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鑫

（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甘肃兰州 730020）

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认同研究
——以重庆市巫山县邓家土家族乡为例

张太鑫

（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甘肃兰州 730020）

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各民族、各国家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但也带来了一些民族认同危机问题，如民族认同的功利性，国家、民族分裂主义，以及使用某些强制性的手段影响民族认同等。民族认同关系重大，加强正确的民族认同引导，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民族团结教育，促进各民族团结友好发展，才是解决民族认同危机的根本。

现代化；民族认同；认同危机

一、民族认同的界定

“民族”和“民族认同”的概念界定说法不一，且富于争议，对于民族认同的界定，国内外已有很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探究。对“民族认同”进行界定，首先应该了解“民族”及“认同”的含义。

最为我们熟知的当属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在其定义中，将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的四个基本要素。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和界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理论对苏联民族国家体系建立的指导作用具有权威性[2]，而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其他体制下的国家）这个问题还需进一步探究。

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指出：“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说来，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这是我国对“民族”定义的最新阐释，虽然其中一些因素现有民族已不能满足，但此种定义在中国应属最适用、最权威的。世界上不存在从未与“他族”接触过的民族，民族意识在与“他族”互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民族有不同的对象和范围，广义的民族和国家联系在一起，有人主张称为“国族”，如“中华民族”、“法兰西民族”等，而狭义的民族则是指国家内部的民族，一些专家学者也将此称为族群，如“汉族”、“土家族”等。本文要探讨的民族是属后者。

弗洛伊德最早提出“认同”这一术语，在心理学中用以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者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的趋同过程。后来在心理学上一般指个人在社会生活中与某些人联系起来并与其他一些人区分开来的自我意识[3]。而后被引入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形成民族（族群）认同，民族（族群）认同是民族意识的重要部分。民族认同，是将个体定义为某一民族的一份子以区别于其他群体，“本民族个体或群体之间的相互认同是民族自我意识的核心，民族自我意识则构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核心。”[4]在各民族内部产生“自认为”属于某一民族，而后才为社会所接受，形成“被认为”属于某个民族，民族认同是“自认为”和“被认为”的集合体，没有社会的接受和认可，这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难以为继。

二、邓家土家族乡概况及认同现状

（一）邓家土家族乡概况

邓家乡的来历，是因原乡政府所在地有一个邓家坡，当地人几乎都姓邓，故此得名，民国前属湖北省建始县。邓家土家族乡成立于2002年，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属湖北与重庆交界地带。“巫山本身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生产水平低下，属资源丰富的贫困县。”邓家土家族乡可以说是整个巫山县发展状况的一个缩影。全乡辖有池塘村、神树村、伍绪村、楠木村和邓家村共五个村，民族构成只有汉族和土家族两个民族，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邓家土家族乡现有4 225人，总人口中以汉族为主，达2 428人，占57.46%；少数民族人口1 797人，占42.54%[5]2-236。

（二）邓家土家族乡的民族认同

1．邓家土家族乡人口来源

历史上邓家乡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外来移民，如清朝初期的“湖广填四川”国家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人们躲避战乱、逃避抓壮丁和自由通婚等，使很多人迁居到邓家，并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与原住民融合，在语言、服饰、文字、生活习惯、生计方式等方面都相互交叉影响，最终趋于一致，出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谐共生的局面。因此在民族识别和民族划分之前，当地居民未曾意识到民族归属对自身的影响，民族互动相当频繁，民族冲突和矛盾在邓家土家族乡也不曾发生。

2．民族意识的发展

随着民族识别工作的展开，民族划分工作的完成，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扶持力度加强，族群意识有所增强，但是邓家土家族乡仍存在民族认同危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因素都影响着民族意识的发展，这种影响是一把双刃剑，在某种情况下有助于民族认同的增强，但有时也会造成民族认同混乱，出现民族认同危机。

在笔者看来，传统文化与生活的分离是邓家土家族乡居民民族认同危机产生的最重要因素。下文将详细分析邓家乡出现民族认同危机的影响因素。

（1）传统信仰与习俗的弱化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是对各地风俗习惯差异性最好的表述，风俗习惯直接反映出当地社会群体的经济文化面貌。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过去和未来，但目前的邓家土家族乡的土家族村民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已经淡忘了本民族的传统习俗，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已经濒临消亡，在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已几乎看不到土家族传统文化的痕迹。邓家土家族乡的土家族与汉族之间的长期共同生活，很多传统习俗方面己渐渐趋同，比如服饰、丧葬、语言等，还有一些传统信仰和习俗也有所弱化。

白虎图腾是土家族的标志性信仰之一，相传土家族先祖是巴人务相，被推举为五姓部落首领，成为“廪君”。廪君率族人沿夷水（今清江）迁徙至盐阳，射杀盐水神女，定居下来，以夷城（今湖北恩施）为都城建立巴国，从此土家族人在此定居，后来廪君去世，魂魄化为白虎升天[4]。在邓家乡的调查中，很多人已不知道白虎图腾的来历，只是说以前父辈人崇拜它，所以后人也跟着信奉。

土家族婚俗是较有代表性的土家族文化之一，其中哭嫁是土家族人结婚的独特习俗。据当地人介绍，10年前的婚礼，还存在许多古老习俗，如“哭嫁”“坐十姊妹”“插画”“开脸”等，如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经济水平的提高，现代化婚姻习俗进入邓家土家族乡，越来越多的人更愿意接受现代婚俗，原有的仪式大大简化，特别是新一代的年轻人，在外面精彩世界感受新思想、新方式，潜移默化，许多风俗难以为继，脱离了文化中心的边缘文化逐渐被他族文化所同化。

（2）地理因素的限制

巫山县属四川盆地边缘山地，位于大巴山和鄂西山接壤地带。大巴山屏于西北，七曜山亘于中部，巫山环于西南，在大巴山和巫山两山之间，全县地势西北高，中间低。邓家土家族乡在巫山县的东南方，以山地为主，山高坡陡，地形复杂，沟壑纵横。海拔高度在580～1 890米之间，平均海拔1 550米。地处偏僻，“北距巫山县城127公里，距长江52公里；东距湖北省巴东县89公里，南距湖北省建始县67公里”。[5]由于邓家土家族乡处于重庆市与湖北省的交界地带，且地理环境较为复杂，距离城市较远，交通不便，以致整个邓家乡没有集市，没有完整超市等便于生活购物的场所，各村村民生活购物较为困难，有很多年纪大的村民从来没有走出过邓家乡。身处大山深处的邓家土家族乡，通往各处的交通极其不便，全乡只有一条交通主干道，从乡政府到各个村之间大部分的路还未修缮完整，有些村社尚未通公路，各村通往乡政府的村级道路大部分是简单的石子路，坑洼不平，路势险要，人们出行主要依靠摩托车或步行。这样的地形地势大大的限制了邓家乡居民同外界的联系，而占少数的土家族人更是“背井离乡”。首先是离开了土家族文化的背景，使得大多土家族人忘记了原有的文化和生活习俗，而外地的土家族文化成分也难以进入；其次在与比例较大的汉族杂居过程中，受汉文化影响深重，原有文化消失殆尽。地理位置的限制使邓家土家族乡接触不到其他土家族文化，只能逐步被汉族文化所同化，逐渐自认为或被认为是汉族。

（3）民族划分过程中的遗留问题造成的民族认同危机

邓家土家族乡成立于2002年，在成立之前，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的民族识别和划分工作存在的某些不足影响到了当地人对自己族属的认同。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许多当地人自称并非土家族人，而是汉族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首先，被划分为土家族人的当地人原本是土家人，而后在与汉族人互动过程中受汉族文化的影响，风俗习性、生活习惯也完全和汉族无异，自认为或被认为汉族人。其次，被划分为土家族人的当地人原本是汉族人，在民族识别过程中将其划为土家族，或者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将自身的民族成分由汉族改为土家族，这样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再次，在调查中我们还了解到，存在有新生年轻一代户口与父辈户口不一样的的情况，即大多表现为父辈的户口上为汉族，而晚辈的户口上则为土家族。民族成分划分与民族识别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发展和利益的实现，同时也与民族成员生活密切相关。以上民族划分中的遗留问题及利益的驱使，对当地土家族人的民族认同产生了深重的影响，严格户籍管理制度和程序，是解决民族认同危机的重要步骤。

三、对民族认同的思考

民族认同关系到民族的发展。在民族认同中，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少数民族文化既能通过现代科技或方式保留下来，也能通过现代化实现更好的发展。但受他族文化影响后的“变异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在此过程中，少数民族容易被外界影响，原有文化、风俗、社会结构产生变化，进而在民族认同方面逐渐变得模糊，出现民族认同危机。为此全国各地成立了多个民族乡、民族自治县和民族地区，试图将少数民族整合在一起，防止本民族被外来文化所吞噬。强化民族意识，有计划地使用经济、政治、政策等方式加强本民族整合，增强民族认同是解决民族认同危机的重要手段。然而，在此整合过程中的某些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须引导民族认同朝着民族团结友好发展的正确方向前进。

（一）避免功利性民族认同

目前，在民族认同研究中，学者对于“人们是如何认同自己的文化和族群”这个问题的解释较有影响的有两种：原生论和工具论。原生论的主要观点是：族群认同是以情感联系为来源的，这种情感纽带是“原生的”，甚至是“自然的”，如文化、风俗、地域等方面。而工具论则认为：族群认同是为达到某种特定目的而产生的，是族群以个体或群体的标准特定场景的策略性反应，是在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权益的竞争中使用的一种工具[6]。在现代化过程中，民族认同的发展受原生性因素影响逐渐减小，而在国家政策的成功实施及土家族民族自身既得利益的影响下，民族认同中的工具性因素增加，使土家族民族认同不断增强。土家族人通过各种途径强调民族认同，把土家族身份作为获取利益的有效手段。而在工具性因素影响不断增加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到：在增强民族认同的同时，是否有个别地方为取得更大的利益而虚构民族成分，使用“利益诱导”或“文化重构”（指原有土家族文化消失后借他地文化使本地文化极力向土家族文化靠拢）等方式将原本为非少数民族的成员修改为少数民族户籍，产生的某种民族认同都是以自身利益或某种目的为出发点。从自身利益出发固然无可非议，但民族认同更应该是基于对本民族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等方面的认同，尽量避免带有功利性的民族认同来决定民族的发展[7]。

（二）反对使用强制性手段影响民族认同

民族认同研究中，原生性因素虽然大大减弱，但我们不可否认原生性因素和工具性因素共同决定着民族认同，原生性因素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而，当地政府在民族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杜绝使用强制性的手段来影响民族形成的原生性因素，如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和信仰等。在我们调查的邓家土家族乡五个村中，未曾发现有一个寺庙或是土地庙等表达土家族信仰的标志性建筑。从村民口中了解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寺庙等建筑都被强制性拆除，至今未有相关的恢复。虽然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并不知道所有的寺庙是否都是当地土家族所信仰的，但在邓家乡这个大环境中，寺庙的拆除必定影响到了邓家乡土家族人的信仰活动。对信仰活动的限制必定会影响当地土家族人的认同感和民族情感，信仰自由也是民族健康发展的可靠保障。在此举出这个例子旨在说明，使用强制性的手段对民族文化和习俗施加影响必定会影响到少数民族居民的生活，长此以往将会对本民族认识的模糊，民族认同感下降将是必然结果。

（三）拒绝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分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必须是在认同中国——这个独立的多民族国家——的前提下存在和发展，民族认同必须与国家认同牢牢联系在一起，任何组织或个人使用任何手段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分离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必须予以坚决打击。在现代化的推动下，社会日益流动化、复杂化、科层化、理性化和异化，使得“同一性”和“认同感”问题在现在“面临失败的条件”[8]55。虽然本文中调查地点并未出现上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分离的情况，但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对于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地区发展不平衡，各民族之间发展差距较大，必须加强对此问题的重视，防范于未然。协调发展各民族经济，保障各民族利益，做好民族认同教育、国家认同教育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四、结 语

现代化势不可挡，在民族发展过程中，不能以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为由而拒绝现代化浪潮。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发展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在现代民族交往互动过程中，民族认同感时刻发生变化。民族认同危机的产生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认同危机的解决过程中出现功利性、强制性、以及与国家认同相分离的现象。民族工作解决民族认同危机的同时，也须注意解决过程中的方式、方法，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结合，引导各民族团结友好发展，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1][苏]斯大林.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M].曹葆华，毛岸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

[2]邓思胜，王菊.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对中国的民族识别影响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10（1）：16-20.

[3]艾丽曼.文化变迁下族群认同的多重表述——以青海省河南蒙古自治县的蒙古族为例[J].西北民族研究，2008（3）：61-66.

[4]何叔涛.民族过程中的同化与认同[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1）：44-48.

[5]滕新才，曾毅.重庆民族乡概况丛书·邓家土家族乡[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

[6]和少英.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本体论”问题[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17-24.

[7]杨洪贵.澳大利亚民族认同初探[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6（6）：112-115.

[8][加拿大]查尔斯·泰勒.现代性之隐忧[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朱 丹）

A Study on the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Ag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Deng Village of Tujia Minority in Wushan County of Chongqing

ZHANG Taixin
(Ethnology Institut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

The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has brought about plentiful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countries and nations, but the problems of ethics identification have arisen: utility trend, national and ethic separatism, mandatory devices in it. It is so vital that the right guidance in ethic identification,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ethics unification and enhancing the friendship and development of all ethics are fundamental to solve the crisis of ethics identification.

modernization; ethnic identification; identification crises

C956

A

1009-8135（2015）05-0022-04

2015-06-25

张太鑫（1991-），男，四川绵阳人，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硕士，主要研究民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