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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房子、帽子及其他——论高晓声苏南文化视域下的饥寒书写

2015-03-20钱亚玲

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5年6期
关键词:陈奂生苏南帽子

钱亚玲

(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江苏 常州 213002)

以当代农民在现行政策路线、传统文化和时代风潮等多重夹击下跌宕起伏的人生为题材的高晓声创作,曾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产生了巨大的文坛影响,尤其“陈奂生”这一鲜活人物形象的呈现,赋予了高晓声小说某种经典的质素和穿越时空的魅力。当代文学史对于高晓声小说创作的意义与地位已然确立,“高晓声以深刻的‘探求者’的眼光,塑造了一大批被称为‘中国农民的灵魂’的人物形象”①,“他的乡土小说具有了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内涵”②,“达到了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思想深度”③。综观学界的各种评说,大多集中于高晓声小说农民叙事和国民性批判两个显质的掘进深入,对高晓声乡土叙事之个案特质,显然没有给予充分的释读。笔者以为,倘若忽视了高晓声创作所依托的苏南乡镇之地理人文景观,便不能充分把握高晓声小说创作的丰富内质,若偏执于农民叙事和国民性批判的同质归并,则将消弭高晓声与20世纪尤其新时期以后其他乡土叙事的差质,最终将削弱高晓声创作的个案意义。高晓声将农民及其生存艰难置于物产丰沛且有深厚人文传统的苏南地区这一特定而宏阔的视域下观照,不仅揭示了苏南农民特有的地域文化性格和心理,为现代文学画廊增添了具有地域特征和经典美质的艺术形象,更深层的意味在于,凸显出特定历史时段大行其道的极“左”政治的荒唐可笑。这种高晓声式的政治问责和历史反思,体现了高晓声小说的言说策略,赋予高晓声文字特有的地域质素,也是高晓声乡土叙事的价值所在。

一、粮食与副业

随着饥饿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民最深刻的身体体验和精神记忆,饥饿叙事也成为新时期文学苦难叙述的母题之一。梳理新时期的乡土叙事,有关饥饿叙述的文本难计其数,当代诸多文学名家如路遥等人,都曾涉足那个特定历史时段普存于中国社会的饥饿问题的书写,诚然,高晓声也不例外,其经典文本的鲜明特色便是直视且直陈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南农村的饥饿现象,触目而又惊心。

缺粮少食的“非常态”构成了农民陈奂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常态”,“近十年来,他年年亏粮,而且越亏越多,……还清债,连做年夜饭的米都不会有”。饥饿还催生了他内心的恐惧和自卑,“陈奂生越来越沉默,表情也越来越木然了。他总是低着头,默默地劳动,默默地走路”(《“漏斗户”主》)。显然,经年的饥饿不仅将陈奂生“投煞青鱼”一般的外形损耗,还几近毁掉了他内心的自信。农民李顺大一家情况更糟,缺粮又缺屋,两者不可得兼,全家人决定省粮而求屋,“一天三顿合并成两顿吃”,这样还嫌不够节约,“决心再饿一点,每人每餐少吃半碗粥,把省下来的六碗看成了盈余”(《李顺大造屋》)。随着饥饿成为人的常态,农民的智识在长期的饥饿体验和胁迫中也被激发出来,范家村上的人“大都一吃过晚饭,趁着可以当镜子照的两碗粥还在肚子里咣当咣当的时候,就赶快上床睡觉了”(《觅》)。作为地之子的农民,其活动区域由广阔之“地”退缩到寸尺之“床”,高晓声调侃诙谐的笔墨,勾勒出饥荒岁月一个极其滑稽的生活画面,暗示农民因身体的饥饿,终将退回到动物般的生存状态。

都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无论身处高堂抑或庙堂,首先都得吃饭,填饱肚皮,吃是身体事日常事,起于本能的饮食之争乃至头破血流在历史的舞台上轮番上演,历来的种种变革或革命,从俗世的层面而言,无非是为有的吃或吃得饱吃得好的争斗。因为关涉到天、地、人等各种主客观因素,吃饱喝好又并非容易事,尤其在以农耕为主的中国社会,“住”和“吃”两方面的难题,一直是困扰农民生存的最基本问题。不过,纵观中国社会历史,吃与住对于不同地域人口而言,难度又不尽相同。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自然资源,使得长江以南(以下简称江南)地域的谋生较中国其他地域容易很多,密布的河湖,广袤的平原,四季分明的气候,便利的水陆交通,给江南人的生存带来极大的便利,历史上江南一带开发较晚,但后来者居上,首先是得益于天然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得益于农民对独有的天然条件的日渐认知和利用。高晓声的家乡江苏武进位于苏南,是长江中下游平原上最为富饶的地区之一,俗称“长三角”的腹地。四季分明的苏南平原素以盛产稻米闻名,物产丰富,人民生活富庶。历史上的诸多天灾人祸,苏南人借助有利的自然条件,最后都化险为夷。譬如,李顺大的祖辈先水上继而迁到陆上生活,做不了船户,就当种田汉,在苏南,天无绝人之路。但是,高晓声经典小说中的苏南农民这回个个都栽倒在百年不遇的“粮食”问题上。在“鱼米之乡”的苏南农村,农民李顺大为了造屋得饿着肚皮,陈奂生经年没米下锅,这一切仿佛传说,令人难以置信。天地依然,那么是人出了问题?皆云“天道酬勤”,是李顺大、陈奂生这代人糊涂懒惰?回到高晓声的文本,我们看到了苏南农民与饥饿的较量,这是一种抗争,更是一种品质和生存方式。

基于农耕的生产方式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养成了中国农民吃苦耐劳、本分守成的性格,无疑,江南地区历史上的富庶繁华,最终取决于江南人的聪慧和勤劳。绵延的农耕历史,既培育了江南农人对土地无法割舍的依赖,又促使他们在泥土上不断地翻新出奇,衍生出种种生存和生活技能。与此同时,积年累月的乡土生产经历和生活体验,使农民普遍感受到个体努力在改变家族命运和生活质量上的非凡意义,这种切身的人生经验代代相传,往往又内化为一种无形而自觉的生存方式和人生追求。换言之,高晓声笔下的当代苏南农民依然秉承了祖先们勤劳、节俭与隐忍的人生信念,坚信劳动终将改变生活。即便做了“漏斗户”主,陈奂生“一刻也没有失去信心,即使是饿得头昏目眩,他还是同社员们一起下田劳动,既不松劲,也不抱怨。他仍旧是响当当的劳动力,仍旧是像青鱼一样,尾巴一扇,往前直窜的积极分子”。

不仅长于从泥土里谋取生活,苏南农人还放眼山川河流,一切能改善生活的,都成了为其所用的对象,种田之余搞副业,成了苏南农民补给生存的一条捷径。《李顺大造屋》中,当陈家村人都非议李顺大造三间屋的目标过高时,李顺大硬靠省吃俭用,“一有空闲,就操起祖业,挑起糖担,换得破烂”,积累了造三间青砖瓦屋的所有材料。《水东流》中刘兴大的发家俨然得力于儿子十三岁就养兔子,女儿“八岁学会做蒲包,十岁学会摇棉花”,而他自己则“善于运用超人的智慧去谋取正当的利益”,“从不错过能挣一分钱的时间,从不放过节约一分钱的机会”。指望某种副业度日发家,印证了苏南农民非凡的智识和吃苦精神,映射出极“左”路线时期农民的生存艰难及其突围之举,无疑也赋予了高晓声乡土叙事某种地域色彩。

倾其所有倾其所能,仍然不能解决饥饿问题,那只能忍耐,无言地承受,这是高晓声饥饿叙述的重心。笔者以为,饥饿状态中苏南农民心理的摹写构成了高晓声乡土叙事的华章。这一叙述视点的选择,不只见证了作家高晓声与农民朋友20多年的“共同生活”史,不只丰富了现代文学史中苏南农民的精神长相,更是高晓声藉此反思极“左”政治的策略之举。在此,不妨以“陈奂生”这一经典人物为例略作阐释。

“欠债总是要还的”,这是《“漏斗户”主》颇具意味的开场,是“陈奂生系列”中具有总纲功能的命题。它占据了主人公陈奂生内心世界的全部,左右了陈奂生日常活动的一切,它是陈奂生处事的原则,是他生存的全部意义,也是奠定他形象的基石。上文已述,食欲本能使人在饥饿胁迫下往往难以顾及体面和尊严,而有近十年饥饿史的陈奂生,每天想的是如何还债,还清债,不能失掉信用,务必遵约守时,干的是“投煞青鱼”的活,不分白天黑夜地劳作,似乎损耗自身越多,离还清债的日子就越近。借债,还债,再借,再还,反反复复,然而陈奂生内心那个叫“自尊”的还在:

有些黄昏,他也到相好的人家去闲逛,两手插在裤袋里,低着头默默坐着,整整坐半夜,不说一句话,把主人的心都坐酸了,叫人由不得产生“他吃过晚饭没有?”的猜测,由衷地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而他则猛醒过来,拔脚就走,让主人关门睡觉。

这是不重细节摹写的高晓声文字中难得的一个情境,鲜活地再现了寡言而饥饿的陈奂生复杂微妙的心理变化,虽然众说冠之“阿Q相”,笔者认为此种“现场”分明更能映现农民陈奂生识趣自知、自尊自爱、体谅别人等美好乡土质素。不分青红皂白被扣上“漏斗户”的帽子,接着是各种冷嘲热讽,之后是村人的同情和怜悯,变的是众人的眼光,不变的是陈奂生“缺粮”的现实和做人守约的信念。“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呢?”,是陈奂生内心的又一个纠结,守约的陈奂生显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背约,更令他困惑的是这个违约者到底是谁和为什么违约。问题的答案简单明了,在强权政治所代表的群体面前,个人永远是渺小被动的。在此,极“左”政治社会的背约与个体的守约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冲撞,这种矛盾冲突,无疑构成了陈奂生们精神层面的磨难,加剧了农民的人生绝望情绪。

综上,出生于苏南农村并与农民共同生活了二十余年,高晓声深知农民从泥土上讨取生活的艰辛,作为极“左”政治的受害者、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人,高晓声更能体察这段特定历史之于农民雪上加霜的无奈和无助。然而,高晓声的小说避开了饥饿可能招致的人吃人的血腥相残与人性的堕落,而专注于苦难生活面前苏南农民的隐忍、坚毅和疲于奔命,显然,高晓声无意于当代农民身上依然存留的阿Q气,他更焦灼于极“左”政治魔棒威慑下苏南农人的末路穷途以及由此造成的苏南大地的破敝萧条。这种叙述视点的选择,不仅艺术地呈示了极“左”政治的荒唐、错误和巨大社会危害性,彰显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华夏民族面临灾难包括政治磨难时的从容与坚毅,更体现了作家高晓声对于中国社会发展更为深远的历史反思,对农民命运的人道主义关切,对其家乡苏南地区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对未来命运的挂念。

二、房子

灾难的年代,饥与寒总是结伴而行,除了“粮食”的缺乏,“房子”问题也是贯穿高晓声多部小说人物活动的一个中心事件,明显构成高晓声乡土叙事的又一特色。

《李顺大造屋》集中展示了极“左”时代农村农民造房的曲折经历。为了三间屋,李顺大全家节衣缩食,辛辛苦苦攒够了造屋材料,可那些招摇的石材和木料偏偏让李顺大成了被“公社化”最有实力的合格人选,在“血亏”中吸足了经验教训的李顺大,思量之余,格外小心地改为攒死钱,偏偏这些钞票又招来了公社文革主任的眼红,被骗个精光。李顺大“造屋”的心没有死透,进入新时期以后,还是把房子造起来了,但是送了香烟行了贿。拥有自家的三间房,一个新时代农民极其朴素的生活要求,一个勤快农民不难满足的生活愿望,李顺大却耗费了30年光阴,搭进妹妹的青春才得以实现。李顺大30余年漫漫“造屋”路,如同陈奂生为了甩掉“漏斗户”的“帽子”而拼命挣工分,结果是一样的,不惜体力挣的工分越多,则上缴的越多,距离理想就越发遥远。高晓声通过《李顺大造屋》进一步揭示,在极“左”政治当行的苏南农村,个体的农民越勤奋,吃亏就越大,农民的个人奋斗行为注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惨败收场;农民的厄运不仅源于强权政治社会的背约,还源于当权者假执行政策之名谋取私利的无耻和霸道。相比较缺房无屋带来的空间的无所归依和身体的寒冷,基本生活愿望实现的艰辛及其带来的失落,国家政治的背约,才真正让农民感到未来的渺茫和心寒。据高晓声好友陆文夫回忆,按照高晓声本来的构思,李顺大最后仍没有把屋子造成,“此种‘给社会主义抹黑’的作品当时想发表是相当困难的。我出于两种情况的考虑,提出意见要他修改结尾……”④。于是,高晓声不得已用“行贿”一出细节助其人物实现生活的愿望。看似喜剧的“大团圆”结局背后,是农民李顺大难言的苦衷,改动得不彻底,更传达出作家高晓声的愤懑与隐忧。显然,高晓声的忧愤是持续的,在此后完成的《老友相会》中,农民周汉生不得已也是走恽成局长的“后门”才造成自己的房子,“住”之难,凸显了新时代农民依然处于社会的弱势阶层这一残酷真相。

高晓声的“造屋”叙事明显带着苏南地域文化特征。众所周知,房屋历来是中国人终其一生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当下市场经济时代,情况依然如此,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在广大的江南地域,自然地貌为造屋石材的获取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江南人对住房建造的追求中外闻名。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各地古村落,南方较北方地区多,且大多雕梁画栋,精致华美。涵盖苏南在内的江南地区,房屋既是财富的标识,也是勤劳智慧的符码,“虽然祖祖辈辈,想努力为儿孙造福,无不以造几间房子为光荣”⑤。“房子”成了“色彩绮丽的江南平原上祖先们为自己创造的树碑立传的方式”⑥。毫无疑义,在苏南,“房子”承载了多种文化意涵。因而,李顺大的“理想屋”不是草房,亦非猪舍,而是货真价实的青砖瓦屋。三间青砖瓦屋之于农民李顺大的意义,不只是为了抵御风寒,改善居住条件,也不只是表明参与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活动,更深层的意图是展现个人能力和勤劳带来的价值和财富,从而对得起列祖列宗和子孙后代。此外,《水东流》里一家之主的刘兴大很为自己的房子骄傲,“这房子,别看外表不显眼,檩、柱、梁、椽哪一根不是杉木!矮虽矮,可房是房,灶是灶,猪圈、柴屋另开造,清清爽爽……”。在1960年的饥荒年代,他竟然舍得花60斤大米换回一张质地考究的榉木八仙桌摆放于屋,足见苏南农民对房屋建造在结构功能、石材档次、布局与装饰等方面的讲究。当然,房子还关涉下一代的生活,李顺大的亲家公就极其反对女儿嫁到没房没屋的李家,刘兴大嫁女儿的基本条件也是男方要有自家的三间屋,“三间屋”就能证明其家庭底子的厚实,“三间屋”足以证明这个家庭的男人是“正经过日子的角色”,李顺大、刘兴大等农民的思维代表了苏南农民一种普遍的心理活动,典型地反映了苏南农民的日常生活理想和追求目标。高晓声小说中的“造物”叙事,一方面表现出勤俭、本分、致富仍是李顺大、刘兴大等当代农民苍白精神世界的人生信条,同时也折射了苏南农民在历史物质文化熏染中生成的虚荣、攀比心理和狭隘眼光。显然,在20世纪普遍饥荒的五六十年代,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小农思想无疑加剧了农民的生存艰难和心理负荷。高晓声对这种子承父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文化积习之流弊,同样给予了艺术的描写和批判,完成于1985年的中篇小说《觅》便是其中有分量的个篇,文本借一个典型的苏南农民世家兄弟间的恩怨叙事,围绕“房屋”的几度改造和易主,生动地再现了后辈人在贪婪而疯狂地觅寻虚构想象的前人“遗产”中丧失亲情和人性的过程,批判了传统的遗产传承积习对农民思想的戕害和荼毒。

三、帽子

在高晓声文字构筑的“寒冷”世界中,日常物品“帽子”亦反复地出现,构成高晓声乡土叙事中又一个重要意象。有关“帽子”的书写,丰富了高晓声乡土世界的意涵,提升了高晓声文字的社会文化批判力度。

陈奂生“被戴上”的那顶“漏斗户”“帽子”自然很是醒目,它是对欠债的陈奂生的隐喻和讽喻,虽非实有,但沉重得不堪背负,几近摧垮了陈奂生的肉身和精神。不过,在此后的《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战术》等多个续篇中,高晓声多次叙述到“帽子”作为陈奂生日常生活物品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陈奂生对“帽子”难以割舍的情感,以至在读者的接受想象中,似乎陈奂生就该是戴着帽子的陈奂生。

作为生活日用品,“帽子”兼有装饰作用,种类繁多,样式亦各异,但其基本的实用功能无非是保暖、防雨与遮阳,故,日常的帽子以冬帽和凉帽居多。在四季分明的苏南地区,冬帽的使用远没有北方地区普遍,主因一是南方地区不如北方寒冷,二是冬令时节,万物萧条,是农民休养生息的时刻,无需户外的劳作,自然对帽子就没有多少需求。南方人对凉帽的使用倒是很普遍,不仅南方夏季日照长气温高,七、八、九3个月也是农事的黄金期,帽子的使用率相对高一些,草帽是这时候农民下田的必备品之一。回到高晓声的小说世界,显然,农民陈奂生迫切需要的不是凉帽和草帽,恰恰是冬帽。代表作《陈奂生上城》篇中,正是“帽子”引发了一系列事件,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一开始,文本就交代陈奂生此次上城是“做买卖”,目的是打算买一顶新帽子。接着,高晓声特别追述了陈奂生多年来的“帽子”情结:

说真话,从三岁以后,四十五年来,没买过帽子。解放前是穷,买不起;解放后是正当青年,用不着;“文化大革命”以来,肚子吃不饱,顾不上穿戴,虽说上年纪了,也怕脑后风了。正在无可奈何,幸亏有人送了他一顶“漏斗户”主帽,也就只得戴上,横竖不要钱。1978年决分以后,帽子不翼而飞,当时只觉得头上轻松,竟不曾想到冷。今年好像变娇了,上两趟寒流来,就缩头缩颈,伤风打喷嚏,日子不好过,非买一顶帽子不行。

作为日用品,帽子具有普及性,对物质极度贫乏的农民而言也是奢侈品。农民陈奂生对帽子作用的认知和多数人一样,初始于身体的冷暖感知和需要。然而,极“左”时代被强加“漏斗户”这顶“帽子”以及由此而来的遭际,使他对“帽子”的虚指意义有了超乎身体之外的体味,并非所有的“帽子”都有益于身体,不合适的“帽子”会毁掉一个人,显然,不善表达的陈奂生对“帽子”功能的认识已经悄然上升到文化的里层。

在以各种关系构建社会秩序的中国古代社会,服饰中的“帽子”具有区别官阶的标识功能,“帽子”一词的义项便由“生活用品”引申到“身份”“职位”的喻义,成为“权力”的代名词,以至世俗社会至今仍用“乌纱帽”“高帽”等指代一个人的官阶和社会身份,同时,也创立、借用一些“帽子”来指代某种罪名或者坏名声,如“绿帽子”隐喻一个女子对男人的背叛,概言之,汉语“帽子”一词兼有日用品和身份命名的双重指涉。无疑,历史上“右派”的身份“命名”或政治“定罪”,织成了作家高晓声特殊的生命经验和人生记忆,这顶“帽子”既构成他当时深重的罪感符号和重大的精神压迫力量,左右着作家的人生之路,明显又影响了他以后文学世界的风貌,“帽子”与其说是农民陈奂生的日常行头,不如说是作家高晓声一个抹之不去的特定历史时段的身份情结。高晓声用“帽子”意象贯穿他的文字世界,隐喻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依然森严的层级序列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在长期的世俗生活体验中,对人际关系的功能深有体悟,即便不善言表的陈奂生也能总结出来“寒流”时节“帽子”的威力超乎想象,没有“帽子”的庇护,“日子不好过”,所以,固然是折了“油绳”的本钱才买了顶新帽子,但这种亏本带来的不快乐很快被他此次“上城”深交了地委书记“吴楚”这顶“乌纱帽”的快乐抵消。果不其然,此后的陈奂生,不论“转业”还是“包产”,甚至“出国”,各个人生重大事件中皆能顺利通关,都与他结识的这顶“乌纱帽”多少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陈奂生的“帽子”情结,近似于阿Q期盼“姓赵”的奢望,折射出人物思想深处的人身依附意识,折射出当代农民潜意识中依然浓厚的个人崇拜心理。高晓声的“帽子”叙述,无意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社会积习难改的摆阔心理,当代农民的愚钝和不觉醒,然而,我们更困惑于新的政治时段所谓“翻身解放”的农民整体上依然处于弱势地位、依然将生活的改变寄望于一种政治权威或政治偶像这一社会现实,更焦灼于农民们无助而无奈的生存现状。不止于此,高晓声的文字还进一步揭示,李顺大、陈奂生们尽管有幸遇到了刘清、吴楚这些所谓的清官,然而,直接导致他们日常生活各种磨难的,是更多的像“文革”主任、生产队长这些有着各种大小“头衔”与“帽子”因而能作威作福的基层的、具体政策的操纵者和执行者。因为依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农民就不得不承受其上所有“帽子”的重负,也不得不把生活的改变寄望于自身以上所有的“帽子”们,这,便是政治路线偏误时期农民生存艰难加剧的根源,也是他们人生的最大悲哀。显然,作家高晓声的悲哀是超乎其上的,透过现实,他看到了更为严峻的未来,在完成“陈奂生系列”之后,高晓声不无愤慨地说,陈奂生“虽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好人,却也是营养丰富的坏人培养基”⑦,换言之,激进的政治不只压抑了人的生命力,肆意践踏人的日常生活而导致个体生存的艰难,也将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发展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即一个坏人当道的未来社会模式。诚然,就生存苦难和社会灾难反思的深度与广度而言,高晓声的当代农民生活苦难叙述无疑具有更为全面而深远的思想艺术价值。

四、结语

粮食、房子和衣服是满足一个社会人日常生活的基本资料,基本生活资料的缺失是生存艰难最基本、最直观、最真实的体现,高晓声的乡土书写聚焦于李顺大、陈奂生等农民在“吃”“住”“穿”等日常生活上的苦难遭际,艺术地呈示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南农村食不果腹、屋不避寒的生存“怪象”,反映了苏南农民的生存艰难,并直逼造成这一“怪象”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根源,批判了极“左”政治的荒唐与错误。纵观中国乡土文学叙事,不难发现,高晓声笔下的这一“怪象”与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浙江农村的“丰灾”现象形成某种历史的回应,又仿佛是20世纪20年代进城的祥子“买车”经历的隔代轮回,在这种跨越时空的绵延的回响中,一以贯之的是中国农民无助而无声的呐喊,就对当代农村生活的真实摹写和农民命运的宏阔观照而言,高晓声不愧为“继周立波、赵树理、柳青之后描写当代农村生活的高手”⑧。综合前面的论述,高晓声的乡土书写无疑又是独特的,不仅直视农民日常生活苦难,而且将当代农民生活苦难置于具有深厚人文传统的苏南平原考察,在对特定社会历史政治和国民性进行反思之时,对苏南地域文化及其未来发展给予了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尽管“地方风俗画、风景画以及异域情调氛围营造上的欠缺,极大地影响了高晓声乡土小说的艺术价值和本应取得的艺术高度”⑨,但小说所呈示的苏南农村日常生产与生活场景,苏南农民勤俭聪慧的文化性格以及遭遇大灾大难时的隐忍与坚毅,显然都给高晓声的乡土小说增添了别有的地域文化价值和艺术魅力。

注释:

①⑧吴秀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全本)》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85页,第585页。

②③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8页,第248页。

④程绍国:《林斤澜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86页。

⑤⑥高晓声:《觅》,《高晓声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第111页,第111页。

⑦高晓声:《后记》,《陈奂生上城出国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226页。

⑨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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