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彬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邓小平生态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探微

魏彬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邓小平生态思想是邓小平在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立足于中国特殊国情，在全面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生态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反对滥砍滥伐；倡导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型，反对粗放型；倡导依法建设，反对无法乱建。邓小平生态思想的提出，对于我们当前进行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邓小平；生态文明；当代价值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党的十八大报告又指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可见，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已经成为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尽管在他生前没有使用过“生态文明”的概念，也没有系统提出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但是，在他的著作、谈话和实践活动中都闪烁着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光芒。因此，系统探讨邓小平的生态思想，对于我们当前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邓小平生态思想的理论形成

邓小平生态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其理论形成具有重要的理论渊源和实践基础。

(一)邓小平生态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生态思想的形成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生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中国传统的生态思想尽管产生于古代，但其内身却包含了诸多合理的因素，尤其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概述为天人关系。认为人和万物生于天地之间，天地造化万物、养育万物，人必须要对天地表示无限的崇敬和尊重，要“敬天地”。同时，对自然还要“施仁爱”、“禁贪欲”、“节物用”、“忌杀生”。即要兼爱万物、合理索取、充分利用、善待自然。这些传统的、朴素的生态思想观点对邓小平生态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邓小平生态思想形成的历史理论渊源。邓小平指出：“没有前人和今人，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实践理论，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1]

邓小平又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的生态思想的形成仍然受影响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生态文明观。马克思主义科学生态理论博大精深，是一门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环境哲学。它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处理得当与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影响。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系统阐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2]在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主要从三个方面重点论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第一，人本身来源于自然，因此，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本质上从属于自然。第二，人并不是简单的从属于自然，而是能动地改造自然。通过对自然的改造活动，形成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构建人类社会。第三，人对自然的改造，不是盲目地改造，而是必须要遵循自然规律。正是由于人类在改造自然活动的过程中，忽视自然规律的存在，对自然进行盲目改造，从而导致了自然的异化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对此，恩格斯也曾经告诫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3]在科学阐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后，马克思还进一步论证了自然资源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没有自然资源，工人的一切劳动都是虚无，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马克思这些科学的生态观点，为邓小平生态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二)邓小平生态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任何科学理论的形成和提出都有实践基础，邓小平生态思想的形成同样如此。邓小平生态思想的实践基础主要源于国外和国内生态环境的恶化。

首先，在国外，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机器等先进的工具不断运用于生产，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使世界各国为了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不断加大对自然的索取，严重破坏了生态资源的平衡，导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针对生态环境保护失衡的现象，联合国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专门召开国际会议，讨论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问题。号召世界各国在追寻经济利益的时候，注重生态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综合运用，并将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作为联合国未来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呼吁全世界都要保护环境，科学发展。

其次，在国内，解放战争初期，为了大力发展经济，满足战争和人民基本生活保障的需要，政府便号召人民对自然进行大肆的索取和掠夺，滥砍滥伐。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基本的需要，但是，滥砍滥伐造成了许多地区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极大地破坏和影响了群众的正常生活。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很早便意识到了这种现象，他在总结生态恶化问题时便指出：“发动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事业。”[4]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为了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赶英超美，严重忽视生态环境的平衡，滥砍滥伐，结果造成我国森林覆盖率急速下降。据有关部门的数据统计，1949年时，全国森林覆盖率为12.5%，1950年～1962年则降为11.8%，区域生态环境严重失衡。20世纪80年代初，四川省又遭遇到了建国以来最为罕见洪灾，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这一些列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认为洪水的泛滥与人们对环境资源的极度破坏是密切相关的，只有制止滥砍滥伐、植树造林，才能够制止生态环境恶化，保障人民的基本利益。总之，国内外发生的这一系列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事实，为邓小平立足中国国情，提出科学的生态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二、邓小平生态思想的基本内容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对生态环境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邓小平生态思想是邓小平在对中国传统生态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毛泽东生态思想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反对滥砍滥伐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目的。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提出的“以粮为纲”的口号，邓小平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邓小平认为，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要充分发挥林业的多种效益。因为只有林业发展了，水土流失才会减少，人们可耕种的土地才会增加，生态环境才会变好。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中蕴含了丰富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即人应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使生态环境合理协调发展，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够真正过上幸福的生活。在充分肯定生态环境对人生存需要的重要性的同时，邓小平还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为社会的发展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他在四川峨眉山考察时指出：“风景区造林要注意色彩的完美，山林就像人的穿着一样，不仅有衣衫，还要有裙子，鞋子，林子下面作茶，四季常绿，还有经济效益。”[5]可见，邓小平也十分重视生态环境的经济效益问题。

邓小平不仅重视生态环境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更重视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与保护，反对为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生态环境进行肆无忌惮的索取，滥砍滥伐。邓小平在总结西南区工作任务时便已经意识到，革命胜利后，针对土地过度匮乏的现状，农民必定会进行大范围内的开垦荒地。因此，他指出，开垦荒地可以，但一定不要滥砍滥伐，滥砍滥伐会造成水土的极大流失，从而导致自然灾害的泛滥，四川发生的特大洪灾即是一个例证。由此可见，邓小平高度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倡导人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反对为了人自身的发展而无视生态环境，滥砍滥伐。

(二)倡导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型，反对粗放型

建国初期，为了追求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采取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即依靠生产要素的扩张，依靠铺摊子，片面追求社会总产量的增长。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短时间内确实取得了一定的奏效，使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短暂性的高速发展。但是，这种短暂性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生态环境的平衡为代价的。它的负面就是造成了我国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环境的失衡。如何在保障社会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同时，避免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中之重。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认为，重视经济效益的提高固然重要，但是不要片面地仅仅限于产值和产量的增长，经济的发展不能够盲目地关注经济指标，更要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科学区分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不同，科学处理经济增长和环境生态之间的关系，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即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的增长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保证生态环境平衡的情况下，使人们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

(三)倡导依法建设，反对无法乱建

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在法律的保障下，持续有效地推进。因此，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是有效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邓小平深刻认识到了法律建设的重要性，倡导做任何工作都要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反对无法乱建。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邓小平历来强调加强人口、资源、环境保护等法律制度建设问题。首先，他强调要建立和健全我国关于生态环境的立法。他说，现在我国的法律建设还很不健全，很多实用的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尤其是森林法、草原法等一些环境保护法。正是在邓小平同志的重视下，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制法规才得以出台，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才不断走向法制化轨道。其次，他强调立法后，要将法律大众化、普及化。他指出，法律制定后，要让人们真正了解它，懂得它，只有这样越来越多的人才会不犯法，而且还能够维护法律。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进行普法宣传和普法教育。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够了解生态法的法律法规，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社会生产。再次，他强调法律的执行力度和监督力度。他指出，一部法律的好坏，就体现在其执行的力度和监督力度上。法律执行部门和监督部门的工作力度直接影响到国家对生态环境建设的具体态度。因此，邓小平要求国家执法机关和监督机关严格执法，违法者将会受到严重的处罚。邓小平提出的这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立法、普法和执法的思想，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效的法律制度保障。

三、邓小平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

邓小平生态思想是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立足于中国特殊国情，在全面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生态观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因此，他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邓小平的生态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生态观，为我们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邓小平的生态思想是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在充分学习和认识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生态观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把握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生态理论的与时俱进，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生态观，是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生态观在我国新时期、新阶段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和生态理论在当今的时代创新。邓小平的生态思想的形成，也为我党在新形势下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和理论来源，尤其为江泽民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形成和胡锦涛科学生态文明观的提出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

(二)邓小平的生态思想启示我们当前进行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必须要加强对公民的可持续观教育，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是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使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因此，要坚持可持续性发展，必须要使每位公民都树立良好的可持续发展观。而公民树立良好的可持续发展观的关键在于教育。邓小平高度重视教育，尤其是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他更是以身作则，积极参加植树造林活动，以此来教育广大民众树立良好的生态观，充分意识到环境保护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当前进行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尤为重要的是要加强对公民可持续发展观的教育，广泛提高公民的生态意识，使每位公民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都能树立起热爱自然、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的可持续生态发展观，充分认识到可持续发展在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过程中的重要性，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真正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美好的自然生存空间。

(三)邓小平的生态思想启示我们当前进行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必须走集约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发展的产业化和国际化

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必须要保证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在改革开放前期，我国经济发展走的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以过度破坏环境和浪费自然资源为代价来谋求经济的短期发展，无视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结果导致我国的经济增长消耗大、成本高、经济效益低下，各种自然灾害频发，人们的自然生存环境极度恶化。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高度重视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倡导经济增长模式的积极转变，积极走集约型和生态产业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充分发挥经济效益对生态效益的拉动作用，以产业为支撑点，促进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协调发展。同时，邓小平还积极倡导生态环境建设应该走国际化之路，即加强国与国之间生态环境建设之间的内在联系，调动整合各种国际环保力量，为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良好的空间。邓小平这些科学的生态思想，都启示我们当前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必须要走经济发展的集约型模式，实现经济发展的产业化和国际化。

(四)邓小平的生态思想启示我们当前进行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必须要加强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建设

完善的法律制度在生态文明社会建设过程中极度重要，它为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当前，我国为了充分保障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顺利开展，尽管也建立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比如《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使我国的环保立法逐步走向完善。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广泛推进，使各种危害生态平衡的相关因素日益复杂且频繁增加，直接影响到了我国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顺利开展。针对此种现象，我们必须要加大制度创新，不断修正和完善我国的各种环保立法，从而适应各种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同时，我们还要继续加强环境保护的立法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法律制度的保障下，扎实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建设美丽中国。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N].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2.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7.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9-560.

[4] 《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80.

[5] 孟红.“邓小平的植树情节”[J].文史月刊，2004(12):4-9.

[责任编辑：朱子]

Deng Xiaoping′s Ecological Thought and Its Modern Value

WEIBin

(CollegeofPhilosophyandPublicAdministration,HenanUniversity,Kaifeng475001,China)

Abstract:While leading the whole Party and the people of all nationalities to undergo th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ng Xiaoping′s ecological thought has come into being based on the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 as well as the comprehensive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thought and the scientific ecological view of Marxism. It advocates the harmonious existence and mutual development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while objecting to deforestation. It appreciates the intensive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rather than extensive pattern. It also propagates the construction according to law rather than against law. The proposition of Deng Xiaoping′s ecological though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owadays.

Key words:Deng Xiaop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odern value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06(2015)02- 0009-04

作者简介：魏彬(1992-)，女，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4级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原理。

收稿日期：2015- 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