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红涛

(上饶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上饶 334001)

一、问题的提出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在一篇名为《物》的论文中，如此描述着现代人的时空感:

时间和空间中的所有距离都在不断地缩小。……人类在最短的时间里，迈过了最长的路途。他们把最大的距离，抛在身后，从而以最小的距离，把一切事物都带到眼前。然而，这种对所有距离的急切消除，并不能带来任何的亲近感，因为亲近并不在于距离的缩短。……一切事物都逐步被带入齐一的无距离情境之中，它们被搅在一块。［1］

海德格尔所提到的这类时空感，被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人文地理学家、空间理论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称为“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其所指代的是“时空维度上一种势不可挡的变迁感”［2］243。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授巴尼·瓦夫(Barney Warf)提出:“时空压缩主要是指人类如何尝试征服空间、更快地跨越空间，以实现更为有效地交换商品和信息的方式。”［3］5随着科学技术和通讯手段的迅猛发展，人们迫切期待，空间之间的绝对距离不会成为交往的障碍。“绝对空间和场所的确定性让位于一种变化着的相对空间的不稳定性，在这种空间中的一个场所发生的事件，可能立刻和成网状地影响到另外一些场所”［4］261，对于“时空压缩”的主要面向，哈维的这句话可谓是一语中的。

那么，这种“时空压缩”现象又是如何发生的呢?多数学者认为，其最早肇始于启蒙现代性进程中资本积累迅速膨胀的关键时期:由于资本积累和资本流通的迫切需求，因此其力争要在最短“时间”内尽可能征服最多的“空间”，有研究者称之为“用时间消灭空间”①值得一提的是，在安东尼·吉登斯那里曾提出一个“时空延展”(Time-space distancetion)的概念，和“时空压缩”不同，“时空延展”同时包括了“时—空”的缩小和延伸两个范畴(见:Anthony Giddens，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1:90-93．)。。正是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才间接促成了铁路、飞机、电报、电话等现代媒介的相继问世。美国学者斯蒂芬·克恩(Stephen Kern)就曾指出，诸如铁路、飞机、电报等这些现代媒介，为人类重新思考和体验空间建立了新的“物质性基础”［5］。在这些新“物质性基础”的助推下，“空间”被不断地压缩，“时间”被不断地重构，地球也开始逐渐变成了麦克卢汉意指的“地球村”。对此，瓦夫也予以认可:“在1500到1970年之间，随着运输流通速度的不断增长，地球似乎变小了 60 倍。”［3］6

我们不妨试想这样一种情境:古代祖先若要造访其它遥远的地方，其必将经受沿途诸多考验，就算最终顺利抵达，也要付出动辄一年半载的“时间”代价。但是自从有了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之后，这些问题就不复存在了，只需短短几个小时，人们便能轻易去往多数想去的地方。“空间”的绝对距离，因此渐渐被“消解”开，如著名传媒学者麦克卢汉所言:“电力媒介废弃了空间的向度，而不是拓展了空间的范围。”［6］于是，人们在相当有限的时间里，能够到达愈来愈多的空间。同时，另一方面，在当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亦能看到“时空压缩”的表征:普通超市里，能买到国外生产的各类食品;偏僻小县城，亦能吃到来自远疆的新鲜水果;视频网站上，五湖四海的生活故事逐一展现;电子杂志上，世界各地的资讯齐收眼里。毋庸置疑，这些“时空压缩”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都展现着现代文明的进步风貌，其不断提高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大大丰富着人们的精神需求。

然而，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是:在带来这些便利之外，“时空压缩”是否也会导致意料不及的负面效应呢?对此，哈维适时地提出:我们必须“警惕近些年来那些依附在时空压缩之下严峻的危险。”［4］305他甚至认为，若不对“时空压缩”这样的现象进行重新思考，“将有可能是某种灾难的预兆”［2］243。显然，哈维发现了“时空压缩”背后的诸多问题，其深刻联系着人类的生活世界。那么，为什么不重新审视“时空压缩”，就意味“灾难”的临近呢?很大程度上，这在于“时空压缩”所制造的便利效应，由于某种程度上应和了时代的需求，使得其很容易掩盖这种效应背后的人类感觉结构的悄然异变。

二、时空压缩与感觉超载

这种忧虑绝非庸人自扰。我们知道，作为个体的“人”，其对生活的体验和感知，很容易受到时代症候的影响。而“人”的经验世界，也不是一个纯然封闭的内部体系;相反，从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开始，“人”就无时无刻不在经受来自社会、时代和其它事物的经验冲击。光影与诱惑，快感与刺激，这些充满诱惑的暗语在人类的生命感觉中不断潜沉升降。更多时候，人都在忙于应付。环境的变化能够影响和改变“人”的感知，对“时空压缩”后续效应的关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显得有价值。

一旦我们被“时空压缩”所包围，那么对新奇、速度和短暂刺激的追求则将全面席卷人类世界。马克思曾说过，现代生活包括“坚固的”和“融化的”一面，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现在看来，这句话似乎显得有点过于乐观了，因为在“时空压缩”的时代，人们很难再去关心“坚固”与“永恒”的问题，“永远有多远”真正变成了一个“时代之问”。“短暂性使致力于任何长期计划都变得极为困难”，这便是其中的关键利害所在。在永恒价值行将退隐的境况中，人们慢慢变成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笔下的“现代男女”，其“非但要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不拒绝变化，而且还要积极要求变化，主动找出变化并将其进行到底。他们必须懂得，莫去想念存在于真正的或幻想出来的过去之中那种固定的不变的关系，而必须学会去喜欢这些变动”［7］。

而伯曼所说的“变化”，最典型地便体现在消费领域中。“时空压缩”的流行，深刻影响着消费领域的革命，这种交互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它极快地调动了大众市场的时尚变更，一切都在加速，一切都以人们不断变化的新奇乐趣为方向，这不仅反映在服装、装饰品和装潢等方面，而且也扩展到整个生活风格和娱乐消遣的其它领域中;其次是以往的“商品消费”正转变成更为流行的“服务消费”，“这些服务的‘寿命’虽然很难估算，但远比一辆汽车或一台洗衣机的寿命要短的多”，其后果必然是“突出时尚、产品、生产技术、劳动过程、观念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及既定惯例的易变性和短暂性”［4］285。但更为关键的，还是由这此所导致的“感觉超载”问题，时间、空间连同一切应接不暇的东西正朝着我们奔袭而来，用凯文·凯利(Kevin Kelly)的话来形容，那就是“快速、廉价和失控”［8］。就像人们如今已很难感受到过往时空的那种真切与悠长，工作与家庭生活之外，他们还要被迫不断接受各类信息，这些“信息”无不披着“有用”的外衣:时事漫谈有用，股票信息有用，衣着风尚有用，跑车、酒吧、夜总会和名贵手表统统都有用。德国美学家席勒一早就发现到:“有用是时代所崇拜的偶像，所有力量都要唯它是从。”［9］为了让自己顺利跟上时代舞步，人们前赴后继，争相涌入这条信息高速公路之中。

然而，现代人又是否真的因此而感到幸福呢?对此，美国学者艾伦·杜宁(Alan Durning)深有感触:“生活于90年代的人，比生活在上个世纪他们的祖先几乎要富裕四倍半，然而，他们并未比父辈们幸福。心理学研究表明，消费与个人幸福的关系是很微小的。尤其不幸的是，人类获得满足的两个主要源泉——社会关系和休闲，似乎也在奔向所谓富裕的过程里枯竭殆尽。”［10］诚然，消费内容的增加及生活信息的增速，无关乎幸福感的上升，充其量，它们只能导致更多的“快感”。“快感”随处可得，动物世界也有快感。一旦这个世界被“快感”所主宰，那么“幸福感”将会离我们远去，印度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如是说道:“快感必定带来痛苦、沮丧、忧伤及恐惧”［11］。哈维的忧虑与此有着不谋而合之处，他相信“感觉超载”将使人们被迫应付那些富含新奇性但用后即弃的事物，最终将可能导致享乐主义、厌倦感、缺乏远见的价值观以及对事物认识过分简单化的倾向［4］286。

当代美国著名批判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也肯定了“时空压缩”面孔之下的这些难题，并把其最为致命的弊病概括为“距离的丧失”:“通过消解审美与心理的距离，尽力获得直接、冲击、刺激与感性体验。在消除审美距离的过程之中，沉思与冥想被抛弃了，观众被包裹在诸种体验之中。”［12］对此，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国内极其热门的电视节目来加深认识。2010年，江苏卫视创办了一个大型婚恋交友的真人秀节目《非诚勿扰》，在极短时间内，这个节目就取得了令人惊奇的关注度，尤其是众多的青年男女们，更是为它疯狂不已。《非诚勿扰》具有十分典型的“时空压缩”特征:众多来自不同地方的单身男女们，同时拼贴性地出现在电视台所指定的一个“空间”里，台上24位女青年轮番考验前来相亲的男青年，男青年们也想尽一切办法来讨“心动女生”的欢心。于是我们便能看到这样一种奇观:在短短一个多小时的节目里，一个接一个的男青年上台，一个又一个的女青年被领走，节目仿佛是一条生产精良的流水线，让爱情变得短暂且高效。必须承认，“一见钟情”有时的确是存在的，但爱情的万种风情无疑还是需要我们长时间的回味，当它也开始推崇快餐化、娱乐化和消费化，那么人类的情感记忆中或许就真的不会再有永恒与神圣可言了。

所以，我们要谨慎地对待“时空压缩”的大肆流行。对此，哈维总结道:“时空压缩始终都需要掠取我们的能力，以便抓住我们周围的各种现实。比如在压力之下，愈加难以对各种事务作出恰适的反应。”［4］306这是学者留给我们的警思，也是迫切需要我们做出回应的警思。

三、现代感觉与空间形象

对“时空压缩”特征穿针绕线般的论述，能够让我们想起一个熟悉而又久违的人物:波德莱尔;想起他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所开启的关于现代性最为经典的概括:一种成分是永恒的、不变的，“另一种成分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说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或是其中一种，或是兼容并蓄”［13］。事实上，“时空压缩”也正是伴随着波德莱尔笔下的“现代性”而出现的，它是“现代性”特有的产物。“现代性”与“时空压缩”的本质面目不谋而合:力图以“相对”“短暂”来替换另一面的“永恒”和“坚固”。

理所当然，空间的整体风貌也在这种崇尚“时空压缩”的现代性视域下发生了轰轰烈烈的转变，哈维甚至使用了“空间的调整一样成了创伤性”这样的句子来形容它。为了让读者得到更真切的体会，哈维非常耐心地描述着空间转变的若干症候:“空间的调整成了创伤性的。……大众电视与卫星通信的结盟，使得人们能够体验同时从不同空间所涌来的各种形象，把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空间，打碎成电视屏幕上的一系列形象。整个世界都能够同时观看奥运会、世界杯、独裁者的倒台、高峰会议、致命悲剧……各个场所与空间的形象，变得跟其它东西一样，都具备生产性和短暂性”［4］293。诚然，哈维的描述和他的思想导师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其实是一致的，即:“空间”能够被不断地生产出来。这里的“生产”，指代的是“空间”作为一种“生产力”被纳入到政治经济规划之中的现实。为了迎合短暂流变的现代风格，“空间”被别有用心地批量制造，然后根据各种形势的诉求与需要，它们又被不断的拆除、改造或者重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的这句经典名句再次得到了验证。

毫无疑问，“空间生产”的出现，意味着新的符号和表征系统的建构。为了顺利实现目的，被生产出来的“空间”非常重视美学符号的修饰。换句话说，这类空间必须具备鲜明的美学形象。这个观点其实并不难理解，爱默生说过，“眼睛是最好的艺术家”［14］，因此求助于讲究视觉享乐的“形象”，不仅能有效掩盖“空间生产”的背后意图，还能为它招来更多的眼球。“形象总是作为‘有相貌的东西’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在日常生活的所有场面，形象都在奋发努‘力’，我们对它防不胜防，它‘领导’我们的行动”［15］，日本学者岩城见一的这番见解或许点出了其中的关键所在。的确，在“时空压缩”潮流的主导下，人们已经不太适应“思考”所要求的深度了，他们更愿意从“形象”的直接“美感”中来判断事物的价值，这样既省时，又能够更方便地获得认同。

于是，人类生活世界的各种空间陆续披上了美学的外衣，它不断刺激着现代男女们的脆弱神经。以我们熟悉的消费空间为例:众所周知，当人们走进一家时尚华丽、宽敞舒适的商场时，一样样外观精美的商品不断闪过眼前，品牌、身份以及“物”的诱惑顿时充满了那个空间，他们难以招架，潜藏内心的“购买欲”于是被激活了。所以一个奇特而又常见的现象产生了:很多人在进商场之前原本是没有购买打算的，但在“闲逛”的过程中，他们却会毫无征兆地形成购买的冲动。无疑，这股“冲动”受到了商场空间的“劫持”。相反，当我们进入一家昏暗陈旧、狭小逼仄的商场时，它不仅不能很好地激发我们的“购买欲”，糟糕的话，很可能还会破坏我们原有的购买计划。从这个意义上看，空间形象的“美感”对购买者的选择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时空表征与审美幻象

带着这个问题，哈维曾对第二帝国时期巴黎的相关空间进行了考证。确切地说，这类注重形象修饰的“空间”应被称之为“景观”。对此，居伊·德波(Guy Debord)给了我们足够多的启示。凑巧的是，哈维首先想到的也是类似于商场的空间:“作为一种景观，商品自身与日俱增的力量的最佳展现，便是新的百货公司”［16］207。为了吸引顾客，新百货公司首先设立了“橱窗”(Shopwindow)，这一主张“形象服从功能”的新式空间，彻底颠覆了人们以往的购买习惯，其目标在于将主动的表演者转变成被动的旁观者。“巴黎最好的橱窗装饰者，也是革命性的橱窗装饰者，他在展示艺术上创立了野蛮而庞大的装饰技法”，从哈维的这句话中，我们不难感受到“橱窗”所带来的美学效应，华丽的“橱窗”与显摆的商品不断挑逗着闲逛者们的购买欲。继“橱窗”之后，为了进一步刺激消费欲求，新百货公司又“生产”了“大道”空间，它戏剧性地融合了剧院、咖啡馆与其他娱乐场所中的表演世界，“造成大道两边出现了许多展示资产阶级富裕、铺张浪费与女性时尚的空间”［16］212。用法国作家左拉小说中的话来说，这种空间“唤醒了女性柔弱身体中新的欲望，巨大无比的诱惑让她们屈服，最早是为家庭而采购，然后变成为了卖弄风情，最后则纯粹为了欲望而消费”［17］。

所以，对“空间生产”与“时空压缩”的担忧，最终其实还是指向了现代人无边的欲望世界。如果没有不断膨胀的欲望神经，被生产出来的各种“空间”便会失去动力，美学修饰也无法取得反常的认同。为刺激和满足非理性欲望而设置的暧昧之“美”，自然是非纯粹的，借用艺术史家阿瑟·丹托的话来说，其更像是“美化”:“在这个领域之中，事物的美，只不过是因为它们被美化罢了”［18］42。而一旦人们误将“美化”当作“美”本身来追求，那么他们就会在外观上追求“超级形象的异体”［18］46，进而陷入无以自拔的境地，如英国学者戴维·弗里斯比所说的那样:“我们创造了时尚这样东西，美的永恒部分潜藏其中。然而，时尚的核心地位威胁了美的永恒性，并促使美变成了历史性的东西。如此一来，永恒便一直处于过渡和短暂的过程中。”［19］显然，那些误用“美”的倾向也让弗里斯比感到十分的无奈，就连一向不擅感性的“理论枭雄”詹姆逊也表示出了他的担忧:“时至今日，形象就是商品，……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所有的美都只是徒有其表的原因。”［20］

有鉴于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那些人们自以为是的“形象”，往往只是“幻象”罢了。“幻象”无处不在，它有着无比光鲜、魅力四射的外观，在各种美学幻觉的推导下，人们争相涌入这个“乌有之乡”。一切就像学者所说的:“我们不仅有能力同时在屏幕上放置源自过去或其它地点的种种形象，甚至还能以人造环境、事件、表演或类似东西把这些形象转变为物质幻象，在很多方面，它们都很难同原物区别开来。”［4］290实际上，前面我们谈到的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最后也因为过于追求“空间生产”的形象建构而导致了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比如商品拜物教的横行、空间区隔的恶化、“景观与商品化的狂欢”，并由此而产生了“一种不安、脆弱、资产阶级之焦虑，和某些混乱的感觉”［16］214。“可怕的浮生!可怕的城市!”［21］，波德莱尔曾经吟唱过的“忧郁巴黎”，也正在渐渐照进现实。

这种感觉幻象正是“时空压缩”所导致的负面效应所在:无论是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张的需要，还是消费狂热和景观控制的诉求，其最终都必须指向“幻象”，以此来扰乱人们合理的感觉结构。因为“幻象”意味着沉迷，意味着无法觉醒，意味着对所有“时空压缩”和“空间生产”的默许。美国学者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就曾指出，“消除了空间距离”的同时，“也有其否定性的一面，那便是现代人在陷入焦虑的时候，无根、怅然迷惘以及缺乏实际感受的空虚感”［22］。这无疑是现代性的悲剧，也是现代人的悲剧。用英国作家乔纳森·拉班的话来说，这样的“现代人”好比“蜂窝一样的种姓群体”，他们的生活受到各种幻象的限制，他们“生活在一种贼似的状态”［23］。

因此学者说道:“日常生活里各种幻象的交织，在相同的空间与时间里，将不同世界聚集到一起。但它却几乎完全隐藏了事物最初的所有属性”［4］300。显然，值得我们担心的，当然是“幻象”背后所隐藏的其它别有所图的表征。这也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我们并非要通过一味地批判，来消灭“时空压缩”和“空间生产”的存在，这不仅不够现实，而且也无法操作。况且，单纯的“时空压缩”与“空间生产”，依然有其不可忽略的时代意义。毋宁说，我们的目的，是要警惕那类企图以“时空压缩”和“空间生产”来诱导人类非理性欲望的行径，同时努力打破诸种“幻象”，让“人”逐渐体味更为真切的生活感觉。

［1］ MARTIN HEIDEGGER．Vorträge und Aufsätze ［M］．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2000:167．

［2］ DAVID HARVEY．Justice，Nature＆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M］．Oxford:Blackwell，1996．

［3］ BARNEY WARF．Time-space compression:Historical geographies［M］．Lonon:Routledge，2008

［4］ 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M］．Oxford:Blackwell，1992．

［5］ STEPHEN KERN．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1880-1918［M］．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1-5．

［6］ MARSHALL MCLUHAN．Understanding Media［M］．Cambridge，MA:MIT Press，1994:255．

［7］ MARSHALL BERMAN．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M］．Middlesex:Penguin Books，1988:96．

［8］ KEVIN KELLY．Out of Control［M］．New York:Basic Books，1995:37．

［9］ FRIEDRICH SCHILLER．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M］．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2012:14．

［10］ ALAN DURNING．How Much Is Enough?［M］．New York:W．W．Norton＆ Company，1992:5．

［11］ 克里希那穆提．重新认识你自己［M］．若水，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46．

［12］ DANIEL BELL．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M］．New York:Basic Books，1996:xxi．

［13］ 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M］．郭宏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416．

［14］ 爱默生．自然沉思录［M］．博凡，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11．

［15］ 岩城见一．感性论［M］．王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3．

［16］ DAVID HARVEY．Paris，Capital of Modernity［M］．New York:Routledge，2003．

［17］ EMILE ZOLA．The Ladies’Paradise［M］．Trans．by Brian Nelson．Oxford:Oxford Paperbacks，1995:77．

［18］ ARTHUR COLEMAN DANTO．The Abuse of Beauty［M］．Chicago: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2003．

［19］ DAVID FRISBY．Fragments of Modernity［M］．Cambridge，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1986:15．

［20］ FREDRIC JAMESON．Transformations of the Image in Postmodernity［M］∥The Cultural Turn．London:Verso，1998:135．

［21］ 波德莱尔．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M］．钱春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396．

［22］ WILLIAM BARRETT．Irrational Man［M］．New York:Doubleday Anchor Books，2012，1962:35．

［23］ 乔纳森·拉班．柔软的城市［M］．欧阳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