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篤堃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论《论语》谨慎观与人的自觉

王篤堃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论语》中的谨慎观念只是儒家早期思想的一个细节部分。然而，它却几乎在整个早期儒学体系中都有所反映，且起到了串联这一体系中多个部分的作用，参与了儒家道德观与修养论雏形的建构。另外，在中国早期的道德发展和文明演化的过程中，就人的自觉这一文化命题而言，它也因为“在场”而可被视为一个有价值的观照点。

《论语》；谨慎观念；道德；人的自觉

作为一部儒家经典，《论语》几乎涵盖了早期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其中，以“仁”、“义”、“礼”为架构建立起来的道德伦理体系[1]82-90，长期为学者所关注。然而，在仔细的学术审视下，这一道德伦理体系还包含许多细节性的道德评判和伦理态度。它们一方面趋属于纲领性的“仁”、“义”、“礼”理论，另一方面，又常常间接透露出某些隐性的价值指涉。谨慎观念就是此中之一。

一、“谨”、“慎”小考

《说文解字》言：“谨，慎也。从言，堇声。”[2]217又言：“慎，谨也。从心，真声。”[2]52可知，许慎采互训法释“谨”、“慎”，二字为近义词。另外，《说文解字注》言：“《言部》曰：谨者，慎也。二篆为转注。未有不诚而能谨者，故其字从真。”[3]502段玉裁在进一步肯定“谨”、“慎”二字近义之外，又将二者联系且区别开来。“未有不诚而能谨者”，即“如果不‘诚’，人就不能‘谨’”；而“诚”又可作为“慎”的部分释义（真），故或可说“未有不慎而能谨者”。由此分析，可知“慎”或可为“谨”之前提条件。这一观点又可从字体构造方面考虑。“谨”从言，原始字义指向言语；“慎”从心，原始字义指向内心，按“言，心声也”的观点，亦可证得。而王力也说“谨”是指“在言语方面真诚谨慎”，“慎”是“思想品德方面真诚严谨”。[4]1294二者的区别已明，之间的联系似乎也可成立。

总而言之，“谨”多指言语，“慎”多指内心，且“慎”为“谨”之始，“谨”为“慎”之发。接下来，试胪举《论语》中“谨”、“慎”句例，如下：

1．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

2．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乡党》）

3．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尧曰》）

4．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

5．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

6．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

7．子之所慎：齐、战、疾。（《述而》）

8．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

9．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子张》）

由以上句例可知，《论语》中“谨”出现三次，“慎”出现七次。虽然二字被使用的频率不高，但不能忽视它们在传达和阐释思想中所起到的作用；正如“义”在文本中仅出现24次，远远不及出现110次的“仁”和74次的“礼”，却不影响将这三者并列为孔子思想的基本理论。再者，笔者在此并不就孔子思想的主体结构展开分析，而是试图通过对主体结构某些具象细节的破解（“谨”和“慎”），来探究儒家思想多层次的价值指涉。为了更好地展开解读，现结合钱穆《论语新解》将句例中“谨”、“慎”字作浅析，如下：

1．谨。谨慎，“谨而信”；谨敬，“唯谨尔”；谨慎，“谨权量”。

2．慎。谨慎，“慎终追远”；谨慎，“慎于言”；谨慎，“慎言其余”、“慎行其余”；不轻视，不怯对，“子之所慎”；谨慎，“慎而无礼则葸”；谨慎，“言不可不慎”。

这样分析，似乎以“谨慎”统言九例均可，故结合最初“谨”、“慎”之别，再作个区分，如下：

1．指言语：“谨而信”、“慎于言”、“慎言其余”、“言不可不慎”。

2．指态度：“唯谨尔”、“谨权量”、“慎终追远”、“慎行其余”、“子之所慎”、“慎而无礼则葸”。

如此，“谨”、“慎”所标示的内涵就比较清晰。至于区分后的结果并不如之前论述的界限分明，即言语之“谨”与内心之“慎”的界限不再分明，或可以用简单化的“在能指之下所指不断地迁移”来进行诠释[5]433。然而，这类讨论属于语言学或训诂学研究范畴。本文的研究重点则在于，意义渐趋融合的这些“谨”和“慎”，或者说此类“言语”和“品德”（内心）标准，在《论语》整体思想构架中，究竟是如何趋附于“仁”、“义”、“礼”基本理论，又是如何自足地展开另一层次更加隐性的价值指涉。

二、“谨”、“慎”与《论语》思想之建立

劳思光在《新编中国哲学史》中，以三大基本理论、三大引申理论概括孔子学说（在此我们近似将《论语》思想等同于孔子学说）[1]82-99。他在阐述引申理论之一——“忠恕”与成德功夫时，言称“‘仁’德之完成，必通过恭慎不苟、诚信无妄、视人如己等实践”。[1]99此中，“恭慎不苟”、“诚信无妄”与“谨”、“慎”深有契合。劳思光将近于“谨”、“慎”的两种态度置于“成德功夫”之中，似乎是为我们解决了“谨”、“慎”在《论语》思想中的处境问题。但作为哲学的静态裁判，它并不能清楚地把握或呈现思想体系本身的盘根错节和流动态势。更清楚地说，劳思光的说法只是裁定，而并未详细说明为何实施此一裁定。故，接下来，笔者将从《论语》文本入手，推证“谨”、“慎”与《论语》思想体系的关系。如下：

1．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

2．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曰：“其言也仞，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仞乎？”（《颜渊》）

3．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

4．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子路》）

上引四例，句1、2均与言语有关。如前所述，“谨”是指“在言语方面真诚谨慎”，明显与“巧言”成反义，故有“鲜矣仁”；与“仞”成近义，故有“谓之仁”。《论语》借此一反一正的阐述，将“谨”与“仁”联系起来。句3、4均与态度有关，即“慎”、“恭”，又指向“民德”、“仁”。于是，借助于“言”或“恭”等媒介语词，“谨”、“慎”与《论语》的基本理论体系发生连接。

另一方面，“谨”、“慎”又受到《论语》基本理论体系的约束作用，如下所引：

1．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学而》）

2．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

句1强调“信”、“恭”在“义”、“礼”的规囿下，才能完成德性；句2中的“恭而无礼”、“慎而无礼”，表明脱缰于“礼”之后“恭”、“慎”的无用和危险。

“谨”、“慎”即是如此置身于《论语》思想体系之中——一方面，它必须充分地为“仁”、“义”、“礼”的发挥作理论铺垫和具体实践；一方面，其自身的发挥又必然受“仁”、“义”、“礼”的限制与约束。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论语》（孔子）的主体思想为何需要纳入“谨”、“慎”。当然，这一问题的解答，必然与春秋末期的社会内容有关，此为问题的外部因素。而就《论语》本身所反映的儒家价值理念来探讨，此为内部因素。笔者所欲揭示的，即是后者。

由上述可得，《论语》中谨慎观念实包含两个层面：言语层面的“谨”和品德层面的“慎”。探讨谨慎观念的必要性问题，本亦该从这两个层面出发。然而，“孔子很少抽象思辨和‘纯粹’论理。孔子讲‘仁’讲‘礼’，都非常具体。这里很少有‘什么是’（what is）的问题，所问特别是所答（孔子的回答）总是‘如何做’（how to）”。[6]5因此，在探讨谨慎观念时，采用由“谨”（言语）见“慎”（品德）的思维方式，或许更显便利。《论语》中论述“言”的有多处，试举两组如下：

第一组：

1．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

2．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

第二组：

1．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公冶长》）

2．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

第一组论“言”与“行”，赞言出必行，耻言过其行。由此可知，《论语》论“言”，以“行”为检验标杆。换言之，《论语》对“言”的现实有用性是持怀疑态度的。这一点最能反映在早期儒家的修养论中，即道德践履高于道德说教，故孔子有言“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学生以为夫子言有所隐，孔子提醒学生更要关注其“行”（实践）。

第二组句例原旨或非说“言”，然换从探究“言”与“实”关系的角度来看，或能有所补益于我们对早期儒家思想的审视。句1称言之不可信，句2称言之有误，总体而言，即是指言语的不可靠。

从更深层面上讲，“言”无用和“言”不可靠的认识，似可表明《论语》或也部分存在“不言”的价值观；[7]正因为此，早期儒家在对待“言”上采取“谨”、“慎”态度，以避免“言”带来的错误和浮夸。这说明，在先秦时期，他们就已经认识到了言、行可以背离的事实，故而又会十分强调“信”的作用（《论语》中“信”出现38次）。于是，在此一问题上，“谨”、“慎”遂又与道德体系中的“信”产生关联（“谨而信”），从而使其对主体德性的附庸更加紧密。而从言行的规范上升到道德的建设，谨慎观念存在的必要性又得到了更形上的价值证明。此即个体德性的自我完善。

钱穆先生认为“孔子之教人以学，重在学为人之道”，“孔门论学，范围虽广，然必兼心地修养与人格完成之两义”。[8]3-4因此，在解读《论语》时，人之德性发展这一主题自然无法抛开不顾。《学而篇》中“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一则，将“慎”的实践列入“好学”，即足以体现谨慎观念在个体德性发展中的地位。

《论语》对“谨”、“慎”问题的探讨虽多集中于言语，最终却是将其置于个体德性发展之中。简单地说，早期儒学运用含混的“谨”、“慎”概念（“谨而信”、“慎于言”均就言语而言），实现了由“谨”（言语规范）到“慎”（内心德性）的思想升华，建构起了儒家道德观与修养论的雏形。

三、《论语》谨慎观之思想渊源

陈来先生认为“西周礼乐文化是儒家产生的土壤，西周思想为孔子和早期儒家提供了重要的世界观、政治哲学、伦理德性的基础”。[9]16由此联想到，《周书》篇章中或显或隐透露出的谨慎观念，或可与《论语》中的谨慎观念相应。现摘取部分《周书》只言，如下：

1．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康诰》）

2．丕显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闻在下，惟时上帝集厥命于文王。（《文侯之命》）

《周书》中表谨慎义，常用“慎”字，且多与“德”相联系。《尚书》作为“上古帝王之书”，自然注重道德教化。同时，《周书》言及谨慎观念，多与政治有关，以上三例即可证明；而且，无论是教化诸侯和下民的王，还是劝谏君王的臣子，他们陈辞中的谨慎观念多是就群体而言，如《多方》中的“罔不明德慎罚”，即是“以祸福咸告天下诸侯国”；[10]665在《无逸》中，周公言“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看似训诫成王一人，实则是为了“万民惟正之供”。《周书》中谨慎观念所表现的群体性，自然与其政治作用密切相关。《论语》中间有“为政”之教，如“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中即透露出上位者应当谨慎从事之意；然而，它的谨慎观念更多的还是体现在个人德性发展这一主题上。如此分析，我们可有以下结论——涉及到谨慎观念，《周书》主要谈论群体德性，而最终动机归于政治驯化；《论语》主要谈论言语，而最终动机归于个体修养的追求。这种变化，即“从早期以王为天地间唯一联系管道的“宗教—政治”观念，转型为向所有追寻生命意义的个人开放”，[11]119再次证明《论语》思想中对个体的发现和关注。

此外，由引发谨慎观念的原因来看，《论语》较《周书》亦有进步之处。通观《周书》，我们会发现周统治者常常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如：“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召诰》）。

这种忧患意识多是来源于对历史（夏、殷）的认识。周人认为，只要约束己身，“王其德之用”，就能“祁天永命”（《召诰》）。由此可见，周人或许依旧坚持“天”的权威，但已认识到“惟命不于常”（《康诰》），“王朝必须靠自己在人事方面不断努力，积累‘德行’，才能继续保持已得之‘天命’”。[11]83这无疑较殷人的“宗教迷狂”更加文明和理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认识的不够充分与明朗，周人并未完全分开天命与个人德性发展的界域，并未意识到“德”可以作为个人德性发展的部分；在他们的眼里，“德”是自己对“天”所要履行的义务，是为了顾全“天命”的一种妥协。换言之，这样的一种“德”，实则还是由于对天意志敬畏、恐惧而表现出的谨慎之心，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力，或可等同于“礼乐文化”中的“礼”。然而，《论语》则不同于此。“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将天命与个人行为截然分开——虽然天命已然注定“道之不行”，但作为君子，依然需要“行其义”。由此可见，孔子的修德行义乃至谨慎观念，并非来源于对天命的敬畏和恐惧，而是自我内心的一种需要，一种高度自觉的精神诉求，因此他向往并追求“古之学者为己”的态度。如果说，周代的礼乐文化，以“礼的他律”优胜于殷商巫觋文化的“神的他律”；[9]263那么，《论语》中的仁德思想，则是以“人的自律”优胜于“礼的他律”。简言之，周人崇尚的“德”，仍趋靠于“礼”（义务性的约制），与孔子的“仁”（主动性的追求）之间还存有很大差距。

总地来说，自《周书》至《论语》，谨慎观念在内容上实现了从“天”到“人”、从“群体”到“个体”、从“他律”到“自律”的极大跨越。这种跨越，余英时在谈论“孔子与内向超越的展开”时对此也有论述：

孔子创建“仁礼一体”的新说是内向超越在中国思想史上破天荒之举；它将作为价值之源的超越世界第一次从外在的“天”移入人的内心并取得高度的成功。[11]206

无论是跨越，还是“超越”，它们所要揭示的一个共同命题即是早期儒家（孔子）率先将视野投向“人”及“人的发展”，完成了“理智和个性”的最初醒觉[12]7-15，实为后来者“心性之学”之始点。

四、“谨”、“慎”之文化价值指归

立足于先秦这一特定时期来审视《论语》的谨慎观念，我们会发现，除了“人的发展”这一思想价值之外，其另有更深一层的文化价值指归，即“人的自觉”。早期儒家对“人的自觉”的关注与认识，实优胜于道、墨等诸家。

（一）《老子》、《墨子》、《韩非子》的“谨”、“慎”。《老子》一书中，仅“慎”字出现一次。然而结合其他相关内容，我们大致可以推演出《老子》的谨慎观念。如：“古之善为士者，微眇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其中，“豫兮”、“犹兮”、“俨兮”均与“谨”、“慎”义近，以此来形容“古之善为士者”，可见其“善为士者”之标准。“善为士者”，帛书《老子》乙本又作“善为道者”，[13]272即“善为行道之士”。[14]131于是，怀“谨”、“慎”即为“善为道”之表现，谨慎观念实源于对“道”的阐发。如此可见，《老子》中谨慎观念的最终价值指归是形上意义的“道”。

与《老子》不同，《墨子》中大量使用“谨”、“慎”（“谨”24次，“慎”35次），现仅列句例于下：

1．有家厚，谨祭祀鬼神。

2．今天下之君子，中实将欲遵道利民，本察仁义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慎也。

上列两句中，与“谨”、“慎”相关的有“鬼神”、“君子”、“天之意”。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祭祀鬼神”与“君子”的“遵道利民”，都要秉持“谨”、“慎”，因为这是顺“天之意”。如此说来，可见墨家的“谨”、“慎”，虽作用于现实生活，实质却是源于对“天”、“鬼神”的敬畏。简言之，早期墨家谨慎观念的最终价值指归是上天的意志，即所谓“天志”。

《韩非子》对“谨”、“慎”的阐发主要就现实人事而言。其中，“谨”出现17次，“慎”出现22次，多与人主权势谋略有关，如下：

1．简令谨诛，必尽其罚。

2．参疑之势，乱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

由例可知，“法家之言，皆为君主说法”，[15]89蕴含其中的“谨”、“慎”意识，亦多指示君主的绝对掌控。既然法家将“最高之权力”归于君主，则君权在法家学说里自然成为至高的理论终点。谨慎观念作为一种依附和表现，自然要服膺于君权理论。

（二）《论语》中“谨”、“慎”的文化价值指归。综上所述，《老子》中谨慎观念的最终价值指归是“道”，《墨子》将谨慎观念的文化价值来源归于“天志”，《韩非子》则以君权至上作为谨慎意识发扬的根本动机。深层次地看，道、墨、法三家早期思想中的谨慎观念都是超个体的存在——道家求“谨”、“慎”，是为了尊“道”；墨家求“谨”、“慎”，是为了顺“天”；法家求“谨”、“慎”，是为了主“权”。道家将“人”置于“道”之下，于是“人”成了“道”的施受；墨家将“人”置于“天”之下，于是“人”成了“天”的映衬；法家将“人”置于“法（君）”之下，于是“人”成了“法（君）”的附庸。可见，他们在“人的自觉”这一主题的阐发上是极微薄的。相比之下，《论语》中所表现的谨慎观念，与以上三者则迥然有别，试举例论证，如下：

1．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

2．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

3．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

从句1可看出，早期儒家重视人事，显胜于重视人格天（上帝意志）。这与《墨子》首先肯定“天志”的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句2似乎表明儒、道的共同之处，但需注意的是，老子的“无为而治”秉承“道”；孔子“无为而治”的前提是“恭己”，即自我修养。前者重体认自然，后者重完善自我。这一区别还体现在两家对“圣人”的定义上——“老子所谓‘圣’者，尽人之能事以效天地之行所无事耳”；[16]655而《论语》中则常将“圣人”与“君子”、“圣”与“仁”进行比较，可见其“圣人”多是就高尚道德修养而言。句3一则中，孔子明言“畏天命，畏大人”，似与墨、法两家相仿；然而，孔子的“畏”，并非如墨、法两家所言的“敬畏”，即将其作为信仰和崇拜，而是要求要认识到“天命”、“大人”的存在，不致使自己显得愚妄。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即是此意。如果他和墨家一般无二，就绝不会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言行。

由此可知，早期儒家的谨慎观念乃至整体思想，均立足于对“人”的关注和思考上。而且，正因如此，作为整体之局部的谨慎观念，对儒士的具体实践，即上述的“人之发展”，也产生了良性的反作用力。这一力及其作用，或因《论语》是简单语录体之故，故而描述得十分少且隐蔽。然而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相关论述，或许有助于我们对此的理解：

谨慎的人总是认真地学习以了解他表示要了解的一切东西。

谨慎的人身上的那种坚持不懈的勤奋和俭朴，那种为了将来更遥远但是更为持久的舒适和享受而坚决牺牲眼前的舒适和享受的精神，总是因为公正的旁观者和这个公正的旁观者的代表、即内心的那个人的充分赞同，而得到支持和报答[17]273-276。

认真、勤奋、俭朴的品质和艰苦砥砺的自律精神，几乎都在《论语》中有所呈现，尤其是“那种为了将来更遥远但是更为持久的舒适和享受而坚决牺牲眼前的舒适和享受的精神”，几乎就是孔子一生言行的浓缩写照。

当然，就此证明谨慎观念对早期儒学的重大作用，也许不够有力；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由“事神”到“尊人”之思想演进中，早期儒学家（孔子）由对个体“人”的关注而导引出来的谨慎观念，无疑可以作为对此时期“人敢于依靠个人自身”，并“在自身内部发现了将他提高到自身和世界之上的本原”这一人性之自觉的明朗观照点[12]10。

五、结 论

现就本文论述作以下结论：

（一）《论语》中的“谨”、“慎”，二者字义并不分明，多指言语方面，而最终趋近于内心德性的修养。

（二）《论语》中谨慎观念在附庸于早期儒家思想主体（仁、义、礼）时，实受到牵引和限制的合作用。

（三）先秦时期，在谨慎观念的价值指归上，与道家尊“道”、墨家尚“天”、法家重“君”不同的是，儒家主要侧重于“人的自觉”这一主题。就文化层面而言，它实际上承继和开拓了西周以来的理性精神，率先发现了“个人”及其重要性，推动了人文时代的发展与进步。

虽然《论语》的谨慎观念并不占据儒家早期思想的主体位置，但由于儒家思想自身的紧密和谨慎观念自身突出于人事的特点，使得它的作用无法被忽视。无论是作为修养论上从“谨”（言语规范）到“慎”（内心德性）的具体表征，还是作为文化价值上的“人的自觉”的标示，以及对于整体儒家思想和实践的作用，谨慎观念在那一时期都有且必有其存在的价值。同样，如果将其置于放浪浮夸之风气甚嚣尘上的时下社会，其作用亦必是立竿见影。

[1]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王力.王力古汉语字典[M].北京：中华书局，2012.

[5][法]拉康.无意识中文字的动因或自弗洛伊德以来的理性[C]//褚孝泉，译.拉康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6]李泽厚.论语今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7]伍晓明.《论语》中的“论辩”与孔子对言的态度[J].中国文化研究，2008（春之卷）：41-61.

[8]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9]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10]孔颖达.尚书正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1]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2][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3]尹振环.帛书老子再疏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4]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5]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6]钱钟书.管锥篇：第二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17][苏格兰]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8]王翰.《论语》修身为政思想述评[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3）.

[19]周建标.中庸之道的积极性与局限性[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2（1）.

（责任编辑：郑宗荣）

A Discussion on the Concepts of Caution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nd the Awareness of Human Beings

WANG Dukun
(School of Litera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The Concept of Caution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s only a tiny part of the early thoughts of Confucian. However, it is almost found in the whole system of the early Confucianism and serves to make it a whole. It is also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diment Confucian moral outlook and the theory of self-cultivation. In addition, its “presence”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evolution of moral and civilization makes itself a valuable reference point in terms of the mankind’s cultural awarenes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the Concept of Caution; morality; awareness of human beings

I206.2

A

1009-8135（2015）05-0026-06

2015-06-16

篤篤王（1991-），男，安徽池州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先秦两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