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辉

一、唐代五都交通圈的内涵

都市圈研究是近年来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关中本位论”则是唐史学界的著名论断。本文借鉴国内外区域经济学的“核心区—边缘区理论”[1]137－151以及唐史学界的“北朝隋唐关陇核心区理论”[2]147－176，考察唐代都市、交通和文学的关系，提出唐代五都交通圈之说，并就其和唐代文学的关系与存在的意义加以论证。

五都即长安、洛阳、太原、成都、江陵等五座唐代建过都的城市，五都交通圈即由上述五城及其周边地区构成的文人活动圈。就来历而言，它是对现代都市圈概念的借用，是从文学角度对都市、交通、文学之关系的一种把握。[3]从性质上说，它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依靠业界关系而存在的文人交际圈，而是一个功能地域概念，一个诠释唐代文学生产和文学传播之规律的新视角。其提出主要是着眼于唐代不同地域在地理空间的连续性、文学功能的差异性、文人行旅的规律性，并考虑到唐代不同地域的区位优势和互补功能。基于以上考虑，若以都市为支点，交通为联接，文学为结晶，我们就可建构出这样一个圈。

这个圈是以现代交通圈为参照系提出的。现代都市交通圈能够加强中心城市对周围的辐射，维持中心区域的活力。得益于交通网的力量，它还能促使单一性的中心城市朝着多向度发展。对于五都交通圈而言同样如此。不仅首都长安对其他几个陪都的文学有拉动，对圈外的次生区域文学也有促进。它与现代交通圈的关系，在似与不似之间。从表现形态上说，它是一种社会发展与文学发展共生的现象，和现代的都市圈不无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它不像现代都市圈那样，是一个由若干大城市组成的跨越政区的经济区域带，外观上也不表现为大片街区相连，消灭了城乡的景观差别，动辄聚居数千万人口;而是一个隐性的历史存在，其隐性主要体现在都市、交通对于文人活动和文学发展的作用是隐性的。这种作用，潜藏在唐代社会及文人生活之中，可以把握，难于描述。尽管唐代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圈，但从唐代都城位置、城市布局、交通网络、文人行旅的关系看，从唐文人的行旅规律和活动范围看，则确实存在这么一个圈。它有区域性中心城市作标志，有城市间的交通路线为联接，有文人作主体。界限大体明确，构架基本稳定，构成要素清晰，文学意义重大。

决定其形成的关键原因，首先是都城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优越性。首都长安为文人提供了实现人生抱负的理想平台，使得他们入京求名;只要功业未成，追求就不会终止。而将文人与城市联接的，则是唐廷实施的科举、铨选、命官、流贬制度。这几项制度都有遣发和聚拢文人的功能，可以使得成百上千文士出入京师，辗转江湖。这样，通过文人这个主体，都市、交通、文学就结合起来。

其次是在上述制度规范下文人远行的制度化特点。举子进京赶考、地方官赴京铨选、刺史到州郡赴任、郎官奉使地方、御史按狱州县，其行期都是制度化的，有规定的。行程路线方向则受制于当时的城市布局和交通网络，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总是沿着南北东西的几条主要交通路线行走，总要经过若干座都会，运动的轨迹总在乡村—都会—京城之间，诗歌创作分布也与交通路线走向大体一致，文学活动主要是在此间进行。在改朝换代以前，大的运动方向和活动规律始终未变，所谓五都交通圈就是基于以上原因形成的。从本质上说，它是国家权力和政治制度、唐代交通与唐代文学的共生产物，具有政治内涵和文化内涵;不能仅从文学角度出发孤立看待，而应将其纳入到更宽广的历史脉络中，做综合的动态的考量。而都城的政治文化优势，城市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及由此而激发出的士人思京恋阙心态，则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几大关键。[4]3－10

二、唐代五都交通圈的空间结构、交通网络和城市布局

五都交通圈作为一个唐代文人交通圈，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点—圈—线”的空间布局和结构特征十分突出。“点”指圈内的中心城市，“线”指城市间的交通道路。“圈”有两个。一是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两京地区，为五都交通圈的第一层级。就其地位、作用而言，可以称为核心区。圈内城镇布局均衡，空间紧凑，道路纵横，烽燧、镇戍密集排列，候馆客店鳞次栉比，一看就知道是国家的重地。二是从它的外缘到中原的边缘，以成都、江陵、凉州、太原四个陪都为四角而形成一个大圈，刚好把唐代的主要区域框定出来，可称边缘区、外围区或次核心区。它是五都交通圈的第二层级，内联京畿，外接四裔，几座外形孤立的城市，通过几条水陆道路，与地方上的大片经济文化落后区连成一体。组织方式上表现为若干个经济文化水平较高、人口较密的地域性都会，连带一大片人口稀少、面貌原始的农村荒野。都市与农村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二者长期维持低水平的经济文化互补和平衡。边缘区之外，是中原文化的影响区，即周边少数民族聚居区。此为五都交通圈的第三个层级，范围更广阔，城镇更稀疏，人口更寡少，社会更落后。三个层级，自内而外梯次布列，互相衔接，层次分明。而且它们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有联系、递相影响的。核心区作为一个优先发展起来的文学地域，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对不发达的外围地区在文学上发生一种涓滴作用，慢慢影响和带动它的发展，改变区内区外文学不均衡的发展状态，缩小区域间文学水平的差距。边缘区与影响区之间，还有面积广阔的过渡性缓冲地带，二者的分界也是较大的城市:京城西北是凉州、鄯州，东北是太原、幽州，正北是丰州、胜州及三受降城，西南是成都，正东是兖州。越过这些分界再往外走，则须凭借外界的推力，而非内生的动力。因为无论往哪个方向，前方都居民稀少，风俗民情异于中原。由于地域僻远，没有区位优势，其发展主要又不是靠本地资源的积累，而是外界的政策刺激。具体说，是朝廷的制度建置，例如设节度观察使、建立幕府、招引文士、流贬官员等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带来资源的聚集和区域的发展，否则只能是长期不变。

其次，五都之间，有若干条重要驿路为联接，共同组成一个巨型交通网，覆盖大半个中国。若对其加以简述，则是以联接长安、洛阳的两京大道为枢纽，以汴州和凤翔作为枢轴的两端，以太原、幽州、凉州、成都、襄阳、荆州、扬州、广州等区域性中心城市作为伸向四裔的轴端，通过这个交通架构来对国家的辖区实施有效统治。像这样，由此两轴端四方伸展，就可以形成交通网络:东北经太原、幽州可以达于辽东、渤海;西北由凉州、西州可通葱岭;北疆由灵州北行，逾沙碛，可通铁勒、回鹘;往南经兴元、成都，过石门、青溪二道，可以到达南诏、安南乃至更南诸国。

最后，圈内城镇多建在南北东西的道路沿线，自京城向四方散射，组成一个分布不规则的扇面。

城镇的地域分布上内密外疏，北多南少。关内、河南、河东城镇、馆驿、道路、人口密集，区外则渐稀。至成都、江陵、凉州、幽州等地的外缘，村镇道路馆驿更稀少，甚至只有荒馆破庙、县道村路。没有国家级的驿路，社会面貌异于内地。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旧有的格局也在逐渐改变，这从以下几点即可看出。

(一)开元年间因山河形便而置的十五道采访使治所，京畿、关内、都畿三道分治于京师、东都城内，此外各道分别治汴、蒲、魏、鄯、襄、梁、益、扬、苏、洪、黔、广。其中北方七个，南方八个。天宝年间十节度、经略使，北方八个，南方二个，布防重点在北方边境。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四十七个元和方镇，则北方二十五个，南方二十二个，差距明显缩小，且多数在东中部，东南内陆新增尤多。这种城市布点的调整、侧重点的南倾，对缩小南北差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在中晚唐很多文献中都得到了明显的反映。

(二)据《旧唐书·地理志》，武德、贞观年间所置都督府，北方十六个，南方十四个。到景云二年置二十四都督府，就变成北方十个，南方十四个;扬、益、荆、并四大都督府是重中之重，可四个之中，有三个在南方[5]卷六十八，1192－1194开元十八年玄宗所置边要州，为扬、益、幽、潞、荆、秦、夏、汴、澧、广、桂、安十二个，[5]卷二十四，460其分布与上述都督府大体一致，且南方要州占去七个，多于北方。

(三)天宝年间十万户州，在黄河流域者为长安、洛阳、汴州、曹州，河北有相、魏、贝、冀、沧、瀛六州，河东有并州。长江流域则有益、宣、润、常、苏、婺六州。扬州虽然户口仅有七万余，[6]227－232但是地位重要，在唐中后期与益州齐名，时称“扬一益二”，为长江上下游两大经济都会。

基于以上事实，我们就可归纳出这个圈在交通地理上和文学上的几大特点。

第一，无论从都市、交通还是文学上看，都是北重南轻。文化上北方对南方的优势更明显，南北文化交流主要将是强势的北方文化的南输，南方文化对北方文化的受容。文学上同样如此。直至唐末五代，这种不均衡、不对等的局面仍在继续。

第二，城市分布虽然仍是以黄河中上游为重心，但是出于开拓疆域的需要，照顾了沿边地区，在此设置军政中心，显示出积极进取的态势。玄宗朝所置十节度、经略使，在沿边的居多，边境所置都督府也多。到盛唐，西北、华北出现了凉、鄯、灵、泾、丰、云、幽、营州等著名的边疆城市，吸引大批文人出塞游边，踪迹远至回中、漠北、碛西。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说明政治格局、城市布局的变化已经敏感地反映到文学上来，也说明国家对东北、河陇朔方、西域、岭南、黔中等地的重视和开发都是前所未有的。

第三，城市有自西向东、由北到南扩展的趋势。成都、江陵在肃宗朝被立为陪都，长江流域出现人户集中的城市，南北都督府的数量相对平衡，安史之乱以后南方方镇使府数量剧增，都能说明这一趋势。这一变化与唐代人口迁移的趋势也是一致的。早在唐前期，大量的逃户和俘虏就由东畿、剑南等人稠地狭之地迁向河南、淮南、江南等宽乡。[7]安史之乱又加速了人口的南移。数十年以后，南北人口的比例就大变。天宝时，南方八道与北方七道人口比例为四比五;至元和间，这一形势已经逆转为南多于北。南北人口分布的密度差距缩小，岭南、黔中、江西、山南一些地广人稀的地区，人口大增。山南东道襄州，天宝户口不到8万，元和户口却达10.7万，江陵在唐僖宗朝户口更达 30余万。[6]P245人口的增殖促进了南方的开发，带动了城市的兴起，使得南北城市分布趋于均匀。[8]

纵观全国，重要城市自北向南梯次布列，呈西北—东南带状分布;东北—西南沿线人户较稀，名城较少。这种布局对文学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下文将就此详述。

三、唐代五都交通圈的文学效应

五都交通圈作为一个文学研究的功能地域，给唐代文学带来了一系列的促进效应。

第一，有助于奠定唐代文学的开放格局和粗犷雄壮风格。从地域、时代和文学的关系来看，唐文学的雄壮风格既植根于关陇风土的粗犷气质，也是缘于都城定位和城市布局。正是这一因素决定了唐文人的活动半径，划分出地缘政治和文学的中心和边缘。定都关中，而以洛阳、太原为陪都。文人生活于此，为此方风土所浸染，其文学自会带上一股西北黄土地的气息，以及朔漠之地所特有的悲凉厚朴浑茫之气，而不会有孕育于东南之地的六朝文学的那种温清秀润之气。国都建在西北内陆，本身取的就是一种强悍姿态，战略上可攻可守，居于有利的地位。文人感于国之伟力，吟诗作文自有一种其他朝代文学难以比方的宏大气韵。文人入京应举参选，时常乘暇出游京西京北。而一旦出京西行北走，不数百里就能看到沿边的烽塞镇戍，听到军营的鼓角悲鸣，看到“云边雁断”“陇上羊归”，感到“塞下秋来风景异”，对于边政和边事都会比较关注，这就为边塞诗的创作做了必要准备，说明文人的边塞游历能够影响到诗的题材内容、意境风格。像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9]卷一九九，2051王维《使至塞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9]卷一二六，1279诗情如此奇壮，要说与都城定位和城市布局完全无关，是不合理的。再转过来从南方角度看，关陇地处黄河上游，对于东南腹地向来是取一种俯瞰姿态和临制态势，使得北上关中的文人对它都会产生一种仰视心理。离京远行，都有一种眷顾和瞻恋心态。这很值得注意，说明政治优势和地理优势能够影响到文人心态及诗文风格。

第二，将文人从四方吸引到京城，然后又自京都遣往四方，造成文学的“聚集—扩散”效应。聚集效应主要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国家的政治制度，二是京城拥有的各种优势，对文人流向都有规导性，使得他们争相到圈内生活和为官，害怕到江岭以南为官，以为如此不仅埋没自己，而且辱没家族。在这种心态作用下，多数文人都聚集到京畿，京城文学的影响增大，活动密集，创作频繁，作品产出量大，并对京外次要区域的文学发展造成冲击。圈内圈外的文学形成强烈反差，四远边陲都变得可怕，文人踪迹罕至。旧籍如《太平广记》卷一五三引《感定录》、《唐语林》卷六、《旧唐书》卷一三五《韦执谊传》、《册府元龟》卷九五一所记韦执谊怕见《崖州图》的故事，反映的正是这一心理。

扩散效应则指文人和文学的影响力由京畿而扩散到四方。主要成因，一是朝廷的用人制度都是强制性的，主要用于官员任命和派遣，对象、方向、区域都是官方确定，不由个人。二是国运和时局因素。国家强盛，时局平稳，文人就聚于京城，京畿的文学水平随之抬升。国势衰败，时局危乱，文人就分散四方，京畿对文人的吸引力减退。这则是一种趋利避害行为，是文人的主动选择。扩散的方向主要在大陆东部和南方各省。西南是成都以东，东南沿海是三吴两浙，这里经济文化发达，文人乐于游处。自此往南，可达福建南缘。湖北、江西方向也是止步于边缘区的分界，荆、鄂、江州一线。过此南行，则要过洞庭，上湘江，进入今湖南腹地，或是取道江州、洪州，经由吉、虔二州过岭了。其时要走这条路的，不是地方官和使客，就是左降官、流人和避难客游的文士。自台省而来的州郡官，部分人本身就是因为在任表现不佳而被朝廷沙汰，出官之际，自有一种受压被弃之感。左降官与流人命运就更加悲苦。自衡阳南行过岭，则意味着跨入南荒，心态顿异。宋之问《度大庾岭》:“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9]卷五二，641张说《喜度岭》:“宁知瘴疠地，生入帝皇州……见花便独笑，看草即忘忧。”[9]卷八八，976把这种经行不同地域的心灵感应生动述说出来，差别显著。总之，无论什么地区，只要不在五都圈内，就不是文人心中的理想地带。圈内圈外，同时具有两种相反的力量作用于文人和文学;尽管表现不同，但在重内轻外、望京恋阙这一点上始终是相通的。

第三，导致文学地域格局的调整，改变了六朝文学以东南为重、西北为轻的不平衡格局，填补了西北和西南区域文学的空白。关陇地区在秦及西汉本来是全国的中心和文学的高水平区域。但是东汉以后都城即从关中迁出，魏晋南北朝这里又持续动乱，文学陷入长久的低落，直到南北朝末局面才渐有起色，一改旧观。唐代定都关中，各地的主要驿路都指向关中，重要的大城市也都是以此为中心，所以文学资源也逐渐聚集到这里。这说明，都城位置、城市格局和交通网络三者都是不能轻易改变的常量。一经确定，文人的流向也就随之改变，在较长时间内可以保证一定的人员和物资流量。百年以后，从前那种重东南、轻西北的格局就会发生改变，一变为西北为重，东南为轻;作家的数量、诗文的产出量都是以距京的远近为转移的:京城所在的关中，文学的份量最重;首都以外的次核心区次之;离京最远的湖南、岭南最次。山南、剑南、陇右、商洛等地，在先唐诗文中还很少见到踪影，到了唐代，却变成文人游望的重地，在诗文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反倒是东晋南朝的三吴两浙，在初唐诗文中难见踪影，直到中唐才渐变于前。总之，凡是唐以前写得少的地方，唐诗对它的反映都趋于深细。以山南、剑南而论，北自渭源，南至邛崃，西起嘉陵江，东到伏牛山，都有人写到。这里群山毗连，危峰险栈，深谷寒涛，地貌奇特，稀见动植物尤多，对文人极有吸引力。深入其中探索，本来可以获得极好的素材，但唐以前的山水行旅诗却极少写到。拿起诗笔来再现它的壮美，主要始于唐。从隋末唐初的陈子良、卢照邻到盛唐张说、岑参，中唐李绅、元稹、武元衡，再到晚唐薛逢、雍陶、李洞，五代罗隐、刘兼，都有诗作，诗笔生动，境界神奇，是其诗集中的亮点。岑参、李绅所作的某些诗，还是用的歌行体，以七言长篇纪行，奇情壮采，特色尤著。唐以前，长安以南地区都在西魏北周境内，经济文化落后，文学长期低落(作家数量少、作品少)，诗歌的表现领域局限在京城台阁，还没有哪一位诗人将文学的触角伸到川陕交通诸多谷道，直到唐代才一改旧观。带来改变的主要原因在于山南、剑南在地理位置上毗邻关辅，文学上较易承受来自都城的辐射和影响。兴元、襄阳、荆州等地就是在两京的带动下获得较大发展的。这些地方今天虽然久已衰落，但在唐代却是国之重地，其最高军政长官节度使例由宰相出任。即使是金州、邓州这样的名不彰闻的小城市，在唐代也甚有影响。很多文人，或是路过，或因逃难，或因出使，或因为官，或因赶考，或因赴选，纷纷来到这里，和当地的文学结缘，给当地烙上很深的唐代印记;部分人后来甚至变客为主，成为当地文学的主力军。直到今天，宋元地志中还保留着若干相关记载，能够印证上面所说的变化。

京城西北面的变化同样很大。这里因为近京，也常有文人出游，多被纳入文学视野。传统的边塞文学因此在初盛唐即焕发出空前活力。模拟因袭痕迹浓重的六朝体格的边塞诗，在初唐也放出异彩，一改泛咏夸张虚构的旧观，变成以边塞生活经历为主、借助典型化的艺术手段，对边塞、征戍、行旅作不同的艺术表现，诗情各异，吸引读者。而自中晚唐起至于五代末，接二连三的社会变动再次造成边塞文学的变局。此间，随着科举、铨选制度的推行，形成了大批的落第举子和落选官员。两个人群都数量巨大，找不到出路，面临生存危机。进取受挫，有时就会到散布于京西、京北广大地区的诸多军镇去寻找靠山。其中出游边境的举子、进士，入佐边幕、出使边地的官员尤为多见;往游的地域，主要就是京西的凤翔陇右、邠宁、泾原、朔方以及关内道中、北部的鄜坊、夏绥、丰州、振武等军镇。今《全唐诗》中数以百计的边塞游历诗作，即是出自他们之手。他们与原来就在西北、华北沿边活动的僧侣、道士群体汇合，组成新的边塞文学创作队伍，创作出大量游边、使边诗及各种记述文。这则是因为都城近边而带来新的文学效应——造成一批行走于国家和文学边缘的作家，催生出新的题材和文体，丛生于文学的边缘。行记和边塞行旅诗是其中有特色的两类。行记主要写僧人、文臣在这一带的巡礼求法道途经见，边游诗记其在幽州、太原、陇南、河西、京北的行程见闻，其内容和艺术面貌都迥异于此前以王维、王昌龄等盛唐诗人为代表的以想象抒情为主的边塞诗，尽管不很正宗，却都自具机杼。这两类作者都没有显赫的地位，在社会的边缘生活。这种边缘化生存状态投射到作品中，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体样式的边缘化。僧侣、使臣写作的边地游历旅行传记相对于常见的史传，僧人及寒士边游诗相对于主流的边塞诗，都是一种偏离和变异、一个旁支和变种，都不占文学的主流。二是作品内容和人物形象的边缘化。其行旅文学的内容涉及历史宗教、人口民族、科举铨选、交通城市、风俗习惯、山川地貌、气候水文、动物植物等诸多领域，人物多落第的举子、落选的选人、恬退的僧侣，形象灰暗而卑微，境界总在西北朔漠、中亚西域等旷远之地，所写莫不透出强烈的边缘色彩或异域情调。然而，正是由于其对主流文学的上述悖异，使得他们不被人们了解和接受，不仅在古代备受冷漠，在今天也是时代和环境的“孤儿”:由于内容过于质实，缺乏生动形象的文学特性，长期以来人们都不了解不关注、不理解它，更谈不上喜爱，只能处于自生自灭状态。这种文学，借用今人话语来说，也是一种边缘写作，然而却不像今天自我标榜的边缘作家(所谓“边缘”仅仅是作者求名的一种策略，口头上说是边缘边际，心里却很不甘于被边缘化)。由于这些人群的存在，遂形成多个边缘写作群体和边缘文学景观。其写作在满足读者好奇心的同时，还会激起人们深长的思考。用历史和文学的眼光对其作深入的解析，确有必要。特别是在当今唐代文学研究日见深入却又难有突破的大背景下，我们尤其需要针对此类文学现象做深入的考察和辨析，不能再用老眼光看待它们。

而且，边塞行旅诗和旅行传记这两种文学样式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互有关联的:它们在晋唐间都经历了盛极而衰的历程;内容都关系到西北边疆地理、民族、历史和宗教;都是记交通行旅，与此间交通的拓展、地理的变化都有关，更与此间史传文学和诗歌创作的盛衰相关。再则晋唐行记和边游诗在出游路线和经行地域、所写人物事迹、题材主题、思想内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上，也是部分重合、互相叠映的。这显示，这两种文学创作面临着相近的文学生态，可以据此做共通性、历时性的考察。这些因素的加入既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也增强了研究的价值，显示其将有较大的学术空间。只要深入探研，就能有所发现。

不仅西北沿边文学变化巨大，南方的荆湘江左等地，文学的变化同样显著。在中原文化的渗透下，不仅南方乡土作家的成长加快，数量增加，水平提高;外地作家也纷纷南来，将两京的文坛风会带到这里。交流的方式包括命官、出使、置幕、贬官或者举子下第、选人落选而客游，无论何种行旅都是文化交流，都能影响到当地文学。其时湖南、荆夔、黔中、江西使幕，就时常看到这种不同地域的文人聚合、风气推移。这种文学生态的改变，部分原因也是因为靠近成都、江陵，故文学亦能得中州清淑之气。

第四，带来城市文学的崛起。城市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凭借。越是文明的城市，发展文学的条件越好。乡土作家入仕升官、移居城市以后，其文学的内容和情调都会有相应的变化。一方面，因为长期客居异乡，都怀有浓重的乡土情结，因此常在诗篇中望乡恋土，展现凄苦的心灵世界;其所赋之诗，读起来类似异乡客的喃喃自语、深情独白，写得好的甚至感人肺腑。由于作者来自多个群体，作品含有多种成分，这就使得都市文学的成分变得复杂。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因公因私，纷纷自都会出发，在四方跋涉中继续表现异乡的山水，在旅行作品中渗入异质，给行旅文学带来异彩，也给都市文学带来泥土味。尤其是京城长安，因为距家遥远，应举落第以后，铨选被黜之际，部分人就在京租房住下。久而久之，形成了所谓客京族，类似今天的“北漂”。他们都非京城人氏，没有事业支撑，没有经济来源，对于京城没有认同感，更多的是爱恨交加。为了前途和生计，甘心忍受困苦。平时穷居陋巷，受气受辱;回到住所，唯一的慰藉就是亲人和家园。不仅首都长安，洛阳、太原、扬州、成都也都是文人聚散的地域中心，也不乏这样的人氏。从这一角度来看，都市也是唐代文学家成长的摇篮。正是由于建都使得这些城市地位抬升，又因各种资源积聚而更加出名。

第五，带来诗歌创作的条块化分割和一体化效应。条块化分割是因为五都交通圈是由五个都市组成的，覆盖不同的区域。三点成一面，取其中的任何一组三个城市，都可以组成文人行旅的三角形;合而观之，就是多个唐代文人行旅的三角，可以为各地文人出行提供多种选择。而实际上，受制于文人行旅的区域性，五都交通圈内的诗歌创作，在地域分布上也自然地分成若干个三角形。多个三角形互相叠加的部分，就是关陇地区，唐代文学的核心区域。每个三角形都是呈现条块形状，三点相连，即可构成一个区域性的文人行旅圈，在交通上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地域文学特色上具有差异性。一体化则是由于唐代是个统一国家，文人行旅并未限于一地，而是跨越分野，遍及四方。这样一来，地域上的差异性就反而不是一种劣势，而是一种值得珍视、应予保持的特色和优势，可以带来不同区域文人和文学的优势互补，好处是明显的。城市布局和交通网络既然是开放型的，文人出游也就势必打破地域分隔，彼此渗透，互相融通。这样维持一段时间的交流渗透之后，诗文的地域差别和诗人的个性差异必然随之淡化，创作上互相接近，形成比较整一的时代风格，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作者简介:李德辉，湖南汩罗人，文学博士，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基地教授。)

[1]李鸿宾.再论长城区域在唐史研究中的位置.∥严耀中主编.唐代国家与地域社会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2]王德权.“核心集团与核心区”理论的探讨——关于古代中国国家权力形成的一点思考.“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06(25).

[3]董晓峰等.都市圈理论发展研究.地球科学进展，2005(10).

[4]荣新江.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5]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

[6]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7]翁俊雄.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北京:首都师大出版社，1995.

[8]周振鹤.唐代安史之乱和北方人民的南迁.中华文史论丛，1987(2－3).