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蕾

(蚌埠学院 文学与教育系，安徽 蚌埠 233040)

中国古代女诗人的创作多以男女、闺情、婚姻生活感怀等内容为主，风格柔婉缠绵，鲜有直面现实、反映社会历史事件的作品，因此给人造成一种女性作者视野狭窄的印象。但检视中国古典诗歌，仍可拈出少量与现实相关的女性诗歌作品，其中部分作品间接表达了对时事政治或者重大历史事件的感触，例如《诗经·鄘风》里的《载驰》与东汉蔡琰的《悲愤诗》等。前诗为许穆夫人创作，叙述卫国为狄所破，许穆夫人请救于许国而不得的失望与其百折不挠决心恢复卫国的愿望与努力。①《毛序》言“《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参见《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10-211页)《载驰》是现存最早的女诗人作品，堪称女性对历史进行文学书写的开端与典范，而许穆夫人也被认为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女诗人。其后，随着儒家意识形态的扩散与尊崇，文学领域的女性作者逐渐寂灭无闻，文学书写的话语权几乎被男性垄断，期间虽有卓文君与班婕妤等女作者出现，但她们的创作全部基于婚姻感怀与感情生活的内容变化，罕有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的书写。至东汉末年，蔡琰的出现算是女性在男性话语权垄断的文学领域再次发出自己的声音。

唐代，诗国高潮来临，上至宫苑深闺，下至闾巷市廛，女诗人层出不穷，精致美丽的诗歌如星光般耀眼，但是鲜有表现重大历史、社会事件的诗歌出现，诸如三位女诗人李季兰、薛涛、鱼玄机，诗歌创作仍以抒写女性情怀与酬唱赠答为主，在历史与社会转变的时刻，女性书写总是缺位。

直到宋代，在靖康之变与南宋覆灭之际，女性词人终于突破男性话语权的重围，以撼人肺腑的深情与悲愤表达出在家国倾覆的时代遽变下的感受。词可言情、言志，亦可言史、证史、补史。靖康之变与南宋覆灭之际是宋代两个灾难深重的时期。宋代女词人在历经时代变乱中的文学书写，突破了男权中心书写历史的刻板模式，在正史之外为后人认知古代女性提供了可贵的文学史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证史、补史的价值，因此，确有深入研究之必要。

一、“靖康之变”与南渡之初的女性书写

“靖康之变”结束了北宋政权，给一代知识分子带来了终身难以消弭的心灵创伤，这一阶段作家的作品无不笼罩着这一遽变的阴影。著名词人朱敦儒南渡后的创作即被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中原丧乱、家国覆亡的创痛深浸词作。例如作于金陵的《相见欢·前调》，词云:“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请悲风吹泪、过扬州。”［1］与朱敦儒人生遭遇、创作道路相仿的一批词人被称为“南渡词人”，历来为文学史和研究者所瞩目，李清照当属佼佼者。

南渡女词人中以李清照成就最大，与苏辛等一流词家相颉颃而毫不逊色。宋室南渡将李清照的人生一截为二，也将其创作生涯划为鲜明的两个阶段，先期的轻盈与明丽已为浓重的时代阴影所覆盖。而李清照的后期成就不仅在于风格的转变，更值得注意的是表现出对现实的关注与干预的渴望。李清照的后期创作突破了闺阁与庭院的局限，视野阔大，视线深入现实，以一个经历丧乱的宋代知识分子而非家庭妇女的身份感伤时事，对时代变乱进行文学书写。在这些作品中，以作于建炎四年的《渔家傲》较为突出，此词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豪放姿态对建炎三年与建炎四年之交的历史变故作出有力的解说与评判。全词如下: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渡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2］

此词境界阔大，完全摒弃了女性视角，与李清照一贯风格大相径庭，宋以后的词论家多予以佳评，认为绝无脂粉气息，豪放大气与苏辛相类。这些评论仅就艺术风格而言，未深入论析词作内容与价值。事实上这首词不仅以豪放风格与宏阔意境在《漱玉词》中孤篇横绝，其摒弃柔婉缠绵的女性视角、直面社会现实的创作态度更值得重视。此词作于高宗建炎四年春，值建炎三年冬至建炎四年春金人侵入南宋，高宗南逃入海之时。词虽记梦，实则充满叙写时政的意味，且暗寓批判。打破了女作家惯写闺情的传统套路，其词作呈现出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热切情怀而非深闺怨妇的相思恨别之意。

李清照之外尚有一些女性以词作抒发国破家亡、身世飘零之感，以叙述战乱中底层女性的遭遇，弥补历史对女性的刻意忽略，对“靖康之变”作出另类的文学书写。郑意娘与蒋兴祖女即是其中两位。

郑意娘，正史未录，事迹零星载于明代小说与词评中，首见于拟话本小说集《喻世明言》，古代小说与历史关系密切，有时小说本身就是一部鲜活灵动的古代社会史，可以起到补充、辅助正史的作用［3］，所以，严谨的唐圭璋先生经过论证将郑意娘作品辑入《宋词纪事》，充分认可了其史实价值。《喻世明言》卷二十四《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以“靖康之变”背景之下的夫妇悲欢离合、因果报应统摄全篇［4］，虽属小说家言，人物与情节有刻意塑造的痕迹，但郑意娘形象及其对于时代遽变的感怀却真实可感，尤其郑意娘的词作《好事近》，淋漓尽致地表达出“靖康之变”下宋朝女性被毁灭的人生与巨大的心灵创痛。词如下:

往事与谁论?无语暗弹清血。何处最堪肠断?是黄昏时节。

倚楼凝望又徘徊，谁解此情切?何计可同归雁?趁江南春色。［5］81

词上片写被金人掳去的深哀剧痛，下片写渴望南归的急切心情，最后一句“趁江南春色”表明必死之志。《宋词纪事》引《词统》卷五载:“意娘，宣政间，撒八太尉自盱眙掠得之，不辱而死。”［5］81由是可知，郑意娘是“靖康之变”后被金人掳掠、残害的无数宋朝女性之一。数百年中，反映时事、表现现实的权利完全被男性垄断，女性几乎被剥夺了书写历史的话语权，人生被隔绝在庭院与闺房之内，文学创作被局限在风花雪月与相思恨别的小天地中。而在“靖康之变”的残酷变乱下，颠沛流离、惨遭蹂躏的宋代女性，突出男性话语权的重围，以生命的代价发出不同凡响的声音，以女性特有的柔情与细腻婉转唱出人生被毁灭的哀伤，间接表达知识女性对于靖康之变的感怀。遭遇与郑意娘相似的还有蒋兴祖女。

蒋兴祖女，名字不详，正史阙载，事迹散见于明本诗话。《宋词纪事》引《梅磵诗话》卷下载记，云“靖康间，金人犯阙，阳武蒋令兴祖死之，其女为贼掳去，题字于雄州驿中，叙其本末，仍作《减字木兰花》词。蒋令浙西人，其女方笄，美颜色，能诗词，乡人皆能道之。”［5］187以上短短几句道出蒋兴祖女的身份、才华与遭遇。其词云:

朝云横度。辘辘车声如水去。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

天天去也，万结愁肠无昼夜。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5］187

此词叙写蒋兴祖女被金人掳走北上途中的感怀，篇幅虽小而饶有境界，情怀悲哀而又无奈。与郑意娘相比，蒋兴祖女似更为不幸，父死于金人之手，身为金人掳走，可谓家破人亡，国耻家仇集于一身，纵然苟活也再无希望回到家乡。与郑词一样，蒋词并未提及毁灭她们人生的原因——“靖康之变”，只从女性视角出发，以抒写悲哀感怀为主。这种创作视角与手法看似不敢直面人生，实则是对历史的婉转书写。在宏大的历史面前，人是渺小的，男权社会的女性更加微不足道，绝难在历史的书册中留下印记。面对时代遽变，这些被剥夺了历史话语权的女性，从切身感受出发，以不易为人察觉的叙述方式书写历史，向世人表明:历史不仅仅是王侯将相与金戈铁马，在战乱中流离失所、惨遭蹂躏的女性也是历史书册中难以掩盖的一页。

在男性词人的创作中，直面现实、感时伤怀、批判时政、以诗歌叙写历史的作品比比皆是，南渡作家中的陈与义、向子諲、张孝祥、朱敦儒等人莫不如此。社会动荡、变乱之际，作家内心深处最复杂与最深沉的情感往往被激发出来，对现实、时事的观察与批判也往往较为深刻。甚至有不少作家以此为创作特色，被现代治文学史者称为“现实主义”，例如杜甫，在“安史之乱”中创作的作品堪称“诗史”与实录。与此相比，女作家却少有直面现实、指陈时弊的诗歌创作，例如唐代的李冶，虽经朱泚之乱，却未尝直面人生，将离乱之感与社会时事引入创作中。这虽然是女性作家的特点，也是女性作家视野狭窄、关注面不广的一个表现。词本是侑觞劝酒、娱宾遣兴的另类诗歌，言情婉转含蓄、裙钗气息浓厚正是其一贯特点，女性词于此尤甚。在历史转折之际，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宋代女词人突破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将历史感怀与时代印象融入诗词创作，虽然未能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烈士精神具体化，却以文学创作证实女性作者同样能够直面人生、书写历史。

二、南宋破灭之际的女性书写

与“靖康之变”带来的冲击相比，蒙古入主中原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更为致命。宋室南渡，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尚可借半壁江山支撑，而南宋破灭将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支柱完全摧垮。南宋覆亡，忠于赵宋王朝、眷恋中原文明的知识分子再无可寄托心灵世界的精神庇护所，忠烈者与南宋王朝共存亡，清贞者走入山林、僧舍，混迹于渔樵江渚之间，与异族王朝之间筑起一道精神屏障。前者如文天祥、陆秀夫等人，后者如周密、张炎、蒋捷、邓牧等人，其中内心尤其惨痛者如文天祥与郑思肖等均在诗文创作中留下心迹。文天祥的诗文创作声声啼血，读之令人悲慨。郑思肖改号“所南”，终身坐卧不朝北，其所著《心史》将南宋覆亡之际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展现在后人面前，令人感同身受［6］。在中原王朝为异族倾覆之际，这些男性作家的创作无不浸透着血泪和创痛，历史的变乱、时代的惨象与“大宋孤臣”的情怀交融在诗词文章中。在这一阶段的正史中，女性以被侮辱、被蹂躏、被践踏的模糊形象混杂在离乱的队伍中呈现在后人面前。而一部分知识女性在被劫掠与被侮辱的命运中，以词作向世人展示出她们的悲怆人生与家国之痛，将鲜明的南宋女性形象刻印在典籍之中。

这些女性作者身份并不独立，以宫人、妃嫔，士人、官员家眷甚至无名者为主。在创作中，女性身份并没有成为限制视野的障碍，刻骨的悲痛中常常杂糅家国一体的复杂感情，与郑思肖、蒋捷等男性作家并无二致。其中较为突出者有宫人玉真、金德淑，昭仪王清惠，士人家眷徐君宝妻、刘氏等。与宋末知名词家相比，这些作品的艺术技巧毫不逊色，整体意境与情感厚度自然圆融，无人工雕琢痕迹。例如玉真《杨柳枝》词，上下两片总共仅四十字，却将家国破灭的“孤臣”情怀抒写得淋漓尽致。词如下:

已谢芳华更不留。几经秋。故宫台榭只荒丘。忍回头。

塞外风霜家万里，望中愁。楚魂湘血恨悠悠。此生休。［5］302

这首词最值得注意的是“楚魂湘血恨悠悠”句。屈原典故被男性词人引入作品中尚不多见，出现在一个宫女的创作中，着实令人惊叹。千年而下，屈原精神的承继与抒写几乎为男性作家垄断，而当宋室危亡、破灭之际，“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7］83与“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7］136的烈士精神与故土之恋复现于女性词人的创作中，充分表明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女性作者创作视野豁然开朗，精神天地为时代打开，打破了男性以文学书写历史的特权和垄断，以昂然鲜明的姿态站在历史的书页中。

德佑二年(1276)初，蒙古攻入临安，三宫眷属被驱北上，宫人多有哀伤痛切之感，地位较高的妃嫔尤感锥心刺骨，度宗昭仪王清惠在北上途中作《满江红》词记述这段屈辱与沉痛，隐寓批评时政与反思之意。此词如下:

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馨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声、鼙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客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碾关山月。问姮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5］326

王清惠，正史失载，宋元笔记有零星散记，以文才受宠于宋度宗，曾与闻国事，在宫廷中地位较高。其以宋宫宠妃的身份被驱北上，较之普通宫人内心悲痛更甚。北上后虽受蒙古礼遇而最终选择入道，足见其心之痛。这首《满江红》是其留下的唯一作品，在当时即流布人口，引发多人和作［8］。词上阕以景物铺陈与环境烘托起篇，在繁华与破灭的对比中抒写内心哀伤，与李煜降宋离宫时所作《破阵子》中抒发的情怀有相似处，但在感情的表露上更为直接，也更为沉痛。李煜词中有悲痛、有无奈，王清惠词中的悲愤与恨意则溢满全篇。同样写流泪，李煜以亡国之君的身份，对宫女流泪，写出“垂泪对宫娥”，王清惠以亡国妃嫔的身份面对故国河山，感叹“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在胸怀的广度与感情的深度上都超越了李煜。亡国时刻，身为一国之君的李煜哀伤却无反思之意，而王清惠却以妃嫔的身份恨叹“千古恨、凭谁说”，隐约表达对南宋覆亡的反思，写出宋代知识女性的胸襟与识见。

与王清惠相比，徐君宝妻的命运更为舛错，其身世已不可考，事迹见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贞烈”门内，曰“岳州徐君宝妻某氏，亦同时被掳来杭，居韩蕲王府。自岳至杭，相从数千里，其主者数欲犯之，而终以巧计脱，盖某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杀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将即强焉，因告曰:‘俟妾祭谢先夫，然后乃为君妇不迟也，君奚用怒哉!’主者喜诺。即严妆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饮泣，题《满庭芳》词一阕于壁上，已，投大池中以死。”［9］由是记载可知《满庭芳》是一首绝命词，词如下:

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

清平三百载，典章人物，扫地俱休。幸此生未北，犹客南州。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5］328

与以上诸词作相比，这首《满庭芳》词在感情上至为丰富、哀痛，对南宋朝廷的批判也比较直接。徐君宝妻因姿容美丽被蒙古人掳掠，夫妻离散不知对方存亡与否，如孤萍一叶，时刻担心受辱，心中哀苦与悲愤可想而知，于投水自杀前作词述亡国哀思与破镜之痛，对南宋朝廷作出批评，对南宋王朝的覆灭作出反思。词上阕以描写南宋繁华开始，以蒙古入侵结束，和平与战争、繁华与离乱对比鲜明，表明对中原风物的深情眷恋与对蒙古入侵者的愤怒斥责。末一句“歌楼舞榭”四字寓含对南宋统治者歌舞升平的批判，与林升《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寓意相同。下阕承接上阕，“清平三百载，典章人物，扫地俱休”句将视线延伸至北宋，将上阕隐含的对宋室覆灭的反思表达出来。后几句表达夫妻离散的悲痛，最后一句表达必死之志。全词表达的中心有两点:一是对南宋覆灭的悲愤与反思，二是表达夫妻离散、命途舛错的痛苦。从这个角度来说，徐君宝妻的这首绝命词堪称宋末词坛绝唱!徐君宝妻只是南宋的平民女性，没有力量对王朝覆灭与异族入侵的惨痛现实进行干预，对宋室三百年的风流何以转瞬间便“扫地俱休”的原因无法进行深入剖析，但是其以女性身份对此进行关注与思考，已经突破了宋代女性的社会定位与性别局限，将自己置于知识分子的身份立场上，对时事作出批判，对历史作出文学书写。陶宗仪将其归于“贞烈”一门，所取在其殉节行为，看重并放大了所谓“贞烈”品格，却忽略了其词作的真正价值:战乱中国亡家破的南宋女性突破身份与性别的局限，对时事作出批判，对历史进行文学书写，凸显宋代女性的才华与品质，以词作将宋代女性的丰满形象留存后世。

三、宋代女性的文学书写是对话语权的突破，也是对历史真实的补充

诗歌可以补史、证史，在文学史中较为常见，例如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的创作以一个离乱中的的知识分子视角叙述底层民众的艰辛与痛苦，被誉为“诗史”;唐末韦庄的长篇叙事诗《秦妇吟》，也一向被认为是以诗证史、补史之作;金末诗人元好问的《歧阳》三首虽乏叙事，却以深沉痛切的感情抒发揭示了金、元异代之际的残酷社会现实，亦可列入以诗证史的行列，其中第二首尤为人所称道。四十年后，宋度宗昭仪王清惠在家国破灭北上元京的途中，所见所闻与元好问无异，而王清惠“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的词句比元好问“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歧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10］在感情上更为痛彻!元好问诗可以补史、证史，王清惠的词当然也是对宋、元易代之际历史真实的补充。

正史对重大历史事件的书写常常被局限于官方视角之下，且秉承为尊者讳的原则，往往刻意回避与掩饰某些历史细节，不能全面展示历史的真实。“靖康之变”中徽、钦二帝被掳北上就被宋代知识分子冠以“北狩”的虚伪名头，为二帝同时被俘这一史上罕见的耻辱作无力的妆扮和粉饰。而这一时期女词人的创作却能从侧面展现时代变乱中众多饱受摧残的女性形象，拓展正史与官方叙事的维度与视角，将刻板、抽象的历史活化为一幅幅可知可感的生命图景，将历史书页中影影绰绰的女性身影照亮。

男权中心的古代社会，女性从属于男性，未婚女性的身份来自于父亲，已婚女性的身份来自于丈夫或者儿子，除了特殊阶层，诸如僧尼娼妓之流，女性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身份。而男权中心的史书更不会为女性留下位置，高贵者如公主、后妃等人在正史中也仅仅以皇家眷属的身份附于帝王之后，多则一、两页，少则寥寥数语交代身份而已，甚至有史籍缺载者。低微者如仆妇民女，在正史中则全无踪影。至于刘向《列女传》中记载的女性，从其编纂体例就可看出，是以男权对女性的要求和定位为衡量标准的，入传者只限于极少数上层贵妇，无法代表最广大的平民女性。平民女性入正史者寥若晨星，至唐以后，女性入正史列女传者多半因做出符合孝道的事迹引起上层注意甚至皇帝褒奖者，例如贞观年间的女子卫无忌和高宗时期的女子贾氏，因为父报仇而引起皇帝嘉奖从而入《旧唐书·列女传》。而普通女子，若非有符合孝道的事迹，必须做出惊世骇俗的大事方能在正史中留下名字，如肃宗时期有三位平民女子侯四娘、唐四娘、王二娘请求上阵杀敌，而被肃宗下诏命为“果毅”①(至德三载十月甲寅)许叔冀奏:“卫州妇人侯四娘、滑州妇人唐四娘、某州妇人王二娘相与歃血，请赴行营讨贼。皆补‘果毅’。”(参见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3页)。为父报仇、从军出征的女子毕竟罕见，平常女性一生都在男权设定的角色下生活，身份转换无非是从女儿到妻子再到母亲，一生被禁锢在庭院之内，相夫教子，三从四德，谈何做出惊天伟业而引起统治者的瞩目?唐代女性尚有以贞节之外的事迹入史书者，宋代入《列女传》的女性则完全符合道学家的贞烈标准，与复仇、从军等颇带壮烈色彩的唐代“列女”迥异，完全是道学眼光下的刻板模式。不独正史如此，野史笔记的作者也多戴道学眼镜，对女性的评价多与贞节标准扯上关系。概言之，女性在史料、尤其是正史之中的面目基本上是男性视角之下、符合男权中心理想的刻板角色。因此，女性作者在时代遽变之时的文学书写就格外珍贵。宋代女性在宋室南渡与南宋覆灭之际的词作展现了宋代知识女性在历史转折时刻的心态与感受，可使后人对宋代女性、进而对古代女性有更深入的认识，而非流于脸谱化的苍白印象。因此，被正史刻意忽略的女性，唯有以文学创作在历史的书册中为自己竞得立锥之地。

四、宋代女性对话语权的突破得益于“士”精神的熏染

宋代女词人在社稷浮沉、江山易主时的倾心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她们向“士”身份的靠拢与对“士”精神的认同。诚然，现存文史资料不能证明宋代女作家将自己置于“士”的身份等级内，但从李清照、王清惠、徐君宝妻等人的创作中可以看出这样一种倾向:在命运被卷入时代巨轮底下之时，女词人有悲叹、有哀伤、有无奈，还有或隐或现的反思与质疑。哀伤中夹杂反思与质疑正是女词人向“士”身份靠拢的表现。李清照在吟唱“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时，她的女性身份已经弱化，呈现在旁观者眼中的是一个不满现实、渴望干预现实的知识分子形象，而非一个半生养尊处优的上层妇女。李清照对时政与统治阶层的不满在诗词中俱有表现，《夏日绝句》以古讽今，《渔家傲》词则以梦境反衬对现实的不满。这种做法本无新奇之处，正是男性诗人的惯常做法，如李贺梦游诗绮丽奇绝的幻想折射的正是现实困境，晚唐诸诗人咏史怀古而意在当今。但对于女作者来说，以咏史怀古与记梦诗词批评现实，实属难得。因为关注现实、干预现实向来被认为与女性无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知识分子肩负的责任与天然义务［11］，“三从”“四德”才是女性的立身之基，即便是社会风气较为开放的唐代，女诗人行为有违礼教也会遭到非议。唐代高仲武就曾对李季兰作出如此评判:“士有百行，女唯四德。季兰则不然，形气既雄，诗意亦荡。”［12］至于晚唐女诗人鱼玄机，在宋代遭到的非议与诋毁则更多。显然，对这些女诗人的责难皆从“妇德”准则出发，凡逾越者一概予以贬斥。与唐代女性相比，宋代女性面临的礼教压力更大，行动更不得自专，为何却能在“时易世变”的关头，表现出与男性作家一样的情志?无疑，这与宋代知识分子“士”精神的张扬有关。

宋代重士，史家早有定论，宋代知识分子亦极自重，对于“士”与“师”的身份十分在意。由《邵氏闻见录》一则记载可窥一斑:

“元祐初，哲宗幼冲，起文潞公以平章军国重事，召程颐正叔为崇政殿说书。正叔以师道自居，每侍上讲，色甚庄，继以讽谏，上畏之。潞公对上恭甚，进士唱名，侍立终日，上屡曰:‘太师少休。’公顿首谢，立不去，时公年九十矣。或谓正叔曰:‘君之倨，视潞公之恭，议者为未尽。’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为上师傅，其敢不自重?吾与潞公所以不同也。’识者服其言。”［13］

宋代知识分子，无论在野在朝均极看重“士”的身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观点被知识分子奉为座右铭，范仲淹本人也成为宋代士大夫典范。王安石提出士应“以天下为己任”的观点也得到广泛接受，而士“‘以天下为己任’蕴含着‘士’对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处理有直接参预的资格”［14］宋代士大夫强烈的政治主体意识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历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宋代“士”精神的核心是社会责任感与政治主体意识［14］。

而士大夫社会责任意识与参政意识的张扬对于女性有着直接影响，这种影响通过教育得以实现。相对于前代来说，宋代社会较为重视女性教育，女性教育的内容也比较丰富，从“诗书礼易乐”等儒家经典到专为女性量身打造的《女孝经》等都是教学的内容。这说明宋代女性教育并未仅仅局限于“三从四德”的贤女培养目标上，加之不少女子可以公开在私塾与家塾中接受教育，因此可以肯定，部分女子可以和男性接受同样的文学、史学乃至技艺百工之类的教育。通过接受这种无差别教育，宋代女性得以了解并接触到“士”的精神，久而久之，部分知识女性的价值体系中必然有“士”精神的一隅之地。然而男权社会拒绝给予女性表现自我的机会，排斥女性议政、参政、干预现实，力图将女性禁锢于符合男性利益的角色范围内。因此，即便与男性接受完全一样的教育，宋代知识女性基本上也不可能与士大夫一样“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镇阳读书》)［15］，而只能在庭院内履行女儿、妻子、母亲的职责。少数文化素养极高者，如李清照等，政治空间不对她开放，她的文士风采只能在以家庭为核心的小范围内显露。因此，伤春悲秋、相思恨别与酬唱赠答构成宋代女词人日常创作的主要内容，其中难免有逢场作戏甚或“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味。然而“时易世变”之际，知识女性在哀叹命途舛错时，原先潜藏于价值体系中的士大夫情怀就会随着悲痛情感的抒发而连带表现出来。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说:“在黑暗时代，知识分子经常被同一民族的成员指望挺身代表、陈诉、见证那个民族的苦难。”［16］40知识分子“代表自己民族的集体苦难，见证其艰辛，重新肯定其持久的存在，强化其记忆”［16］41。在家国破灭、身遭劫难的时刻，宋代知识女性便自觉担起了知识分子的责任，以创作文学作品的方式“代表、陈诉、见证”民族的苦难，强化民族记忆。较之于唐代，宋代女性的政治空间虽狭窄了许多，但借助于教育途径，得以接受宋代士大夫文化与“士”精神的熏染，平常虽无表现的可能，但在“时易世变”的特定时刻，便会在抒写伤怀的词作中自然流出。

综上，宋代女词人在时代遽变之际的创作极具价值，不仅抒写了她们的离乱哀思，更大的价值在于突破了男性对话语权的垄断，刻画了宋代知识女性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史对女性的忽略，在正史之外为后人认知古代女性提供了独特的文学史料。

［1］朱敦儒.朱敦儒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253.

［2］李清照.李清照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27.

［3］欧阳健.古代小说与历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4］冯梦龙.喻世明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9:232-242.

［5］唐圭璋.宋词纪事［M］.北京:中华书局，2008.

［6］郑思肖.心史［M］.上海:广智书局，1906.

［7］洪兴祖.楚辞补注［M］.白化文，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8］繆钺.论王清惠《满江红》词及其同时人的和作［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3).

［9］陶宗仪.南村辍耕录［M］.北京:中华书局，1958:40.

［10］元好问.元好问全集:卷八［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218.

［11］张载.张载集:卷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8:376.

［12］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328.

［13］邵伯温，邵氏闻见录［M］.李剑雄，刘德权，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3:154.

［14］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4:211.

［15］欧阳修.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57.

［16］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