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与北京书院的互动关系

2015-03-21赵连稳许文雅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2期

赵连稳，许文雅

(1．北京联合大学文化传承协同创新中心，北京 100101;2．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北京 100191)

在中国古代社会，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是读书人进入仕途、施展才能、实现人生抱负的主要途径。科举最早出现在隋朝，书院最早出现在唐朝，随着清末科举的废除，书院也退出历史舞台，两者共存千余年。书院因科举兴盛而起，因科举废除而终，所以说科举制约着书院的存在;另一方面，书院则为科举考试源源不断地提供生源，许多士子由此鲤鱼跳龙门，从而为科举制度注入活力，特别是在官学衰落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在北京地区，科举和书院同样具有这种互动关系，但又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一、科举与北京书院产生、发展和改制

唐末五代战乱不断，政局动荡，导致北京地区官学废弛，不能满足科举考试和国家对人才培养的需要，北京诞生了第一所书院——窦氏书院。辽金元时期，北京的科举处于低谷，书院数量不多;明清时期，北京的科举发展到鼎盛，书院数量也达到历史最多;晚清时期，外患日烈，人们认为科举和书院是导致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随着科举的废除，北京书院也纷纷改制为学堂。

(一)唐末五代，官学废弛，科举召唤，北京书院应运而生

唐末五代，政权更迭频繁，政局持续动荡，原有的官学体系被破坏，无法满足士子求学需要，悠久的私人办学传统，科举取士的召唤，使一些士大夫开始创办书院。隋唐以后，一个家族要想获得社会地位，必须走科举入仕的道路，我国最早的书院就是家族书院，例如创办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的江西桂岩书院和创立于唐大顺元年(890)的江西东佳书堂。桂岩书院创办人幸南容，临终时对后代说:“凡事不须与人竞争，一意读书，科举有名，此乃大争气也。”［1］57江州陈氏在族谱中规定:“子孙于蒙养时，先当择师，如有资性刚敏、人物清醇者，严教举业，期达道以取青紫。”［2］由此可见，科举取士刺激了家族书院的产生。

五代时期，北方地区战乱频仍，但科举考试并没停止，尽管断断续续，它仍然牵动着读书人的梦想。诞生于五代后梁时期的窦氏书院，位于北京昌平，创始人窦禹钧(874—955)，生于唐末，卒于后周，出身官宦世家，“初，禹钧家甚丰”，即窦禹钧具备创办书院的财力。窦禹钧一生先后在唐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等政权中担任官职，活动足迹也从北京到山东、河南、湖北、陕西等地。窦禹钧在某地为官，只要条件允许，就会继续兴办他的书院。早期的窦氏书院在昌平，存在的时间在唐末至913年以前，即窦禹钧40岁逃离北京之前。

关于窦氏书院，范仲淹在《后周右谏议大夫窦禹钧阴德碑》中描述道:“于宅南建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延致师席。凡四方孤寒之士，无供需者，公咸为出之。无问识与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故其子见闻益博。由公之门登贵显者，前后接踵来拜公之门，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礼。”［3］卷3《窦谏议录》窦氏书院实行开放办学，不仅培养本家族子弟，也招收外族人来书院就读。书院在教学体系上适应科举教育需要，以科举取士作为办学宗旨，许多学子由此考中进士，取得显贵地位。

(二)科举促进元明时期北京书院的发展

元明两朝，政府继续开科取士，特别是明朝，科举的进一步开放，使社会上读书氛围更加浓厚。元朝在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以后，支持书院发展，把书院官学化，书院生员和官学生一样具有应举的权利，但由于北京是元朝的都城所在，蒙古贵族势力较大，对科举取士不太重视，故元代北京书院只有4所。明朝中后期，科举取士向书院生徒开放，刺激了书院发展，但由于北京地处朝廷党政的中心，书院发展受到打击的程度较地方为重，虽然有8所书院，然而存在时间都不长。

明朝初年，官学发达，但到明朝中后期，官学衰败，许多官学校舍坍塌，无法满足士子读书科举的需要，而另一方面，科举取士的刺激，使士人读书应举的积极性大为提高。为了增加本地的科举中式人数，北京的一些地方官积极创办书院。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密云县知县康丕扬“始至檀，竭礼殿前，诸生问檀故，喟然曰:士不举于乡三十年矣!”［3］2189康丕扬对密云县30年没有人在科场中式而感慨万千，于是创建了白檀书院。有的地方官见到官学废弛，居然连生员平时学习的讲堂、居住的斋舍都不完备，于是，另辟书院。例如明朝嘉靖二十七年(1548)，巡按御使阮鄂到通州视察，闻听“通旧无书院，虽建有儒学，而学舍未备，士子有志向学者，往往就僧房道舍，以时讲习，”［4］2194慨然念之，就学宫右地，创建书院，使得通州诸士子“朝升于堂，得以正其业于师;退息于院，得以考其道于友。”［5］阮鄂创办的这个通惠书院是官学的补充，是“州学诸生退息肄业之所”。

(三)科举使清代北京书院发展到鼎盛的同时也使其寿终正寝

科举制度在清代发展到鼎盛，北京书院也达到鼎盛，在清末科举制度改革过程中，北京书院也受到影响，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北京书院寿终正寝。

清朝入关即宣布科举取士，以后又颁布鼓励书院发展的文教政策，以满足科举取士的需要，这刺激了北京书院的发展，北京地方官纷纷创办书院，为书院选拔师资力量和筹措资金等。康熙三十九年(1700)，顺天府尹钱晋锡创办大兴义学，数年后，在此基础上，建成清代北京第一所书院，这就是顺天书院。潞河书院自康熙五十九年(1720)，仓场总督张仪朝、知州朱英创办以后，多次迁址，多次重修，显示了士大夫坚忍不拔的精神。乾隆十五年(1750)，顺天书院改名金台书院，这是北京最著名的书院。金台书院多次重修，如光绪五年(1879)，顺天府尹周家楣主持大规模修缮，历时2年左右完成。另外，乾隆十八年(1753)，房山知县邱锦创办了云峰书院。乾隆二十年，延庆知州芮泰元创办了冠山书院。乾隆二十三年，时任昌平知州的芮泰元又创办了燕平书院。道光十一年(1831)，延庆乡绅胡先达创办了缙山书院。道光十三年，密云知县李宣范重建了白檀书院。道光二十二年(1842)，平谷知县曹擢新创办了近光书院。同治七年(1868)，知县王尓琨在顺义县创办了蒙泉书院。通过地方士大夫的努力，使清代北京书院达到12所，登上历史巅峰。但是，由于北京是清朝政治中心，官学相对发达，加上每个州县都有书院，基本上能够满足社会上求学的需要，和南方相比较，没有乡村一级的书院。

晚清社会，内忧外患，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教育的优越性，决心改革清朝教育，挽救清朝危亡，而科举制度对书院教育的制约，已使书院教育积重难返，对科举和书院的改革，势在必行。

19世纪80年代后，科举考试内容发生改变。光绪十四年(1888)，设算学科取士。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顺天府尹胡燏棻、刑部左侍郎李端棻最早呼吁把书院改制为学堂。戊戌变法期间，科举加设经济特，废八股改试策论，以时务策命题，要求书院改制为学堂，顺天府立即响应，但随着变法失败而停顿。光绪二十七年(1901)“新政”实行后，一些封疆大吏纷纷上奏，重提科举改革，再次下旨改书院为学堂。光绪三十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但因科举利禄的吸引，人们仍趋之若鹜，学堂难以发展。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日，直隶总督袁世凯领衔，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和湖南巡抚端方等一批地方大员，联名上奏朝廷，强烈要求废除科举制，推广学堂，将育人和取才合于学校一途，清廷诏准，宣布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开始，所有科举考试一律停止，书院失去存在的价值。于是，各地的书院纷纷改制为学堂。

能够得风气之先的北京率先响应，大部分在光绪三十二年前将书院改制为学堂，早于地方各省。光绪二十九年(1903)，冠山书院改为延庆高等小学堂、潞河书院改为通州官立小学堂、燕平书院改为昌平县高等小学堂、白檀书院改为密云县高等小学堂等。光绪三十年，近光书院改为平谷县高等小学堂。同年，卓秀书院改为良乡县立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一年，云峰书院改为房山县高等小学堂。光绪三十二年，金台书院改为顺直中学堂。光绪三十三年，缙山书院更名为永宁高级小学堂。书院改制陆续完成，北京书院的使命也终结了。

二、科举引领书院发展方向、教学内容、考试内容和程序

科举考试对北京书院发展方向、教学内容、考试内容和程序都具有引领作用，到了清代，北京书院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成为士人备考科举的主要场所。

(一)引领书院发展方向

科举引领书院发展的方向，主要是由于书院的官学化，地方官员为书院聘请或亲任山长和主讲人，为书院制定学规和会约，使书院发挥官学为科举服务的作用。官学是服务于科举考试的教育机构，随着北京官学的腐败，政府有意地控制北京书院，使之官学化，以此弥补官学教育出现的空白，于是，元明清时期北京的书院逐渐成为科举的附庸。科举引领书院发展方向，还表现在一些理学家，像朱熹、王守仁、湛若水等人创办的书院也鼓励生徒应举，明代北京书院大都是受到王学影响，但没有反对科举考试的。如果说，元明两代，北京的考课式书院尚不普及的话，那么，到了清代，随着书院官学化的加剧，北京的考课式书院就是司空见惯了。道光十五年(1835)，房山县知县杨钜源在重修云峰书院时说:“在院肄业者，日有功，月有课，使之师师友友，敬业而乐群，吾知伟器有成，而科名鼎盛者将在斯乎!”［4］2199希望诸生通过在云峰书院的学习，将来能够中举、中进士，在科场扬名。

(二)引领书院教学内容

科举考试内容就是书院的教学内容，书院的教学内容基本上和科举考试内容保持一致。

唐末五代的科举考试，主要考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偏重于以诗、赋取士。窦氏书院教学的主要内容就是诗、赋。史料记载，在窦氏书院学习的窦仪“十五能属文”［6］9092，“学问优博，风度峻整，”［6］9094窦俨“幼能属文。”［6］9096窦仪和窦俨“尤为才俊，对景览古，皆形讽咏，更迭唱和至二百篇。”［6］9097从他们的文学才能方面，我们有理由相信窦氏书院教学内容是与当时的科举考试内容相吻合的。

元明清的科举考试内容和以前比较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考试内容是经史论策等。元代大德年间(1297—1307)以后，规定科举考试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之内出题，并用朱子章句集注，程朱的《四书集注》成了官方教材，首次将程朱之学作为考试的内容。明朝规定“非科举者，毋得于官”，科举考试需要测试经义、《四书》义、时务策等，所有试题必须用程朱理学作答，还规定了八股文作为经义、四书文的文体。这一政策的执行，势必影响书院的教学内容。元明两代北京书院教学内容，由于史料的缺乏，大部分已不太清楚，目前，我们知道太极书院讲授内容主要是程朱理学，赵复在太极书院的活动主要是“继学传道”，太极书院在祠堂壁刻《太极图》《通书》《西铭》，这三部著作跟朱熹所撰《太极图说解》《西铭解》类似，都是理学名著，“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7］4314首善书院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首善书院，儒者之讲学，何为也，所以发圣贤之义理。”［8］

清朝沿袭明朝的科举制度，科举考试仍从《四书》《五经》中出题，有时需要加考《圣谕广训》、诗赋、策问、时务策等。乾隆二十二年(1757)，会试加考试帖诗，不久，乡试、童生试亦考试帖诗，于是，各书院也把学习试帖诗作为重要内容之一。乾隆五十二年成为定制:第一场考“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考“五经”文五篇，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

乾隆九年(1744)，礼部规定了书院的学习内容:“工八股，穷究专经，然后徐及余经，以及经史治术、对偶声律。”［9］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咸丰皇帝即位伊始，即下谕旨，要求地方各级官员，“于书院、家塾教授生徒，均令以《御纂性理精义》《圣谕广训》为课读讲习之要。”［10］65可见，官方要求书院的学习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基本上相符。程朱理学、八股文、试帖诗、经史、策论、律赋等是北京书院教育的主要内容，基本涵盖了“四书”“五经”“前四史”和《资治通鉴》、诗韵知识、作文和公文写作知识以及书法款式等，这些也是生徒学习的主要内容。如冠山书院的教学课程有《三字经》《千字文》《童蒙须知》《四书》《五经》《性理字训》等，既有童生的课程，又有生员、举人的课程。近光书院授课内容是《四书》《五经》《二十四史》等。

八股文是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为提高书院士子的科场竞争力，有的书院直接教授生徒写作八股文和其他各种考试文体。例如金台书院，与顺天府学相比，更多的是从事教学活动，而这种教学活动主要是在书院里教生徒习作八股文，临摹法帖，有时也讲授些经书义理。

(三)引领书院考试内容和程序

如果说书院教学内容大致是围绕科举考试内容而安排的话，那么，书院的考试内容甚至程序则都和科举考试没有区别了。

乾隆九年，礼部在规定书院学习内容的同时亦规定了书院考试的内容:“至每月课试，仍以八股为主，或论或策，或表或判，听酌量兼试。”［9］卷395《礼部·学校·各省书院》可见，书院课试内容也是乡、会试的内容。实际上，各书院之课试，无不以科举考试内容为主，这是因为“临场之揣摩，终不如平时之讲求。”［11］无论是官课还是师课，北京书院考试的内容和文体基本上都和乡、会试一致，主要是《四书》文、试帖诗和策、论、诗、赋等。如潞河书院“于正课外，增添经文、策问。经李公谕定，官课加经、策，师课加诗、赋。”［12］金台书院“于制艺试帖外，并课经古性理，以冀学有用之学，成有用之才，砥砺既深，贤能辈出。”［4］2190

特别是在课试程序、场规上尽量与科场接轨，以使士子提前适应考场规则。光绪元年(1875)的《冠山书院章程》规定:

书院每月初三日官课一次，十三、二十三两日，由山长斋课二次。每年于二月甄别起，十一月底止，凡十阅月，无论官、斋各课，必湏扄门考试，不准领题外作，届期，董事二名轮流经管，每次由官送四四便饭二棹与董事，以免远离。其生童每名由官酌给点心一分，以昭体恤。［13］

冠山书院每月初三官课一次，十三、二十三是斋课日。无论官课、斋课，都要闭门进行，不准领取考卷后到书院外答题，书院董事轮流监考，官府还给监考董事和生童送饭，不准他们离开考场。这也是《科场条例》中有关场规的基本要求。

元明两代北京书院考课内容与程序，由于史料的缺乏，无法知晓。清代北京书院的考试内容和程序与科举考试内容与程序基本上是相同的。

北京书院在实际录取生徒的时侯，考试程序、考场规则等，概如童生试。如金台书院每季甄别一次，“每季甄别，臣等亲诣书院，扃门面试。”［4］2190“课士之日，升堂散卷，扃门命题。”［14］顺天府尹、府丞等每逢金台书院甄别，均亲临现场，根据考试成绩，分别优劣，“每岁四孟之月，兼尹、府尹、府丞考课，各随其优劣，而分其膏火之等差。”［14］

北京书院生徒入学考试，一般由书院呈请地方官府公布考试日期，然后各地生徒至州县报名投考，大多数书院规定入学考试一年进行一次，金台书院入学考试每季度进行一次，考试时间一般为年初或每季初月。昌平的燕平书院“每岁甄别一次，至期，恐士子远出未归，不及与考，准于每逢月课时，赴州报名补考，列于外课。”［15］即没有赶上参加年初甄别的生徒可以在月课时到州衙申请报名补考，但不能进入正课生员行列，至多只能够位列外课生员。

三、北京书院是为科举培养考生的场所

书院是士人学习科举知识的场所，是为朝廷培养科举人才的教育机构。地方官吏作为书院的创建者、修复者和管理者角色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将官学的管理模式移植到书院的教学与管理之中，使书院发挥官学为科举培养考生的作用。这一点，北京的书院表现尤为突出。

(一)书院补学校所不及，招收大量的童生、生员、举人

窦氏书院招收本家族和周围乡邻的子弟入学就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为求学士子解决了就学问题。元代书院官学化，北京的书院发展到4所，其中太极书院的生徒有一百多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学教育的不足。明朝中后期，官学衰败，书院兴起，“明兴，设科罗才虽取词章，末流之弊端，逐功利而迷本真，乃反甚于汉唐，贤士大夫欲起而维之，不得不复修濂洛关闽之余业，使人知所向往，于是通都大邑所在皆有书院。”［16］王守仁将书院定位于“匡翼夫学校之不逮。”［17］542明朝中后期，北京的官学衰败，北京书院发展到8所，生徒数量也有所增加。

清朝入关即宣布科举取士，但经过明末清初长时间的干戈扰攘，各地的官学遭到严重破坏，处于一片衰败与荒凉的境况中，既使京师北京也不能幸免，连顺天府学的房屋、地基亦遭八旗兵民的侵占。①清初的顺天府学庙庑倾圮、斋堂颓废，镶黄旗兵民居住学宫内，往来行走，屡禁不止。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张鹏任顺天府丞时，看到的仍是“学宫门首横列马槽，喂养马匹，苫盖土室，悬挂弓刀，人畜污秽，填塞道路。……系镶黄旗都统听事之人踞占此地，以为听事公所。及至明伦堂上、启圣祠前，到处遍晒马粪，几无隙地。尤可异者，学宫左右两旁墙垣，俱邻旗下房屋，各穿门户，毫无禁忌。遂致牛溲马，遍满胶宫，妇女鸡豚，践踏圣殿，厮卒喧呼赌博，十百为伍。且逼近奎楼，取土掘，各深丈余，势渐倾颓。教官既不敢言，有司又莫能制。”载张茂节《大兴县志》卷2《营建·学校考》，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其他的北京官学或被八旗兵民侵占，或因财政拮据无钱修缮，官学的破败已经不能满足朝廷科举取士的需要，也不能满足社会上读书人的需求，于是，书院便发展起来。

雍正十一年(1733)，在各省城创办书院的诏令中说:“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摒去浮嚣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选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材之一道也。”［18］建立省级书院是为了让“读书应举者”“读书其中”“有所成就”，达到“兴贤育材”的目的，使书院发挥官学作用，为科举培养人材。关于清代书院的作用，乾隆谕旨明确说到，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材，广学校所不及。”［19］礼部亦指出:“各府州县设立书院，以广学校所不及。”［20］《清史稿》对此有一个总结，认为书院可以“辅学校所不及”，特别是在“儒学寖衰，教官不举其职”的情况下，“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其裨益育才，非浅尠也。”［21］3119应该说，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清朝政府对书院采取支持的政策，不仅提供经费，还对捐资助学的社会力量给予授予官职的奖励。在此背景之下，北京地区的书院数量达到史上最多，北京城内有金台书院，郊区每个州县均有1～3所书院，生徒数量创历史之最，许多童生、生员，甚至举人在此肄业，为科举考试输送的考生也最多，书院解决了很多人的就学应举问题。

清代北京书院的生源，一般有两种情形或者说有两个层次:一是在私塾已开笔作文的生员，经书院每年一次的甄别合格，即可进入书院就读;二是已经成为官学生员，有了功名，还想中举、中进士者。

因北京是乡试、会试和殿试所在地，所以，北京的书院生徒中，地方上的生徒比较多，尤其是金台书院，接纳来自全国各地的应试士子，“凡京师以及各直省举、贡、生、监肄业于是，设有学长、学副、上舍等额，顺属童生，亦并收课。”［4］2189顾镇主讲金台书院时，到此学习的生徒达上千人，“人才辈出，极一时之盛者。”［22］其他书院生徒也有几十人到上百人不等，如在燕平书院肄业的有通过院试的生员四五十人，还有没取得生员资格的童生十余人。书院的发展使其取代了官学的地位，成了生员准备科举考试的主要地方，如《昌平州志》中使用很大篇幅记载燕平书院的情况，而对当时的昌平官学却只有寥寥数语，可见，昌平州官学的地位已经被燕平书院所取代。

(二)书院训练生徒应举能力

书院重视生徒应举能力训练，朱熹就曾经选编了《黎昌文萃》《欧曾文萃》，作为士子应举诗赋、论策的范文。元明清时期，书院官学化，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书院更加注重对生徒进行应举能力训练和培养。

北京的书院创办者、特别是书院院长大多是进士，他们知道怎么应对考试。昌平州的《燕平书院章程》规定:“院长由州延请附近文行兼优、科甲出身之绅士。”［15］通州的潞河书院，也明确要求山长是科甲出身者方能担任，进士出身的人担任院长，自然会把书院教学往科举方面引导，注重对生徒进行应举能力的培养。

北京书院官、斋两课的考试实际上就是针对科举考试所进行的模拟训练，考试内容是默写“四书”“五经”的章句，并撰写八股文和试帖诗各若干篇，即官、斋两课内容为时文帖括、经史、策论。书院的课试一般是官课每月1次，斋课每月2次。官课由府(道)、州(县)轮流出题、阅卷、给奖;斋课也叫“师课”“馆课”，由本院院长主持。清代书院大多数为考课式书院，课试在书院教学中占重要地位。史料记载，燕平书院“每月课期二次，初三日为官课，十八日为斋课。官课由道、州按月轮流扃试。生员分超等、特等、一等，童生分优取、上取、次取，榜示书院。举贡由院长扃试，亦照官课分等第录取，仍由州榜示。”［15］

为了训练应举能力，金台书院还把平时生徒课试的优秀“八股”文章(又称课艺、时文、时艺、制义等)汇编成册，以此作为生徒学习作文的样板。课艺的题目出自“四书”“五经”，或是一个词、一句话，或是一段文字。这就要求生徒对儒家经典正文、对被奉为标准答案的朱熹注解非常熟悉，如此完成的作文才会符合官方的要求，这是其一;其二，作文到此为止还不行，还必须引申发挥，所谓“代圣贤立言”，如此才能体现出文章水平的高低上下，但这种发挥又不能无限制，必须规范在特定的格式之中，这就是世人所说“八股”。在考试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作文没有章法的话，很难按时完成，所以，书院生徒平时很注意“八股文”的写作训练。

(三)书院围绕科举开展的其他工作

北京书院平时的其他工作也紧紧围绕科举考试进行，例如书院在课试的时间安排上以科场为中心，甚至为科场让路，以保证科举的正常进行，光绪元年(1875)的《冠山书院章程》规定:

书院生童，遇岁、科试及科场年，间有停课，则膏火不无余存，嗣后如有急公好义慷慨捐输者，犹可集腋成裘，共凑成款，或发商生息，或另置田产，以便加广课额，增添膏火，俾各士子得以专务举业，将来科第连绵，鹏程远大，不胜厚望焉。［13］

冠山书院规定，凡遇到岁、科试及科场年份，考试之月书院均不课试;书院筹措经费的目的也是使士子安心学习，“专务举业”。

关于膏火银的发放，同样是为了激励生徒决胜科场。燕平书院每年按10个月发放膏火银，“如遇乡试，给予两个月膏火，院试给予一个月膏火，会试照乡试例给予。”［15］即如果遇到乡试，则多发给两个月膏火银;遇到院试，多发一个月膏火银，会试照乡试例发给。燕平书院还规定，生童、生员和举人在科举考试中，如果中式，都要由霸昌道和昌平州给予不同程度的奖励，史载:

肄业生童遇岁、科考试，取第一名者，给花红大钱四千。乡试中试者，给旗扁大钱二十千。拔贡给旗扁大钱十二千。肄业举人中进士，由地方官致送贺仪银二十两，馆选致送贺仪三十两，鼎甲致送贺仪五十两，榜下外用者不与。［15］

有些书院有自己的考场，甚至建有考棚，作为士子应举场所，如通州的童试就在潞河书院举行，清末的金台书院也曾经作为考棚。

北京书院被绑在了科举的战车上，一心应举，成为科举的预备场所，所谓“书院为谈经课士之地，与庠序相济为功。”［23］

四、大量北京书院生徒科举中式也为科举制度注入了活力

书院之成败取决于科场，几乎成为人们的共识，政府和地方官吏对书院成就的判定标准就是生徒在科场中的中式人数。

北京书院为科举培养了大量人才，许多士子从这里获得社会地位，或成为官吏，或成为学者。窦氏书院培养了许多人才，“凡四方之士，由公之门登贵显者，前后接踵。”［3］这些人才大都是通过在窦氏书院肄业，科举成名的。

到了清代，随着北京书院数量增加、生徒增加、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增加，而且分给北京的进士名额也较地方为多，所以，中式的人数也多，以至于地位和成均相提并论。《(光绪)顺天府志·学校下》记载:“我朝定鼎，晓谕天下，各直省起立书院，各州县起立义学，非即庠序学校之遗意与?如京之金台，省之莲池，每科登近者皆数十人，盖培植久则观感深。”［4］2195北京书院俨然成为科举重镇，金台书院以中举、中进士者众多而闻名。乾隆年间的金台书院，肄业生徒成绩优异，每逢会试，及第的士子数不胜数。顾镇(1700—1771)和姚汝金(1705—?)主讲金台书院时，文风大振，许多生徒荣登甲乙榜。

清代著名经学家、乾隆年间进士、江苏常熟人顾镇主持金台书院时，“辇毂之下，人文会萃，上有成均，下有金台，皆所以培植英俊，为海内先声。”［14］浙江归安人姚汝金主持金台书院讲席时，“文风由是益振，明年丙子至丙戌十年，凡四遇乡会试，连登甲榜者不胜指，一时称盛。”［24］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进士、河南睢县人蒋曰伦任顺天府丞，他负责管理金台书院期间，兢兢业业，对于聘请教师一事十分慎重，对生徒要求十分严格，培养了吴邦庆、王麟书、桂芳、施杓、蒋攸铦、白镕、林天培、穆隆阿、李光里等著名的人才，“皆蔚为人望。”即使在金台书院生徒仅数十人的情况下，仍然有好几人考中乡试和会试，并且解元、探花都出自金台书院。

同治时期的才子陆润痒、荣文达，也都出自金台书院。同治十三年(1874)，肄业于金台书院的应试学子陆润庠，金榜题名，成为清朝第101名状元。陆润庠后来历任国子监祭酒、山东学正、礼部侍郎、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转东阁大学士，屡典科试，晚年担任清宪宗溥仪的师傅。荣文达(1848—1903)，在金台书院肄业期间，成绩优异，“癸酉科选拔十试于乡，癸巳始中副车。居都门，每试金台书院，辄列前茅，故累试，报罢而名动京师，南方学者咸重之。”［25］荣文达在经史、诗文、书画方面，皆颇有造诣，和刘春琅、房毓琛并称“辽东三才子”，后担任奉天大学堂总教习。

北京地区的其他书院也为科举考试输送了大批人才，许多人考中举人或进士。如冠山书院曾培养出胡宗顺、谢元章、孟人文等人才，他们三人同时取中乾隆三十五年(1770)的进士，一时传为佳话。肄业于冠山书院的李德淦，出身贫穷，通过刻苦学习，考中了乾隆六十年(1795)的进士。此外，该书院培养了胡念祖、解诠、张学濂、解侨、胡培祖等8位举人。还有白檀书院，自道光十三年(1883)，知县李宣范重建后的十余年，“院课生捷南宫者一，举京兆者五。义学中入泮者，岁科无间。”［26］白檀书院培养出进士一人，举人五人，考中秀才的更是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