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豪 飞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方以智家族之家学传承与望族之生成

宋 豪 飞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安庆246133)

摘要：明清时期桐城桂林方氏家族乃江南望族，数代家传之易学、理学等学术思想与文化传承最为显著，构成方氏家学的重要内容。方学渐开创方氏易学学派，在中国哲学史上据有一席之地；其理学思想表现为阐扬心学，倡导性善说，崇实黜虚、经世致用，冀图补救时弊。方氏子孙方大镇、方孔炤皆自觉承传家学且有所发扬，至方以智则成为集大成之大学者。桂林方氏家族家学积淀形成了厚重的家族文化，不但成为家族世代坚守的精神品性和门庭兴盛的内在动因，而且也是其望族生成的最为根本之要素。

关键词：桐城；桂林方氏；方以智；家学

中国历史上巨姓大族极为重视家族之绵延兴盛，而维持家族簪缨不绝、巩固家族声誉的重要方式则须借助家族文化传承，家学则在其中起到关键的作用。陈寅恪曾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1]即明确道出家学之于士族门第的显著特征。曹月堂在谈中国的文化世家时，也认为名门望族文化世家“强调的不是政治权势，而是文化的传承，即所谓家学渊源”[2]，亦洞中肯綮。显然，家学不仅是望族门第的显著“表征”，也是望族生成的最为根本之要素。

桐城桂林方氏自始迁祖方德益于宋末元初由贵池池口移居桐城凤仪坊，家族渐至隆望，支繁裔众，英才辈出，为我国明清仕宦与学术颇为显赫之文化世家。他们不单以科举仕宦显达于世，而且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诸多方面有所成就。探究其家族发展兴盛的轨迹，则家学传承至为关键。方氏家学内容较为丰富，其中易学与理学为世所称道，尤其方学渐与方大镇、方孔炤、方以智祖孙四代家传《易》学，开创了精深的“桐城方氏易学学派”。在理学思想上，方氏数代皆宣扬心学性善之旨，崇实黜虚、经世致用，冀图补救时弊，《康熙桐城县志》及《道光续修桐城县志》皆将其列入“理学”传中。另外，方以智还在哲学、自然科学、医学、文学、考据学等方面皆有造诣，他“坐集千古之智”，博学多才，被视作中国十七世纪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其学术对后世影响较大。本文探讨方氏家学之传承，意在剖析方氏家族延续不息的内在动因、家族文化积淀与望族生成的必然关联，为当下之家族研究提供一个解读的范例。

一、方氏家族之易学传承

桐城桂林方氏自明代以降，家族代有科名仕宦、道德文章称名于世者，成为江南著姓望族。对方氏家族影响重大的人物，首推第十一世方学渐(1540-1615)，他是桐城方氏家学的开创者、方氏易学学派的先驱，而且还是桐城学风的倡导者，对方氏家族门才兴盛及桐邑重文尚学的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方氏易学，方学渐首开其端，子孙承继家学，历四代著述并丰富完善，最终形成桐城方氏易学学派。方氏易学属于易学哲学史上的象数学派，在易学哲学史上据有重要地位。方学渐研习《易》经，著有《易蠡》十卷，当是桐城第一部易学著作，已佚。子方大镇潜心于《易》，晚年完成了《易意》与《野同录》，亦失传。孙方孔炤一生仕途坎坷，几次触怒权奸险遭不测，但始终读书不辍，老而弥笃，致力于经学研究，易学成就尤为卓著，著有《周易时论合编》传世。方以智著有《易余》、《学易纲综》(已佚)、《易筹》(已佚)等，关于《周易图像几表》或以为方以智所著[3]，但彭迎喜对《周易时论合编》之版本及著作权有极为详细的考订，认为《周易时论合编》(《周易图像几表》乃其中一部分)是方以智与其父方孔炤的合著之作，言之确凿，结论令人信服[4]7。《周易时论合编》不但是方孔炤、方以智父子合作的产物，也是研究二人易学思想的重要材料，而且书中大量转引方学渐《易蠡》、方大镇《易意》、《野同录》部分文字，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该书“不失为方氏四世《易》学研究成果的总汇”[4]207，也是研究方氏四世家传《易》学的重要文献。

《周易时论合编》不但收录了祖、父家传之易学文献，而且对汉代以来著名易学家的学说皆有涉及，可谓是一部集大成之作。李世洽为序云：“潜夫方先生缵承家学，著为《时论》，绍闻则祖明善而祢廷尉，集说则循康节而遵考亭，而又精探扬、京、王、郑、周、程、张、蔡之奥，以汇及近代名儒钜公、穷经博物诸君子不下十百馀家，综合全豹，征几析义，纲举目摛，亡虑数十万言，亦何灿然，其明备也。”[5]128(李世洽《周易时论序》)以方孔炤与方以智父子合著《周易时论合编》为标志，代表着晚明时期对汉宋以来象数之学发展成果的总结[6]336。该书也理当视作方氏家学传承之作。由今存刻本各卷前均题写“皖桐方孔炤潜夫授编，孙中德、中通、中履、中泰编录”可知，方氏易学自此已传承五世。方孔炤《时论》自识：“谨因杨本，推广诸家，俟人引触会通，神而明之，命儿侄辈编录，题曰《几表》，谓费隐交轮之几，难以指示，不得不于时位旁罗之象数，表其端耳。”方以智《时论》后跋：“《合编》未竟，遗命谆谆，时当病废，墓庐碌趚，命儿子德、通、履合前后稿而编录之，自泯薪火而已。”[5]140虽是方孔炤命儿孙辈辑录，方以智大加整理，润色文字；其实，参与编录的过程即是家学传承的过程。

方学渐以儒学自守，极力排斥佛道，宣扬心学性善之说，因而他的易学思想主要是继承了宋人研《易》之义理学传统，将易学与“圣人之道”联系起来，注重阐发理学家的性命之学、性善之旨，构成其研习易学之重要内容。《东游记》记其论《易》的一段对话：“问《易》，方子曰：‘易道莫大乎乾，乾者圣人之道也；易学莫善于复，复者，圣门之学也。’”[7](方学渐《东游记》)他认为《易》的全部精要，即在于《易》之乾卦和复卦。他进而阐释，乾卦体现了圣人“刚健中正，纯粹以精”的“圣德”；复卦则代表的是人之本心，“惟复曰心、曰仁”，“善端来复，乃见性真”，亦即人的本心具有“仁”、“性真”之天地之心。在晚明儒教衰微佛禅盛行的时局下，他崇实黜虚，冀图振兴儒学，补救时弊以匡复世道人心。因此其阐释易学揉合理学亦是自然之理。他晚年构筑桐川会馆，收徒授教，专力儒学，在他的影响下，桐城易学迅速兴起。方孔炤曾说：“王虚舟、曹白笴、钱尔卓皆事先祖。虚舟晚穷河洛，白笴、尔卓善析名理。家羽南氏，采兼山之近道者，启蒙之学彰彰矣。”[5]140方学渐开创了方氏易学学派，后嗣代相承传，但并不墨守成说，而是不断丰富和发展。

方大镇研《易》，将《易》学推衍运用于日常生活、人生际遇变化之中，甚至“以《易》之天然秩序会通社会伦理秩序，认为‘《易》为天下人不知天然秩序而作’，故他注重用卦爻之变来解释人事变化和社会兴乱，突出《周易》的实用性。”[8]他利用《周易》的卦变来阐释儒家伦理秩序和社会理想。《周易时论合编·系辞上》引方大镇《野同录》语：“不知上古之仰见俯察，六合七尺，四时百物，莫非精入深几之书，圣人继起表之，以前民用。”他即认为研究《周易》的卦象要精研义理，应以天地万物为书，最终目的是为“民用”，方能有利于国计民生。这是对其父“崇实”思想的阐发。方孔炤继而将象数思想引入方氏易学体系内，提出“虚空皆象数”、“先天在后天中”、“太极即在有极无极中”等理论，还借鉴、吸收前人和时辈的河图洛书，深研图象，以各种图式解说易理。

方以智不但充分继承并发展了其父“虚空皆象数”的理论，如他说：“一有天地, 无非象数也。大无外，细无间，以此为征，不者洸洋矣。”[5]139(《周易时论合编·后跋》)此说即来自其父所言：“非膠辞训之名字，则溺洸洋之巧言，告之曰：虚空皆象数也。”(《周易时论合编·凡例》) 其子方中通就指出：“老父会通之曰：虚空皆象数，象数即虚空。”(《周易时论合编·跋》)而且他也大力阐扬其父“不落有无的太极观”，“太极者，犹言太无也，太无者，言不落有无也。”[9]47对其父提出的“公因反因”说极其推崇，认为是“真发千古所未发”[10]，并吸纳到自己的哲学体系中。

彭战果认为，“真正能独立系统的代表方以智易学思想的著作显然只有《易余》”，并且他还认为，“《易余》是方以智易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一方面他以‘余’概念为核心，阐发了对易学本质的理解，另一方面他又试图以易学为方法，展开其会通三教的工作。”[11]正是在家学传承的基础上，方以智融通儒释道三教，皆统归于《易》，将方氏易学再次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更为重要的是，方以智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理论有一个基本的出发点，都是建立在以河洛象数之学为中心的基础上。其子方中通述其为学之大要云：“固有性命之学，有象数之学，有考究之学，有经济之学，有三才物理之学，有五行医卜之学，有声音之学，有六书之学。老父穷尽一切，而一征之于河、洛。”[12](《哀述》)言之确然。

方氏易学有着深厚的家学传统，但同时也与家族内外相关学者相互切磋交流，相互熏陶滋养，绝非封闭自守。比如方以智在易学发展史上的贡献，除了家学承续之外，还受到其师王宣(著有《风姬易溯》和《孔易衍》)、其外祖吴应宾(著有《学易斋集》)、其祖父之弟方鲲(著有《易荡》)等学者易学思想的影响，从而使得方氏易学学派在易学哲学发展史上据一席之地，影响极大。

二、方氏家族之理学传承

桐城桂林方氏家族“累叶敦儒, 濯于忠节”[7](方昌翰《桐城方氏七代遗书·序》)，“绵延数百年而未艾”[7](方昌瀚《刻方氏七代遗书缘起》)，是一个典型的理学世家。自方学渐倡明理学，恪守心学，主讲性善之旨，经世之道，其理学不但为子孙后嗣所承继，而且对桐城理学影响极大，并流播东南之地。朱彝尊评价他：“方氏门才之盛，甲于皖口，明善先生实濬其源。东南学者，推为帜志焉。”[13]方学渐早年师事耿定向，属于王门后学中的左派，故黄宗羲于《明儒学案》中将他归入“泰州学案”。他认为“心外无性，心外无天”，倡导“性至善”说，其思想虽启途于王门，但他却抨击王门后学崇虚耽无的倾向，反对王学末流的空谈，崇尚实学，坚持“虚实合一”的立场。方学渐“少而嗜学，长而弥敦，老而不懈。一言一动，一切归而证诸心”[14]，所著《心学宗》四卷专明心学，他于自序中写道：“闻诸孟子，仁，人心也；闻诸陆子，心即理也；闻诸王阳明，至善心之本体。一圣三贤，可谓善言心也矣。”[15]他以心学调和理学，坚持“揭性善以明宗，究良知而归实”[7](《方明善先生行状》)，力图以倡明性善来挽救晚明社会日渐衰颓的道德人心，其意显然可知。

其立身行事尊奉“性善”，所建堂屋取名“至善堂”，晚年构筑桐川会馆，颜其堂曰“崇实”。于馆内每天与友人和门徒讲授性善、良知之旨，讨论有关儒学问题，这些讲学内容都反映在《心学宗》、《性善绎》、《桐川语》等著作中。清大学士张英称赞道：“明善先生以布衣振风教，食其泽者代有传人。至于砥砺名节，讲贯文学，子弟孝友仁睦，流风余韵，皆先生之穀诒也。”(《桐旧集》卷一)[16]

方大镇早传父学，一生提倡理学，步入仕途后便行“性善说”于事功，平反冤狱，捐钱助农，深受百姓爱戴。万历末天启初年，当东林党人秉政时，邹元标、冯恭简于京城建“首善书院”，请他到书院讲“性善之学”，其“论学以性善为宗，论治必本君德”[17]123。阉党得势后，方大镇绝意仕途，归隐故乡，于枞阳白鹿山庄方学渐祠旁立“荷薪馆”，与门人讲学不辍，并以著述自娱。“荷薪”典出《左传·昭公七年》：“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其意在表明自己将承续家学，发扬先父之道德文章。《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道：“大镇追述父训，及与同社诸人问答之语，诠次成帙，名曰《荷薪》。盖亦不忘继述之意。其大旨在辟良知之说，于儒释分别，辩论极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儒家类存目二》)

方大镇自小受其父理学之传授，以性善为宗，“每言性善，征诸仁义，仁义根于无为而为之心，此为至善，此为良知，此为穷理居敬，作《论》六篇，力排异学。”[7](陈理生《方大理传》)他认为性善体现为“仁义”，“仁义”的本源出自“无为而为之心”，由此即是“至善”、“良知”；非但如此，他还强调从体用关系上来理解“性至善”，融合了诸家理论，“以善为体，以有无为用，由体达用，而有亦善，无亦善，天地万物皆归于善矣。”他又说：“良体良用是谓至善。”[7](方大镇《宁澹语》)继承并发扬光大“性命”之学，将“善”的概念推衍至天地万物所具有的本性，此说比其父有了一定的进步。

方孔炤学识渊博，用力经训，颇重事功，其孙方中发说：“公少好读书，老而弥笃。每临大事、决大疑，辄引《春秋》为断；而时行时止，神明无方，则一体乎《易》。虽于五经皆有论述，惟《易》与《春秋》，尤矜独得焉。”[18](方中发《环中堂诗集序》) 方孔炤发挥了其父有无一贯的思想，提出了无我备物之说，如曰：“以我视我，一我而已矣，以物视物，一物而已矣。无我无物而后备万物, 无我无物而后育万物。”[19](方中通《〈心学宗续编〉引》)他还发展了实学精神，重视物理，“言义理，言经济，言文章，言律历，言性命，言物理，各各专科，然物理在一切中，而《易》以象数端几格通之，即性命、生死、鬼神祗一大物理也。舍心无物，舍物无心，其冒耳。茍不明两间实际，则物既惑我，而析物扫物者又惑我，何能不恶赜动而弥纶条理耶？物格而随物佑神，知至而以知还物，尚何言哉？又何不可就物言物哉？”[20]

方氏理学传承至方以智，则是在继承家传心学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一方面他也接受心即天即性，尽心即可见性之说，但同时与方氏哲学的最高范畴“太极”的概念对应融合，“太极者，先天地万物，后天地万物，终之始之，而实泯天地万物，不分先后、终始者也；生两而四、八，盖一时具足者也。自古及今，无时不存，无处不有，即天也，即性也，即命也，即心也。”[9]47(《东西均·三征》)“但肯尽心，自然见性。”[9]106(《东西均·公符》) 另一方面，对于家传“性善”论，他认为：“无善恶可言者, 善至矣。……性与善非二也，犹乎理也：于穆不已，无声无臭，未发之中，称之为善可也；无者善之长，曰明善，曰止至善，皆性也。善之浑然即无，无之粹然即善。”[9]99(《东西均·公符》)即将“性”、“善”二者融合为一体，“善”的本质存在于“无”。对方氏家传“性善”用于事功，通经致用的思想显然又有所发挥，进而抽象化表述出来。

至其逃禅之后，学术思想有所改变，力主会通儒释道三教，“以为易理通乎佛氏，又通乎老庄，每语人曰教无所谓三也，一而三，三而一者也。譬之大宅然，虽有堂奥楼阁之区分，其实一宅也。”[21](施闰章《无可大师六十序》)当然，方以智对三教并非全盘接受，而是有所批评，指出各自利弊，提出补救之法，于此基础上然后会通三教[22]。至于他的哲学、科学思想、实学精神等，则又代表着清代以前中国思想史发展的一个新的高度。

方氏理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根源。明代中期以来，儒释道三教合一思想甚嚣尘上，儒佛同异之辨成了当时学者争辩的大问题；另外，随着王阳明心学的兴起，其社会影响渐渐超过了程朱理学，心学和理学也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在此时代背景下，受学于王门左派的方学渐却依旧固守儒家之道，“先生独砥柱于其中，非仲尼之言不言，非仲尼之行不行，非仲尼之道，不以自淑而淑人”[23]，他崇实黜虚，讲求性善之旨，并且吸收程朱的格物致知说。其后方大镇、方孔炤和方以智前期的理学代相承传，都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经世致用，冀图匡救时弊，以实学反对佛道两家和道学中的空虚之学。

三、方以智对其子之学术传承

谢国桢曾提及方以智父子云：“启蒙的学术思想家和物理学家桐城方以智和他的儿子方中通、方中履以及他的学生杨宣等，对于天文地理、算术、物理等项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明末清初时期，成为桐城方氏主要的学派。”[24]因此他将桐城方氏列名于“明末清初学派中的主流”之一家。方以智的学术思想对其三子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方以智长子方中德工于经史，继承了其父史学的特点，将古今数千年之事加以类比，著成《古事比》五十二卷。另著有《遂上居稿》十卷、《经学撮钞》、《继善录》、《心学宗续编》、《易爻拟论》、《性理指归》等行世，其它未刻者尚有九十六种。

方以智次子方中通为清初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著述颇丰，成就较大。他自幼喜读书，尤好天文、历算，精算术、音韵六艺之学。于顺治十八年(1661)完成了《数度衍》二十四卷附录一卷(现传本卷首3卷正文23卷共26卷)，此书被称为当时数学上的百科全书，“这是方以智《通雅》算数部分的补编”[25]；在这部著作中，“曾讲到对数，成为中国论对数的第一人”[26]。方中通写作本书花费平生大量心血，曾言“半生数度衍，不肯自言苦”(《陪诗》卷四)、“自笑十年忘寝食，宁夸两手画方圆”(《陪诗》卷三)。另外，他还著有《音韵切衍》二卷、《律衍》、《篆隶辨从》二卷、《易经深浅说》，又阐明四世理学，著《心学宗续编》四卷、《陪翁集》七卷续四卷等。晚年从游受学之士日众，著《继善录》，生平崇实学，敦实行。康熙五十七年皖抚李成龙特上表旌为“理学”。次子方正珠，字浦还，幼承家学，精于律数。康熙三十一年(1692)曾以明经召对，问律数之学，示以中和乐诸法器，奏对称旨，并进献其父所著《数度衍》及自著《乘除新法》，为康熙称赏，一时从学者奉为准绳。

三子方中履主要继承了其父博物的一面，学问渊博，对经学、天文、象数、地理、制度等都有所涉猎，所著《古今释疑》十八卷，皆考证之文，曾自称：“吾所著惟《古今释疑》一书，讨论经史、礼乐、法度，以及历象、算法、声韵、医药无不备，颇自谓无谬于道。”[17]262该书熔铸旧说，不同弇陋，为后学津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之曰：“中履名父之子，学有渊源，故持论皆不弇陋。”大学士张英把此书进呈康熙御览，与方以智所著《通雅》并传，乾隆间载入《四库全书》。另著有《切字释疑》一卷、《理学正训》、《学道编》等。

方以智三子皆能秉承父学，且有学行，三子皆不仕清朝，无意于科举仕途，淡泊自守，勤于著述，以文章、气节称名于世，有其父之操守。

若考究方氏家学传承的心理动因，则方中德之言可谓发自肺腑，“家有四世之薪而弗克荷，芒然欲著书立说以求传于世，岂非妄庸人所有事乎？虽然，不敢以此自解，而释肩于先绪恐坠之日也。”[27](《古事比·自序》)正是在自觉传承家学的责任担当下，促使族人勤学著述，使得家学流传久远。方中通继高祖方学渐辑《心学宗》传世而刊刻《心学宗续编》，言其刊刻之由正是源于“惟是家学相传自明善先生至先君文忠先生四世理学”，作为方氏子孙应当承续家学，进而踵事增华，“四世皆有书行世，今兹举其概，使学者便于披读，附于《心学宗》之后，曰《心学宗续编》”[19](方中通《心学宗续编·序》)同时他还进一步发挥道：“明德者，内圣也；亲民者，外王也。合外内之道也，故以经济藏于理学，由理学发为经济，方是尧、舜、禹、汤、文周、孔孟之学。”[19](《心学宗续编》)将理学和“经济”融为一体，都视作圣人之学，实际上把理学同晚明兴起的实学思想结合起来，有其进步意义。方中通诗文创作也深得其父的亲授，诗文集取名《陪集》，台湾著名作家高阳认为亦有深意，“方中通诗文集，称为《陪集》，表示诗文皆得自父授，不足以自成一家，为《浮山集》(方以智诗文集)陪衬而已。”[28]马其昶由衷赞叹道：“方氏自先生曾祖明善先生为纯儒，其后廷尉、中丞笃守前矩，至先生乃一变为宏通赅博。其三子——中德、中通、中履并传父业。于是方氏复以淹雅之学世其家矣。”[17]209方氏家族数代之学术传承渊源有自，累世遹修，且方氏子孙传承家学，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阐扬，不断发展，积淀深厚，形成特色鲜明的家族文化，门第借此兴盛，实乃必然。

四、余论

家族制度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形成与发展极具意义。刘广明在《宗法中国》一书中说：“中国早期文明对家族制度优礼有加，……家族制度在早期文明中的支配地位，使得中国的文化精神，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的历史进程获得了极大的特殊性。由此可以说，阐述这种特殊性本身，即是在追溯中国文化之源，清理中国社会之基，把握中国历史之脉。”[29]这种宗法社会在长期发展演进过程中，逐步形成并蕴含着一套家族观念，浸透着深厚的宗法文化传统，诸如祖先崇拜、宗法观念、宗族认同、家族意识等等，对家族的影响根深蒂固。从文化的精神品格来说——历史上那些强宗大族的出现，固然有其出于巩固政治和经济地位的需要，但更重视家族的延续久长，因而更具文化学的意义。重视家族传承、家学家风流布，这是家族繁衍发达最为宝贵的内在品性。

家学，顾名思义，是指一个家族数代相传之学，属于私学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但有别于儿童启蒙教学的家塾教育。其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学在官府，贵族官员掌握文化知识，随官职世袭，代代相传，形成家学。而今日所称“家学”之内涵，当指以血缘家庭为单位的全部文化、技能及价值体系，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但由于我国自古传统观念上更为重视经史而轻视自然科技知识，尤其唐宋以来士人以儒学应科举求得安身立命走仕途经济，所以家学的价值取向非常明显，高门大族也就专以文学经术而簪缨门第，亦是情理中事。

桂林方氏家族作为江南望族，门庭显赫为世瞩目，而探求家族闻达的内在机理，则其家学传承至关重要。钱穆先生在讨论中古世族门第时曾说：“(其)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有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史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合并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表现，则成为家学。”[30]由方学渐始开其端，至方大镇、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数代人学业相继，薪火相传，家风家学代代相沿，成就了方氏家族名门声望。

桐城桂林方氏易学学派以象数之学闻名，在易学研究史上据有一席之地；方氏心学思想、性善理论及其践行，于桐城理学之勃兴、于桐城学风之昌盛居功至大，今学界于此已有共识。方氏家族于桐城文化之发展繁荣贡献显著。方氏家族为今人研究家族发展与家学传承以及家族文化与地域文化关联互动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学术需要传承，文化需要发展。关于中国历史上家族发展与家学传承问题是一个颇具价值，值得不断深入研究的课题，它不但涉及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文化学等多领域跨学科的综合探讨，而且对当下社会和谐发展与文化进步或将提供诸多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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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汪长林

Transmission of FANG Yi-zhi’s Family Learning and Formation of the Influential Clan

SONG Hao-fe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nqing Teachers College, Anqing 246133, Anhui, China)

Abstract:The Fangs in Tongchen, Anhui province were known as a distinguished and influential clan in Southern Chin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family clan was prominent for their research and thoughts onBookofChangesand neo-Confucianism transmitted for generations, which together with their unique family culture formed the major parts of their family learning. FANG Xue-jian created the school of Fang’sStudyonBookofChange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philosophical history. His study on neo-Confucianism explained and expanded the Study of Conscience, advocated the theories like “human nature is essentially good”, “worshipping the facts while dismissing empty talk” and “leanings should be conducive to the nation” in hope of solving contemporary social problems. Fang’s offspring like FANG Da-zhen, FANG Kong-zhao developed their family learning and FANG Yi-zhi was outstanding for his integrated and comprehensive promotion. The family learning of the Fangs accumulated for years as stately family culture, a spirit stood fast by the later generations, a driving force for the prosperity of the family clan and the foundation for family’s influence.

Key words:the Fangs in Tongchen; FANG Yi-zhi; family learning

中图分类号：B248.93;K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5)05-00010-06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5.05.003

作者简介：宋豪飞，男，安徽安庆人，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方以智文学思想研究”(AHSKY2014D109)。

*收稿日期：2015-04-29

网络出版时间：2015-11-11 10:42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51111.1042.0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