻描述为：“他们受制于最强烈、最疯狂、最蛊惑人心而又转瞬即逝的激情的支配。婚姻还要求他们宣誓永远保持处于这种过度兴奋、异乎寻常而又让人心力交瘁的状态，直到死亡将两人分开为止。”

传统婚姻的崩溃还受到了另外一股力量的冲击。1951年英国皇家人类学研究所将婚姻定义为“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结合，该女人所生子女为两人共同合法后代”。而如今，同性婚姻在世界很多地方得到了认可。所谓婚姻已经得到了改写。

那么婚姻作为一种起源于父系社会的制度，有没有未来呢？虽然没什么好话，还是让我们用查尔斯·达尔文在考虑和他的表妹艾玛·韦奇伍德的婚姻问题时所确定的话来回答吧，达尔文说，妻子将会“无论如何都比一只狗好”，换句话说，结个婚总比养条狗好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